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范文10篇

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有两重涵义，一是垂直流动，二是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人们地位的上升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的活力。社会学将社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另一种是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比如，贵族等级制的社会就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因为贵族是世袭的，这样的制度阻碍着其他阶层人员的流入。目前，我国社会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据测算，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属于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这说明，目前我国社会是有相当活力的。

第二，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90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社会流动是有规律的，群体地位的变迁主要受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工业劳动力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流动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即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出现整体上升。当然，目前的整体上升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里，一些沿海大城市出现了城市居民就业者中白领劳动者超过蓝领劳动者的现象。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普遍上升是非常积极的正向指标。

[摘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和生活在城镇。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考察了移民网络(migrantnetworks)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个城市的2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Weber)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首先表现在户籍身份歧视上。[案例1]男，30岁，未婚，四川省白沙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进城务工。问：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你们，对吗?答：其他的人对我们还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对你打工仔，对你这个农民哪，不是看成一样的人，是分成两样人，你是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你是农民始终是农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还以下。[案例2]女，34岁，已婚，甘肃省泾川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进城打工。理发店女工。问：你觉得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吗?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视的。在社会群体的构成关系中，地缘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地域认同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岁，已婚，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薛录乡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开始外出务工。物业管理员。问：您在广东也呆过，现在又在苏州，您与当地人打交道多吗?答：唉!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广东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为什么说他排外呢?因为很多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讲白话的优先，或者有的企业干脆就只要会讲白话的。这个条款就使很多外来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认为广东是有歧视的。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话，您广东人学普通话学不会，反过来要其他人去适应你，这是没有办法的。[案例4]男，30岁，已婚，江苏省盐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军人。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已累计在外打工7年。问：上海您去过吗?答：去过，我去过一次。排外的。打个电话，明明一个市话，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你就客气一点儿跟我说这个是市话，讲话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则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农民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城镇劳动力“抢饭碗”，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镇劳动力宁肯享受国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业，而农民工则更多从事着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三、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个人出生以后的社会流动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会的因素。但是，现实社会中遗传性继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会性继承(socialheritage)。如果个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对于个人的社会位置来说更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高。如果个人的培育决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低。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较少，在流动过程中，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岁，江西省黎川县人，高中学历，某日资企业职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该企业工作已经8年，目前已经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晋升为人事主管。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一路晋升的过程?答：我刚进这个公司时作了3个月的清洗工，3个月以后，我被转去模具制造部门，负责6台工具的维修。当时内部招聘技术员是需要考试的，考试之前还要部门领导写联络书，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考试，所以就没有申请。考试那天，我看到许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拿着笔去考试，当时我正在干活，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着去考试了，结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内部考试要求笔试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对我的印象特别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也就因为为人好当选了。问：那您进了这个部门之后怎么样呢?答：进去了之后也同样很吃苦。在我来之前我的活是由两个男孩分担的，他们干了两年还只是技术员，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进去之后顶他们两个人的活，工作量特别大，当时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浃背，跟洗了澡一样，非常累。我一边维修设备，一边学着装卸材料，我又学会了开叉车，还考了驾驶证。我干活很卖力，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们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现，几个月以后，我被提升为班长，又在这儿干了1年。问：您被提升为班长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最大的收获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责任增大了。再有就是与同事和上级接触的机会多了，能让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优点和缺点。问：那您接下来又换了工作吗?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调去给国外的产品下订单，负责组织对外催货、联络，也负责班组沟通、质量检查。问：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已经从工人走向管理岗位了吧，您满足吗?答：感觉很满足，但是心里想还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问：然后您成功了，是吗?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进入了公司的总写字楼，负责管理6个部门。问：您自己也说了，您的学历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来自农村，本身的条件并不好，到城市里发现我学的东西既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决心一定要学习，给自己充电，不断地向上爬。问：那您都进行了哪些充电活动呢?为什么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呢?答：我正在攻读“安全管理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要两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没有大学文凭，要想往高处发展是不可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毕业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越来越强。现在公司员工的工伤意识越来越强烈，各个企业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控制、管理这方面，我拿了这个文凭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还考了驾照什么的，为以后做准备。这些课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还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课，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还总是想坚持就是胜利，两年时间很快的。问：好，那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我们的访谈快要结束了，您还想说点什么呢?答：想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学习，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学习、读书是对人生以后的投资。