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范文10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摆在重要位置。

社会主义理想对中国的意义是历史决定的

社会发展是内含价值理想的历史过程，正确的社会理想反映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现实可能性，反映着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概念，突出强调了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性。就主体而言，个人信仰和社会理想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个人需求的自我性与满足需求途径的社会性的矛盾，是人类价值追求中永恒的矛盾。就个人需求的满足以社会为中介而言，个人的价值理想既是自己的，又是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确的个人价值理想，不仅可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而且会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衡量任何社会理想的价值尺度，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依据科学的社会理想来树立个人的人生信念，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社会和政治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奋斗纲领，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自觉选择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理想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合理价值理念自觉继承的结晶。作为社会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紧密结合我国实际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是伴随劳动群众不断反抗资本的统治而得到传播和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用毕生精力阐明了从商品到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揭示了以资本为本位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并存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理想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选择，而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并最终选择的结果。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历史，努力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历史。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清王朝的统治者既不能完成内部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转型，也不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证明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所追求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也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提出并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民主、富强的百年夙愿。最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起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通过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逐步实现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振兴发展这一历史主题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决议》还强调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决议》的这些要求，向我们提出了加强青少年社会理想教育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教育方面颇有成效，但如何把青少年基本品德的教育引导到高层次的社会理想教育上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青少年思想政治上深层次的问题，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仍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我们要站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历史高度来深刻认识社会理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努力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青少年社会理想形成与教育的客观规律，切实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一、全面地把握社会理想的构成，树立科学的社会理想教育观

社会理想的概念十分广泛。它涉及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人们对社会理想的理解歧义颇多，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对社会理想的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应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核心，即社会理想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总体设计，和社会成员对此设计的奋斗目标的共同追求。社会理想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从理想所属的对象（主体）来看，可分为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社会理想。

社会的理想对个人来说，是前进的奋斗目标，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对社会来说，则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它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离开了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体的理想追求就会偏离社会发展的轨道；离开了个体的理想追求，社会的理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社会理想是社会的设计与个体的追求的统一，亦即社会的理想与个人的社会理想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的社会理想仍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它与个人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是并列的关系。那种把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割裂开来甚至绝对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机械的观点。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社会理想无论是社会的设计，还是个体的追求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的等方面的理想。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理想却往往仅指政治理想这一方面，这显然是不够的。还有的把道德理想仅仅看成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政治理想在社会理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也不否认道德理想在社会理想中的重要意义，但我们毕竟不能以偏概全，以部分等同整体。

我们探讨社会理想的构成，是为了确立全面的科学的社会理想观。科学的社会理想观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理想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和时代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二是社会理想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够成为一定社会、阶级、集团成员的共识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定社会、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设计的认同和对奋斗目标的追求，就凝结成为一种共同的理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青少年的社会理想教育就是特指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教育。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作者试图用历史及社会学观点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分层、家庭结构、生活习俗结构等方面来阐释陶渊明的理想社会，希望发现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所到起的积极作用，增强其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关键词］陶渊明；社会理想；“自然”社会模式构成

Abstract:Overalongperiodoftime,expertshaveattachedagreatimportancetothestudyof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butmostofthemexplainitfromaliteratureangle.Theauthorinthispaper,fromthestructureofsocialeconomy,politicalsuperstructure,thesocialestateandfamilystructureandbyusingthestandpointofhistoryandsociology,triestoexplain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Wehopethatinthiswaywecoulddiscoverthechangeofsocietyandthiswillplayanactivepartinruralityandincreaseitsreferencevalueandstudyvalue.

Keywords:TaoYuan-ming;idealcommunity;patternofnaturalsociety

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因“亲老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几度出仕，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官。最后一次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此远离官场，退隐田园。后陶渊明以满腔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抱负作脍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晚年写了《桃花源诗并记》，以真实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新颖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浑浊。通过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园——“桃花源”社会，逐渐构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希翼寄托其对社会政治积极参与的强烈愿望，展现一种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负，更是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和感叹。而其所架构的“桃花源”对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理想

