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10篇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其积怨之深，误解之重，时至今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极大地妨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因此，公正、全面、科学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对于开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

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

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其积怨之深，误解之重，时至今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极大地妨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因此，公正、全面、科学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对于开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首先，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其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中。《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促进了政治运动的成功发展，决定性地改善了男女劳动者的生活，为塑造20世纪的面貌作出了贡献。”[1]（第3页）宣言在肯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2]（第7页）这些价值追求指导着社会党人既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又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而社会党人的任务与目的，就是“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一切法律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2](第7页)可见，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价值理想和在实践中推行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但他们的改良政策对资本主义稳定、和平、持续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充满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发育成熟。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作为价值目标。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党国际把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而进行的传统斗争同执著地致力于和平、环境保护与南方的发展相结合。”[1]（第5页）“社会民主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的国际运动。它的目标是赢得一个和平的世界。在那里，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得到增进，个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在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得到保护。”[1]（第5页）他们坚信，“个人权利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根本意义。民主与人权也是人民权利的实质，是人民对长期以来统治着他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的手段。”[1]（第7页）并认为“摆脱专制与独裁政府的自由至关重要。这是各国人民与各国社会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世界——一个民主地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世界——的前提条件。”[1]（第7页）因此，他们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当前时代最高任务。“社会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2]（第9页）再次，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党国际重申它的基本信念。它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从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已急剧变化，社会主义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实现它始终坚持的那些原则和政治义务。”“今日社会民主主义仍以它形成时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但是，对这些价值观念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既吸取过去的经验，又展望未来。”[1]（第14页）“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1]（第270页）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政治民主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每一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列。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代表。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面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2]（第4页）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是要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做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社会党主张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人与财产的合理分配。在“计划”与“公有制”的关系上，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公有制”只是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不具有战胜和代替私有制的那种革命意义。“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2]（第6页）总之，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民主是要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国际民主反映了社会党的国际政策。社会党并不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在其自身的有限空间，它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到世界的所有地方去；为此，它提出了相应的国际政策及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维护和平与集体安全，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认为联合国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要求促进广大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种种误解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党国际成立后，他们甚至把搞垮共产主义作为与批判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价值追求。认为，“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1]（第17页）因此，“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1]（第17-18页）而共产主义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充满了敌视和种种误解。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3]；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点滴改良，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4]；一般都把社会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3]。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由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反对多元性，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实现其追求的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价值目标，一贯奉行“多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种途径，反对一元的思想理论基础；提倡所谓多元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议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了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第3页）他们声称社会党国际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建立在各种共有的价值观念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2]（第418页）。其次，把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视为抽象的价值观。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观上从抽象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观点出发，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它可以成为为所有阶级服务的“超级国家”。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虽然宣称自己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党，却把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抽象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可言，它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任务。再次，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成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世界观，以是否符合“人道”、“人性”为原则看待世界，看待历史发展。认为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数单个人的美好追求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能推动社会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拥抱，实现“人性”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非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违反了人性或人类理性。他们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否认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观进行了批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达到社会解放的目标。而社会民主主义否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认为不需要改变现存国家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所有制思想上完全否认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认为“公有化不会自动地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只有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主张建立以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分以及公有制和计划成分并存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系。三、如何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还社会民主主义应有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在方法上摒弃“左”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列宁在落后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达国家开创的议会道路，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探索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存在背离问题。同时，也不应在没有顾及到社会民主主义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理论比较，尔后就贸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此外，我们还应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偏信一些二手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东西。就理论而言，要正确地看待其多元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多元主义的，自认为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观、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都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主席卡尔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1983年2月)中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开方程的钥匙，但结果应由当代人算出”。[5]（第122页）就价值目标而言，要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的节节后退。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一般是节节后退的。老党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都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后来在执政之中受挫后就取消了废除私有制的纲领，改变为发展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等。从表面看，社民党的价值目标是后退了，但这些价值目标的改变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争取了选民，为上台执政开辟了道路。这恰恰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刻在石碑上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前瞻性运动，在坚持尚未被时代淘汰的价值观的同时能够适应现实。”[1]（第136页）并且“社会主义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而是不断地解决问题”。[1]（第136页）就价值取向而言，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当前实践中的某些合理之处。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醉心于渐进改良，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争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占领议会多数席位，然后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尽量实行多种改良政策，扩大人民大众权益，增进人民大众福利，不废除私有制，而只限制剥削。这些通过合法斗争、采取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完全否定。[6]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应扩大合作，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一面，但这种反对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专制”和“集权”，这也不能说人家就完全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方面的大问题，我们应认真进行反思，而不是不讲道理地抵制和拒斥。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捍卫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权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向往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这四个方面，与共产党拥有共同认识、共同目标。因此，只要我们纠正极左思想、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可能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很多方面结成统一战线。过去，法、意、瑞典等国的共产党都与社会党有过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有可能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其所形成的价值观不能说完全是抽象的、错误的，我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具体地、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其价值诉求，从而找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契合点，为两大政党的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破除观念上的障碍。[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献选编[Z].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2]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A].黑龙江出版社,1989.[3]初文杰.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有多远[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4）.[4]“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看法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5]宗岩.各国社会党手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高放.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3（2）.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其积怨之深，误解之重，时至今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极大地妨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因此，公正、全面、科学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对于开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

