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根源范文10篇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产生社会经济根源市场政府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摘要]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定位，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定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之位的问题，学术界可谓诸说杂陈，不一而足。本文从传统的“调整对象定位说”之悖谬入手，提出经济法多角度定位的设想，从经济法之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三个角度定经济法之位，愿为新创经济法定位理论抛砖。

[关键词]多角度定位；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调整对象

回顾1979年以来经济法学的研究，从粗浅的法律法规注释，到与民商法的“地盘之争”，再到系统性研究的产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无数经济法学者孜孜以求建立经济法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摆脱错误的、不合时代的理论束缚，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突破传统法学体系，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其中关于如何对经济法做出科学定位成为新创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瓶颈”。

一、调整对象定位说的悖谬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的基础就是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经由前苏联法学界奠定的调整对象定位说。[1]该学说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这每一类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学上称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该理论可以推知，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于是调整对象就成为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基于该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长达十几年的“地盘”之争。我们不禁反思，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吗？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吗？

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多层次的属性，不同属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往往只满足某种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会关系多重属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满足。而且一种社会关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还会增加新的属性，就会有新的法律需求，导致新的法律部门产生。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果有两种社会关系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或整体，是否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仅仅以调整对象来区分和定位法律部门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社会经济根源市场政府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税收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行驶的基本权益，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合理缴纳税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税收的资金主要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基本保障。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的财政税收的组成为：各种资源税费、收益所得应交税费、按规定应缴纳的财产税等等。现阶段，我国税收工作越来越细化，由于其组成相对较为复杂，无形中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如果某一环节出现纰漏，就会影响国家财政的正常收入，社会结构不稳定，国家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利益无保障。因此，财政税收管理意义重大，相关部门必须积极创新和完善，制定科学的管控政策。

一、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国家的税务收入是整个社会结构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物质保障。国家财政税收的科学管控，可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直面金融危机，减少国家的利益损失。财政税收与企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人们生活的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国家正常行驶权利的体现。作为国家的守法公民，正常纳税是每个生活在我国领土上的人民的基本义务。在税务费用征收的过程中，公民要积极配合，提高对税费缴纳工作的认识，明白税费缴纳给自身带来的切实好处。只有国家的财政经济充足，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稳定生活才有保障，因此，科学合理的税收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实施民众监督，发现拒不缴税，隐瞒收入，意图少缴费用的人员进行举报，提升全面的纳税意识。此外，国家有关监管机构也要针对现阶段的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做好社会发展的守护人。

二、我国财政税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方面存在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屈居世界首位，因此，资源的损耗和需求也就相对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兴行业不断涌起。但是由于税务管理制度更新不及时，一部分行业或个人收入未及时制定税费缴纳政策。税务管理工作难度很大，内部体系复杂多样。为了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税务监管部门也不断调整和改革各项制度。但是在实际运营中，仍无法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管理中的各种弊端被暴露，税收工作整体水平持续偏低，国家的收入不稳定，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1我国经济法社会性的凸现

在我国,学术界公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方才诞生。但是其实形式意义上的经济法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国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但直到十四大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后,乃至至今才是我国经济法真正蓬勃发展的时候,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提高,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出现使国家和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彩,从而也就出现了许多以前不曾想到过的问题,这就对国家政府职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此时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从宏观上来的,其使用的手段是一种指导性手段,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代在微观上,采取指令性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而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所表现更多的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就具有社会性。

2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其及表现

经济法的社会性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

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学术界经常将经济法与民法、商法和行政法放在一起比较,而从它们之间的比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性:民法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行政法以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国家机关权利的行使,具有强制性;而经济法以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社会公共的整体利益,具有社会性。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民法、商法及行政法由于自身的调整机制、调整对角和法益目标,所以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开拓新的法域,即经济法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也需要经济法来对社会整体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实践也证明了人们在利益面前首先追求的是自己利益而并不能自发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还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这些是连“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的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与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