文学反映的是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即便是出自文学幻想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生活，它们也是以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基础的。《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不可能不在它的故事情节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者的某些生活经历和情感态度。尽管经过作者头脑的艺术发酵以后，这些经历已经变形，但是只要认真考察总还会发现作者有意无意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无论是在群众集体创作西游故事的过程当中，还是作者取熔传说独创伟篇的个人创作过程当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些思想的影响和支配。这些观念既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作者个人观念(或集体观念)的沉淀。《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叶，其作者目前尚有争论，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本文从此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生活年代约在1504至1582年间。他出身于一个由小官僚降为小商贩的家庭，屡试不中，仕途坎坷，做过一年的县丞，随即被人诬陷下狱，这些使他彻底看透了那个黑暗的社会。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造就了吴承恩“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的性格。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懂得他们的心理，理解他们的感情。明代中叶几位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权，权臣攻讦，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统治危机全面暴露。

作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虽满腹经纶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有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改革社会的理想凝聚笔端，寄寓于自己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中。《西游记》中唐僧虽是钦定的取经者，但小说的实际主角却是孙悟空。作者通过对孙悟空的刻画，写活了这个魔、神、人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魔，是因为猴子的生物属性真实而又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外形是孤拐面、凹脸尖嘴、两腮无肉、罗圈腿、拐子步、活脱脱的-N猴子相。这种以独特外形的魔的形象出现的孙悟空，才真正是引起读者阅读期待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孙悟空没有猴子的外形，他还能如此强烈地激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吗?孙悟空又是神，他有“降龙伏虎，踢天弄井”的手段，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他会驾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他会使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重达一万三千八百斤重的如意金箍棒。这种神的形象便于作者寄托社会理想，如果孙悟空缺少这样的神通，他就无法让读者产生美好的艺术想象。同时孙悟空也是人，人的喜怒哀乐的心理状态，乐观诙谐的性格，以及好胜好名、好戴高帽的特征他一概具有。正是具有人的特征才使孙悟空的形象显得如此地真实，更加有利于作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试想如果没有人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这一艺术形象还能如此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共鸣，在我们的脑海如此长久地延留下去吗?无疑孙悟空这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形象包含着我们所能理解的社会内容，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在这个艺术形象当中寄托了作者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呢?

一、惟才是用的治国理想

《西游记》以前七回为界，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七回着重写孙悟空与神佛的矛盾斗争，从第九回起着重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勇斗妖魔鬼怪的取经故事。在前七回孙悟空是一个勇于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出世那时就曾“目运金光，射冲斗牛”，后来经过泛海学艺，习得惊天本领，大闹龙宫、地府后引起了天界的注意，玉帝才在太白金星的劝导下招他上天为官。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孙悟空是个英雄，但他首先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凭借敢于冒险的精神，发现了水帘洞，为众猴造福，才被推举为猴王。他凭借广大的神通，大闹龙宫，取得如意金箍棒；大闹冥府，勾除了猴类的生死单；大闹天宫，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大天王无影无踪”(第7回)。有人认为前七回孙悟空的形象反映了明代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笔者对此却不敢苟同。孙悟空大闹龙宫是为了取得趁手的兵器，换句话说是为了取得适合他才能的武器装备。即使孙悟空不取这金箍棒，它放在龙宫中也是块废铁。更何况孙悟空和龙王是邻居关系而不是被统治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怎么能说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呢?在生死关系上孙悟空和阎王虽有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但长生不老的权利是任何神佛都有的，为什么拥有不低于神佛神通的孙悟空却不能享有这一权利呢?孙悟空和玉帝倒是有被统治和统治的上下级关系，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因是“玉帝轻贤”，没有尊重他这个“天生圣人”。第一次请他上天，只安排他作了个未入流的“弼马温”，他自然不服：“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第4回)”第二次请他上天，依着他给了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却“有官无禄”，不让他参加蟠桃大会，他才偷酒盗丹，反出天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不仅从来就没有从制度上否定天界神佛的统治，甚至还一直向往“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篥中”(第3回)。因此前七回中孙悟空所反对的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统治阶级，而是玉帝的“甚不用贤”，他所追求的仅是与自己才能相称的社会地位，即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小说第九回以后则描写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艰难过程。在取经路上，孙悟空继承了闹天宫的精神，和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作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如果没有孙悟空的得力保护唐僧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西天的。他仍然是一个“才人”。在这里孙悟空是一个“才人”形象，而唐僧则是一个有目的、有理想的洁身自好的“贤君”形象，“才臣贤君”正是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原因。孙悟空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满腹诗书的“才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无施展的空间，于是就把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都内化到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中了，通过孙悟空的通天神通寄托了自己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改造现实社会的崇高理想，把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做到的事情都淋漓尽致地宣泄到小说中。

