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人的发展与社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对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状况，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社会交往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命本质外，还有社会本质。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人的各种潜能获得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完善，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不断趋向和谐完美，人的个性不断彰显等。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当前，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时代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点，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一

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会关系不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Verkehr)有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义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人群共同体之间互相沟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实现了的社会互动。

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揭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一个人若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范围的交往，就会同无数其他个人甚至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使个人摆脱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

首先，沉溺于虚拟交往可以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虚拟交往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人的虚拟本能，虚拟就等于承认现实中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意义和真实性。面对网络上不停涌现的新社区、新网友，人并不甘于长久地局限于固定的网络空间中，于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网友越来越多，可交情却越来越浅。这种沉溺与匆忙共存的交往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现实人际关系的弱化。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和角色对交往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就变得微乎其微。不仅“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并且对自己进行一定的伪装已经成了虚拟交往主体的必备技能。在虚拟社区中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各种谎言、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消息几乎成了虚拟交往中的一种常态。过度沉溺于虚拟世界会脱离于现实生活，执著于虚拟交往的人也许因某一方面的共同兴趣形成网络族，却与近在咫尺的亲友之间产生了鸿沟，造成了现实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心灵的隔阂。其次，虚拟交往容易造成人们道德失范。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由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道德标准组成的主体行为规范。在现实的交往行为中人们都要遵从诚实、守信、真诚等潜在规则并遵循相应的交往礼仪和道德规范，否则不仅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更难以在现实交往中获得成功。但在网络交往中，不同的民族宗教国家地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频繁而清晰的呈现在世人面前，各种层次的或腐朽落后的道德意识、或先进的道德规范并存于网上，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各种可能，但却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网络犯罪是网络道德失范的极端表现，它具有高智能性、极大的隐蔽性和极强的社会危害性，同时，由于规范网络行为的网络法规还很不完善，一个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人在虚拟交往中是否有必要继续遵守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原则，就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人们在思想上更不会加以重视。第三，虚拟交往有可能破坏人们思想的稳定性。网络互动与交往的虚拟性，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工作方式，增大了人们思想的波动性。在接受信息方面，人们面对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许多人来不及理性思考或判断，就已经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同时，人们的思想长期浸渍在杂乱的信息当中，人们的兴趣点和注意力会被信息的新奇特所吸引，如果这些信息是不道德或不科学的，那势必侵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人们思想的稳定性，甚至使人们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淡化。

交往全球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提高了人们的文化品位，西方文化中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民族观念、科学观念以及解放思想、尊重个性等观念突破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框架，而东方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散发出的魅力，则体现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在交往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形成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追求人类共同道德价值、促进人类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全球意识。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的不确定性或不稳定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冲突，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首先，交往全球化使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全球化促进了个人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个体已经开始跨越群体的中介，直接地和整个世界的人们发生着联系。特别在网络世界中，个体的能力、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对群体的影响力增强、局部事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增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也包含着不利于人类发展的问题，个体的行为使群体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难以预知。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强了，人们的命运似乎“很不稳定”，似乎有瞬息万变之感，也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其次，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社会凭借其在社会物质层面、国际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强势地位，在推进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的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随着全球化交往的深入，一些西方的社会制度、文化理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不知不觉中侵入我们的大脑，正在无声地消解和融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改变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西方自由化浪潮正蔓延全球，其中最具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更是无孔不入。它通过“非意识形态化”的伪装，推行政治全球化，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其主要形式就是鼓励人们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煽动人们追求现实当中的绝对自由和反政府、无政府的情绪，引发人们发泄对社会政治、民主和法制的不满，进而反对现实的政治制度。这些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第三，全球化交往引发人际交往的不真实感和不安全感。经济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世界，其负面结果则是人生活在一个广阔无边“全球社会”中，人们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数字、符号建立起各种社会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将使人们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从而进一步衍生为对人和社会的不真实感和不安全感，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

