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纠纷范文10篇

为切实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妥善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群众利益诉求，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党委、政府领导，齐抓共管的原则。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稳定工作委员会牵头，建立起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妥善处理矛盾纠纷。

（三）坚持预防为主、防范化解的原则。按照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要求，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二、工作网络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十余年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体制性的转变,经济生活与日常生活日益复杂化,中国社会阶层的层次感与距离逐渐拉大,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经历着不断刷新的变革。时至今日,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逐渐自上而下的沉淀,积压在社会底层,形成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后遗症”。而如何化解底层社会的诸多矛盾与纠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那么,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如何采取一种更有效、更灵动的治理方式以协调各方矛盾和关系,提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维护良好的生活秩序呢?为此,本文通过描述底层社会的纠纷与解决机制,以现象分析、原因阐释与制度建构的途径,为进一步完善底层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提出设想和方案。

一、底层社会及其纠纷

社会因层级的划分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由于社会呈现出一种梯度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矛盾也区分为不同阶层、阶层与阶层之间等多重形态的秩序结构。为此,笔者根据社会结构分层的差异而将我国现实社会区分为底层社会与中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包含中层及其更高阶层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主要是指针对刚刚达到温饱标准及其以下的生活状况的社会群体生活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并非一种准确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描述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经济收入状况处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贫困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下岗工、农民工、社会闲散人员,等等。这些人群大都处于追求或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和基本保障的低层需求上,以维持生存的基本状况。底层社会由这样的底层人群构成,他们或居住在密集贫困区域或分散在不同的生活场所。底层社会边缘化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却又与两者密切相关的一个独特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公民社会,它更零散而缺乏秩序;相对于市场社会,它更为无序而缺乏规制。但底层社会又受制于国家与市场的影响,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民众以分散的个体或自我组织的形式行事;在法治相对缺位与社会规制体系相对乏力的框架下,民众依靠自我认知调整人际交往与处世方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众需要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追求的利益更为赤裸与无顾忌,面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更为消极。底层纠纷既是指底层人群之间或者底层人群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纠纷因数量的庞大与情形的繁杂以及司法费用与成本的“高门槛”使司法体系难以觉察。但是,当底层纠纷因共同的动因而不断聚集,形成群体性利益诉求或因“多米诺”效应而不断引发出连锁反应时,如果不及时化解纠纷,就极易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积极化解底层社会纠纷就成为保障国家方针政策得以落实的前提与基础。

二、底层纠纷面临的多重困境

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会采取利己的策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所承担的风险与利益冲突就有可能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转,而事实是大部分社会矛盾与风险被不断地转移给缺乏保护、缺失权力的底层社会,当上层的压力与风险逐渐传导给下层时,底层民众所赋有的生存空间就进一步萎缩。同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风险事故与危机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也往往是底层社会的民众,比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及2010年的大连原油泄漏事件,等等,其最大的利益受害者都通常处于社会中下层。在社会多重压力与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底层社会承载了难以想象的“压强”,这促使了底层社会内的外部反弹力。在此情形下,单一的权力治理已经很难有效化解底层纠纷,不断上访申诉的案例就是不争的例证。

面对上述社会危机与风险,中国司法体系并没有完全实现有效应对的法治功能。面对不断上访与申诉的民众,法院往往提高起诉的标准和门槛,将诉苦的当事人拒之门外;针对底层民众之间的琐碎纠纷,司法机关经常是“不管不问”。而一旦底层矛盾聚合产生较大的破坏力之时,司法机关的解忧排难的功能又需要依附于政府导向,而缺乏自觉性,在此,中国司法制度所包含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并没有发挥足够的功效,更没有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之中。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职责任务与工作重点，保证措施，对社会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的意见进行讲述。其中包括：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副科以上干部任副组长，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人员为成员的大调解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调解中心，各村调委会应积极履行职责，对家庭、婚姻、继承、亲属间争议、相邻关系、共有财产、医疗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借款、合伙等11类民事案件主动介入调解，能即时办结的案件，如实记录调解过程，达成协议的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名义出具调解协议书，确保文书依法规范，人民调解工作要突出抓好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各村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业调解员队伍，要重视调解员的选任，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调解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按政策开展，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副科以上干部任副组长，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人员为成员的大调解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调解中心，民转刑案件下降、设法设诉信访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民调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调节率提高、行政投诉案件调节率提高：做到一般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疑难纠纷不出县；防止发生恶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恶性民转刑命案、防止发生集体越级进市赴省进京上访，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根据县委转发《**市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社会纠纷派查调处工作体系》的意见，为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各村和各部门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深化大调解理念，完善大调节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各村各部门协调联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社会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全镇的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实现“三下降、三提高、三不出、三防止”的工作目标，即：民转刑案件下降、设法设诉信访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民调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调节率提高、行政投诉案件调节率提高：做到一般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疑难纠纷不出县；防止发生恶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恶性民转刑命案、防止发生集体越级进市赴省进京上访。