二、渴望政治清明的社会理想

西游记所描写的天界和人界，实际上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武，其实却在神圣威武的外衣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就连最高领导也难免其中：玉帝不明事情原由就罪及凤仙郡百姓，三年滴雨未下；佛祖身边的亲娘舅大鹏怪下界为妖。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大部分都是有来头，有后台的。文殊菩萨的青毛狮子，菩贤菩萨的白象，观音菩萨的金鲤鱼，弥勒佛的黄眉童子，太上老君的司炉童子……都是取经路上的拦路者。更甚者，佛祖还要替自己的妖怪舅舅说话，唐僧在狮驼岭遇难时太白金星就对孙悟空说：“那妖怪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到天宫，十一个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王曾与他为友，八洞仙长与他作客。十代阎罗以兄弟相称，社会城隍以宾朋相爱。(第74回)”虽然孙悟空和这些妖魔鬼怪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但每当这些有后台的妖魔鬼怪束手就擒，或是死到临头时，他们的后台就会降临现场进行庇护。或是轻描淡写地仅仅说是自己的疏忽大意；或是委过于人，说是某某神仙的指使；或是把问题转嫁到取经者的身上，说“你们师徒的磨难未完，应该受难”。孙悟空对神佛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孙悟空就对太上老君这位道教的最高神圣纵手下下界作乱进行讽刺：“你这老官，着实无理，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管束不严的罪名。(第35回)”即便是对自己的最高领导一如来佛祖也不忘讽刺他是妖怪的外甥。妖魔鬼怪及其后台一一神或佛这些幻想的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西游记尽情地嘲弄了天界神佛的昏庸腐败，批判了人间统治者的残暴荒淫，这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统治者的嘲弄和批判。随着明代前期清平政治的结束，国力的衰弱，统治者为了更多的贪欲，往往利用帮凶爪牙肆意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这也是明代中叶宦官专权、奸臣当道的原因。当然《西游记》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也肯定加入了宋元下层人民的一些感情色彩，但无论何朝何代劳动人民反对邪恶势力、反对腐败的愿望却是一致的。孙悟空对这些妖魔鬼怪的斗争以及对神佛的讽刺反映了作者对邪恶势力的强烈不满。讽刺是因为不满，而不满腐败行为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自身的行为有所反省，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进行整治，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清明可以从唐僧取经的目的探知，唐僧取经的目的用他自己对唐太宗的话说是：“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求我王江山永固。(第l2回)”这里的“江山永固”，指社会稳定、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的社会状态。这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正是作者在作品中隐含的写作目的。

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确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价值追求目标。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奋斗目标，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精神支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准则。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价值进行评价的一种精神活动及评价行为，是人类精神文明和人文价值的重要载体，担负着塑造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承载着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奋斗目标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批评史证明，文学是人类社会基于对现实生存发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产生的。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结晶和观照，也是人类理想的提振和升华。人类社会发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断超越现实而发展，同时也在文学的理想世界中获得精神自由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想目标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内涵和终极价值意义始终未变。由此可以说，文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对文学的阐释和评价就是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掘和弘扬文学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时代选择，也是当下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评价取向，构建了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