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农民工后来的劣势，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农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样的，都是人，只不过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时候不是别人在歧视他，而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当年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还在最底层，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也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够取得成就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阶层间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先赋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现代社会中，教育在个体地位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通行证。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比如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法律、外语等专业知识，获得大专或更高的文凭，实现向上流动。二是凭借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个性品质，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艺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机会，比如结识上层人士，理顺“人脉”等。四是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其他途径。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对于农民工未来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两个方面。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把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流动称为逆向流动。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产生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9]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业，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几年工，然后回家继续务农，或者学门手艺回去办企业当老板。[案例6]周某，男，20岁，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茅庵乡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开始外出打工。问：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远留在城市里吗?答：不愿意。问：为什么?答：因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业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你连怎样种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维持。如果是在农村，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种点东西吃，有土地，自己种自己吃。[案例7]男，38岁，北方人(籍贯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现在张家港市长桥镇卖水果。访谈时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厅接人。问：那您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吗?答：在我们北方有句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几年，还是会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家乡。问：您没想过把户口落在这里吗?答：没有，我如果想办法可以把户口落下，是对我用处不大，家里的地也会被收回去，我觉得不划算。小孩也不上学，要户口意思不大。上述个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还是经历了很多风雨流动在城市就业多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回乡作为未来生活的选择。我们不禁产生一种疑问：既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回到家乡呢?我们认为，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社会流动的渠道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的单一化，而难以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就成为农民工重新获取社会地位，实现地位转移、赢得社会声望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五、结语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透过农民工现象本身，凸显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之间的体制矛盾。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为此，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1.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通过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从自发的“民工潮”，逐步发展到依靠老乡、朋友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再到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大致经过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几个阶段。无论是从单纯就业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整体城市融入的角度考虑，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制度化的重要举措。2.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我们认为，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农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大、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例证也不计其数。从长远来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回流，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摘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和生活在城镇。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考察了移民网络(migrantnetworks)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个城市的2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Weber)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首先表现在户籍身份歧视上。[案例1]男，30岁，未婚，四川省白沙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进城务工。问：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你们，对吗?答：其他的人对我们还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对你打工仔，对你这个农民哪，不是看成一样的人，是分成两样人，你是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你是农民始终是农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还以下。[案例2]女，34岁，已婚，甘肃省泾川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进城打工。理发店女工。问：你觉得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吗?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视的。在社会群体的构成关系中，地缘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地域认同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岁，已婚，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薛录乡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开始外出务工。物业管理员。问：您在广东也呆过，现在又在苏州，您与当地人打交道多吗?答：唉!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广东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为什么说他排外呢?因为很多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讲白话的优先，或者有的企业干脆就只要会讲白话的。这个条款就使很多外来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认为广东是有歧视的。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话，您广东人学普通话学不会，反过来要其他人去适应你，这是没有办法的。[案例4]男，30岁，已婚，江苏省盐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军人。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已累计在外打工7年。问：上海您去过吗?答：去过，我去过一次。排外的。打个电话，明明一个市话，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你就客气一点儿跟我说这个是市话，讲话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则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农民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城镇劳动力“抢饭碗”，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镇劳动力宁肯享受国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业，而农民工则更多从事着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三、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个人出生以后的社会流动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会的因素。但是，现实社会中遗传性继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会性继承(socialheritage)。如果个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对于个人的社会位置来说更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高。如果个人的培育决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低。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较少，在流动过程中，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岁，江西省黎川县人，高中学历，某日资企业职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该企业工作已经8年，目前已经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晋升为人事主管。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一路晋升的过程?答：我刚进这个公司时作了3个月的清洗工，3个月以后，我被转去模具制造部门，负责6台工具的维修。当时内部招聘技术员是需要考试的，考试之前还要部门领导写联络书，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考试，所以就没有申请。