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企业的产品及生产活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由于有限责任制，这些损害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无法得到赔偿。本文重点分析了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的金融手段，认为保障社会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不仅能够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而且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关键词：社会损害金融手段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财务担保

目前，关于矿难、劣质产品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伪劣药品夺人性命、重大环境污染等由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悲剧时常发生。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是政府？还是由企业的股东、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是政府承担，那就等于由全体纳税人承担，那么这种非自然原因的、由个别企业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人为灾难为什么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后果？而股东、经营者是自然人，能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让黑心的矿主、企业经营者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承担刑事责任，也无法对无辜的受害者进行经济补偿，或对污染的环境进行事后治理。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仅靠政府的直接管制还是不能完全阻止社会损害的发生。本文具体探讨了如何通过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进而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社会损害及其控制

社会损害是指企业的产品或其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对人生命健康的危害以及对财产的损害，这些损害可能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也可能是产品导致的。这些后果本应由对社会造成损害的企业承担，但由于有限责任制，在损害发生后，往往企业破产，无力对这些损害进行赔偿，最终这些本应该是企业的内部成本就间接转变成了外部成本。

避免社会损害发生的办法有两种：第一，依靠政府采用各种政策、规章、措施进行管制，一般的做法是由各相关部门（如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保局、安监局等）对企业进行管制；第二，依靠道德教育，提高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但是，事实证明，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要更有效地解决社会损害问题，事后的惩罚与事前的管制同样重要，有时可能效果更好。事后的惩罚也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严惩，由造成社会损害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种是经济严惩，由造成损害的当事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谁生产的药品、食品致人死亡，谁赔偿，谁的煤矿发生矿难，谁负责赔偿死难家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后严惩不仅能够惩罚社会损害者、补偿受害者，而且能够警示潜在的社会损害者，促使企业事前采取措施防止社会损害的发生。

本文作者：刘宪权周舟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近年来，人们的理财途径越来越多，由过去较为单一的存款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购买国债等形式，逐步走向投资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允许进行投资的一些领域。由于所涉及金融领域的专业性，人们往往会出于对一些金融机构的信任而委托其作为自己的理财机构，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应当看到，伴随委托理财行为的日益普及，在司法实践中，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济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委托资金或财产的案件屡屡发生，且数额特别巨大。而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对于这类严重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刑法条文却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一旦发生这类案件，也往往只能对相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在研究起草《刑法修正案（六）》的过程中，公安部、中国证监会、银监会等单位强烈呼吁增设新罪名，专门规范该类行为。该建议最终也为立法者所采纳，《刑法修正案（六）》在第12条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一的规定，增设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0月25日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本款的罪名被确定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但笔者发现，尽管《刑法修正案（六）》已经颁布实施近5年了，学界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大多仍然散见于学者所编写的教材或者对金融犯罪的著述中，而并未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案件时还存在较大争议，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也远未能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明确其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为今后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背信行为的本质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金融领域的特别背信罪，在理论上探讨背信罪的本质，对准确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背信罪，是指依法律、公务机关命令或法律行为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违背其义务，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的行为。①关于背信罪的本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滥用权限说”、“背信说”以及“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等三种学说。滥用权限说将滥用法律上的权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认为背信罪主要发生在与第三者的对外关系上，并且只有基于权的法律行为，才可能构成背信罪。②据此，金融机构只有在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又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否则，即使金融机构擅自运用了客户的资产，也不能构成本罪。背信说将违背他人的信任、信赖关系及诚实义务而侵害其财产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背信行为除了存在于与第三者的关系中外，还存在于与本人（委托人）的对内关系中，并且不限于法律行为，凡是破坏事实上的信任关系的事实行为，都可能成立背信罪。③据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诚实信用义务，给客户资产造成损失的，就都有可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则认为，构成背信罪的基础仍然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但只有滥用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权限或事实上的事务处理权限、从而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行为才是背信行为。④据此，金融机构只有以滥用对客户资产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管理权限的方式违背诚实信用义务时，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笔者认为，刑法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应结合刑法中有关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具体规定对上述各学说作出判断和分析。就刑法的规定分析，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理应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理由主要有：首先，“滥用权限说”范围限定太窄。如果采取“滥用权限说”，那么在委托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之后，委托人未及时处理其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履行清算义务，而擅自运用这类信托财产，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失的，由于委托关系已经终止，金融机构并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①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只要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即可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而且此处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的义务，也包括法定的义务。因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了《证券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的诚实信用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就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滥用权限说”似乎范围限定太窄，显然并不妥当。其次，“背信说”范围设定太宽。如果采取“背信说”，那么在金融机构接到客户的交易指令后，不及时执行指令，从而错过了最佳交易时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机构这种消极的不作为同样违背了诚信，金融机构同样也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②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只有在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无论是从法条的字面含义还是从立法原意来看，“擅自运用”都应当是指在没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准的情形下运用。由此可见，这里的“运用”显然不能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也即上述所谓的“消极履行受托义务”的行为虽然违背诚信，但却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此外，虽然“背信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背信类犯罪“违背诚信”的本质，但仅仅通过“诚实信用”这类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的。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背信说”显然范围设定太宽，同样存在不妥当之处。最后，“背信的滥用权限说”范围设定适中，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内容。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既可以进一步明确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含义，又可以适当扩展滥用权限的范围，从而能够比较清晰地划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界限。该说不仅弥补了“背信说”与“滥用权限说”的不足，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规定。因而，在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