一、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不断自觉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依托现实而观照理想，才会产生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的动力；依托理想而观照现实，才会使现实呈现出理想的光辉，现实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现实有了理想引导才能不断发展，理想有了现实基础才会成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会具有追求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现实与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对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是人类立足现实、追寻理想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更是不满足现状，是超越现实、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实现愿望的心灵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价行为事实上已扩大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价，确立评价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一，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具有人性、人类性及其类本质、类特性，从而使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有本质差异。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显然，人类活动具有三个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动之前就已设定目的，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表现方式；二是自觉性，目的在实现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存在，并指导和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表现出人类意识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自觉性；三是主体性，人类无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还是现实活动主体都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现实或基于现实而实现理想，人类主体性发挥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依赖于自然和现实的馈赠，以满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现实、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马克思在此集中讨论到人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特征为：“全面的”生产、“真正的生产”、“再生产”、“自由的”生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生产、“内在尺度”生产、“美的规律”的生产，突出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人类活动具有对象化、人化特性。人类意识观念中的目的性，通过人类活动与行为在其目的实现中对象化在结果上，从而使结果带有人的本质、本质力量以及人的意识、观念的目的性对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的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个情况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对象化”也好，人的意识观念及其理想目的对象化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和特征。人类在改造对象从而使其“人化”与“对象化”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不断提升人类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显然，人类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在对象身上体现目的性，而且也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自身上体现目的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提升、完善、发展也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人类也才会不断完善和提升。这实际上表明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实现到回归现实，形成现实—理想—改造现实—提升理想的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由此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第三，人类活动的人文精神特性。人类活动主要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看，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同时，意识和精神对存在、物质具有反作用和独立性。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精神生产才分离、独立出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离和独立是相对的，不仅存在两者相间和界线模糊的生产活动形式，而且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兼容、包容和互渗。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着意识、观念、精神、思维等因素，也都与生产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物质载体相关，因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协调辩证关系应是人类活动特性的重要支点。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缘起和发生，并随着分工而分离、独立为精神活动形式，精神性应是其本质规定，也决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形式，突出其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悬浮”性，文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等等，突出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特征；提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学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提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突出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前苏联文学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在强化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性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学的理想性。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文学为政治服务”偏颇的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这并非仅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历来都是人类理想追求、信仰支撑、精神支柱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文学批评的人类共同理想评价取向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新农村金融政策与金融包容的理想

2006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即新农金政策。该政策意图是扭转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态势并努力促成金融包容社会的实现。新农金政策对于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政放宽投资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限制，为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绿灯。另一方面，新政下调注册资本门槛，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提供绿色通道。按照金融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银行类机构，如果是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最低注册资本为10亿元，而城市商业银行为1亿元。即使是农村商业银行，现行法律规定也需要最低5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相比之下，新农金政策对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门槛大大降低，设立村镇银行，在县(市)不低于300万元，在乡(镇)不低于100万元;而信用合作组织，乡(镇)不低于30万元，行政村不低于10万元;农村合作银行不低于1000万元。低门槛政策并没有降低机构监管，新农金政策规定，设立村镇银行必须至少要有一家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或者唯一发起人，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另外，新农金政策也对单一自然人、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新农金机构股份比例作出了上限规定，即前者不得超过10%，后者不得超过20%。针对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造成三农金融进一步失衡的情况，这次新农金政策在金融业发展与监管方面引入了挂钩制度。为了打破金融业发展上存在的一些地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金融失衡状态，银监会［2009］72号文件提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置的挂钩制度。挂钩政策的初衷是，发起人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需要同时到欠发达或者落后的国定贫困县等地方设立相应的新农金机构。由此可以极大解决中西部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乡镇金融机构空白的紧迫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是一种制度创新，但仅有这种制度创新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失衡与发展严重不足这一瓶颈问题。所以，中国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大力助推涉农金融服务的创新，尤其是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的创新，如金融监管部门推进农产品期货交易的金融工具、农村各类小额信用贷款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创新。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监管部门在机构并购重组、支付体系、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货币政策等多个方面协调配合，多方合力助推新农金创新。所有这些创新及政策配套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金融服务空白与金融机构空白的问题。所以新农金创新不仅是金融业为了自身发展与追逐利润的自发行为，也是落实国家新农金政策的根本保障。有鉴于涉农尤其是农村金融存在高风险的实际，为了实现新农金的预期目标，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多项财税优惠政策。具体优惠体现在以下方面:涉农信贷年度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依照新农金机构上一年度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对于县域金融机构或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所得税以90%计入;新农金贷款拨备的预提准备金允许在金融机构计算所得税前予以扣除。这些补贴与优惠目的是为了给初创时期的新农金机构提供支持。

