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济制度范文10篇

（一）我国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自建国50来，社会救济制度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而是非常分散，甚至可以说应急性规定比较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看到，国家对于社会救济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制定了大量法规政策规范社会救济事业，而为社会救济投入了大量才力和物力，保障了那些处于生活困境的人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城市大量流落街头的难民、灾民、无业人员等贫困人口，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50年6月政务院又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年7月劳动部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拨出大量粮食和经费，对不同情况的人员给予不同的救济。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经常得到救济的有120余万人，冬季期间达到150余万人，占到各个城市人口的20%-40%.从1953年到1957年国家支付城市社会救济费1亿多元，救济了1000多万人。在农村，1950年到1954年国家发放10亿元的救灾救济款以及大量的救济物资，救济灾民和孤老病残人员。[1]

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城市形成了就业与保障一体化的保障制度，农村生活困难的农民由生产队给予补助。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主要面向城乡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社会成员，社会救济费由国家承担。1961年到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得到救济的人口分别为51.7万人次、266.8万人次、322.5万人次。1960年到1963年，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款和灾民生活救济款23亿元，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无依无靠的孤老病残社员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供养，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待遇的有519万人。“”十年期间，国家为农村灾民拨付了30多亿元的生活救济费。[2]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济工作主要是多次调整了城市社会救济对象的救济标准，由1979年的平均每人75元增加到1989年的平均每人273元；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济的投入，1978年国家用于“五保”户的救济金2309万元，占国家拨付的农村社会救济费10%，1994年为“五保”户拨付救济金7554万元，占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费的27%；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国家和集体用于农村社会救济和补助的资金共70余亿元，灾民生活救济费170余亿元；[3]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改革最有成效的是在农村开展扶贫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1982年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的通知》后，扶贫工作在我国农村全面展开，1994年国务院又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1998年就下降到4200万。[4]

可以看出，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1）“三无”（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孤老残幼，他们是长期的救济对象，政府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医教等个方面的生活问题，在城镇，为他们建立了福利院、托老所、精神病院等福利机构，在农村，主要是建立了敬老院，1994年全国孤老残幼有330万人，提供救济款13.6亿元，其中政府提供了1.88亿元；（2）灾民，城镇或农村居民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使财产和收成受到巨大损失的人们，灾情主要发生在农村，因而灾民主要集中在农村，国家将70%左右的救灾款用于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10%左右用于衣被救济，25%左右用于修建房补贴，5%左右用于防疫治病，1994年救济灾民8228万人，国家拨付救济款18亿元；（3）社会上的生活困难者，他们因各种原因（因家庭成员生病、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失去工作机会等）陷入贫困，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暂时困难者，另一部分则是长年困难者，因此对前者实行临时救济，对后者则实行定期定量救济，1999年全国社会救济人数达5290余万人次。[5]

（一）我国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自建国50来，社会救济制度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而是非常分散，甚至可以说应急性规定比较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看到，国家对于社会救济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制定了大量法规政策规范社会救济事业，而为社会救济投入了大量才力和物力，保障了那些处于生活困境的人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城市大量流落街头的难民、灾民、无业人员等贫困人口，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50年6月政务院又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年7月劳动部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拨出大量粮食和经费，对不同情况的人员给予不同的救济。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经常得到救济的有120余万人，冬季期间达到150余万人，占到各个城市人口的20%-40%.从1953年到1957年国家支付城市社会救济费1亿多元，救济了1000多万人。在农村，1950年到1954年国家发放10亿元的救灾救济款以及大量的救济物资，救济灾民和孤老病残人员。[1]

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城市形成了就业与保障一体化的保障制度，农村生活困难的农民由生产队给予补助。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主要面向城乡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社会成员，社会救济费由国家承担。1961年到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得到救济的人口分别为51.7万人次、266.8万人次、322.5万人次。1960年到1963年，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款和灾民生活救济款23亿元，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无依无靠的孤老病残社员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供养，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待遇的有519万人。“”十年期间，国家为农村灾民拨付了30多亿元的生活救济费。[2]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济工作主要是多次调整了城市社会救济对象的救济标准，由1979年的平均每人75元增加到1989年的平均每人273元；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济的投入，1978年国家用于“五保”户的救济金2309万元，占国家拨付的农村社会救济费10%，1994年为“五保”户拨付救济金7554万元，占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费的27%；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国家和集体用于农村社会救济和补助的资金共70余亿元，灾民生活救济费170余亿元；[3]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改革最有成效的是在农村开展扶贫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1982年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的通知》后，扶贫工作在我国农村全面展开，1994年国务院又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1998年就下降到4200万。[4]