二、“违背受托义务”的认定

就本罪刑法条文中规定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义务”一般是指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基于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而具有的约定义务，但也应当包括基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而具有的法定义务。应当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信托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就受托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以及受托人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职责和禁止的行为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例如，根据《信托法》第25条至第30条的规定：“受托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七项义务：（1）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2）受托人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3）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4）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5）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6）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7）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但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一般的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所应当遵守的这些法定义务，却不可能全部了解，从而委托人也就难以在委托合同中具体约定这些义务，特别是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采取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等方式逃避这些必须严格依法履行的法定义务。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通过许诺高额回报的方式，与委托人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以吸收委托人资金，而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如何投资理财则往往不管不问，甚至明知受托金融机构进行违规违法的资金操作也不过问，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能够按时返还本金并给予高额回报即可。①由此可见，仅仅将此处的受托义务限定为合同义务，就有可能会导致受托金融机构利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来逃避法律规定的义务，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从合同上看，受托金融机构并没有违背委托人与其的约定，但是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法定义务，同样也应构成“违背受托义务”。其次，合同并不是本罪中受托义务来源的唯一形式，只要能够形成受托义务的形式都可以成为受托义务的来源。例如，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存款，存款人与银行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存款人只有自动存款机输出的一张存款凭证，可以说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合同关系。但是，根据银行的存款操作交易习惯，自动存款机实际上是代表银行接受存款人的存款委托，双方的存储关系已经建立，银行接受存款人存款的受托义务即已经成立。最后，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与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所不同。就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只要相关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事项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有所规定，即便是相关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职务便利的人员也可能“违背受托义务”；而就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言，只要行为人有主管、管理或经手单位资金的职务便利存在，其就可以利用这一便利，而无需委托事项或法定义务的存在，亦即无需受托义务的存在。