交往功利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思想与物质利益紧密相关，思想的变动反应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变动，物质关系的变动也决定了思想的内容。纵观当今社会变迁，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对于人类的社会交往影响颇深，但公平竞争背后的原动力乃是理性的功利主义原则。我们在肯定市场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功利原则对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由于财富分配趋同到贫富悬殊的程度使人们物质交往基础大为不同。这就导致人们在扩大交往和联系范围的同时，造成了利己性的物化社会关系的扩散，这种利己的物化关系是支配人、控制人和统治人的强大力量。造成这种关系的最大影响就是普遍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导致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迷茫以及价值行为的冲突。首先，人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被烙上物质的印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们加大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似乎为了商品而生活。来自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它鼓励人们为自己的欲望而生活，为了挣钱而拼搏。“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消费故我在”，生活的意义被遮蔽，奢侈与虚荣之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心灵。人性的丰富内涵、思想精髓以及精神价值消融在对物质的片面追求之中，遗忘了人自我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超越，完全将人性的整体性“片面物质化”，把人实体化、简单化、功利化。人们在忙于满足物欲之时，强烈的孤独感、虚无感、荒谬感也悄然而至，造成信仰危机。其次，人们的利益观随着物质交往的加深而异化。“‘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1］(P81)一方面，单纯的交往功利化凸显。一些人的利益观受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利益观，甚至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落后观念处世;一些人唯物质利益是从，见钱办事、见钱眼开，成为拜金主义的奴隶;一些人公饱私囊、损公肥私、贪污腐化，道德滑坡严重。另一方面，利益观念的评判标准也日趋多样。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一味强调大公无私是不现实的，因为不同的人，其思想观念是有层次差别的，精神激励在一定时期、一定人的身上是有效的。但长期来看，单纯强调以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有失偏颇。第三，市场功利原则渗透到教育领域。市场导向和功利主义思维渗透到教育领域，打破了大学校园的“象牙塔”地位。市场原则不仅被运用到校际、校内之间的科研、经费、人才、师资、资源等的竞争上，而且被广泛当作价值原则贯穿到学科设置、专业方向和人才培养上。形式主义、浮躁之风、学术腐败日益盛行，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精神激励日益失效，物质激励觉得理所当然。一定程度上，教育显得很“沉不住气”，越来越追求“短平快”的效益模式。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表面上很重视，实际上却往往沦为例行公事。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交往的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偏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之辩由来已久，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满足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本位”思想政治教育，另一种是促进个人自身完善、提升个人生存价值的“个人本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本位”论强调社会的需要、规范，主张教育应促使个人的社会化。任何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延续和繁荣，都需要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及发展做出一定的规范，使他们对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根本上的认同。但它过分强调了“社会化”的成分，将个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隔离开来，主张社会化不是个性化统一的社会化，而是非个性化的社会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忽视了社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个人。而“个人本位”论则强调个人的需要、兴趣，主张教育应促使人的个性化。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主要强调个人的思想品德素质的发展，就是要使人获得和强化人内在的思想品德，使人适应社会发展以及人的自我提高和全面发展的需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不断获得思想品质自我超越和创新的能力，反对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至高无上。然而它却将人视为脱离了社会实践的、抽象化的人，忽视了社会对人发展的条件性。这两种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论，都有各自合理的一面，但在个人与社会、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都弱化了人的交往性。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通过自身的受动与能动的有机结合，增进人与人的交往、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交往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搭建了“桥梁”。人既需要社会化，也需要个性化，既必须社会化，也必然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要设定为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和培养人成为思想品德自我发展的主体，使人能够适应与超越社会环境，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缺失随着交往方式的日趋多样、交往范围的全球化不断进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以及差异性日益增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其他国家民众的交往更加频繁，网络的逐渐普及使人们的交往无国界之分，个人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些交往新特征给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学习和借鉴带来更多机遇，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如个人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政治理论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教育内容不能满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交往的需要。在社会发展中，如果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出现，符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规律和心理预期，那么针对这个要求的教育内容就要及时创造出来，但是教育内容的形成与创造具有滞后性，远不能满足教育者的需求。同时，目前关于交往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对生硬，学理性较强，不够通俗易懂，受教育者依靠现有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很难理解和消化这些教育内容。相反有些内容又过于简单，或者内容千篇一律无效重复，也满足不了受教育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经验储备、理论水平、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自身素质的差异，还不能完全认同与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关于社会交往的相关理论与内容。同时，受教育者因为教育者采取的教育内容存在错误，或者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质认知存在偏差，也会导致教育的失败。