可以看出，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1）“三无”（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孤老残幼，他们是长期的救济对象，政府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医教等个方面的生活问题，在城镇，为他们建立了福利院、托老所、精神病院等福利机构，在农村，主要是建立了敬老院，1994年全国孤老残幼有330万人，提供救济款13.6亿元，其中政府提供了1.88亿元；（2）灾民，城镇或农村居民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使财产和收成受到巨大损失的人们，灾情主要发生在农村，因而灾民主要集中在农村，国家将70%左右的救灾款用于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10%左右用于衣被救济，25%左右用于修建房补贴，5%左右用于防疫治病，1994年救济灾民8228万人，国家拨付救济款18亿元；（3）社会上的生活困难者，他们因各种原因（因家庭成员生病、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失去工作机会等）陷入贫困，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暂时困难者，另一部分则是长年困难者，因此对前者实行临时救济，对后者则实行定期定量救济，1999年全国社会救济人数达5290余万人次。[5]

一、我国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自建国50来，社会救济制度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而是非常分散，甚至可以说应急性规定比较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看到，国家对于社会救济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制定了大量法规政策规范社会救济事业，而为社会救济投入了大量才力和物力，保障了那些处于生活困境的人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城市大量流落街头的难民、灾民、无业人员等贫困人口，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50年6月政务院又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年7月劳动部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拨出大量粮食和经费，对不同情况的人员给予不同的救济。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经常得到救济的有120余万人，冬季期间达到150余万人，占到各个城市人口的20%-40%。从1953年到1957年国家支付城市社会救济费1亿多元，救济了1000多万人。在农村，1950年到1954年国家发放10亿元的救灾救济款以及大量的救济物资，救济灾民和孤老病残人员。

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城市形成了就业与保障一体化的保障制度，农村生活困难的农民由生产队给予补助。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主要面向城乡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社会成员，社会救济费由国家承担。1961年到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得到救济的人口分别为51.7万人次、266.8万人次、322.5万人次。1960年到1963年，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款和灾民生活救济款23亿元，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无依无靠的孤老病残社员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供养，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待遇的有519万人。“”十年期间，国家为农村灾民拨付了30多亿元的生活救济费。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济工作主要是多次调整了城市社会救济对象的救济标准，由1979年的平均每人75元增加到1989年的平均每人273元；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济的投入，1978年国家用于“五保”户的救济金2309万元，占国家拨付的农村社会救济费10%，1994年为“五保”户拨付救济金7554万元，占国家拨付农村社会救济费的27%；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国家和集体用于农村社会救济和补助的资金共70余亿元，灾民生活救济费170余亿元；在这个时期，社会救济改革最有成效的是在农村开展扶贫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1982年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的通知》后，扶贫工作在我国农村全面展开，1994年国务院又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1998年就下降到4200万。

可以看出，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1）“三无”（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孤老残幼，他们是长期的救济对象，政府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医教等个方面的生活问题，在城镇，为他们建立了福利院、托老所、精神病院等福利机构，在农村，主要是建立了敬老院，1994年全国孤老残幼有330万人，提供救济款13.6亿元，其中政府提供了1.88亿元；（2）灾民，城镇或农村居民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使财产和收成受到巨大损失的人们，灾情主要发生在农村，因而灾民主要集中在农村，国家将70%左右的救灾款用于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10%左右用于衣被救济，25%左右用于修建房补贴，5%左右用于防疫治病，1994年救济灾民8228万人，国家拨付救济款18亿元；（3）社会上的生活困难者，他们因各种原因（因家庭成员生病、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失去工作机会等）陷入贫困，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暂时困难者，另一部分则是长年困难者，因此对前者实行临时救济，对后者则实行定期定量救济，1999年全国社会救济人数达5290余万人次。

本文作者：王识开工作单位：共青团吉林市委

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思想核心是将社会救助视作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既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也包括国家在具体制度的实施中承担宏观管理和微观保障的职能。民国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洪友兰在《社会救济法的立法精神》中提到:“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1这种认识是传统救助向现代救助转变的思想基础。而将国家义务责任转化为公民应当享受的权利则有赖于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确立。社会救助的理念和行为古已有之，但社会救助法的产生才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制度。现代社会救助立法体现的是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这也是社会救助立法的法律渊源。在西欧，1793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中规定:“公民救济是一种神圣的债务。社会有义务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为他们提供工作，或确保无能力工作者维持生计”。2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开端，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在欧洲及西方国家中开始普遍适用，成为福利国家的标志。生存权就是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权利，使社会弱者有尊严地生活于社会。而现代社会生存权保障侧重于保护在社会上受到自然条件，劳动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制约而成为社会弱者的人。南京政府的政治及立法理念也体现了这一点。强调“为政之要，就在于竭尽能力定出方法和计划，来救治人民的困乏与痛苦”3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救助法律，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根本法，专门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体系。