［内容提要］广告的直接目的已由销售商品向引起人们态度改变转变，广告使社会再生产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可能，几乎无孔不入的广告通过说服来影响人们态度的改变，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直至控制社会人和社会经济；大宗广告主通过广告主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控制着媒介，进而控制社会。［关键词］广告；控制社会说服是指通过接收他人的信息产生态度的改变，在强制作用受到削弱的民主社会里，说服对于态度的改变是最好的手段。广告正是通过说服来影响人们态度的改变，当广告信息充斥社会的时候，广告对社会就会产生一定的控制作用，进而成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几乎无孔不入的广告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业的范围。一、广告对社会经济的控制1、广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广告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使社会再生产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可能。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产品只有卖出去转化成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剩余价值才能实现，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而产品要卖出去只有依靠有效的广告和营销手段才能实现，因此广告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在过去的20年中，受益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内地的传媒市场发展迅速，广告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吸纳了大量的从业人员。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有统计表明，年度广告市场规模从1981年的1.18亿发展到2001年的795亿，增加了672.6倍。而有关预测显示，在未来的8年，中国内地的广告市场仍将快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内地广告市场规模将达到2609亿元，比2001年增加2.28倍。由此可以推测，我国的广告从业人员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我国广告从业人员1981年仅有1.1万人，1992年就发展为18.5万人，1994年已突破40万人，从业人员急剧增长。从1993年到1994年，全世界广告业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为154.2%，比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高出87.3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每年以8%的高速度增长，而近几年我国广告营业额每年以40%—60%幅度增长。据《现代广告》对2003年媒体广告经营的专项调查表明，68.7%的媒体2003年上半年的实际广告收入较2002年同期增长，平均增长比例为25%，2003年媒体广告经营持续向好。可见，经济的发展也将推动或者制约广告业的发展。2、大规模的广告活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广告活动是企业提升品牌形象的主要手段。但是，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往往凭借其经济实力开展大规模的广告活动，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社会竞争。大广告主利用媒介制造舆论，引领社会潮流，使品牌价值发生增值，使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加，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使新的企业要打开市场面临极大困难。尤其是借助广告红起来的名牌产品，企业一旦内部出现欺骗行为，对社会极易造成恶劣影响，如长城集团，轰轰烈烈的一场集资热使多少人遭受损伤，这种恶劣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只要广告和广告业存在，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会存在，它对社会的控制作用就不容忽视。3、广告的直接目的是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广告作为一种商业形式，其本来目的是向人们传播商品信息，促进商品销售。在我国，广告已经获得了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天，广告的发展日趋繁荣，广告越来越建立在对消费者进行准确定位和细致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广告效果好不好关键是要看广告的说服力有多大。当人们出现了某种需求，在众多的同类商品中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广告对消费者的说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件商品销售得好不好关键是要看广告劝说的效果好不好。由于媒介在商品的销售中起到了一种信誉担保作用，作为消费者来讲，选择一种做过广告的商品比选择一种没有做过广告的商品心理上有更多的商品品质上的保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才愿意出巨资制作各种形式的广告。4、我国广告媒介具有特殊优势。广告以媒介为载体，在我国媒体多为政府所办，广告依托媒介，实际上就是借用了媒介的公信力，也就是间接地借用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信息源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广告更容易得到受众的接受和认可，那些级别高、权威性大、公信力高的媒体广告具有更高的说服力，更易改变公众的态度。因此，加强媒介广告宣传的管理，加强媒介的控制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二、广告对人的控制1、影响人的社会化。广告作为一种商业形式，其本来的目的是向人们传播商品信息，促进产品的销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广告观念的改变，其本来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改变人们的消费态度和观念。我们知道，在民主社会中，最可靠的控制手段就是通过说服改变人们的态度，从这点上讲，广告已成为对大众进行说服的主要工具。在我国，广告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各广告商之间为了能对大众进行有效的说服，不断地在广告原有的内容和模式上出奇出新，甚至不顾广告对社会文化和受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伴随着电视等电子媒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由于他们正处在个人的社会化的时期，对广告尚未达到理性的判断力，对商品和服务信息的认识也多半来源于有吸收力的感性的认识上，极易被说服。霍夫兰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态度是由学习而来的，并且态度改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的。青少年也和成人一样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广告信息，从广告中学习到自己对于社会规范的认识，逐步地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态度改变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各种媒介的膨胀过程进行的，我们通过各种媒介来认识和了解社会，其中，广告扮演着重要角色。2、广告通过媒介向大众传播新的消费观念，创造社会流行。广告传播所采用的文化诉求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可低估，广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通过向人们传播消费观念来实现。