摘要农村社会的安定是农村发展、进步与富裕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但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于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由与特征等方面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以诉讼方式解决此类问题产生的耗时耗力的不足，因此从非诉讼方式寻求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调查，探讨非诉方式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完善非诉方式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无疑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德国是世界上社会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立法体系最为完备、法律条文最为严谨的国家之一。1953年9月3日，德国颁布了《社会法院法》，在民事和刑事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和财政法院之外建立了第五大司法体制———社会法院。根据《社会法院法》的规定，社会法院对于法定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和促进就业、社会赔偿以及死亡赔偿（因刑事、战争和服兵役原因）等领域的纠纷行使管辖权。从2005年1月1日起，社会法院也开始对社会救济纠纷享有司法审理权，但社会救济纠纷案件不占主体。社会法院在德国的司法体系中形成一个独立分支，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针对社会保险争议的司法审理体制。社会法院在过去50多年中所取得的司法工作的成功却不容置疑。在全球社会保险扩展的今天，有必要来研究德国社会法院的结构、职能和审理程序等。

一、社会法院的渊源

19世纪80年代“保险三法”相继在德国诞生，开了世界社会保险制度的先河。当时，针对社会保险领域的各种纠纷，有专门部门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调解和仲裁，这些部门就是德国现代社会法院的先驱。不过，这些部门并不是独立的法院，而是当地行政当局的下属机构。这些行政当局不仅具有行政管理权，而且具有法律判决权，一定范围内还具有法律法规的权。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司法的改革与发展，德国社会保险领域也按照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的原则实行了行政当局与法律判决机构的各自独立，这样，最终导致了德国社会法院的新面孔问世。

二、社会法院的组织结构

社会法院的机构分为三级：地区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各级法院均由若干“评议庭”组成。（1）地区社会法院。柏林、不莱梅、汉堡和萨尔州各有一个地区社会法院，其余12个州都有多个地区社会法院。全德共有地区社会法院86个，负责本辖区内社会保险方面纠纷案件的审理。但是，地区社会法院的规模差别很大，从乡村地区社会法院约4个法官到柏林这种大城市法院约80个法官不等。目前，全德这一级法院总共有1222名男女法官。地区社会法院的审判庭由1名职业法官担任审判长和2名非职业法官担任审判员。通常情况下，职业法官由各州的法官遴选委员会选出，由各州主管的部长任命。非职业法官则由社会成员（雇主联合会、工会和被保险人协会）提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主席团做出社会保险案件的决议之前提出参考意见。（2）州社会法院。每个州都有一个州高等社会法院。对不服地区社会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至州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的各个评议庭由3名职业法官（其中1名为审判长）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非职业法官的选择和任命与地区社会法院的规则相同。（3）联邦社会法院。全德只设1个，地点在卡塞尔。它是德国处理社会保险方面的纠纷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联邦社会法院实际上只是一个复审法院，其工作范围主要从法律角度对案件裁决进行复审，有职业法官40名，非职业法官110名，下属专业法庭14个。各个专业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如遇特殊案件，可组成大法庭审理。大法庭由联邦社会法院首席法官、6名职业法官、4名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由法官遴选委员会选任，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州主管社会法院的部长、联邦议会议员以及主管的联邦部长。非职业法官同样由社会成员提名，主管的联邦部长任命。在德国司法体系中，法官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人指示的约束，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全德各级社会法院的职业法官约有1300名，是德国第三大法院系统。职业法官实行终身任职制。非职业法官的任命需要候选人本人提出申请，任期通常为4年。三级社会法院最重要的原则是，审判庭的所有法官对最终判决要持相同的意见。