一、根本法

民国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颁布《训政纲领》，作为执政的根本原则。在第一二条中规定政府要举办救济事业，包括普设救济机关、办理灾振、实施工赈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实施仓储制度预防灾荒充裕民食”4。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经济138条中规定:“国家为改良老公生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及救济劳工失业应实施保护劳工政策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施以特别之保护”;142条规定:老弱残废无力生活者国家应予以相当之救济。5从中不难发现，对于公民的生存权虽有保护但没有非常清晰完整的表达，仅能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国家救助责任。由于南京政府的社会救助事业已经是各级政府的行政内容，所以针对具体的社会救助事业领域的规定在宪法中表述得则相对详尽。

二、专门法

《社会救济法》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布，主要内容:1．救济范围。明确了社会救助的对象，包括:年在六十岁以上精神衰耗者;未满十二岁者;妊妇;因疾病伤害残废或其他精神上身体上之障碍，不能从事劳作者;因水旱或者其他天灾事变，致受重大损害，或因而失业者;其他依法令应予救济者。2．救济设施:救济法规定:安老所、育婴所、育幼所、残疾教养所、习艺所、妇女教养所、助产所、施医所和其他以救济为目的之设施。对于已经设置救济院的地方得在院内分办各种救济设施。私人或团体举办救济设施要经主管官署许可，同时，主管官署对救济设施有视察和指导之权。对创办救济设施成绩卓著者，应予以奖励，如办理不善，主管官署得令其改进，其违反法令情节重大者，并得令其停办。3．救济方法:对于不同的救济对象列有各种救济方法:救济设施处所内之留养、现款或食物衣服等必需品之给予、免费医疗、免费助产。住宅之廉价或免费供给、资金之无息或低息贷与、粮食之无息或低息贷与、减免土地赋税、实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训练、实施技能训练及公民训练、职业介绍、其他依法令所定之救济方法。同时《社会救济法》中具体规定了收容留养救济、冬令救济和灾民救济的方法。4．救济费用。由县市负担，中央或省举办者。救济设施由乡镇举办者，其费用由乡镇负担。救济设施由团体或私人举办者，其费用由各该团体或私人负担。6《社会救济法》对于不同人群施以不同的救济，各有详细救济方法和内容，说明南京政府的社会救助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也说明社会救助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摘要：权利救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权利救济并不理想，我国权利救济存在以下题目：在立法上，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缺陷，国家补偿责任立法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执行和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实施；在法观念上，公民普遍缺乏法律证成意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从以上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利救济体系国家补偿责任法律证成意识

所谓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现实损害或存在现实危险状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来阻止损害继续发生或恢复先前权利圆满状态的行为。救济是权利的保障，作为权利的“护身符”，权利救济应为保障权利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一、完善权利救济立法

权利救济体系是相关救济制度有机结合，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这是由于，中国在立法中对西方制度的过度移植，忽视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制度特性。即是说，我国立法依靠着西方的制度体系，未深进调查中国现实状况，致使权利救济产生对这些法律的顽强“抗体”。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体系。

权利救济体系有必要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牺牲来保存集体利益具有正当性。立法有必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重新反思救济理念，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二，第二性权利救济失位。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方面存在“瑕疵”，国家强制力并未有效保护弱者或受害方的权益，使得当事人第一利益秩序破坏，不得求助于第二利益秩序的保障，国家有必要为其“瑕疵”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理想，司法的终极性并非良态，司法救济存在无救济、救济不当的弊端，反而致使权利者的二次伤害。其三，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的公道性，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司法下权利救济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即是国家补偿责任存在。当然，不可否认，国家补偿责任的实现基于社会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身选择”而分配给他们的。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补偿责任带有明显的社会救济性，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性，依靠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内涵及特征