一、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县委立足“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推动我县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提出了在全县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的新举措，是对过去几年工作的全面总结，对现在发展进行思考，对未来发展做出谋划和实践。要求我们站在全县的高度，围绕推进科学发展，认真查找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问题和根源，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思路、方法和措施，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际经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各种应对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块速增长。中国也是如此，我国是出口大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采取经济转型方式，加大投入，拉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指导全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和速度，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绿色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以及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特殊地理位置，继续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县地处“桥头堡”的重要地理位置，要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战略时机，抢占好“桥头堡”阵地；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我县区位优势的特点，积极招商引资，促进我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从作风、工作和项目上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使“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设想能够顺利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要通过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加大思想解放力度，从“旧”和“狭”中解放出来，抢占制高点。引导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视野再开阔一点，思维再敏捷一点。当前开展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及正在开展的“三查三看”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全县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认识和行动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和整改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学习不认真，不刻苦，不钻研，团结务实创新不够，组织纪律松懈，自由主义泛滥，缺乏工作思路，方法措施不当，思想观念陈旧，思想解放程度低，服务意识不强，作风飘浮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县委、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查找和整改这些问题，就是为“转方式，调结构”做思想和行动准备，全面加快和推动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政府的战略部署才能充分理解和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才会有新的进步，广大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项目上才会有新方法、新思维、新举措，依法行政的水平才能得以加强。公务员之家:

其次，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应当站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县委、政府在全球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意义。全面理清思路，利用不同岗位不同职能共同谋求发展，按照“个人形象一面旗，热情服务一团火，某事布局一盘棋”的总体要求，加入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积极促进社会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积极配合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上完善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通过“三查三看”教育活动，我一定会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提高上起好带头作用，努力争创佳绩，热情服务群众。坚决克服思想认识上存在的“旧”和“狭”，工作作风和项目服务上存在的“怕、漂、软、慢、冷、散、少”等问题，查找根源，认真整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安排部署上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县委立足“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推动我县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提出了在全县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的新举措，是对过去几年工作的全面总结，对现在发展进行思考，对未来发展做出谋划和实践。要求我们站在全县的高度，围绕推进科学发展，认真查找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问题和根源，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思路、方法和措施，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际经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各种应对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块速增长。中国也是如此，我国是出口大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采取经济转型方式，加大投入，拉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指导全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和速度，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绿色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以及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特殊地理位置，继续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县地处“桥头堡”的重要地理位置，要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战略时机，抢占好“桥头堡”阵地；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我县区位优势的特点，积极招商引资，促进我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从作风、工作和项目上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使“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设想能够顺利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要通过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加大思想解放力度，从“旧”和“狭”中解放出来，抢占制高点。引导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视野再开阔一点，思维再敏捷一点。当前开展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及正在开展的“三查三看”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全县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认识和行动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和整改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学习不认真，不刻苦，不钻研，团结务实创新不够，组织纪律松懈，自由主义泛滥，缺乏工作思路，方法措施不当，思想观念陈旧，思想解放程度低，服务意识不强，作风飘浮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县委、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查找和整改这些问题，就是为“转方式，调结构”做思想和行动准备，全面加快和推动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政府的战略部署才能充分理解和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才会有新的进步，广大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项目上才会有新方法、新思维、新举措，依法行政的水平才能得以加强。

其次，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应当站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县委、政府在全球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意义。全面理清思路，利用不同岗位不同职能共同谋求发展，按照“个人形象一面旗，热情服务一团火，某事布局一盘棋”的总体要求，加入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积极促进社会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积极配合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上完善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公务员之家:

总之，通过“三查三看”教育活动，我一定会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提高上起好带头作用，努力争创佳绩，热情服务群众。坚决克服思想认识上存在的“旧”和“狭”，工作作风和项目服务上存在的“怕、漂、软、慢、冷、散、少”等问题，查找根源，认真整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安排部署上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摘要：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本文从政府信用的理论、体制、能力、利益和行为方面去探寻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以期对我国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有所借鉴。

关键词：政府信用危机根源理论体制

作为维系社会共享价值、稳定社会期望模式的复杂机制，“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古老议题。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就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来看，政府信用也面临着危机。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并从根源上解决政府信用危机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