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范文10篇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首先，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较大，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按国际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目前约折合2．5元人民币），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900元人民币的水平，我国农村目前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我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最有标志性的指标之一，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如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因此，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力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社会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和民众心态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镇化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内再转移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少儿的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和待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我国连续多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全国总人口2004年将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专家原来预测的要早、要低。但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情况不同，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应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论文关键词]社会诚信体系框架政府诚信个人诚信企业诚信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根本，企业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只有切实抓好这三个方面的建设，才能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搭建好稳固的框架。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中央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着眼点就是“协调”。其中，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因此，研究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形式上讲，包括诚信道德和交易信用;从层次上讲，包括基础保障层、他律控制层及自律屏障层;从内容上讲，包括个人诚信和组织诚信。笔者试图从其内容的角度探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

一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

政府的诚信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诚信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作用，直接决定着市场环境的信用状况。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政府德性的好坏，政府是否诚信，对企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的影响巨大。政府是否诚信事关公众的福社，而只有公众幸福，才有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人们当然不可想像，一个连诚信都做不到的政府能够具有勇敢、节制、正义和明智的美德。一个政府内部和谐团结、精简效率、精诚合作，对社会和公众言而有信，诚实无欺，那么这个政府必是一个充满荣誉、自信和责任的政府，在它管理下的公众也必是安详、无需戒备、能享受到无限幸福的公众。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并不发达，公众并不十分富裕，但在一个心灵安详幸福的国度里，诚信原则也必将为人民和社会自觉地广为推崇和奉行。没有政府的诚信就没有社会的诚信，一个政府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围，它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信用的政府。

1.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特征

为什么要讲社会结构？这跟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形势有密切关联。我们现在的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经济发展形势非常突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本上一直很顺利，这么一个大国20多年GDP增长保持在9％以上，去年经济总量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以前翻了三番，像广东地区可能是四番，成就是巨大的。今年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出来了，全国增长10.9％，而广东1月－5月份是13.7％。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的形势是非常好的、不可限量。5月份三峡大坝建成，这是全世界最大的；7月1号青藏铁路这条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线提前通车，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实力的表现。曾经有日本人写文章说上海现在有四千多栋20层以上的高楼，对比之下东京不超过200栋，我估计广州20层以上的高楼也可能超过2000栋。北京现在正在迎接奥运，全北京的建筑工地有九千个，到2008年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总的说来自从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以后，经济发展得相当的好，取得的成绩巨大、成就突出，为世界所瞩目。

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事业、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相比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是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快速扩张，房地产的发展占用农民大量土地，农民失地情况严重；城镇大规模拆迁，大量居民失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致使群体上访上告数量不断增加。加上这几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影响了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我总说社会治安好不好，你就看窗户的防盗网，一层楼有安装，说明社会治安问题不大；二、三层楼有防盗网，那就有问题了；四、五层楼也有，那这个社会的治安可就相当有问题；七层、八层都有，你晚上出门就得小心一点。电视里出现的各种防盗门广告，表明这个社会还不太和谐。所以说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成绩和问题都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千年之变”

从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转变，但是一直到1949年建国时，我们国家的农民数量还占社会总人口的89.4％。到了1978年，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我们的农民还是占82.1％，社会结构还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是从1978年开始的，我主要从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三方面来阐述：

先说就业结构。过去我们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就业结构转变进行得非常漫长和曲折。1952年我国的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为，一产83.5％，二产7.4％，三产9.1％，非农就业劳力为3432万人。到了1978年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变为，一产70.5％，二产17.3％，三产12.2％，非农就业劳力11835万人，26年间增加840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23.3万人。那么到了2004年，我国的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变为，一产占46.9％，第二产业占22.5％，第三产业占30.6％，二、三产业相加占到50％以上，非农就业劳力39931万人，26年增加280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80.6万人，这是一个结构性、标志性的变化。我们说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完成工业化应该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在GDP里，工业总产值是否超过农业总产值；第二是在经济结构里，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是否超过50％，1978年我认为我们不是，但现在是，因为就业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第三就是城镇人口要超过50％。

摘要：社会保障法制与社会结构密切关联，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形成了与契合的社会保障法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复杂多层，社会保障法制与其不相适应，为此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结构与社会保障法制的契合关系，结合农村社会现状，构建与现在农村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制。