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

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对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其中英国工党具有典型性。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工党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从制度社会主义转向价值社会主义，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混合经济，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其调整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重视社会价值，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英国工党；混合经济；人民党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和工党(以下统称社会党)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对战后欧洲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以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会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较长时期内普遍陷入危机，社会党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和执政的机会，长期在野，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却连选连胜。这与二战后欧洲社会党经历的黄金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突显出来。它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基础上，以更强调民主等社会主义价值而抛弃社会主义结构内容为特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党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政党党纲修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革新与重塑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起点，自90年代中期后的纷纷重返执政舞台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政治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出现固然有欧洲战后“政治钟摆”的惯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社会党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务实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的结果。这种调整后来被布莱尔等人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人探索在目前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尝试。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实践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有多年执政的历史，但冷战后它和别的社会党一样长期在野。1994年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对工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揭开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帷幕。1997年布莱尔大选获胜执政，以及后来以他为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主要标志，因此分析英国工党的政策调整对探析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原因具有典型性。一、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背景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80年代后期遭受重大挫折的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消亡后，自视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预想的胜利，相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类型，包括民主社会主义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苏东剧变使社会党阵营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也认为，鉴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社会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以示与苏东模式的区别。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要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很难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这客观上要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早在70年代就对英国工党理论家所谓经济在市场之外的理论提出批评，80年代进一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苏东高度集权管理模式的失败，也使英国工党不得不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地位进行再认识。21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的新变化。7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提出的经济社会主张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如主张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干预政策等，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些政策和主张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进入70年代之后，社会党所奉行的许多政策主张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严重的财政困境，淡化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新阶层的出现和强大而导致阶级基础的削弱等。布莱尔上台前英国工党面临的国内状况迫使它需要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取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上台执政。首先，社会经济状况使人们不满保守党的统治，并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80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实行的自由化改革尽管提高了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守党执政以来的政策主要使富人得益，这使保守党在公众中的支持率下降。贫富分化要求新的执政党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90年代初，英国经济随美国之后也经历了异常严重的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重新做出评价和定位。其次，进入70年代，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的兴趣减小，更愿参加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中性的社会组织，这对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工党产生不利影响。再次，社会阶级阶层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膨胀，蓝领工人比重明显下降。7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也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68年—1997年，在英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6%降到34.5%，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该阶级的比重从1968年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1]，可见劳动者的大部分都已融入中间阶层中。这些人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这样的社会阶级基础使靠多数选票才能执政的工党不得不把重心转向中间力量，以放弃左翼党的政策换取人民党的形象。多年来工党没能适应这些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选举战略，因此在大选中失利。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工党被迫对过去的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探索新的出路。正如“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2](p.64-65)。二、英国工党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的内容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化”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努力从自己的理论信条中剔除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社会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积极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到英国工党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重视社会主义的结构内容变为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社会党在科技革命大发展的背景下，依据历史经验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逐步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公有制为标准的结构式社会主义，代之以注重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为标准的价值社会主义。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观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变化[3](p.106)。工党认识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突破有关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抛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内容。布莱尔认为工党的政策纲领应植根于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和价值观，但不应受到束缚。他认为工党在1918年制定的党章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就属于“过时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4]，即“公有制”不是合理永存而不可变革的社会主义结构内容。工党应重塑其意识形态，重新创建能够符合并反映其思想意识的组织形式。为摆脱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联系，工党抛弃了曾被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工党仍坚持民主、自由、公正和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6月的共同声明中强调“公平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机会均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但要使其适应于当今世界，要在保留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使其纲领现代化。“因为它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力。”[5](p.50)第三条道路“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主张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6](p.15)。吉登斯认为，“保留社会正义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7](p.68)可见工党政策调整更强调社会的平等、公正、自由团结等社会价值内容，而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构特征。工党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进行了刷新。在布莱尔之前，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而布莱尔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8](p.39)“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能有所作为，因为大家都好，个人才能好。”[8](p.25)认为团结强大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8](p.37)。在这些论述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p.273)的思想因子。布莱尔经常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区、机会和责任。他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第二，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新型的混合经济，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福利制度方面也做了一些变革。欧洲社会党人理论反思的突出表现，是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以往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政府干预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其结果是放弃了普遍国有化目标，强调发挥私有制的积极性，强调发展混合经济模式；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变过去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传统模式，强调兼顾两者，力求平衡协调发展。