考试那天，我看到许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拿着笔去考试，当时我正在干活，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着去考试了，结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内部考试要求笔试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对我的印象特别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也就因为为人好当选了。问：那您进了这个部门之后怎么样呢?答：进去了之后也同样很吃苦。在我来之前我的活是由两个男孩分担的，他们干了两年还只是技术员，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进去之后顶他们两个人的活，工作量特别大，当时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浃背，跟洗了澡一样，非常累。我一边维修设备，一边学着装卸材料，我又学会了开叉车，还考了驾驶证。我干活很卖力，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们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现，几个月以后，我被提升为班长，又在这儿干了1年。问：您被提升为班长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最大的收获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责任增大了。再有就是与同事和上级接触的机会多了，能让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优点和缺点。问：那您接下来又换了工作吗?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调去给国外的产品下订单，负责组织对外催货、联络，也负责班组沟通、质量检查。问：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已经从工人走向管理岗位了吧，您满足吗?答：感觉很满足，但是心里想还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问：然后您成功了，是吗?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进入了公司的总写字楼，负责管理6个部门。问：您自己也说了，您的学历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来自农村，本身的条件并不好，到城市里发现我学的东西既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决心一定要学习，给自己充电，不断地向上爬。问：那您都进行了哪些充电活动呢?为什么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呢?答：我正在攻读“安全管理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要两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没有大学文凭，要想往高处发展是不可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毕业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越来越强。现在公司员工的工伤意识越来越强烈，各个企业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控制、管理这方面，我拿了这个文凭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还考了驾照什么的，为以后做准备。这些课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还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课，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还总是想坚持就是胜利，两年时间很快的。问：好，那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我们的访谈快要结束了，您还想说点什么呢?答：想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学习，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学习、读书是对人生以后的投资。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农民工后来的劣势，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农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样的，都是人，只不过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时候不是别人在歧视他，而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当年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还在最底层，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也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够取得成就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阶层间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先赋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现代社会中，教育在个体地位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通行证。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比如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法律、外语等专业知识，获得大专或更高的文凭，实现向上流动。二是凭借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个性品质，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艺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机会，比如结识上层人士，理顺“人脉”等。四是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其他途径。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对于农民工未来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两个方面。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把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流动称为逆向流动。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产生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9]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业，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几年工，然后回家继续务农，或者学门手艺回去办企业当老板。[案例6]周某，男，20岁，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茅庵乡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开始外出打工。问：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远留在城市里吗?答：不愿意。问：为什么?答：因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业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你连怎样种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维持。如果是在农村，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种点东西吃，有土地，自己种自己吃。[案例7]男，38岁，北方人(籍贯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现在张家港市长桥镇卖水果。访谈时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厅接人。问：那您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吗?答：在我们北方有句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几年，还是会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家乡。问：您没想过把户口落在这里吗?答：没有，我如果想办法可以把户口落下，是对我用处不大，家里的地也会被收回去，我觉得不划算。小孩也不上学，要户口意思不大。上述个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还是经历了很多风雨流动在城市就业多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回乡作为未来生活的选择。我们不禁产生一种疑问：既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回到家乡呢?我们认为，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社会流动的渠道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的单一化，而难以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就成为农民工重新获取社会地位，实现地位转移、赢得社会声望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五、结语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透过农民工现象本身，凸显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之间的体制矛盾。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为此，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1.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通过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从自发的“民工潮”，逐步发展到依靠老乡、朋友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再到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大致经过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几个阶段。无论是从单纯就业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整体城市融入的角度考虑，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制度化的重要举措。2.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我们认为，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农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大、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例证也不计其数。从长远来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回流，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商品经济由来已久，人们对它也倾注了较大的关注。我们从小接受的理念就是，在商品的流通中遵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我们不必担心商品交换中存在的其它因素的干扰。然而，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礼物的流动也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研究它对于深刻理解世俗社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农村社区中礼品流动的形式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行动和语言都表示着不同的含义，礼物的流动更是淋漓尽致的反应了社会的复杂性。人们都说有着五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社会，这种“人情味”在农村社区中表现的更为强烈。在农村里，礼物的交换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亲朋好友之间的礼物赠送