新农金政策的实践与中国金融包容的现实

新农金政策带来了三农金融服务的新天地并产生了积极效果。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新农金机构网点911个，其中村镇银行850个，贷款公司16个，农村资金互助社45个，这种发展态势自从2009年银监会出台三年发展规划以来尤为显著。新农金政策使得广大农村地区完全没有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乡镇金融机构空白问题得到大大缓解。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启动时(2009年10月)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和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省份(含计划单列市)从2009年10月的9个增加到24个。乡镇基础金融服务2010年底就已经覆盖全国。上述成绩显然是21世纪初金融改革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农金在整个银行类金融体系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1年新农金从业人员占整个银行类从业人员的0.37%，新农金资产占银行类资产的0.21%。同时，即使新农金的分布也跟正统金融业一样呈现出地区差异大、中西部严重失衡的态势。2011年底北京等东部11个省份平均拥有30家新农金网点，而山西等8个中部省份拥有35个网点，新农金网点平均最少的西部12个省份平均只有23家网点，西藏地区截至2011年底没有一家新农金机构。2009年中国银监会向外公布了新农金三年发展蓝图。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只有吉林等7个省份完成了新农金机构开设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计划相差甚远的有河北、河南、山东、云南及新疆等省份(见图1)。从新农金整体数量而言，原计划2009—2011年新增1294家(含村镇银行1027家、贷款公司10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实际情况是截至2011年年底只有635家村镇银行、10家贷款公司和4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总计691家。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三年蓝图完成率分别为51.7%、1.9%、22.4%*。30多年来，尤其是银监会成立的10年来，中国银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11年比2003年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4倍，年均增长近20%。资产增长的同时银行业资产质量更得到了极大提升。2005年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为8.6%，2011年底已经降为1%。银行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全球银行业排名中得到体现，2012年中国银行业首次有4家银行同时进入全球10大银行之列，而全国有104家银行进入全球1000家大银行之列①。这表明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得到极大提高，金融体系已经进入较快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事实上，在主要金融包容指标方面，中国与收入水平处于高中级组的国家平均水平相差不远，甚至很多指标比同属于金砖五国的其他四个国家要好，但是与发达国家即高收入组的国家相比就要逊色许多。如使用ATM机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等，而且也落后于高中级收入组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表1数据反映出来的金融包容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惊人成就相比严重不匹配。总之，金融包容社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最近6年的新农金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三农金融滞后的状态。我国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新政与理想与现实经济与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偏差。

理想与现实差异的根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初期各种金融机构在全国铺设网点，90年代伴随着企业化经营，主要银行纷纷离开农村并向城市集中。2006年出台的新农金政策既是对90年代金融改革开放的矫正回炉，又是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时代需要。当然，这种矫正着力点显然在于探索建立符合三农实际的新金融体系。因而，新农金政策应该具有极强的导向性。三大因素造成新农金政策理想与实现脱节。市场需求是最好的发展导向器，新农金机构要在中国生存就必须满足新时代三农尤其是农户的金融需求。笔者调查发现，由于自身以及监管等原因，新农金机构如村镇银行提供的业务非常简单，仅是存取及贷款，仅仅开办这些业务并不比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有优势。现在农户最需要的农村金融服务是投资理财，在被调查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投资理财服务没有得到满足。此外，结算与贷款也是受访者认为没有得到满足的主要金融服务。事实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三农金融服务不但需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而且要打好金融基础设施，鼓励包括新农金在内的涉农金融服务企业创新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模式。但是，囿于新农金机构自身特点，它们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模式远远滞后于三农金融需求。没有切实满足农户的金融需要，新农金生存空间就非常狭小。反过来又会对准备进入新农金机构与市场的投资者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投资激情与愿望。由此不难看出，为何金融监管及国家财税部门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但新农金机构的“三年规划”落实却大大低于预期。尽管新农金政策已经推出6年，新农金机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广大农户意识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根据调查，对新农金机构非常了解的受访者只有一成，一点不了解的比例高达34.78%。同样，对于2006年以来国家及金融主管部门的新农金政策，完全了解的人数比例也只有13.86%，而一点不了解的比例达到22.77%。这表明新农金政策以及新农金机构虽然已经推进6年多，但还没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金融力量。由于新农金政策及新农金机构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所以新农金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三农金融失衡的局面，或者说政府致力于构建与新农村建设吻合的金融包容社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事实上，这种“被认识”的新农金也反映出其对农户经济福利作用甚微上:在接受新农金服务的受访者中，13%的人认为新农金贷款没有对其家庭的经济福利产生显著影响，66%认为影响不大。新农金政策设计者的初衷以为，只要政府放宽新农金市场准入门槛就会向政策制定者预期方向发展。然而政策出台3年后却发现，解决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的任务依然艰巨，新农金机构在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中作用不显著。为了进一步发挥新农金政策的作用，切实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地区及国定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真正解决金融服务或者机构空白问题，银监会再次出台新农金重要政策，引入“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挂钩”等金融监管措施*。“三挂钩”的政策意图在于确保金融业发展更趋于均衡、消除三农尤其是落后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空白。然而这一政策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在推动中国走向更加包容的金融社会过程中对经济价值规律或者说市场机制的作用关注不够。20世纪90年代国内大银行纷纷撤离农村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三农金融服务成本大，经营压力更大，甚至很多县以下基层网点连年亏损。纵观过去30年金融业发展历程及经验，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金融监管者又通过行政措施要求金融业在推动新农金政策落实上贯彻“三挂钩”，这无疑与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与市场机制相违背。“三挂钩”侧重于宏观与政策意图，但是对经济与市场机制关注不够。最终的结果是国内主要银行缺乏参与新农金机构设立的兴趣，而“三年规划”也就难以落实。总之，政策虽有利于金融包容，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到金融业改革的方向并不利于银行业做强做大，中国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陷入两难境地:要么他们不申请在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以及新农金机构，这样会消弱其发展潜力;要么他们按照“三挂钩”要求设立机构，而其在落后地区设立的新农金机构则可能重回过去裁撤机构的老路*。