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相对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的。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在于对潜在的损害或者尚未发生的风险的处理方式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救济体系，其制度表现具有利益前置性、法定性、利益可期待性的特征。(一)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制度类型。从制度类型上来界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体系和预防性救济体系。现行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主要是一种围绕损害结果为核心要件而构建的规范体系。这种事后性规制的法律逻辑是:赔偿义务人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产生法律层面的救济责任－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开展索赔或救济工作。这种救济模式是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确定为逻辑起点，通过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来实现权益救济或者民事法律责任的分配。以环境侵权为例，各国立法都肯定了基于环境侵权而产生的赔偿义务的逻辑，即“没有损害即没有责任”［1］。有学者将这种补救性法律救济方式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填补机制［2］P48。然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虽然能够实现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权益的填补，但是却无法对不特定、不确定的生态环境风险予以适当的调整［3］P10。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强烈的“风险性格”，打破了民事救济体系以“损害发生”为基本前提的制度预设［4］P263。例如，在洛阳市吉利区辉鹏养殖案，如果没有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存在，那么只能在养殖场对黄河水源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方可提起损害赔偿①。这种事后性的救济方式是对生态环境风险行为或者危害行为的放纵，最终不利于生态环境正义价值追求的实现。从法律属性上讲，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与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并列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制度核心理念是对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溯本追源，这种讲究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方式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典罗马法时代。此时期，立法者已经将民事预防性救济定义为一种旨在防御潜在的、尚未具现化的危险或风险的规制的方式。最具有代表性的预防性司法体系是“谨防未发生损害之诉”［5］P160以及“有权排除侵害诉讼”［6］P43。由此不难看出，立法者不仅充分肯定了民事权益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也对预防性救济和补救性救济作出了准确的区分。这种蕴含风险规制的理念应当被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所继承。(二)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内涵。目前，学界关于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的内涵探讨并不多，偶有论者，也未能对其作出清晰的阐释。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针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领域内未来危害或者潜在损害的规范体系［7］。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描绘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全貌，存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从逻辑来看，只要相关责任人的行为置生态环境权益于危险状态或者高度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依据此来寻求预防性救济来保护自身权益免于损害。由此可见，生态环境预防性民事救济体系建构的核心是尚未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以英国《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法》为例，该法第13条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包括了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可能发生的环境威胁以及有理由相信极有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②。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救济并不要求具备“成熟性”的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只要确认生态环境不利益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或者客观性，权利人就可以采取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措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典型代表。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明确规定，针对明显错误行为或可能损害社会公益的风险行为，环境公益组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以避免生态环境权益损害的发生③。在规制目的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旨在解决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制度供给不足。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人身和财产损害，也包括纯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看似已经能够对生态环境予以周延的保护，实则未然。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并非仅有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一种表现方式，也包括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的行为，对后者而言，以损害结果为前提的补救性救济体系是不适用的。这说明，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需求不断增加，期望通过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来满足个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保护的制度需求［8］。这种制度需求不仅包括公众对良好、健康生态环境的当然追求，也涉及生态环境空间规划、环境开发、公共管理等公共池［9］的利益需求。在这些方面，既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对其予以结构性回应。因此，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是弥补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存在的制度供给不足的必然。在调整范围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并非仅涉及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也包括生态环境私益。一方面，生态环境私益的预防性救济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一般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可以采取预防性救济方式来对抗他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侵犯。以美国为例，《佐治亚州登记法》等法律明文规定，“如果他人的不适当行为或方式剥夺或损害其他主体的法定权益，美国的出庭律师可以据此向法院寻求预防性救济”④。另一方面，预防性救济体系设定伊始就明确生态环境公益保护的必要性。从功能定位上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介入应当围绕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而展开，以消解生态环境公益的不利益为己任。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虽然各国制度在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目标的定位却具有一致性，即旨在“阻止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或公益的危害”。在制度表现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救济体系。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会像补救性救济体系一样产生实体性的救济［10］P4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方式的制度表现具有较强的不可知性:生态环境风险是否存在、是否消灭、法律责任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只是一种宣示性的权利［11］P205。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存有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也会产生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分配，包括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以及是否消灭了生态环境风险。以环境禁令制度为例，法院会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考量，包括否需要颁布环境禁令、环境禁令内容是否合适以及禁令效果的事后评价等等。(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特征。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制度特征可以归纳如下:1．生态环境权益保护前置性。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定位是肯定生态环境权益救济的前置性。“基于后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不可计算性、不可防范性的特点”［12］P301，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权益保护上显然“先天不足”。反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则通过扩展生态环境权益的范围，进而将生态环境权益保护提前至生态环境损害发生之前。例如，《法国环境法典》第6编“预防和补救对环境损害部分”，着重阐释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在适用范围上，尚未发生或者可能生态环境风险具有可救济性，国家、社会团体、个人应当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的发生［13］P320。具有不确定特征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从事后性救济转向事前救济的功能变迁。2．法定性。法定性首先意味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制度渊源的“法律”性。无论是立法安排还是司法实践都都是依托于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运行。在美国，大量的单行法和特别立法的存在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实体法支撑，无论联邦层面还是各州的民事法律体系都肯定了当事人寻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3420条规定了预防性救济可以是通过禁令、法律明文、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⑤。除此之外，大量程序性规则的出台也增进了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可操作性。以美国《宣告性判决法案》为例，该法案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创设可操作性的规则，包括法院的职能确定、预防性裁判的适用、自由心证等［14］P78。在美国杀虫剂(麦草畏)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庭依据该法所赋予的权利来进行裁决。最终裁定，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科迪化公司的除草剂产品对公众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可能产生风险，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⑥。其他国家所建构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具有鲜明的法定性特征。例如荷兰《民法典》第175条、第176条等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对特别严重的危险物质的法人、个体追究危险物质法律责任。此处所指危险物质的判断可以参照《环境有害物质法》第34条及《环境管理法》等相关规定⑦。正是由于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法定性要求，否则将陷入“于法无依据”的困境。3．利益可期待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满足了公众的利益的可期待性。作为法律的重要价值追求，公众对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期许以及选择是推动生态环境救济体系转型的源动力。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来说，选择怎样的法律规制秩序，配置怎样的法律功能以及达到何种法律效果都是公众利益可期待性的体现。这种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意象表述是一种强劲的规范力量，可以对国家机构甚至法律体系进行现实的塑造［15］P59。在生态环境实践上，考虑到“损害－救济”方式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的无能，民事救济体系有必要从“风险—救济”角度来回应公众需求。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应当能够对风险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换言之，为了“预防性”地避免侵害，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应当赋予相关权利人提起预防性救济的权利，以满足其生态环境利益保护诉求。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更有利于生态环境风险的预防。如果仅仅关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么生态环境保护将会陷入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制度困境中。对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必须具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例如《瑞士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9条(环境危险责任)、《西班牙民法典》第1967条(核设施危险)和1976条(水污染)，以及《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关于异常危险活动责任的制度设计等，都使得民事救济体系具备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