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亲戚莫过于父亲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所以这些人群的来往是最密切的，他们互赠礼品的频率也是最高的。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生日、喜事、丧事，都会“送礼”，且送的礼品在所有的礼品中是最好的。从家乡的情况而言，这类人群在给这一“中心家庭”送礼时都会比较。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家中有结婚、去世、考大学或盖房子这类比较隆重的事情时，两边的核心亲戚都会提前商量送出的现金额，父亲这边的所出金额在所有人中是最高的，也是高度统一的;母亲这边的稍微有些变化，至亲送的金额会稍少，但金额的多少会根据与母亲的血缘关系具体而分，多少不等。而一般的中、远房亲戚在这些重大的节日中也会无一例外的送出礼品或现金，数额根据彼此的亲疏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送礼”行为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严格按照双向的潜规则来运行，只要是对方此次送礼了，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还礼”，如果“还礼”是现金，金额会等于或稍大于对方。这条规则在农村社区中是被严格执行的，除非是想切断与对方的联系，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对方下次将不会再“出礼”，而是让曾经的关系破裂。

(二)村民(左邻右舍)之间的礼品赠送

尊敬的刘书记、各位领导：

近年来，我乡党委、政府根据实际，把社会稳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法综治、信访稳定工作多次荣获县先进，并获得了省、市一致好评。为进一步维护好我乡和谐平安态势，乡党委、政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等村强力推进“十无”创建活动，精心打造乡治安巡防大队，现就该两项工作简单江报如下：

一、以村为典型开展“十无”创建活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强化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强力推进“十无”创建活动

组织领导是“十无”创建活动的关键，宣传舆论是活动广泛开展的助推器，为提高全乡党员干部主动参与“十无”和谐平安创建活动的积极性，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一是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创建“十无”和谐平安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创建活动日常工作的开展，各村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负责创建活动的具体落实。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

综治办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实施方案，精心安排部署活动创建内容。4月下旬召开各村干部会，进行活动动员。同时充分利用有线电视、无线广播、板报、标语等进行大力宣传。村还创新宣传方式，发挥村文艺队的工作优势，下组入户，以丰富形象的文艺节目为载体进行宣传广泛。

摘要:随着流动人口激增，大量学前流动儿童涌入城市，学前流动儿童因政策、福利保障机制等多种原因，仍属于受忽视的群体。该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在社会支持理论视野下分析3～6岁流动儿童早期教养的政府支持系统、群体支持系统和个体支持系统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应协同社会多方面力量，形成社会支持网络系统，才能有效解决学前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

关键词:社会支持；流动儿童；学前教育

1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开始出现大量流动儿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计划编著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1]学前儿童心智发展还不成熟，需要社会关注他们。对于学前流动儿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受教育的问题，但要解决好众多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与社会力量携手合作。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探究影响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社会支持因素现状，在此基础上探寻改善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策略和建议。