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再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改为减少失业，主张增加培训，提高工人素质。在这方面，英国工党调整最为明显的是，放弃国有化目标，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1994年7月，托尼·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工党的章程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象征。二战结束后不久，工党曾据此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党连续几次在大选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条逐渐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布莱尔认为修改党章第4条，能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布莱尔终于挫败了左翼的抵制，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公有制条款的新党章，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把以繁荣的私有部门和高质量的公众服务相结合为特征的有活力的经济定为党的目标之一，主张推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10](p.58)。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方面，工党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控制的平衡。不主张简单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提出建立新的混合经济(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11](p.51)。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服务性功能，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的必要干预职能与市场社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布莱尔指出，政府的任务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一种能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市场和企业是任何发达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7](p.63-64)。工党试图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福利国家问题上，新工党的主导思想是用社会投资国家来改变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布莱尔强调，未来“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为鼓励就业，减少失业开支对纳税人的负担，福利的对象由单纯的穷人转为普遍受益。布莱尔改变了工党在福利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效的信号，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第三，在阶级基础认识上，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实现党的“现代化”，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的结盟。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经衰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自身建设、阶级基础以及政治联盟等诸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随着欧洲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各种力量相继出现，进而威胁着社会党的阶级基础、依靠力量和联盟对象。“新工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6]。工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工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或称“人民党”)转变。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选后，党的领袖尼尔·金诺克发起“政策反思运动”，对工党的传统政策进行反思，准备按照“新模式”重建工党。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领袖后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党恢复活力，但毕竟有限，不可能使工党得到彻底的改造。新领袖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号下，对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党从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奋斗目标的纯议会党，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阶层政党，成为“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认同。”[7](p.24-25)布莱尔主张由阶级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变，强化党的领袖权威，减少工会对党内政策的影响[12](p.12)。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以便上台执政，布莱尔鼓吹放弃过时的意识形态，对工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做了全面的调整与创新，使其变得更加温和，易于被包括广大中间阶层的多数英国人，甚至保守党人所接受，从而使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得以胜利。工党寻求跨阶级的合作，奉行一种“人民党主义”。布莱尔政府吸收了许多实业界人士为政策顾问，福利对象不再是穷人，而是整个社会。工党不再是完全的工人阶级队伍。布莱尔特别重视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声称工党是“新的激进中间”政党，并积极做工商业界的工作，说新工党是“亲商业界和企业界”的政党。主张为工商界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较低的公司税，并表示不完全废除保守党对工会法规的改革，相反却要使工党摆脱对工会的过分依赖。在争取中间阶层的同时，针对意识形态淡化的新社会运动，如随着全球化问题的突出而出现的绿党生态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工党积极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谋求与新社会运动联盟是西欧90年代社会党的重要调整，而且有超出这个圈子、主持更广泛联盟的趋势，这一点在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的主张中更为明确地反映了出来。三、对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评价及对我们的启示西欧各国社会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调整和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使然，是工党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结果。这种调整的实质是更远离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而趋向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更强调原来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结构变为更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其调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实用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13]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出现的重大变化，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布莱尔曾强调，为了赋予“第三条道路‘价值’以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是必要的”[14](p.44)。工党政策调整的许多内容是为迎合中间阶层而实行的，最现实的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选票，谋求上台执政。其次，更新观念，重新确定依靠力量。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工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其人数越来越少，这使工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为了适应选举的需要，求生存、谋发展，工党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自己的依靠力量。这个阶级追求提高经济的革新能力，对政治感兴趣，不过不愿受政党政治的约束，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一般都自立性强，主张社会公正。工党依靠这个阶级就可以形成政治多数，保证在选举中获胜。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工党仍然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仍然认为“社会正义”是核心价值，它介于主张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政党有着明显的左右之别。它毕竟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的利益，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与实践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并构成西方大左翼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它实现公正、自由、消除剥削的愿望和努力与社会主义理想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当今有影响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存在和发展有必然性和现实基础。社会通过政策调整，实现了上台执政的直接目的，使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与借鉴，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第一，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积极进行自我调整。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如适应英国现实的经济状况，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根据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人数多的现实状况，实行扩大阶级基础的政策。尽管我们说它有实用主义的特征，但一个政党要发展不能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才能防止僵化。第二，注重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主义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应有之意[3](p.225)。相对淡化传统社会主义结构特征，强化社会主义的价值特征有一定的好处。当某一个结构的建立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实现其价值好处时，可以尝试另一种结构，而不至于陷入僵化和放弃社会主义。第三，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一个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者说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包容性，唤起大众的支持。政治思维上要克服非敌即友的二分法，以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社会党的调整表明，针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政策已经过时，任何政党和组织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更新观念，勇于变革，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一个政党能否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不是看它说了什么，它的“基本教义”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勇于创新，探索出好的政策，为民众提供有效、优质的服务。正如布莱尔所言：“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工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参考文献：[1]李培林.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J].国际经济评论，1998，(6).[2]AnthonyGiddens.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ry：PolityPress，Cambridge，UK，1998.[3]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4](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曹振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5]王学东.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评析[J].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1，(1).[6](英)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J].杨雪冬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7]张世鹏.欧洲社会的第三条道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王振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理论渊源[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林德山.英国新工党“第三条道路”思想特征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11]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A].杨雪冬，宣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区冰梅.当前欧美“第三条道路”刍议[J].现代国际关系，1998，(12).[13]刘建飞.“第三条道路”的形成背景与重要特点[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他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