二、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转变的缘由

风险社会的兴起促使立法者寻求一条超越传统规制方式的路径，以回应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形塑有必要进一步梳理风险社会的缘起，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塑造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规范体系之实践因应。(一)风险社会的缘起。生态环境救济体系的转型首先归功于风险社会的缘起。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风险泛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科技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在重塑传统的社会秩序、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便利和无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众多的危险源，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这种对社会结构的宏观表述强调，社会发展不应当仅仅聚焦于社会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更应当重视对现代化进程所创设或者增加的风险的规制。在风险社会理论下，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具备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与古典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异。现代社会结构下的风险来源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工业体系发展所创造的不确定性，而非是人类主观认知的变迁。这一点在生态环境领域尤其明显，核事故、基因工程风险等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现代社会意义的风险具有鲜明的人为特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行为、改造行为使风险语境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为色彩。无论是英国著名理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还是其他社会学家都主张，对现代意义的风险的反思性打破了过去个体、社会的思维枷锁，愈发关注对个人、制度以及社会中风险行为因素。⑧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风险应当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按贝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16］P2的论断，这种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因素、非理性的救济、非理性的发展等现象，以消除公众内心对风险的不安全感。即使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过于强调感知的主观性，但是立法者也有必要寻求一种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解决办法。同时，这种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诉求也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对风险社会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的回应。波曼将这种风险产生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描述为“风险的不可决断、不可控制，而造成的恐惧包围”［17］。无论政治体系或法律体系存有多大的差异性，但是保障公众免于生态环境风险不良影响之威胁或恐惧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之外，还应当创设更具有风险规制力的工具。(二)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塑造。风险社会为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救济体系合理性、实效性的分析范式。因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不仅应该具有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更应该具有积极的预防性救济功能。特别是即将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将会给社会弱势群体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规范性的制度建构来保护其权益免于损害。在此目标下，风险社会重塑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1．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走向抽象。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转向“抽象”。一方面，生态环境法律救济体系适度扩张了“损害救济”的方式，将高度盖然性的风险或危害作为法律责任分配的核心要素。此逻辑下，生态环境风险责任的表述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义务人对个人、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承担不利益状态责任的正当性。简言之，风险社会中的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都具有了可谴责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仅仅局限于实际损害的生态环境行为，也包括了违反注意安全义务或者风险预防义务而造成的生态环境不利益［18］P192。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成为追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关键。2．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影响要素更加多元话。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生成机理以及演进路径并非旨在实现某一个案的正义，而应考虑到生态环境风险的强弱、可能性以及各种相关因素而形成的综合性救济体系。具体因素包括:其一，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问题。这里的生态环境风险强弱的区分影响着法律责任的分配。其二，因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而产生合理费用的归属问题。目前来看，域外的立法对此普遍持支持的态度。其三，生态环境风险法律责任的减免问题。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措施得当是否意味着法律责任的减免，各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四，基于生态环境风险或危险而获取的利益意味着相应法律责任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3．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常态化。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情景将逐渐被限缩，因为其不能就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将是一种常态化的选择，因为其具备积极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能力。无论是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措施还是环境禁令，都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生态环境危害或者风险的积极预防方式，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最大可能的安全保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具有随意性，即，只有在造成明确的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的情形下才可以启动预防性救济体系。(三)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实现。在风险社会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立法确认并得到司法实践的践行。这种建构方式符合法定性的必然，也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借鉴经验。纵观生态环境法治完善的国家的生态环境预防性立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却大都肯定了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以德国为例，德国1974年《空气污染、噪音、震动及其他类似作用环境破裂防止法》(又名《联邦公害防治法》)规定了“公害危险的存在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就此，德国1991年《环境责任法》也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法第1条规定“由于附录一列举之设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伤亡、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19］P72。