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范文10篇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理解可谓千人千词，不一而论。历史上许多学者曾把社会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对立面加以阐述。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就认为，个人利益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主张要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①。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则提倡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相统一，他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许多私人利益的相加，增进私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则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指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之中，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和物质利益。公共利益则是指国家的人格利益与物质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②。从庞德的描述来看，他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指国家利益，而此处的社会利益可解释为本文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一词频频出现于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几乎每一部法律、法规都有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条款，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执法部门援引这些条款的就更少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已有表述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如学者陈运来认为，公共利益是指在法与道德等社会规范所调整的秩序中形成的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利益，在目前市场经济新时期，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的初步形成，社会利益逐渐从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两者共同构成公共利益的内容③。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社会利益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种利益，它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与需要④。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社会公众。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能是国家所能代替的。

笔者认为，把国家利益并入社会公共利益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市民社会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作为一个经常见诸于法条的专业词汇，给它确定一个相对明确的外延与内涵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点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具有公众性。利益主体就是利益的拥有者。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任何利益都是一定的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凡谈到利益，必会言及利益主体，不属于任何主体或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是广大的市民阶层。据此我们可以把它同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⑤。

一、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法本位”(或称“法律本位”)作为一个原创命题,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法本位”的概念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本位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必须首先确立的法律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功能,它反映了法律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1](P292-305)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法律本位问题,其实是指法律的直接依据,即立法理由:法律根据何种理由而立,或者说由何种观念派生?”[2]

对于相对年轻的经济法而言,合理确定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过学界的不断探索与努力,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日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谓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法要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其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民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区别开来。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社会具有高度抽象性,“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东西”;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也易混淆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使经济法再次坠入与社会法进行长期争论的泥淖之中。因而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本位[3](P107-119)。笔者也赞同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本位的观点,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理清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以及社会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之间的界限,而且符合经济法的根本性质。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不是主观臆造,而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是为经济法的客观发展史所证明的。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

通过对经济法发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重商主义理论”、“重农学派”、“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再到“新制度学派”,从“战争统制经济法”到“危机管制经济法”,通篇经济法的发展史都是国家与市场互动互抑的关系史,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关注的焦点问题[4](P23-27)。

(一)市场失灵: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于完美的市场机制理论而言的,一般认为,是指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5](P70)。市场失灵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

摘要：国家利益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笔者认为将其放进合同法中，有诸多不妥。因此，以社会公共利益涵盖国家利益并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符合私法存在的基础即平等公正、社会自治的精神。

关键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公有住房及国有企业资产“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特定的，仅指国防利益。如是，就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是否妥当，有何弊端，对国有企业资产、公有住房等国家财产的保护在合同法中又该如何体现，笔者作如下探讨。

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含义辨析

从本质上看，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规则体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整个社会也逐渐分裂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利益体系，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依照法律所调整的利益不同而将整个法律体系划分为了公法和私法，他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规定，私法则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无疑，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合同法当属私法领域。

对于私法，一个不争的观点就是私法以保障个人利益，高扬个人权利为主旨，即使其对公共利益有所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个人利益的保护为起点和依归的。但我国的合同法中，却一直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这样并列的利益分类，且国家利益被加以了特别的保护，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妥当呢？

关键词：经济法；法益目标；经济基本权；公平；整体调节

摘要：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我国现代经济法的发展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正确地确定与把握经济法的利益保护目标日益显得必要。人们不可能设想，经济法将以保护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同样，也不可能设想，经济法会不加区别地将任何具体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首要保护目标。究竟它应确定什么样的利益保护目标即法益目标，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经济法首要的法益目标--社会公共利益

(一)利益与法益目标

法益应为法律保护的利益。[1]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所有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标。

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论证国家与社会存在的必要，同时也是法律目的，法律秩序的终极价值体现，宪法上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规定，其理论价值不可替代，对各项立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经济法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与内涵，本文就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经济法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体现

(一)经济法对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明文规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主题，企业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协作关系十分复杂，因此，企业的活动也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需求，必须对其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否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

(二)对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做出了规范。社会化的生产与彼此的分工协作和竞争是分不开的，这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事，因此，这种竞争必须在公平的前提下进行，在统一的规则中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促进良性竞争，推动经济发展。