滋生公务员消极腐败的原因分析

现代中国是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农业社会资源比较贫乏，而且少数有权势的人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这些资源分配者按个人偏好分配社会财富，因此就有人想方设法同这些人建立和发展“关系”，利用各种“关系”来获取可利用的资源．社会交换的资源包括金钱、实物、信息、地位、服务等．一个社会资源分配者在分配自己控制的资源时，总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分配，他会根据人情的原则来解释和考虑三方面因素付出的代价，分别是与对方的感情关系，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在同一社会关系网中他人的社会评价．如果需求者与分配者的关系越亲密，那么其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社会各项机制不健全，人们只有通过人情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源，这样，在中国社会中协调各种关系以获得社会资源就成为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4］．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中，聚族而居的血缘家族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为了有效整合社会秩序，儒学思想设计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5］．在以血缘为纽带、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形态中，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的人，如父母、兄弟、姊妹等，并将始终在相互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里，社会结构是按亲属关系的远近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泛化，人们是攀关系、讲交情，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就是“划圈子”［6］．最核心圈是即亲又熟可以达到高度的信任，最外围是熟与不熟的圈子．父子间有骨肉情，兄弟姐妹间有手足情，亲戚间有血缘之情，朋友间有义气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的面子之情［7］．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尚人伦、重感情的价值取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而且这种传统文化的弊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因而出现裙带关系、门户关系、尊卑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走后门、任人唯亲、官商勾结、拉帮结派、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长此以往，“关系”的非正常运作将大多数人排除在私人利益范围之外，对社会的良性运作产生的阻碍作用极大，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建立，不利于合法秩序的正常运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合理地看待人与物的关系．在市场机制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人们极易产生对物的狭隘的占有心理，满足于物的占有和享受，当人们不能合理地看待金钱的作用，甚至过份夸大金钱的作用时，拜金主义就产生了．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一些公务员本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活信条，本能地走向追求私欲享乐的人生［8］．从而使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发生严重的扭曲，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道德沦丧，以至于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我国现有的公务员监督机构虽多，但在实际监督活动中，由于隶属关系、平行关系、利益关系等多种没有厘清的关系，往往存在着无权监督、无法监督、无力监督、不愿监督的情况，乃至“空监”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我国目前对公务员的监控侧重于事后监督，即在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后，才调查取证、依法惩处，也只能起到“事发查处”的作用，而事前防范、事中督察的功能被弱化．再次，缺乏双向监督．我国公务员的监控注重上级领导者对下级的监控，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群众监督却难以落到实处．公务员的维权观念淡薄．最后，缺乏透明度．由于长期以来受“官本位”等观念的影响，由此造成了中国传统行政监控基本上是“封闭”活动的特点，对公务员的监督缺乏公开性．

加强我国公务员文明交往的管理制度建设

公务员要加强自律自警，切实加强政治品行的锤炼，必须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为什么交往”的问题，时刻以“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尽”警示自己．一是自重当慎于小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二是自省当善于反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三是自警当慎于用权．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权为私所用，则祸国殃民、贻害无穷．行政能力的提升其核心就是公务员素质的提升．要加强对国家公务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相结合的原则，将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务员法》中明确出来，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水平．要借鉴国外公务员培训制度中有益的方面，如开展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丰富培训方式、加强“闭环管理”等．还要将公务员培训的内容同日常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一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监督法律法规，加强行政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做到“实报必查、查实必究、失职追责”要创新监督方式，如约谈制度、巡查员制度、财产登记制度、离任审讯制度等；二是公开权力干预下的关系．公务员必须向单位组织公开自己的人事关系，除了法律规定保密的以外，凡涉及到重大的人事和经济问题，行政干部的批条、签字等要公开，而且纪检部门必须核实；三是发挥各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作用，从而制约权力的运作和监督；最后，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设立举报制度、开通廉政专线和反腐网站等．新闻媒体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对于痴迷搞关系、搞圈子和官商勾结的腐败分子予以曝光．要建立公务员考核责任制以明确规定公务员考核的各个环节，在加强公务员政绩考核同时，要加强公务员的“生活圈”和“交往圈”的考核，保证考核程序和考核结果客观和公正；要按照公务员职位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的不同，制定出有区别的考核标准；最后，制定出严格执行的标准，以减少考核的自由裁量权．让群众参与考核考评是公务员接受群众监督的有效形式．群众评价机制要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针对性．要制订明确具体的群众考核考评程序和指标体系，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防止“一刀切”；群众评价机制一定要公开透明，对监督评议的有关规定、内容、程序、过程、结果要采取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公开，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又主动接受群众评判，提高考核评价的质量．对于那些勇于揭露腐败的公务员应奖励，而对于那些痴迷权力“寻租”、擅长帮助别人参加各种腐败活动的公务员必须给予严厉惩处．这也就要求在建立惩处制度时，应该建立一套详细的廉政反腐规定．如新加坡的公务员惩戒规则和防治腐败法等中规定把接受礼物、索贿受贿、不明来源收入一律视同贪污行为，这对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公务员作为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执掌着由社会公众赋予的公共权力，而权力不能滥用，要在阳光下运行．这就要求公务员必须依法行政，按法规程序办事，要建立公开透明、健康文明的公共关系，对于痴迷搞关系以谋私利的腐败分子和庸俗干部应清理出公务员队伍，铲除社会上盛行的“搞关系”之类的“潜规则”．