这种基于法定义务而衍生的预防责任既包括危险活动过程中的预防责任，也含括了因危险物而产生的危险责任。同样，一切因应对生态环境风险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也应当有风险引起者来承担。例如，德国《基因技术法》第32条、《水法》第22条［20］P290－291等都肯定了排除危险或者抵御风险而产生的合理支出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总之，立法确认的方式是对风险预防要求的回应，从而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授权和支撑。在司法实践层面，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为生态环境风险应对创设了更加适当的场所。当前，就生态环境风险与法律责任的分配的关系上已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以美国为例，在布莱森诉皮尔斯伯里公司案一案中，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无症状的基因突变增加的致癌风险能够成为当事人主张预防性损害赔偿诉求［21］。由此，只要对生态环境或者健康造成迫切性、可期性的损害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主张一定的损害赔偿。在鲍尔诉西屋公司农作物一案中，西佛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为了保护自身健康免于有毒物质的损害，权利人采取的合理的预防性措施所支付的费用应当纳入到损害赔偿的范围内。同样，在费尔菲尔德诉哥伦黑文服务公司一案中，上诉法院明确指出，抛开接触石棉是否实质性增减了其致癌的概率或可能性的考量，当事人都可以依据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而提起预防性民事救济之诉［22］。可见，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长期以来秉持着”重损害发生进而据此进行补救”的法律构造思维模式。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制度表达，但却极其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备受质疑;而创新性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因诸多因素存在着适用性障碍。(一)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1．在立法维度上，环境立法的重心仍然立足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责任。总体来看，无论是单行法还是部门法都对此有着较为严谨的制度设计。以《民法典》为例，总则部分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民事主体都应当秉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⑨的宗旨。第7编第7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一步明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逻辑关系，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更具体的法律依据。显然，这种制度建构的机理仍是基于传统侵权法的“无损害即无救济”原则而形成的事后性规范模式。有学者将其逻辑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实质是环境生态不利益性的厘定，也是法律责任的承担的基础”［23］。而对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立法而言，也仅有个别立法蕴含着风险预防的制度建构。例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条、第21条⑩、《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等，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或防控的重要性。在程序法方面，也仅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功能。相较于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立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周延的法律体系，存在诸多立法空白。2．在司法维度上，生态环境司法规制中心仍是损害救济，而非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当前仅有个别案例可视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典型，例如，云南绿孔雀案，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嘎洒江水电的建设将给绿孔雀栖息地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风险瑏瑡。然而，从环境司法实践来看，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司法体系并不能对生态风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一方面，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损害救济方式的局限。现行的司法体系侧重于对人、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或补偿，缺乏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系统设计;另一方面，现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立法的不健全，导致针对生态环境危险后果的司法救济实效难以彰显。由此观之，就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架构而言，无论是其制度适用范围还是其他技术性规则都存在巨大的制度供给缺口。(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从实践来看，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所固有的适用性障碍，很难对生态环境权益提供周延的保护。这些适用性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困境。现行法规定损害救济模式需要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通过法定化的方式将生态环境恢复或修复至原有的基准线状态，进而纠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益。然而，生态环境的不利益也并非只有损害救济的一种呈现方式。假定在给定权利人所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隔壁工厂的生产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可能对其所拥有的土地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此种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采取合理措施?是否可以向工厂主张合理的费用?换言之，对生态环境的危险或高度盖然性的风险能否成为主张权利的法定事由?对此，现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作出准确的回答。相比较而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却能打破补救性救济体系的束缚，且不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以新西兰松林火灾［24］P15一案为例，主审法官肯定了原告采取防范火灾风险而激增的必要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即高度盖然性的火灾风险具有可谴责性。反观之，此类对生态环境极有可能造成潜在风险的法律救济规范在我国是阙如的。显而易见，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上是捉襟见肘，存在明显的适用困境。2．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不经济性。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经济逻辑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高成本的生态环境损害予以内部化。在生态环境权益给定的前提下，他人的不合理使用或非法行为造成的权益损害，损害者应当向权益所有人支付相应的款项。显然，这种事后性的救济体系呈现出了明显的不经济性的特征:一方面，天价的救济成本。因为，生态环境损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往往数额巨大，从而导致救济成本畸高。以泰州案为例，江苏省高院判决被告承当高达1．6亿的赔偿;同样，在山东章丘生态环境损害案，涉案的企业排放废碱废酸共1181．72吨，造成高达2亿元的生态环境损失。对此，有学者呼吁:环境司法不应仅仅止步于高价赔偿［25］。相较而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规制方式则是一种更经济、有效的方式。在风险预防语境下，行为人采取风险预防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损害救济的成本。对权利人而言，前期的成本付出可以通过预防性责任进行合理的分担。例如，《欧盟环境指令》明确规定，经营者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是衡量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关键性因素［26］。