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范文10篇

提要：近年来国内知识界某些人提出的“公正至上”，是一种不切实际、且甚为有害的激进口号。本文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何党、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政治新思维相一致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可以在政府主导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和谈判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唯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可能具有某种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想来那大概是出于对改革的“爱护”，同时也是因为不少人都比较相信“补课论”，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後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原始积累”那一课不得不补。事实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发革命，或因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导致改革流产，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少见。前者如沙俄时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一点，则显而易见，“社会不公”不唯是引发1989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国近期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这些历史事实提示我们，即使不考虑改革的价值目标、而仅从其成败着眼，也不能不把“社会公正”问题列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一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在这两各地方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纪的城市运动使商人成为城市市民的主体，形成了与封建主的领地、城堡相区别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会。在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尽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获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权（袁祖社，2003：16）。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首先是通过行会和兄弟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和机构，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市政议会的权利来自公民群体，并受到市民大会的监督。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政府的分离，而且表现在“它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但是，中世纪城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到了同业公会时期，这种排他性严重违反了现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在战胜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社会秩序的原则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把视角转向社会内部，从社会自身的运作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存在（亚当·塞利格曼，1992，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51）。近代市民社会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国家，反对专制制度，明确地划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会。1767年亚当·福格森将他的《市民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国爱丁堡，他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拥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会，是公民自治自决的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自觉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发展，公民们丧失了公共精神，他们把政治和军事问题交给官僚处理，这就在无意中为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体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19世纪，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认为制约专制政治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约瀚·基恩，1988，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117-120）。

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Karl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辨证关系。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看作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是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一道消失（转引自袁祖社，2003：4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但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同一性，还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据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投入社会实践再生产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发挥这种制衡作用，取决于它本身的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这种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才使它对于形塑健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政治学的视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其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洛克(Locke)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黑格尔(G.W.F.Hegel)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KarlMarx)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辨证关系来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

摘要：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社会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本质，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实践中，我们既要透过社会主义的现象抓住其本质，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又要大力营造、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现象，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让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象；本质

现象与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有本质，必有现象。遵循这一思路，我在学习、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候，常常想到社会主义现象这个问题。但社会主义现象该如何概括，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类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社会主义现象

现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我们可以认定：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

如何概括社会主义现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我们大致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现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任务的确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推进，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与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都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必须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机制，把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取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的主要手段，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例如，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由来上说，社会和谐的提出与社会学的重建，都植根于现代性从旧式向新型的转变。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之际，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探索新的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的理想追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除了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发展生产力外，另一个主要区别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要通过突出公正价值，追求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

社会公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一个社会公正状况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反作用。分配的不公正，机会的不平等，会严重挫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只有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效率是公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公正为效率提供社会保障。牺牲公正的效率，不是长久的效率；牺牲效率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应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再分配注重公正，保持社会协调稳定。

社会公正是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广大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目标，会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公正是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的平等，按贡献进行分配和社会再调剂。社会成员能够接受具有差异性的竞争结果。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凝聚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和献身。

一、可控性与“风险”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被操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在本学期暑假中，我们进行了一次以北京市卫生和环境状况为主题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单位和部门，搜集到了我们自己认为较为真实的资料。这不仅仅对于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收益非浅。这次活动之中，虽然我们竭尽全力的搜集我们所能找的的资料，但是对于这次的活动也仅仅是让我们基本满意。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小组成员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学组成，当然人员是很有限的，也就对我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一定的限制，原创：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资料基本上仅限于我们的居住地，延庆县和海淀区和丰台区，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的数据和资料是亲力亲为的相信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

本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报告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阐述，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的再一次庄严宣告。