2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现状与分析

2.1政府支持系统。学前流动儿童能否全部享受幼儿园早期教育、能否享受有质量和高水平的幼儿园早期教育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但到目前为止，外来务工人员0～6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仍没有专门的政策。政府要从制定针对学前流动儿童特点的政策和形成社会舆论去解决3～6岁学前流动儿童“入园难”和“入园贵”的问题，保障学前流动儿童能够接受与城市幼儿质量相同的公平教育。2.1.1上海市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上海拥有数量庞大的学前流动儿童。为了解决学前流动儿童的入园问题，2008年，上海市教委、市农委、市人事局共同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促进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满足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要。目前，上海开办了大量民办三级幼儿园和看护点，招收的学前流动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后，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中，提出了“逐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需求”的发展目标。然而，上海流动儿童入小学因梯队赋权制度，不少适龄儿童因达不到要求需要超龄留在大班，不能顺利升学。2.1.2北京市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北京市也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将外来务工人员学前教育机构纳入教育行政管理体系。2014年7月底，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对非京籍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改革。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出台让家长看到了希望，也增加了学前流动儿童入园接受教育的机会。2.2群体支持系统。群体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主体之一且不受政府组织或指导。目前，群体支持系统对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幼儿园和民间力量组织的非正规群体。2.2.1幼儿园。目前，帮助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群体支持力量主要还是依靠幼儿园，但幼儿园的数量和条件还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幼儿入园。首先，公办园报名名额稀缺，会优先照顾本系统、本地区的孩子。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幼儿需要父母的《上海市居住证》，还需要七证和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公办幼儿园打分表，但录取与否还需要视名额和打分情况而定。这就意味着在层层筛选后，学前流动儿童还是上不了公办幼儿园。其次，民办幼儿园是家长的第二选择。但是我国民办园还存在硬件设施条件差、师资队伍质量不均衡、营利现象突出等问题。也有少数有大量资金投入和能保障硬件条件及师资力量的民办幼儿园，但是其收费之高，不是外来务工人员所能承受的。2.2.2非正规学前教育。除了幼儿园，在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问题上，民间也有不少力量自发组织为促进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北师大张燕的四环小组由大学生和研究生担当志愿者组织孩子们的教育和游戏活动，以非正规形式为农民工提供育儿支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了解决学前流动儿童无早教的状况，在云南省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开始了“公益幼儿园”的有益尝试。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投资100万元建立流动儿童“爱心幼儿园”，这是青岛第一所专门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爱心幼儿园”并且按照市级示范标准建设，同时幼儿园的保教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补贴。[3]2.3个体支持系统学前流动儿童的个体支持系统主要依靠其家庭，父母的学历水平和对学前流动儿童所提供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都是影响其教育的重要因素。2.3.1父母自身学历水平。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父母学历大多低于本地儿童父母。[4]而学历在深圳、上海等地入户是可以加分的，《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了流动人口想申领《浙江省居住证》，除要有稳定工作、无犯罪记录等条件外，还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2.3.2情感支持。学前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幼儿时期的孩子正处于依恋父母、需要情感陪伴的阶段。但是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大部分工作忙碌，没有时间与幼儿进行亲情上的情感交流。大部分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只是在下班回家后与幼儿进行日常的谈话，对于和幼儿一起玩亲子游戏、讲睡前故事等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就更少了。2.3.3经济支持。据调查，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较为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有70%的调查对象月工资在500～2000元之间。[5]良好的经济支持是帮助幼儿接受教育的前提之一，有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可能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对于购买学习材料、电子产品以及报名兴趣班更是无力承担。

论文关键词：社会流动现代性自觉

论文摘要：本文是关于苏北滨海县农民社会流动的个案研究，在问卷调查和大量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心理论假设，即苏北滨海县农民在不断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获得又反过来支配他们更理性的流动。

一、研究背景:区域农民社会流动的视阈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迅速增多。苏北滨海县农民也大规模的向苏南等地涌人，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民不同的是，滨海县农民一直就有向外流动的传统。经过多年的社会流动，今天的滨海县农民已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人通过多年打拼在扩展经济资本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江苏省政府开始将部分重点工业向苏北转移，由此带动了苏北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苏北地方政府也积极拓宽渠道吸纳资金、技术，不仅向大企业招商引资，还经常邀请本土流出在外的“流动精英”回乡参观，并通过大众传媒召唤在外流动农民回乡参与建设。地方政府此项举措主要考虑的是在外流动农民经过十至二十年的发展，不仅拥有较高的技术，而且在思维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视野等方面也更趋向现代性，这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所需成熟的劳动力和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具有双重的现实意义。流动农民出于对扩展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召唤，近年来出现的“乡土回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个案材料的选取与简单统计