本文作者：武子奇员智凯工作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重返GATT：旅游业发展的难得机遇；重返GATT旅游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关于对策措施的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的旅游业，从发展伊始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我国旅游业服务和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中国旅游市场将更大程度地开放，国内竞争将进一步成为国际竞争、我国旅游业、旅游企业的素质、体制、机制面临迅速提高、改善的考验、我国旅游业人才短缺的状况能否很快改变是影响长远的大事、将发展旅游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大力扶持，培植其迅速成为一个导向产业、旅游企业应走集团化经营道路，提高行业组织程度、将主动、积极地发展国内旅游作为形成旅游新格局的突破点、扩大利用外资，探索利用内资新形式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一个可能给中国旅游业带来巨大影响和深刻变化的时刻正悄然临近。

一、重返GATT：旅游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我国的旅游业，从发展伊始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在资源和产品上，东方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广麦的国土，名山大川，丰富物产，以及多年来开发建设的丰富的旅游产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能力上，多年来我国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日益完善的、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近能满足吃、住、行、娱、购、游要求的饭店、餐饮、交通等旅游设施，以及遍及全国、进入国际的旅游经营体系；在价格上,我国旅游业服务和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因此，重返GATT，不仅对旅游业没有很多不利影响，反而可以利用“复关”后我国与国际社会交往增加的机会迅速地得到发展。

随着“复关”后生活用品价格（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大幅度下跌，人们的旅游度假开支将会增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旅游、休闲、度假这一类高层次的消费方式。

旅游业是非贸易创汇的行业，它又属于当地出口旅游资源、出口服务的行业，随着重返GATT和我国开放的扩大，它的创汇呈迅速增长势头。旅游，是绝大多数外国人了解、接触和认识中国的第一渠道、第一橱窗。作为旅游提供服务的内容--食、住、行、游、娱、购、往往不仅为旅游者而且也为投资者提供，因此它又构成现实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办好旅游，建设好我国的投资环境，应当是旅游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数据与观点

为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进行了集中调研，以下是调查结果与分析。

理想目标:民众的理想目标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趋具体、现实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短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时，18.1％的人选择了“身体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挣更多的钱，占13.7％；选择“提高名誉和地位”的仅为2.8％，而选择“为社会多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到10％。

对于调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老实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28.2％)、“过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选择“牺牲个人利益，奉献社会”的仅为2.3％，是所有全部选项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新兴阶层选择“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比例较大，知识分子群体、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则更崇尚“老实工作、清白做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诚实、健康、务实的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民众的价值取向较为健康，对我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仍有认同在对待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上，选择“多奉献，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献”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选择了“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当被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如何取舍时，61.9％的被调查者选择“二者兼顾”，31.1％的被调查者选择“会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集体利益”，只有0.8％的人选择完全不顾集体利益。这一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的合理兼顾才是合理的取舍态度。调查显示，71.1％的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提倡艰苦奋斗是很有必要的”，认为意义不大或已经过时的人分别为15.9％、5.5％。这说明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状况也宽余了许多，但是对艰苦奋斗的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