消费观念具有流动性和易变的特点，并可能成为我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的社会化。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种西方快餐食品，最初从中国人理性的消费观念来看，是不太适合中国的，可是肯德基和麦当劳不但成功地打进了中国，而且仅肯德基一家每年就从中国“啃”走20亿元，它之所以在中国成为流行，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广告宣传的文化被中国人所接受，“常常欢笑，尝尝麦当劳”、“我就喜欢”这些广告词在中国城市几乎做到了家喻户晓。广告所创造的流行，对于盲目的消费者来说直接的结果就是被文化所同化，广告文化以媒介为依托向某一地区进行覆盖，这种外来文化对已有的社会规范造成很大的冲击。3、影响社会规范的形成和内容。社会规范是社会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许多广告宣传的不仅是一种商品信息，也向人们传播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自始至终贯穿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形式，使人们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首选广告所宣传的角度。人类的记忆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重复的一个过程，当广告不断地在你面前重复的时候，想要不接受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现代传播理论和技术都承认和实现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应有的发挥，但是这种主观能性的发挥是很有限的，我们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在被动地接受大量的广告传播出来的社会规范和形式，暗示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尽管在我国广告所宣传的大多是一些宣传浓浓的亲情和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也不乏追求物质享受和奢糜生活的作品。受这些广告的影响，许多的青少年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吃穿要名牌，学会了对物质生活的盲目追求，甚至为了追求不惜犯法。三、广告主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力量除了通过对传播媒介的垄断来进行社会控制外，另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广告控制，即以提供广告的形式对媒介进行经济的牵制，以达到控制的目的。“自从资本主义廉价报纸同资本主义广告界结成伙伴以来的100多年中，广告收入已经成了传播机构的经济支柱，传播媒介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考虑，非万不得已不敢得罪这些大大小的财神爷，只好在传播内容、形式上尽量同自己的广告客户保持一致。如美国报纸必须有60%以上的广告版面才能盈利，而盈利又是资本主义传播事业的目的之一。为此，当新闻、信息内容同广告发生冲突时，报纸编辑们不得不砍掉新闻而保留广告。”①“控制信息的权力是控制社会的主要杠杆”②，谁控制了信息的权谁就掌握了控制社会的杠杆。因此，在私人可以拥有媒体的国家，媒介是由公司企业来支持的，争夺控制媒介的权力并不比争夺政治权力显得次要。随着媒介商业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的主要媒介被少数大公司控制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当媒介的经济支柱不再以发行量的大小和收视率的高低来计算的时候，媒介就要谨防被少数大公司控制的趋势。在一篇为《大众传播、流行品位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的文章中，两位著名的传播学者和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对社会使用媒介的方法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利用大众媒介进行社会控制。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而事实上，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大多都是经过传媒的控制者筛选和过滤了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说，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反面的宣传，就会形成信息的垄断。广告宣传正是如此，广告主花费大量的资金决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我们通常情况下从广告中所得到的信息仅仅只是正面的信息，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广告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的垄断，受众不可能根据广告内容来得到全面的信息，只能根据自己已有的认识来评判商品或者服务的好坏，而我们已有的认识一部分又是来源于先前接受到的广告的宣传，事实上我们是被广告所控制着，只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里，很少有媒体是单纯地依靠发行量来维持生存的。大宗的广告户联合起来主宰了媒体的命运。在美国，广告商对于媒介的影响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编辑选择文章不仅要符合预期的读者兴趣，而且要看对于广告的影响。广告的要求比读者的要求有更大的优先权，相应地广告主在广告公司、广告主和媒介这三者关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美国报纸业形成垄断以前，有些上百年历史的报纸因为编辑的不慎而使大宗广告户撤走广告费，最终报纸不得不宣布停刊。媒介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们都知道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为了迎合广告商的口胃，编辑们不得不将那些有可能得罪广告商的言论停止出版和刊行。据《现代广告》杂志报道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03年广告主直接投放在中小型媒体的广告经营额均超过50%，投放在大型媒体（2002年经营额1亿元以上）的广告经营额也达到了34.2%。可见，媒体对于大宗广告客户是有相当大的信赖性的，许多的媒体为了促销广告资源，加强与广告主的直接联系。调查显示，57.5%的媒体“与客户组织推广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与广告主的直接联系，形成热点效应，突出板块优势”。因此，广告不仅引导了人们的各种行为模式和态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媒介，进而控制社会。四、小结广告不仅是一种商业信息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广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广告所宣传的社会规范是人们社会化的内容之一，它影响着人的社会化，尤其是对于伴随着电子媒体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的影响不能忽视。在我国，媒体凭借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比其他国家媒介广告更具有说服力。广告在我国发展近20年来，它的直接目的已由过去的传播商品信息向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转变，它的作用对象是人，因此，它的影响尤其应该引起广泛的重视。广告控制是西方媒体对社会控制的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媒体对大宗广告客户的依赖程度正在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增强，当媒介的经济支柱不再以发行量的大小和收视率的高低来计算的时候，媒介就要谨防被少数大公司控制的命运。注释：①段京肃、罗锐：《基础传播学》，第15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②《传播媒介的垄断》，第P242页。