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斯宾塞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

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

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

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

一、西方政府研究思潮的主义背景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价值观念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样的价值观多有某种“主义”的特点，“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在西方语境中大为不同，但在“主义”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对政府的研究有两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从政府的职能出发，倾向于建立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则从政府权力的授予来考察，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这两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扩大国家责任，但并不认为国家权力是无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义由于害怕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主张缩小国家权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要国家干预。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二者产生矛盾的前提是：国家的责权对应。

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国家福利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国家福利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国家福利。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其价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

二、对当前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传统中国而言，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传统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并非因为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的属性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正文】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学和政治理论思潮。认真地分析和总结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现实，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苏共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由此他们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内容提要】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演化，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先后演化为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和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总体趋势是非工人阶级化。但社会近年来的加速转型，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并未让它摆脱日益衰落的危机。

【关键词】西欧社会社会结构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其性质也经历了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的演化。但近年来较为彻底的非工人阶级化，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并未让当今的社会如愿地摆脱它30年来日益衰败的厄运。

一、工人阶级革命党

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该党创始人拉萨尔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财产和教育上的差别，没有、也不可能有平等，工人等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团结互助。[①]他还认为，资产阶级背叛了1848年革命，只有“第四等级”的“事业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事业”[②]。尽管如此，该党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党，因为拉萨尔一直指望在帝国的帮助下实现党的目标。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表示要改变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但与拉萨尔派合并后的《哥达纲领》依然主张“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③]。因此受到一直关注德国工人党发展的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由于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德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声明支持巴黎公社，与帝国决裂。这使该党遭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镇压。然而正是这种镇压，使该党革命倾向显著增强，认定“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加以反抗。曾被监禁、主张以牙还牙的倍倍尔就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基本原则部分照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过剩的工人大军越来越庞大，贫困和剥削越来越厉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社会分裂成两个相互仇视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