数据与观点

为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进行了集中调研，以下是调查结果与分析。

理想目标:民众的理想目标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趋具体、现实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短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时，18.1％的人选择了“身体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挣更多的钱，占13.7％；选择“提高名誉和地位”的仅为2.8％，而选择“为社会多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到10％。

对于调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老实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28.2％)、“过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选择“牺牲个人利益，奉献社会”的仅为2.3％，是所有全部选项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新兴阶层选择“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比例较大，知识分子群体、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则更崇尚“老实工作、清白做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诚实、健康、务实的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民众的价值取向较为健康，对我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仍有认同在对待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上，选择“多奉献，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献”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选择了“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当被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如何取舍时，61.9％的被调查者选择“二者兼顾”，31.1％的被调查者选择“会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集体利益”，只有0.8％的人选择完全不顾集体利益。这一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的合理兼顾才是合理的取舍态度。调查显示，71.1％的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提倡艰苦奋斗是很有必要的”，认为意义不大或已经过时的人分别为15.9％、5.5％。这说明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状况也宽余了许多，但是对艰苦奋斗的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交往的不断扩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深刻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于科学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双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渊源：交往历史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既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人就越能发展自我、展现自我，从而在更宽阔的交往合作中，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为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通过劳动，人们不但可以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让人的能力发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强。第三，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和发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标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和超级动力。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丰富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就是社会交往与个人相适应，个人对社会有自主性。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强调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使人的个性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压制。

“交往”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范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又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部著作没有对交往范畴作出具体界定。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大量笔墨研究了交往问题，多处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可见，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将其概括起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从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产中的、分配中的、消费中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处在社会中的相互间的交往。

对交往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是多样的，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内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自然地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通过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不断促进或抑制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人们交往的动力因素。“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为了实现利益，彼此之间要发生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往，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去实现物质、精神、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和互动。所以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人的发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这样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作用，也突出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提醒。

正是从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并通过分析交往的历史演化展示了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态。”这是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比如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马克思把第二种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交往是依赖于物质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对资本来说，唯一有直接意义的使用价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通过工人的辛苦劳动获得大量的物质满足需要，而工人却一无所有。这就是资产阶级血的剥削阶段，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很显然，它与第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简单的对第一种交往形式的复归，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也摆脱了谋生的手段，产生了人对物质的高度满足和对精神的高度需求，从而使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成为自主活动、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这一阶段的交往活动不再具有约束性，而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交往的不断扩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深刻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于科学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双重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渊源：交往历史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既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人就越能发展自我、展现自我，从而在更宽阔的交往合作中，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为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通过劳动，人们不但可以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让人的能力发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强。第三，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和发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标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和超级动力。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丰富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就是社会交往与个人相适应，个人对社会有自主性。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强调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使人的个性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压制。

“交往”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范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又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部著作没有对交往范畴作出具体界定。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大量笔墨研究了交往问题，多处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可见，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将其概括起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从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产中的、分配中的、消费中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处在社会中的相互间的交往。

对交往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是多样的，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内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自然地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通过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不断促进或抑制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人们交往的动力因素。“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为了实现利益，彼此之间要发生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往，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去实现物质、精神、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和互动。所以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人的发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这样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作用，也突出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提醒。

正是从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并通过分析交往的历史演化展示了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态。”这是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比如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马克思把第二种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交往是依赖于物质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对资本来说，唯一有直接意义的使用价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通过工人的辛苦劳动获得大量的物质满足需要，而工人却一无所有。这就是资产阶级血的剥削阶段，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很显然，它与第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简单的对第一种交往形式的复归，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也摆脱了谋生的手段，产生了人对物质的高度满足和对精神的高度需求，从而使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成为自主活动、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这一阶段的交往活动不再具有约束性，而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摘要】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出发，让贫困群众暖心、让扶贫干部舒心、让党中央放心，帮助全体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部意义所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定走群众路线的意识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和保障。