尤其是在权利人和义务人同时采取风险预防性行为时，可以大大降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应当激励受害者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这是一种低成本的避免方式［27］P46。另一方面，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制度变迁成本是衡量生态环境制度经济性与否的主要因素。现有的事后救济方式及规范设计很难称得上经济性的体系结构:一是，以损害救济为主导的制度结构是一种末端治理的方式，其所造成的制度成本无法估算;二是，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构造中，损害救济制度成本呈现叠加，并不能实现制度成本的合理分担。具体而言，事后性损害救济的必要性往往意味着立法者应当配置多样的制度来化解公众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担忧。对于损害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的成本不需要加以考量。(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难点。虽然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化解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但是该体系的建构并不能一蹴而就，其无论是整体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规范都存在诸多难点，亟待破解。1．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思路不清晰。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体制度建构或体系化问题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法律规制功能的制约要素。如何建构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律体系?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应当具备哪些核心内容?相应制度定位如何?整体观之，我国尚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体系化的建构思路。有学者指出，基于风险的思考实质上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其语境不仅打破了对道德判断以及经验法则的依赖性，更影响着法律规制体系的转型［28］P15。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对生态环境权益的预防性保护机制，这种方式具有能动性的特点，极其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滥用。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表述不清楚。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风险方面，科学判断标准的缺失是制约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点。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损害公益或有损害公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但这种描述显然不够精确:一是，在规范意义上，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是否可以等同于危险?危害是否也可以被看作为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上这种混淆不清的现象，亟待厘清;二是，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与法律规定的重大风险存在较大的偏差。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描述，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很难将其视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风险。3．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存在适用困境。在一般情形下，环境法规范中生态环境保护适用预防原则［29］，但目前在我国，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极个别的法律法规蕴含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元素外，其他的环境法规范包括环境法基本规范几乎都欠缺风险预防规范要素。当然，在此我们需要明确，预防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前者是指对那些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或活动应当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行为人应当采取治理和修复的措施。此时，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法律也应当加以规制。可以说，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原则和预防原则的实质性区别。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转基因食品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科学证据却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和转基因食品分别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人体健康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法律应当对其加以规制。在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和转基因等议题上，均存在着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的可能，如果不及时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风险预防行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而且无法挽回。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风险预防原则应当成为生态环境法律的基本原则。4．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30］。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核心是生态环境风险的识别。在传统补救性救济体系下，这种判断方式是一种基于事实要素而形成经验法则的判断［31］，往往依托于固有的经验法则以及对事实的描述形成稳定的、可期的判断准则。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判断方式是不适用的。一方面，经验法则的判定很难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感知存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判断体系。5．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性不足。在国外，不仅采取明确的立法方式肯定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重要性，而且还匹配相应的司法实现方式，包括环境禁令、预防性私益诉讼等。相比之下，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及其规范设计却存在建构性的不足。从立法维度来看，真正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法律较少，且远未形成系统性的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体系。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内容也缺乏合理性。以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为例，无处不在的风险是否等同于法律规范意义下的风险，答案是否定的。在司法维度上，系统化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仍未形成，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环境保护法》等个别法律规范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蕴含预防性的司法规制方式。由此观之，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制度供给既不能满足公众对规制生态环境风险的需求，更不能消解生态环境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摘要]：宪法确认的公民权，主要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得以保障；但当权利没有被法律具体化，或当法律与宪法相抵触而侵犯了公民权时，公民应获得宪法救济。本文从我国一现实案例入手，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救济模式，在分析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第四次修宪，为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权的宪法救济制度提出一些学术建议。