关键词：农村社会结构；社会保障法制；变迁；契合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这直接影响农民的生存质量，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不公。导致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个：第一，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配置给城市，导致农村资源严重不足。这是由城乡生产力发展的差距决定的。因为当时资源配置给城市发展工业，生产力发展速度更快，更有效果，所以国家实行了城乡二元的资源配置，优先保障城市，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资源也是优先配置给城市，这是由城乡社会结构的差距导致。在农村农民有农地自保，并且处于熟人社会中，家族、家庭、邻里、乡亲集体可以有效互保，社会内部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强，而城市没有自保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陌生，互相保障基础差，只能靠国家保障，所以因为城乡社会结构的差距，导致国家政策在社会保障上的二元保障格局，对农村实行低保障。第二，传统农村社会内部的自保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熟人社会被打破，原来以熟人社会为依存的自我保障前提已经破裂，农村自保水平严重下降。所以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整体上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相应的提高，反而是有所下降。无论是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低水平保障还是农村自我保障水平的下降，都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社会保障是服务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它是既定生存状态下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一种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理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保障主体不同，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障是一个涉及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生存保障权的问题，因此制度设计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可持续发展性，而制度的运行需要法律支持和保障，所以社会保障法对保障关系的调整必须具有前瞻性、长久性和可持续性，否则牺牲几代人的代价太高。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正处于探索阶段，能否适应当前社会发展以及未来人口深度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还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保障立法中不能容忍太多的尝试和失误。社会保障自古就有，现代的社会保障在中国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在最早的德国也不过20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可以忽视社会保障历史的发展，更不可以忽视社会结构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本文以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保障法制的契合关系为研究内容，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中寻找社会保障法制的契合规律，为构建适应当前新的农村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服务。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保障法制的契合关系

自有人类历史便有了社会保障。人类的生存发展史也是一部保障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物都有其生存发展的自有规律，人类不过是众生之中思维能力最强的一支，所以对于保障人为干预因素最强，立法就是一种人为干预的形式。归纳从古至今的农村社会结构及其社会保障状态和法制可以有以下几种。

一、社会微观结构变迁视角下的全科医学兴起

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诸要素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以此观察、研究、分析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为我们认识社会结构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根本方法。划分社会结构，因研究的角度不同，可以各有侧重。以群体类型角度为例，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划分。宏观上有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等层面的结构，微观上则有人口、家庭、社区等层面的结构。

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影响着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疾病对人们健康的威胁日渐式微，心脏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等疾病逐渐成为人们健康的主要杀手。这些疾病与心理紧张、环境污染、吸烟、酗酒等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密切相关。只有突破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现代医学才能适应现代人类健康的需要。基于这个背景，医学模式开始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地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医学科学进步的产物，又是社会与医学、人类卫生保健需求与医学科学研究相互作用的特定文化表现形式，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与医学模式转变相适应，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临床医学学科，全科医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北美。

全科医学是以人为中心，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与社区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基本卫生服务的新型医学学科（卫生部，2000）。简而言之，全科医学就是应用于全科医疗的学术理论。由于基本国情等原因，全科医学在我国被界定为初级保健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初级保健服务”，这是全科医学最鲜明的专业特征，同时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其称为“家庭医学”的主要原因。将家庭这一要素引入到医学和医疗之中，同时兼顾个人和社区，这是全科医学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重要基础（吴春容、李春昌，1999：17）。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完善，全科医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观、方法论以及系统的学科理论，填补了高度专科化的生物医学的不足。全科医疗服务已被世界公认为是适应第二次卫生革命的需求，是全球的重要卫生政策之一。与全科医学形成和发展相关的人口、家庭和社区等要素皆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不论社会宏观结构，还是社会微观结构，都是社会结构的现象层面，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经常接触到和谈及的话题。本文不是全面探讨社会结构变迁对全科医学兴起的影响，而是截取社会微观结构中的人口、家庭和社区这三个层面，并以此为基点，揭示全科医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的价值意蕴之所在。其旨在透过变化纷呈的各种表象，把握转型期中国的医疗模式转变的内在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