三、社会法院的审理程序

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和谐社会”，并不是因为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和谐社会”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要建设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会。

首先，纠纷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或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纠纷就会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处都可能有反复循环的恶性报复，这种充斥复仇的社会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一个使纠纷能够尽早打住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再次，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把消灭纠纷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恶化纠纷、利用纠纷。你要让社会纠纷变少，以此作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不要反过来，以纠纷增多作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从人民的纠纷中捞取好处。这话听起来比较拗口，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过去的“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好像我们八亿人口生下来就是为了实现“斗争哲学”的。我们那个时候的斗争哲学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在人群中挑起斗争，要让本来和谐的人们变得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斗争的思维。

另外，和谐社会要解决纠纷，不一定是在青红皂白分明的意义上的解决，而仅仅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的解决。一个纠纷解决可能双方都不满意，但大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这种程序尽管有很多瑕疵，甚至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公平，但只要大家对这个程序是同意的，是纠纷双方认可的，那么结果也就应该被接受，纠纷就解决了。这样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是一种不一定把是非完全分清、不一定使正义完全伸张的方式，但却是在明知有缺陷的情形下相对实现公平的方式，这是很多纠纷的实际解决思路。没有这种思路，很多纠纷就没法解决，纠纷也就没完没了。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矛盾纠纷主体的多样化，性质复杂化，人民调解工作也由原来的主要调解民间纠纷，发展成面对范围更广的民间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等复合而成的个体型与群体型共存的社会矛盾纠纷。若调处不及时，将会导致纠纷升级，甚至上升为群体性事件。如何及时有效地遏制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已成为我们工作研究的主题。本文对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和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保持社会稳定问题做一探讨。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利益调整、观念冲突、社会震动，导致了矛盾主体的增加，社会矛盾更加广泛多样和复杂。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不少单位、企业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从平时接待咨询来访、受理纠纷情况看，现在纠纷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征地折迁安置，债权债务、集资收费、环境污染等方面，都涉及群众的经济利益，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

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的稳定危害也更大。

2013年上半年，去文化广电局在区综治委的正确指导下，以创建平安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紧紧围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这个大局，全面落实社会综合治理责任制，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面落实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注重“两个关键”，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领导体制

局党组十分注重在强化领导责任、目标管理责任“两个关键”方面下功夫，切实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

一是认真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领导责任制。成立了由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科室负责人担任成员的社会矛盾纠纷查处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

二是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社会矛盾纠纷查处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积极配合信访、综治领导小组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把信访工作和维护稳定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评内容，明确任务，严格考评，形成激励机制。

二、坚持“三项制度”，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管理制度

近期，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的指示精神，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做为首要任务来抓

区司法局按照省、市、区关于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开好三个会议。区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议，乡镇、街道司法所长会议和司法局全体干警会议，将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二是健全二级组织。区局成立了有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司法所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是出台了二个文件。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立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通知》文件，实行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四是实施一个制度。区局要求在全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全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按照“重心下移、责任下移、措施前移、关口前移”的要求，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发案情况，研究其成因，制定化解调处计划。五是做到“四个到基层”。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到基层。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子清，处置迅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为全区的社会稳定筑起一道有力屏障。