[关键词]：宪政，公民权，宪法救济，宪法诉讼

据新浪网2003年1月29日报道：社会广泛关注的“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中的当事双方-重庆邮电学院和李静、张军（均为化名）分别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李静、张军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1].本案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其中一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邮电学院依据本校规定开除二人学籍，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在没有被法律具体化，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获得救济，能否通过宪法途径获得救济？如果能，如何获得？本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公民权的宪法救济问题。

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即自然人作为一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及权利救济权等系列权利。当然本文语境中的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所谓宪法救济，它既涉及到公民直接行使宪法的救济权问题，即由公民启用宪法诉讼机制实现其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涉及到特定主体（如普通法院、宪法法院等）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审查侵害公民权的国家公权行为（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主要是立法行为）而实现公民权的宪法救济。

（一）

对公民权的宪法救济是必要的。法治是现代宪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的内涵之一就是，法规范在赋予权利或授予权力，必须同时规定当权利或者权力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否则这种权利或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换言之，实际上并不真正享有。在宪法规范为法律所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即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来保证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如果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规范，仍然得不到救济时，就需要宪法上的救济；在宪法规范未被法律规范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必然直接寻求宪法上的救济。[2]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

【文章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人权意识的增强，国家和公民都越来越重视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和实施人权，因此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详细分析了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总结了有关观念、立法、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宪法救济体制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宪法；救济

一、引言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对人权的保障也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但是还存在这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给政府的实施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摘要:行政救济制度与民主法治相伴而生,被视为民主与法治保障的最后屏障。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日趋完善,为我国改革开放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在我国近些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和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已初成体系的大背景下,文章重点对复议救济、诉讼救济及国家赔偿救济3种救济手段探讨其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尽可能地提供一种理论坐标。

关键词: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诉讼;国家赔偿

1行政救济制度的概述

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请求行政主体审查,有权的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后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

行政救济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行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分立、相并列,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和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权力。行政权力具有国家支配力和国家强制性、具有执行性与公益性、具有扩张性与有限性以及腐蚀性与侵权性等特征。因此,行政权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行政权的特征又使得它很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进而不利于社会公益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行政救济制度孕育而生,并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国行政救济的途径总的来说包括6种,即监察救济、立法救济、复议救济、诉讼救济、行政赔偿和补偿救济以及信访救济。监察救济的特征体现在内部性上,只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人事处分等内部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立法救济则是立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但与公民并无直接的关系。复议救济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纠错机制,是主要的救济途径之一。诉讼救济是我国最主要的救济手段。信访救济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制度,虽然带有人治的色彩,但是在发挥救济作用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摘要:行政救济制度与民主法治相伴而生,被视为民主与法治保障的最后屏障。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日趋完善,为我国改革开放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在我国近些年来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和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已初成体系的大背景下,文章重点对复议救济、诉讼救济及国家赔偿救济3种救济手段探讨其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尽可能地提供一种理论坐标。

关键词: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诉讼;国家赔偿

1行政救济制度的概述

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请求行政主体审查,有权的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后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

行政救济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行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分立、相并列,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和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权力。行政权力具有国家支配力和国家强制性、具有执行性与公益性、具有扩张性与有限性以及腐蚀性与侵权性等特征。因此,行政权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行政权的特征又使得它很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进而不利于社会公益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行政救济制度孕育而生,并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我国行政救济的途径总的来说包括6种,即监察救济、立法救济、复议救济、诉讼救济、行政赔偿和补偿救济以及信访救济。监察救济的特征体现在内部性上,只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人事处分等内部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诉。立法救济则是立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但与公民并无直接的关系。复议救济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纠错机制,是主要的救济途径之一。诉讼救济是我国最主要的救济手段。信访救济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制度,虽然带有人治的色彩,但是在发挥救济作用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