摘要：信息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功能，它不仅为社会控制提供相关信息，而且为社会控制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但信息传播障碍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造成社会泥乱等失控现象。文章分析了如何发挥信息传播片社会控制的有利作用的可行措施。

关健词：信息传播社会控制大众传媒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传播学通常把信息传播分为人内传播(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也称自我传播)、人际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活动)、群体传播(自然发生的一般非组织性群体所从事的信息传播，包括群体外传播和群体内传播)、组织传播(组织所从事的信息传播，包括组织外传播和组织内传播)和大众传播(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这5种类别的传播总是同时存在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社会规范指导和约束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调节和制约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信息传播的高度发展，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传播不仅拓展了人们了解社会的空间，也拓展了国家社会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1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影响

1.1信息传播是社会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勘中把人与人相互之间的联系称为交往，并把交往放到与生产同等的范畴来看待，认为交往是实现生产和分工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而交往就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当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程度，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状况如何将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交往正是人类信息传播，他的论述最终被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所证实。信息已经成为继物质、能源之后制约社会发展的又一个主要因素和资源。

内容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这一科学发展观为基点，界定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涵义，分析了目前社会成本增大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其相应的控制和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一、清代州县佐贰官、属官的职能及驻地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内容摘要：企业的产品及生产活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由于有限责任制，这些损害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无法得到赔偿。本文重点分析了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的金融手段，认为保障社会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不仅能够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而且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关键词：社会损害金融手段第三方连带赔偿责任财务担保

目前，关于矿难、劣质产品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伪劣药品夺人性命、重大环境污染等由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悲剧时常发生。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是政府？还是由企业的股东、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是政府承担，那就等于由全体纳税人承担，那么这种非自然原因的、由个别企业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人为灾难为什么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后果？而股东、经营者是自然人，能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让黑心的矿主、企业经营者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承担刑事责任，也无法对无辜的受害者进行经济补偿，或对污染的环境进行事后治理。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仅靠政府的直接管制还是不能完全阻止社会损害的发生。本文具体探讨了如何通过采用金融手段保障社会损害得到赔偿，进而有效控制社会损害的发生。

社会损害及其控制

社会损害是指企业的产品或其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对人生命健康的危害以及对财产的损害，这些损害可能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也可能是产品导致的。这些后果本应由对社会造成损害的企业承担，但由于有限责任制，在损害发生后，往往企业破产，无力对这些损害进行赔偿，最终这些本应该是企业的内部成本就间接转变成了外部成本。

避免社会损害发生的办法有两种：第一，依靠政府采用各种政策、规章、措施进行管制，一般的做法是由各相关部门（如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保局、安监局等）对企业进行管制；第二，依靠道德教育，提高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但是，事实证明，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要更有效地解决社会损害问题，事后的惩罚与事前的管制同样重要，有时可能效果更好。事后的惩罚也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严惩，由造成社会损害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种是经济严惩，由造成损害的当事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谁生产的药品、食品致人死亡，谁赔偿，谁的煤矿发生矿难，谁负责赔偿死难家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事后严惩不仅能够惩罚社会损害者、补偿受害者，而且能够警示潜在的社会损害者，促使企业事前采取措施防止社会损害的发生。