社会主义因为自由民主制度的扩张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组织形式吗？社会主义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清和回答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自由资本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终结，他们断定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实现以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政治和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

面对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扩张，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我们不得不反思：社会主义因为自由民主制度的扩张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组织形式吗？社会主义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清和回答的问题。

自由民主制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

16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了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幽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为所有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终极价值理念，也是所有社会制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最终衡量标准。

以个人自由为基点建立的“自由主义主张”，决定了自由民主制度仍然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界限之内，是以事实上不民主和不平等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面临着“共产主义幽灵”不可解构的正义的对抗和威胁。共产主义的正义和人类解放理想是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现存世界秩序直接对立的另一种真正的民主和正义。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中，自由资本主义选举式民主和政治代议制危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经济战、贫富国家之间的贸易矛盾、贫富分化、战争、失业、军事霸权等问题，充分说明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也没有终结政治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的真正自由平等，而是以人的现实奴役和现实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只有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基础上理解的共产主义“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才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关系提供了可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结构危机依然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虚幻性生存状态，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为人的真正自由解放提供观念和制度保障。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必然会被以实现人类解放和正义为终极理念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否定和取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决议》还强调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决议》的这些要求，向我们提出了加强青少年社会理想教育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教育方面颇有成效，但如何把青少年基本品德的教育引导到高层次的社会理想教育上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青少年思想政治上深层次的问题，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仍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我们要站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历史高度来深刻认识社会理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努力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青少年社会理想形成与教育的客观规律，切实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一、全面地把握社会理想的构成，树立科学的社会理想教育观

社会理想的概念十分广泛。它涉及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人们对社会理想的理解歧义颇多，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对社会理想的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应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核心，即社会理想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总体设计，和社会成员对此设计的奋斗目标的共同追求。社会理想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从理想所属的对象（主体）来看，可分为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社会理想。

社会的理想对个人来说，是前进的奋斗目标，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对社会来说，则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它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离开了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体的理想追求就会偏离社会发展的轨道；离开了个体的理想追求，社会的理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社会理想是社会的设计与个体的追求的统一，亦即社会的理想与个人的社会理想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的社会理想仍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它与个人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是并列的关系。那种把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割裂开来甚至绝对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机械的观点。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社会理想无论是社会的设计，还是个体的追求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的等方面的理想。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理想却往往仅指政治理想这一方面，这显然是不够的。还有的把道德理想仅仅看成属于个人理想的范畴，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政治理想在社会理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也不否认道德理想在社会理想中的重要意义，但我们毕竟不能以偏概全，以部分等同整体。