摘要：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关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

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才流动愈加频繁。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有薪酬水平、工作类型、晋升机会、组织管理、地域环境、社会保障、教育水平等。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其服务对象正是社会成员中最重要的部分——劳动者。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并存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进行剖析，阐述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一、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存在的客观事实

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手段，运用社会力量，给予劳动者一定程度的补偿，使之能继续享有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立法推行，参加者定期缴纳保险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风险分担、和衷共济的特点。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保险项目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是不同项目的保险还包括多种类型，如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是不同地区计算社会保险待遇的多样性，如基本养老保险计算退休待遇时，使用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多样性，又比如医疗保险存在住院结算起付标准的不同和报销比例的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实现了现阶段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线需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助、伤有所扶、困有所帮。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依然是以发挥保障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实现目标，具有典型的“兜底线、广覆盖、建机制”特点。正是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社会保险模式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总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的限制。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阶段的过渡选择。现行社会保险模式，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建立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受城乡二元社会模式、机关事业企业组织模式、国有外资合资私营企业多元样式、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影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基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现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是围绕适应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改变过去单一层次的国家层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各省市积极着手建立以企业自愿为原则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鼓励建立企业年金，鼓励个人自愿为原则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二、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价值考量

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才流动整体呈现“高走”和“东南飞”的大趋势，一是农村流向城市，县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会，省会流向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风向就是“西北风”，人才向东向南集聚。当然，吸引人才“高走”和“东南飞”的首要因素绝非是当地的社会保险及其体现的价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过程中，作为人才的个体自然会掂量，以东南相对发达地区为基准参照物，与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此时，两地之间差异化的社会保险便成为考量因素之一，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金水平有差异，保障程度有差别，天平再一次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实际的差距，客观成为影响人才回流的一种阻碍。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模式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明显。同一地区内人才在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社会保险的价值考量和权重对比，就现阶段而言，具有相对较高比重。以人才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为例，倘若是从企业流向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较少考虑社会保险问题；如若是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向企业，对于个人而言，考虑社会保险问题较多，养老保险方面，企业是否有企业年金；医疗保险方面，是否有补充医疗保险。出现此类情况，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实施了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且存在价值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年龄结构的人才流动影响不同。对社会保险因素重视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层次越轻的人才没有家庭负担或相对较轻，而且有更多的职业晋升和向上发展机会，在职业流动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薪酬水平高、岗位锻炼多、晋升机会大，而较少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年龄较大的人才流动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重会使其更多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对工作晋升和岗位锻炼考虑相对较少。

三、展望与建议

一、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的现实意义

社会救助是指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3]社会救助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困难户救济和“五保户”救济、灾害救济以及其他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着两种独立体系，即“二元社会结构”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不仅在工作选择、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镇职工应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惊心。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入手，拆掉构成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实施。而尽快建立针对流动人口遇到特殊困难情况下的紧急社会救助制度，应该是目前最迫切，也最为可行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由家乡来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脱离了地缘、亲缘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城市时刻面临着找不到工作、失业、财务丢失、伤病等风险，有时候还成为偷盗、诈骗、抢夺、伤害等不法侵害的对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体面临的风险更大，处境更为艰难，包括部分妇女、儿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员、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呆傻智障人员、走失人员、上访人员、拾荒人员等等。这些人几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各种困境和威胁，很容易陷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境地。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能够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权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人文环境的优化。

其次，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效益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意义重大。这种救助是在受助者最为难的时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鲜明的兜底性特征。这种救助不但能够维护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而且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缓和城乡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减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负面影响，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会矛盾，因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当多困难群众难以获得有效救助，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引发和加剧社会冲突，甚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我国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我国政府中的民政部门是开展社会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这是一项针对城市流动人口而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全国原有832个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转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设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救助管理站909个。据统计，从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国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670404人。[4]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在法规制度、机构设施、经费渠道等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完善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