摘要：信息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功能，它不仅为社会控制提供相关信息，而且为社会控制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但信息传播障碍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造成社会泥乱等失控现象。文章分析了如何发挥信息传播片社会控制的有利作用的可行措施。

关健词：信息传播社会控制大众传媒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传播学通常把信息传播分为人内传播(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也称自我传播)、人际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活动)、群体传播(自然发生的一般非组织性群体所从事的信息传播，包括群体外传播和群体内传播)、组织传播(组织所从事的信息传播，包括组织外传播和组织内传播)和大众传播(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这5种类别的传播总是同时存在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社会规范指导和约束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调节和制约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信息传播的高度发展，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传播不仅拓展了人们了解社会的空间，也拓展了国家社会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1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影响

1.1信息传播是社会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勘中把人与人相互之间的联系称为交往，并把交往放到与生产同等的范畴来看待，认为交往是实现生产和分工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而交往就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当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程度，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状况如何将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交往正是人类信息传播，他的论述最终被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所证实。信息已经成为继物质、能源之后制约社会发展的又一个主要因素和资源。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审计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病，审计风险覆盖的范围逐渐扩大，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平稳运行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有效控制社会审计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针对社会审计风险的内涵以及成因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效控制审计风险的措施，为社会审计风险的降低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审计风险；内涵；成因；解决措施

1社会审计风险的内涵

审计风险由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共同决定，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被审计前就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检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企业本存在的重大错报的风险。由于注册会计师具备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性，为社会公众服务，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其审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公允性。经过审计，注册会计师若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错报风险高，就会增加审计程序且严格执行以降低检查风险，反之，则可执行较为宽松的审计程序，最终达到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范围内的低水平的目的。

2社会审计风险的成因分析

2.1注册会计师自身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实行风险导向型审计的方法，采取抽样审计的模式以提高审计的成本效益，在企业的高风险领域抽样多，低风险领域抽样少。同时，社会审计是受托审计，注册会计师没有法律权利，其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及审计范围均受到限制，注册会计师只能在权限范围内执行审计程序，发现重大错报、漏报，增加了社会审计风险存在的可能性。此外，部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规章制度不完善，存在内部竞争的情况，且部分注册会计师审计理念没有与时俱进，业务能力退化，职业道德素养有所欠缺，在审计过程中，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降低审计成本而减少审计程序，可能导致社会审计风险进一步增大。2.2企业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意图。首先，企业内部管理层有弄虚作假的动机和嫌疑，被审计单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采用舞弊手段来掩埋真实情况是造成社会审计风险的最主要原因。例如，企业为了偷税而减少财务报表上的营业收入，为了争取银行贷款而在财务报表上隐瞒负债，虚构资产，上市公司在连续两年亏损后为了不被退市而在第三年徒增利润等。这些都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加大了审计风险。其次，我国很大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缺失或不够严密，企业内部人员权责模糊，业务流程不够规范，财务信息失真，极易在企业内部出现错报的情况，且错误得不到有效的处理、控制以及改正，从而产生社会审计风险。此外，部分企业的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不完善，而随着业务活动的日益复杂，企业内部存在的漏洞很可能导致错报的发生，增加社会审计风险。2.3审计工作客观环境的制约。目前我国关于审计的规章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各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些许不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的进步，审计工作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而新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已制定的一些准则、规定也难以适应审计工作转变的要求。因此，我国现存的法律环境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审计工作的开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都不断涌入市场，不同体制、不同规模、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相互进行交易往来，使得业务活动愈加复杂，提高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难度，从而也增加了审计的风险。此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使用财务管理专用软件进行记账、审核记账凭证、生成报表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存储在电脑中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且容易丢失，受黑客攻击，加大了审计风险。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