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对全科医学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伟大的变革需要全新的观念和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首先都有是以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物质的、实在的世界的变革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同样，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首先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因而，没有一种理论指导的变革，企望获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进而，任何伟大的变革也需要全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伟大的变革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没有全新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正在使我们从一个政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这似乎是对我们这个变革时代所具有的特征的最典型的概括。政治时代确实即将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否就是经济时代，却值得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社会的发展？我们有理由在伟大的变革面前驻足发问。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其实，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恰恰是在重复政治时代的呓语。因为，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政治时代，其实也是在全部精力搞经济，只不过是采用政治手段搞经济罢了。“文化革命”时所介行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明证，只不过是在生产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因此，认识中国改革的意义时必须警惕，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溜向旧的政治时代的窠穴。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俳的境地。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始于八十年代初，起步于农村包产到户，继而迅速扩展到城市及所有经济、社会领域的中国改革，无疑是八十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短短的二十几年间，人们甚至根本来不及看清中国社会变化的各个环节，更不用说去分析社会变化的细节，它便已经完成了经济、社会方面的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这种历史性变化之中，人们大多注目于经济领域，探究经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改革始终是经济理论的天下。但是，近年以来，人们愈来愈感觉到，单纯靠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许多社会现象。改革的实践证明，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的总是专注于经济理论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远远不是经济理论所能解决的，至于国家的地位、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改革中至为关键的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畴。这些例证不过是说明了经济理论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思维方式方面的局限。我这样说，当然无意于否认经济理论对指导中国改革的作用，也无意于贬低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对此，人们有目共睹。相反，我甚至认为，迄今为止，经济学是理论研究中对中国改革贡献最多的，也是最大的。我只是想说明，新时代并不是一个一花独放的时代，这是政治时代的典型特征，新时代应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切向钱看”，其实正是改革理论的局限性所致。这种现象并不能看作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这其实是决策者、理论家们推卸责任的说法。向钱看并没有错，经济时代不向钱看又去看谁。问题只在于，你用何种手段“向钱看”，不择手段地“捞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问题的出现在于经济理论的局限，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能只依靠经济理论。政治时代的瓦解所迎来的绝不应是经济时代。例如，对于国家来说，像现在所做的只注重经济，仍然与其作为政权组织的身份不符，与其作为公共组织的职能不合，仍然解决不了传统体制中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负担。经济是经济组织的事，政权组织自有政权组织所应关注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确乎关系到政权的存否，因而现代国家都将大量精力置于经济事务之上，就这一点来看，国家没有理由不关注经济。但是，如果国家将经济作为自己惟一关注的事情，那就是本末倒置。国家所应关注的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发展目标不应从我们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目标，而应从我们人本身去寻找，是人的发展。就人的发展角度来看，经济虽然并不是不重要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只是重要因素之一。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发展。因此，改革理论的钥匙，必须从社会中去寻找。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内容摘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缺乏物质独立导致人格独立的缺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建立后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人格独立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只不过是基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基于国家的依附所代替，未能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的人格独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变动，人们的物质独立性和人格独立性空前确立，这也许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社会分层人格独立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摘要:民法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直接与个人和集体相联系;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确立的价值与原则,无不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个人与集体或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民法首先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决定了民法及其私有的价值;民法又是一种离不开集体主义判断的社会结构,个人主义及个人利益的实现无不在集体的关系之中;民法是集体社会中的个人主义选择。

关键词:民法个人集体社会结构

一、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

1.个人是社会的本质

民法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民法和作为其基础的私有关系,首先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是这一结构决定了民法及其私有的价值。人类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无不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个人与集体或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此,有两种起码是形式对立的理论。一种是个人主义,即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自我支配的一种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观点。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中最具本质的一种社会思想,在传统上,西方社会一直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不论是古希腊的哲学,还是古罗马的法学,都是建立在与神本主义相对的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人本主义的文化在根本上就是崇尚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不论是作为其基本社会理念的正义观与自然观,还是作为其基本社会体制的民法价值体系,都离不开个人这一核心问题。个人即平民作为民事主体始终是西方社会结构中独立于政治社会的主导社会群体,而从实在的地位上考察,个人也始终被作为社会体制结构设计中优先考虑的基本价值对象,而这一设计的核心是民法。

休谟正是从个人与利己心的调整中认识到法律的根源:“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而一个人的利己心和其他人的利己心既是自然地相反的,所以这些各自的计较利害的情感就不得不调整得符合于某种行为体系。因此,这个包含着各个人利益的体系,对公众自然是有利的;虽然原来的发明人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1]这一个人的利己之心不得不符合的行为体系,就是以民法为核心的正义法则。不过,正义不是利己之心,利己之心也不代表着正义,但利己之心也是一种正义的要求,正义要反映利己之心,正义就是调整利己之心并合理满足它们的价值体系。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力量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简称实践结构论)。这种新探索，可看作是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摘要]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水平的上升和家庭消费中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的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的扩展对户主年龄高于35岁的家庭、家庭收入高于中位数的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会通过民间借款渠道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促进作用。

[关键词]社会网络；消费结构；工具变量法；Tobit模型；中介效应

一、文献综述

（一）社会网络

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指出，社会网络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影响居民收入与就业。社会网络能增加共享信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削弱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问题对信贷市场的不良影响。家庭社会关系越强，农户也越可能成为民间借贷行为中的借出者。根据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进行了分析，马光荣,杨恩艳（2011）认为社会网络更广的农户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民间借贷。[1]社会网络在收入方面的作用被学者们广泛讨论。[2]王春超等（2013）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收入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此外，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增加信息、提供就业机会和缓解信贷约束等方式，显著地促进收入的代际流动，且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明显。[4]社会网络还与居民消费有着密切的联系。南永清等（2019）考察了多种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发现以“邮电通讯”为度量的社会网络相比传统的社会网络而言，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更为强烈，且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非正规融资这一渠道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5]胡俞等（2013）发现社会网络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所受影响大于农村居民。[6]

（二）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