我们探讨社会理想的构成，是为了确立全面的科学的社会理想观。科学的社会理想观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是社会理想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和时代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二是社会理想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够成为一定社会、阶级、集团成员的共识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使

1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

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是指人们对于作为一个事业整体的公共档案馆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等作出的合乎理性和逻辑的预期和展望,作为档案馆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话题,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外在因素和内在缘由的,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外在因素层面看,它意味着对公共档案馆传统藏用思想的反省,表明当代公共档案馆人由于人类面临的信息困境而转向对信息价值和利用者信息权利的关注:从内在层面看,它体现着档案馆人以哲学方式对自身行为及其效应的自觉检讨与自我批判。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的社会理想尚处于一种内向封闭、自我满足的状态,而近代中国档案运动也只是尚具人文主义启蒙的色彩。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则进入到了一个积极外向、多元开放的全新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完成了由“以藏为本”到“以用为本”的转变,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信息公平、制度公正、利用自由的社会理想。随手翻检当代档案学者的论着,如冯惠玲的《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郭红解的《开放亲民文化服务——未来城市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开放”、“权利”、“自由”、“公平”、“制度”、“保障”等语词随处可见。蔡娜等人更是用“公民信息权的基本保障”这一概念来描绘公共档案馆,认为公共档案馆既是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信息保障体系,也是为了实现人类信息共享与信息保障而作出的一项社会制度安排。目的是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所有形式的所有开放了的档案信息资源,这就是我们公共档案馆的最高社会理想。

2当代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面临的现实困境

2.1社会认同存在巨大反差

对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颂扬和赞誉大都来自档案馆界本身,而社会对档案馆事业的认同与档案馆界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存在着巨大反差。现实社会对档案馆工作人员及档案职业的认同程度,绝对难让档案馆员自豪起来。而更令人尴尬的是,在档案馆界内部对档案馆社会理想的认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是档案馆学理论界与决策层之间的分歧。理论学家提出的理想虽然合理,但在决策层看来却不切合实际,难以应用,理论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阁。同时,理论学家又认为官员无视理论,致使公共档案馆事业缺乏逻辑,违背理论规律和原则,而且,档案馆社会理想在实践层也难以得到认同。因此,理论界高举信息自由、信息公平的大旗对实践层不断进行批判:而另一方面,实践层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认为理论界是在隔岸观火,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见,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光芒顶多只是闪耀在理论的象牙塔的塔尖,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考量。

构建和谐社会是古代志士仁人的崇高社会理想，是鼓舞人们为之奋进、为之探索追求的宝贵精神力量。他们所构建的和谐图景至今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和谐者，和睦协调也。在儒家看来，和谐社会应当是由家庭发端的，由家庭和谐推广发展为社会和谐。在儒家看来，家国一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为家庭和谐奠立基本的环境条件。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将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高度统一的精辟论断，他将家庭和谐推广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长、相辅相成。为形成和谐社会，孔子提出四种办法和途径。一是全社会倡行忠恕之道；二是倡行中庸之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推崇一个“和”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社会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三是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四是加强教育，有教无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一个和谐、有秩序的安定社会环境。

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主张被儒家和历代仁人志士继承并发扬光大。在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设计过和谐社会的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载于《礼记•礼运》篇的和谐社会图画中，人与人之间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富庶安康，形成财产公有、共同努力、舍弃自我、人人平等、安宁、和谐、祥顺的社会风气，构建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阴谋和奸诈，没有战争和流血的理想社会。这一和谐社会理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孟子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一幅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蓝图，设计出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图景。

与《礼记》的“大同”社会理想相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设计出一个令广大农民心驰神往的和谐社会蓝图：“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是，这个美丽的空想并没有实现。

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也曾设计过类似的和谐社会图景。比如主张“兼相爱”的墨子设计了一个“爱无差等”的和谐社会理想。老子设计出一个“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社会蓝图。庄子设计了一个“同心”、“同德”，平等自由的和谐社会蓝图。由于阶级压迫和剥削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基础，在“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社会基础上，种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主张只能是空想。构建和谐社会只能停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社会的不和谐，只是不同时期不和谐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在这个问题上，宋元之际的思想家邓牧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也曾描述出“至德之世”的和谐社会蓝图，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和谐社会短时间内实现不了，“三千年后”才有望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