【关键词】精准扶贫;精神扶贫;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

甘肃省当前精准扶贫工作进入到了关键转变阶段。所谓关键转变阶段就是指精准扶贫在完成了静态调查摸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基础上，正在向动态化掌握贫困形势和发展趋势的转变；在完成了基本大数据库建设基础上，向调整指数、统一口径、精确衡量贫困面貌基础上转变；在基本形成了“1+17”帮扶体系基础上，向继续扩展优化帮扶体系上转变；在认识到单纯的物质帮扶不能解决贫困户全部问题基础上，向推动贫困群众思想观念更新的精神帮扶阶段转变；在较好完成输血式扶贫任务基础上，正在向开拓造血式扶贫道路的转变。物质扶贫帮一时，精神扶贫帮一世。为了推动贫困群众思想观念更新，帮助贫困群众由输血式发展转向造血式发展，精神扶贫就成为首要任务。借鉴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从“三心二意”的角度认识精准扶贫将有利于推动精神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一、对群众暖心、干部舒心、党中央放心的再认识

1.让贫困群众暖心意。即精准扶贫不但要帮助贫困群众走出物质生活困境，更要走出精神生活困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富裕。当前，甘肃省推动的“1+17”指标衡量法符合地区实际，在现实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意义，从物质层面而言，给贫困群众和地区的暖心作用相当明显。广大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面貌改观颇大，贫困地区和群众在交通出行、医疗教育保障、民生就业服务等多方面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红利，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看到了精准扶贫战略带给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战略也给予了积极认可与衷心拥护。然而，物质层面的扶贫成效能否持续，那些思想观念原因导致的贫困户能否脱贫，则必须通过解决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来维系，否则就会导致部分群众重新陷入贫困或者无法走出贫困。因此，扶贫干部和一切社会力量需要通过交心的手段，在贫困群众的“暖心”问题上做文章。通过“暖心”，让那些遭遇不测的贫困户放下心理负担，勇敢面对天灾人祸等已经发生的困难，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让那些有着重男轻女偏见的贫困户改变思想认识，切实明白认可男女都是传后人，生个女儿也是宝的现代家庭观，从一心爱家、爱妻子（丈夫）、爱女儿做起，走向生活正轨；让那些限于条件而无法成家的单身困难户们树立信心，走出心理阴影，勇敢接受生活挑战；让那些习惯了等、靠、要思维的所谓“懒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内生力，变“要我富”为“我要富”，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换言之，让贫困群众“暖心”，不仅仅是让贫困群众感动，单纯的感动没有意义，更是让他们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激发他们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为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提供保证。2.让扶贫干部舒心意。即通过精准扶贫让广大扶贫干部有成就感和获得感，这种成就感既是因为解决了现实的贫困问题，更是因为通过与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交往，实现了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双方各自的自我认同、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甘肃精准扶贫成绩离不开各级各类扶贫干部的巨大牺牲。“5+2”、“白+黑”是工作常态，相关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成绩单相当出色，然而为什么一部分干部并没有多少成就感或幸福感，甚至有些干部出现了怠惰感。简单而言，就是我们的干部工作很努力却不舒心，贫困群众也有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广大干部与贫困群众交往的困难谈起。在部分扶贫干部看来，与贫困群众日常交往的困难表现为群众不理解扶贫工作性质，不配合扶贫举措，对扶贫干部和国家政策理解不够，安排的任务无法完成或不想完成，从而使得扶贫工作展开速度缓慢，在上级考核与现实诉求的双重压力下，自己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久而久之，群众和干部之间互不信任，互有看法，形成了人际交往的恶性循环，即使能够完成相关任务，但工作的挫败感远远大于成就感，最终导致工作受损。鉴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借鉴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思想重新认识干群交往中的阻滞问题，以成就各级各类扶贫干部在工作中获得舒心愉悦感。首先，各级各类扶贫干部应该坦然接受部分贫困户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贫困现实。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绝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P515)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历史上或同时代人进行交往的个人，个人彼此间的交往是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交往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单个人是无法脱离他之前的历史而只能被之前的历史所决定。由此看来，我们就应该理解部分贫困群众在精神、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懒、散、慢、等、靠、要，缺乏主观能动性等问题的原因了。因为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社会大环境的落后闭塞，整体受教育水平的差距，部分地区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与桎梏，等等，造成这部分群众在生产交往实践和精神交往实践中表现落后。各级各类扶贫干部因此需要以平和心对待，作为客观现实，不可轻视，不能蔑视，不可放弃，不能抛弃，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树立信心，在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其次，各级各类扶贫干部应该学习和培育正确的交往观，以物质交往促进精神交往，以精神交往反哺物质交往。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它交往的基础。”[2](P79)在物质生产生活中，“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的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P33)这种社会关系体现为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生产，以及由精神生产所带来的社会交往的扩大与衍生。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P29)这就给精准扶贫工作一个启发，如何利用物质生产实践的交往扩大实现对贫困户特别是精神贫困户的“精神生产”，让他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生产出积极向上、不畏困难、符合时展要求的精神产品，从而反哺具体的物质生产。因此，面对当前部分群众存在的精神贫困，唯一的有效的办法还是需要从解决他们的物质贫困入手，继续加大外部扶贫力度，只有外部动力达到一定的度，才能帮助他们生产出相应的更高阶段的精神产品来，进而触发精神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最后，各级各类扶贫干部和广大贫困群众应该利用信息时代便利，响应时代号召，通过社会交往实践触发扶贫干部和精神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为做好扶贫工作和缩短脱贫时间提供前提。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是保证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步骤，党和政府有信心让全体中国人民一道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信息化应用能力和素养不断进步，交往突破狭隘的地域，走向全球化、世界化和普遍化，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P119)，在此种情况下，交往变得普遍化，“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6)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等而视之，对于精准扶贫工作而言，扶贫干部需要通过交往看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处时代与共同体的进步。马克思认为，“人借助于两种东西作为镜子来认识自己，一是‘生产’，‘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二是‘交往’，‘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3]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只有通过社会交往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之间通过精神和物质的交往彼此创造，实现对主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创造，从而提高“本质力量”和“种属能力”，进而彼此获得成就感和愉悦感。3.让党中央放心意即通过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通过贫困群众的自我创造，以人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党和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所构成，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在生产实践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途径之一。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独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4](P73)加之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与细化，“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生产力。”[4](P39)而且，“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P61)由此可见，交往使得个人力量实现了飞跃，在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对生产力的传播和扩大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由物质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的帮扶，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就是让党中央放心的理由。