(三)对国家间接调控经济运行的模式与方法进行了规范。经济法的模式与方法可以对经济运行的周期状况进行有效地控制，协调社会收支的平衡。

(四)对社会保障关系进行了规范。劳动与社会保障成为全民关注的重点，其不仅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人道精神，也是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劳动者的必须环节。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必须对其实施保护。

内容摘要：国家利益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笔者认为将其放进合同法中，有诸多不妥。因此，以社会公共利益涵盖国家利益并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符合私法存在的基础即平等公正、社会自治的精神。

关键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公有住房及国有企业资产“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特定的，仅指国防利益。如是，就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是否妥当，有何弊端，对国有企业资产、公有住房等国家财产的保护在合同法中又该如何体现，笔者作如下探讨。

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含义辨析

从本质上看，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规则体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整个社会也逐渐分裂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利益体系，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依照法律所调整的利益不同而将整个法律体系划分为了公法和私法，他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规定，私法则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无疑，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合同法当属私法领域。

对于私法，一个不争的观点就是私法以保障个人利益，高扬个人权利为主旨，即使其对公共利益有所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个人利益的保护为起点和依归的。但我国的合同法中，却一直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这样并列的利益分类，且国家利益被加以了特别的保护，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妥当呢？

法律责任是法律保护的屏障。“无救济,则无权利”,而无责任,亦无救济。经济法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多年,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重要的法律部门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我们仍受困于这么一个简单而另人疑惑的问题:违反经济法要承担什么责任?因而,经济法责任理论成为了经济法学者研究的热点、焦点也是难点问题。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形态吗?经济法学界对此众说纷纭。张守文教授称之为经济法“责任的客观性”问题,指出,经济法上的“责任的客观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承认一般法理且认同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前提下,可以肯定地推论出在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是客观存在的;其二,也是最有分歧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态(或称责任形式)问题。[1]近年来,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问题已经成为了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中的“瓶颈”。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现实生活中去发掘和提炼经济法的责任形式,进而论证经济法责任是客观存在的。

一、出发点: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利益

现象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虚假广告现象。假设某药品生产企业虚假广告数年(或较长时间)。其承担的法律责任通常有如下情形:(1)对该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2)责令停止、罚款、没收广告费用等;(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意识到,个别消费者通过投诉或起诉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广告主也得到了惩罚,然而,问题仅此而已吗?经验告诉我们,“对已经发生的欺诈性广告,具有较强的社会记忆和广泛的扩散、传播功能,会长期遗留在公众心目之中”,[2]这意味着:即使行政机关对虚假广告者采取罚款,没收广告费等行政处罚措施,尽管特定的消费者可能得到了赔偿并有可能向其亲友宣传该广告为虚假广告而拒绝再次购买其产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社会上众多不特定的公众并不知悉该广告为虚假广告的事实,因而,“更多的消费者因不知情会陷于蒙骗中而永远不了解事物的真相,具有继续上当的可能”,[3]这必然使得社会不特定的公众的利益仍处于一种潜在的威胁之中,此为其一;其二,正是由于不知情的消费者仍有可能购买虚假广告者的产品,从竞争者角度观察,该虚假广告仍在继续侵害自己的正当竞争利益,所以,更为严重的结果是,如果这种虚假广告的潜在影响不能消除,出于竞争的需要,竞争者将很可能作出相同的决策:进行虚假广告,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如此繁杂的虚假广告。我们的交易秩序势必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状态,从而,一方面,消费者会轻易做出购买决策吗?“市场启动的原动力是消费者的购买力”,[4]我们怎么来维护原动力?另一方面,在充斥虚假信息的市场中,消费者的每一个消费决策都必须收集大量信息,进行多方反复比较,经过深思熟虑才可能做出,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综上所述,经过一般法律程序(即前述法律责任的承担)处理后的虚假广告仍危害着广大不特定的消费者的福利,威胁着竞争者的利益,破坏着市场交易的秩序,这些相关者的利益本质上都属于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威胁之中。

现象二:生活中缺陷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的现实。“缺陷产品”是指由于企业在产品设计上的失误或在生产线某环节出现错误,导致大批量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产品出现,而且这些产品已流入市场。依目前法律规定,缺陷产品生产者可能承担退款、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责任以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人遗憾的是,这些承担责任的方式却透露出了它的无奈:怎样消除已经流入市场的缺陷产品可能对不特定的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大众造成的损害?“为加强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事项的管理,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然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难道只有汽车产品才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二,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和制订缺陷产品管理和召回制度,但这并不是有效之举,因为,在任何商品都可能是缺陷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难道要对任何一种商品都制定一部召回缺陷产品法律吗?那么,缺陷产品对社会公共利益(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的危害如何消除?