二、健全机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各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议和调解主任例会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以定期排查、情况报告、交办督办、领导包案、考核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将可能诱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和到市赴省进京上访的隐患作为这次排查调处工作的重点，注意发现苗头性，潜伏性问题，掌握案情，摸准底数，不留死角盲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强化措施，制定方案，采取包案制，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及时调处。对有群体性苗头的问题，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时办结。对上访老户和写信大户进行专人做工作和专人监控，采取一案一策等针对性措施。对上级发函要求结案的案件，集中力量，尽快结案，及时上报。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信访矛盾问题，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情况，掌握动态信息，落实好防控措施，把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在当地。做到了“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二是建立集中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司法所和调委会坚持“排查建帐、以帐促治、以治求稳”的工作原则，纠纷排查工作中坚持进村入户，切实摸清本辖区各类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决不漏掉每一个细节问题，杜绝“不以恶小而不查”现象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不间断地搞好对村（居）、企业、各重要场所的集中排查、集中调处、集中整治，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三是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预警预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司法所干警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事态的发展。对因排查调处不力、工作失职，造成群众到市进省赴京上访的，追究第一责任人和帮包人员的责任。四是建立健全维护稳定信息上报工作机制。以司法所为主体，村（居）、企业等为阵地，区局统筹调度，实行调解主任向司法所日报、周报、零报告和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带班考勤制度，做到了纠纷早发现，不稳定因素早预测，出现的纠纷早处理，确保了辖区信息畅通。

三、强化调处职能，确保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之互联网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样化，并增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进一步加剧了民事纠纷案件的发生，其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如若不能及时化解，势必会引发严重后果，直接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本文以相关背景案例为基础，在梳理化解民事纠纷整体思路的同时，着重就其践行策略进行了探究，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和谐社会

从本质上讲，民事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协调，加之人们的道德习俗和现实生活实际发生摩擦。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民事纠纷的报道层出不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向，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和谐。在法律规制面前人人平等，为了更好地化解民事纠纷，制定完善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一、背景案例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是当前全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公证工作基本原则是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这一原则和建设和谐、服务和谐的政治任务不谋而合，最近我处为张仲文父子纠纷所办理的一系列公证就是为民化解矛盾的一个典型案例。张仲文81岁，老伴李春英于2004年去世，夫妻俩膝下只有一个子女张平，张仲文和儿子张平关系一直不和，老伴去世后，张仲文老人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行动不便，全天需人照顾，儿子张平对父亲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还保管着父亲张仲文全部积蓄12万元，张仲文生病住院期间，张平不但不尽为人子女孝道，而且当张仲文为支付住院费用向张平索要存款时，突然发现张平未经自己同意擅自支取了5万元，在张仲文的强烈要求下，张平无奈之下为老人出具了借据，内容为“向张仲文处借人民币5万元整，可从母亲李春英遗产中扣除”。张仲文后又多次向张平追要借款均无结果，这件事更加恶化了这对父子的关系，张仲文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儿子张平退还借款5万元。

在张仲文父子矛盾日益加深的同时，张仲文在生病住院期间因无人照顾，经人介绍认识了护工朱国强，张仲文对朱国强在其住院期间细致、周到的照顾非常满意。于是决定出院后继续雇佣朱国强照顾自己，截至2009年，朱国强照顾张仲文老人已半年有余，老人对朱国强非常满意，便有意与朱国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由朱国强悉心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和去世后的善后事宜，朱国强在全面尽到义务的前提下，张仲文愿将自己现居住的房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和应继承妻子的部分遗赠给朱国强所有；在与朱国强达成共识后，便急忙催促朱国强到公证处申办公证，并多次给公证处打电话表达了自己办理遗赠扶养协议的迫切心情。因张仲文行动不便，公证员在上门办证前，也多次给张仲文打电话进行沟通，详细了解老人的想法和家庭情况，并将代为起草的遗赠扶养协议在电话里念给老人听，直到老人满意为止。鉴于老人年事已高，家庭不和，我们请专业摄像人员对公证员上门办证的全过程进行录相。为保证遗赠扶养协议更好的履行，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我们还与朱国强的妻子刘丽进行了交谈，征求了她对遗赠扶养协议的意见，并制作了谈话笔录。2009年，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虽然张平在借据中注明该笔借款可从其母的遗产中扣除，但遗产分割并未进行，且借款和遗产分割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判决张平返还张仲文人民币5万元整。判决书生效后，张平迟迟不返还借款。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好，今后的医疗费和护理费都没有保障，张仲文迫不得已申请了法院执行程序。在执行庭的调解下，张平愿意按照其为张仲文出具的借据中所写，将5万元借款与自己应继承母亲的遗产相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