二、贯彻落实“两个意识”是精准扶贫成功的必要条件

摘要：交往竟是人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从教育者的立场来看，家长希望孩子能与他交往，并希望孩子要较强的交往能力，不愿看到孩子没有伴儿，也不愿意孩子孤独，教师更希望每个幼儿都能够与伙伴友好相处，互相关系，互相帮助，团结合作。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教师应加强对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使幼儿成为顺应时展的人。丰富幼儿交往的内容，幼儿的特点是从众心理很强，并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以针对幼儿生活中的需求及社会的热门话题，与幼儿一起讨论问题，丰富其交往的内容。

关键字：幼儿；社会；教育

当今社会幼儿，独剩子女占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确实有许多有得教育的条件，但我们不难看到，由于大人们的宠溺，宠爱孩子所带来的负面疚，这些独生子女性成了“唯我独尊”、“唯我独享”，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在与他人交往中，往往产生“人人为我”的心理要求，这种倾向和要求社会所需要的“平等合作”，等原则形成冲突，他们在以后的社交中将受到挫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往能力培养从小抓起，今天的独生子女恰恰缺乏与人交往、合作的机会，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着不合群、自私等表现，而幼儿阶段的教育比传播知识，训练技能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务，就是培养幼儿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活泼开朗的性格和良好的社会品德，增强社会性，提高幼儿社会适应和交往能力。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使幼儿成为顺应时展的人。

从这里可以使我们孩子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不利于社会发展对新型交际人才的要求，交往能力低下的孩子，是很难在今后的社交场合纵横捭阖的。作为对教育起着重要影响的三个方面：家庭、社会、学校应从小就注意对幼儿进行交往能力的培养。当幼儿从家庭走向幼儿园便开始过上了集体生活。这便具备了培养幼儿良好的人际关系交往能力的条件。幼儿交往能力是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儿童以后，能否使用复杂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幼儿交往能力需要家长，从小耐心地给予引导。那怎么样培养幼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呢？

一、培养孩子积极主动的交往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