二、社会公共利益之维护———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

一、社会公共性的内涵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①其中，对于何谓“社会公共性”，学界至今仍没有定论。笔者将从经济法的意志和法益目标两方面分析社会公共性的内涵。

（一）社会公共性包涵社会性和公共性

经济法是社会法，所体现的意志和私法、公法不同。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体现私人的意志，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现国家的意志，而经济法体现的是社会公共意志。社会公共意志即大众的、社会普遍性的意志，是关于公有性而非私有性、关于共享性而非排他性的。这一意志指导经济法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时关注社会性和公共性，例如，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经济法的意志决定了社会公共性包涵社会性和公共性。

（二）社会公共性包涵公益性和干预性

经济法协调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法益目标。公共利益是属于公众的利益，它代表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要实现公众的利益，必须依靠一定的干预。这里的干预，除了内在自发性的，还有外在强制性的；除了市场机制调节，还有国家权力干预；除了私人自治，还有公共决策。只有借助国家干预才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决定了社会公共性的公益性和干预性密不可分。

论文摘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看，社会公共利益的产生、存在先于个人利益，受其影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亦早于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在前国家社会中，习惯法上的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是重叠的。国家的建立促使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力分离，在国家经济权力受到公法的有利保护的同时，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社会经济权力非常必要。

论文关键词：社会经济利益；习惯法；社会经济权利；社会经济权力

在经济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对经济利益独立性的认可表现在其作为一个经济法上的基本原则，即社会经济利益原则的确立。但是，社会经济利益原则既出现在私法法域，亦出现在公法法域和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第三法域。这种状况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同时也阻遏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的有效协调与统一，从历史中搞清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前国家社会的利益观念、分类及其关系

摩尔根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观察后提出，处于蒙昧时代的人，“财产是极其微弱的。他们对财产的价值、财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十分单薄。这里的财产观念单薄指的是私人财产的观念。与此相反，古代人却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如低级野蛮时代的村庄周围就出现了木栅，中级野蛮社会的人们用石块砌成堡垒保卫公共住宅。原始人的这种做法充分表明，他们有着明确而且肯定的集体观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对我国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的考察为我们解析史前社会的利益观念提供了直接证据。鄂伦春人的季节性狩猎一般都采取集体的形式。狩猎工具是各家自己购置的，平常归各家私有。但是在出猎的时候，所有“乌力楞”的财产都是公用的。他们猎获的食物一律在整个“乌力楞”中平均分配。由此可见，鄂伦春人不但有“我们的”观念，也有“我的”观念，而所谓“我的”就是私有观念。简单讲，“我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我们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社会利益。

内容摘要：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已经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的检察监督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行政诉讼所有参加人、参与人，甚至可以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组织和个人；其监督方式可以包括检察机关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方式，如主动提起公诉，支持原告起诉，出席法庭审理和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依上诉审程序提出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以及查处审判人员在行政审判中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等；其监督手段可以包括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监督手段，如接受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听取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调阅法院案卷材料，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公民、组织了解情况、调取证据，以及必要时委托有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等等。

当然，这只是对《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字面理解，《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对检察监督并没有规定这么广泛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仅有一条，即第64条。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范围非常狭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仅仅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其监督方式仅仅包括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监督手段则更没有具体规定。可见，《行政诉讼法》总则确定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具体条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很不好。当然，法律总则确定的基本原则在以具体条文具体化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一定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具体条文对于基本原则总会留有余地，因为基本原则需要适用更广泛的时空。但是，就《行政诉讼法》总则确立的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与其具体化的具体条文的关系来说，在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二者太不成比例了，太不协调了。如果说，在16年前，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的话，那么，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完全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

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1]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讨论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所有问题，而只探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