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回顾历史，自****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年11月“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欧文主义的定期刊物《合作杂志》中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就绵延不绝。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都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过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成果可以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面貌的大致设想，这个“公式”主要是从“特征”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作出描述、是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蓝本的，而且是以“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即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未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这就使得马恩的设想与实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但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思考未来社会面貌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必须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寄望于“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第二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是****年列宁在探讨苏维埃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到了1920年底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夕，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大工业联系起来，以更加简明的语言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列宁的公式包含三大要义: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政权；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积极的经济联系；三是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三大要义在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但遗憾的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这些探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第三个“公式”，即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意识形态。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或称“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合理发挥和创造性运用，也有对马恩个别论断的教条主义的曲解、附加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社区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生活单元，在当代社会的功能日益凸显，因此构成了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而其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又构成了主要的创建内容。本文试从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对和谐社区的概念进行分析，然后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运用社区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试图论述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及对和谐社区构建的最终促进。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谐社区；平安社区

近来，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论述和谐社会及其构建，从各个层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政治和谐、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等，而提及和谐社会，就不得不提到和谐社区的构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是和谐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如果基层社区不和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社区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忽视，从某种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和谐社区的构建，中国社区工作的本土化也将得到促进。

一、和谐社区

要想给和谐下个确切的定义很困难，大致来分析，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和谐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和谐，生物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也即科学发展观角度的“和谐”，社会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各层面的和谐。

具体来谈，“和谐社区”是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区民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谐相处。在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一种共处情谊的培育过程，共处情谊是一种人际协调相处、友好往来、互帮互助的理想共处状态，是社会工作致力达到的理想目标，无论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还是社区工作，都是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在利他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助人自助”，解决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共处情谊”。

黑社会，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字眼，它是暴力、野蛮、血腥的代名词。黑社会犯罪组织是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它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有组织犯罪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有严密的组织性，其组织化程度已达到一个“小社会”的程度，因而其危害是极大的。黑帮、黑道的恐怖活动似乎成了人类进程中的浊重低音。从西西里岛渗向全世界的黑手党，到美国的三K党、到东方最大的黑帮日本山口组，再到香港的三合会、台湾的竹联帮，无不在向人们昭示着这一不容回避的事实。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黑社会组织，也在努力地变换着他们对抗的方式。因而在1985年，联合国大会就宣称：“黑社会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犯罪学家们预言：21世纪，集团性犯罪向黑社会发展，将成为“四大犯罪趋势之一”。

以往人们大多是在国外的一些电影、电视中认识黑社会的，通过对张子强的世纪审判，人们突然发现，黑社会原来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其实在这场“全球性的瘟疫”面前，中国也不能幸免。以常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为代表，可以视为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升级为黑社会组织的最新标志。

虽然清剿黑社会曾是新生中国的一大创举，旧社会黑帮销声匿迹。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一些黑社会势力正在一些地方悄然形成。据公安部专家分析，我国黑恶势力形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受历史传统的影响。黑社会在我国曾经根深蒂固，它如同一颗毒瘤藏在社会的肌体里，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就会恶性发作，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转型期，新旧文化的冲突，势必引起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紊乱，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和犯罪发生。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管理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黑恶势力有溺生发展的空间。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负面效应的影响和海外黑社会犯罪的侵蚀，成为滋生这一犯罪形式的“肥沃”土壤。这些海外黑势力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如香港的“14K”、澳门的“和东安”、台湾的“竹联邦”、“四海帮”等，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大陆发展组织。四是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社会管理失控，给黑恶势力滋生的机会。五是法律法规仍有不完备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的力度；同时执法协作不到位，造成一些涉黑涉恶案件被降格处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据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从国内的这些黑恶势力犯罪的形式来看，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绑架人质、强奸污辱妇女、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二是作案手段凶狠残暴，令人发指。三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甚至，对抗党政机关。四是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他们还往往以暴力或行贿手段，占据某些行业，非法垄断经营。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就不能开工，娱乐场所就无法经营，市场就无法营业。五是充当打手、杀手。他们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六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内外勾结跨境作案。一些境外黑社会分子潜入内地，网络地痞流氓，发展组织，进行走私、贩毒、偷渡、拐卖人口、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诱发刑事犯罪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