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范文10篇

社会管理创新在理论研究上已经越来越深入，在决策上已经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上已经探索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好经验。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全模式服务管理系统建设、山东省泰安市平安协会建设、江苏省南通市大调解体系建设和淮安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建设等等。但是在这些实践的同时也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上的难点。解决这些问题和难点，更需要顶层的制度安排。从顶层设计看社会管理创新，重点要在推进三个方面的结合上下功夫。

一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相结合。应当看到，社会流动日益增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需求日益多样。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更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在服务中创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但如何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体制上相结合、在机制上相融合，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索。也应当看到，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但对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的冲击却无所适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断深化，但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能力与群众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社会自治的功能却日渐弱化；政府的管理机构不断扩张，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却不断加大等等，这些问题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社会服务提供了巨大空间，更为推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顶层设计提出了重大课题。

二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社会公正相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能否形成一种促使社会稳定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包括：一是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二是合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有效的民意诉求机制，四是健全的制度保障机制，五是敏捷的安全预警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让穷人与富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当官的与老百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并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2010），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实现维稳和维权的统一。这种机制，让老百姓有“民意”可以与政府有效对接，有“民怨”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让有钱人有事干，让没钱人不闹事，让富人过得好，让穷人过得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三是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社会公共治理和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社会公共治理。社会公共治理的关键是构建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最根本的是推动政府转型。从发展趋势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导向：一是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就是要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正上来；三是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依法限制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加快建设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共同治理。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推进这个过程，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专业要求高。中心工作人员来自不同单位，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性强。专业背景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为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需要，中心以加强职工专业素质为根本，努力建设专业化工作团队，着力打造专业平台。一是加强开放式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向实践学习，向地方学习，不断开阔视野、博采众长。二是加强互动式学习。采取热点问题大家谈方法，每月举行一次1个小时的专题学习会，由一人主讲，大家讨论的形式，创建交流思想的课堂和研究问题的平台，通过平等参与、互动交流迸发思想火花，共享思想成果，增强集体智慧。三是加强反思式学习。每项工作特别是完成重大任务后，都要进行总结反思，把计划方案与实际行动进行比照，反思工作筹划中的问题；

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按照《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决定》和《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方案》要求。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立足打造“公开、公平、公正”公共资源交易环境，彰显市委、市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主要开展政府投资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矿权和产权交易等活动。整体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市集中开展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形市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原则，结合公共资源交易的特点，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理念，将做好公共资源交易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为我市重返“十强”行列，争创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目标任务

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严格按照市纪委年全市党风建设工作要点》竹纪办【12号）文件要求。紧紧围绕“公开、公平、公正”这个核心，以行政效能建设为重要内容，着力构建“阳光平台”规范平台”专业平台”创新平台”廉政平台”满意平台”六大平台，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规范运作、公开公正、有序有效，从而树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环境。

通过“灵活建”、“共同建”、“及时建”、“推动建”等方式全面推进新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组建工作，截止**年**月底，全区共建立了各类党组织52家，覆盖新社会组织**家，党组织覆盖率达到95.2%。

1、探索创新“灵活建”。一是单建式。对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和长期聘用人员中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且具备建党条件的，单独建立党组织。目前已有22家新社会组织单独建立了党支部。二是联建式。对活动正常、人员便于集中但党员人数少，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历史渊源”原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社会组织联合组建党组织。目前共建立联合党支部3个，覆盖新社会组织**家。三是挂靠式。对不具备建党条件的，成立党员小组，挂靠村（社区）或主管部门党组织。目前共建有党员小组19个。四是临时式。在党员较多且流动性较大的新社会组织中建立临时党支部，上级党组织派党建联络员加强指导，目前共建立临时党支部*个。

2、促带互动“共同建”。针对一些业主不理解、不支持，建党难度大的新社会组织，发挥党工团联动优势，通过先建立工会、团组织，物色优秀党员担任各群团组织的负责人，并积极推动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赢得业主的信任和支持，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我区6所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由于业主的抵触情绪，党建工作一直是个难点，为此，我们先在学校建立工团组织，通过组织开展校长岗位培训、教师岗位培训和名优教师送教活动等，切实提高学校教师员工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最终赢得了业主的支持。目前，有党员的5所学校中，1所单独组建了党支部，4所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另外，在没有党员的新社会组织中，共成立工会组织18个、共青团组织16个，为开展党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3、积极跟进“及时建”。建立健全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和研究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民政和工商部门按照“谁登记、谁监督”的原则，把好新社会组织登记和年检关，凡发现符合建党条件而未建立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属地党组织及其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归口管理；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帮助符合建党条件的单位建立党组织，加强与建党条件不成熟单位的联系和沟通，确保其正确的政治方向；镇（街道）党（工）委主动负起责任，对那些没有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明确的新社会组织实行“兜底管理”。同时，及时整顿清理党员流失的支部，避免出现空壳支部。组建党支部8家，清理空壳支部1家，确保了党建工作的有效及时。

4、政策激励“推动建”。出台相关激励帮扶政策，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切实增强新社会组织建党的积极性。区教育局党委划拨一定比例党费用于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区供销社每年从办公经费中拿出3-4万元用于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党支部的党员活动；招宝山街道出台激励措施，对新建党组织奖励5***元，已建立的补助3***元，每年根据各支部党员人数按每人**0元标准划拨活动经费，并给予党支部书记、党建指导员每月**0元的补贴，从而推动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深入开展。

一、正确认识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内涵

在改革的语境下，很多领导干部和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参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就是改革，改革的困难很大，哪有那么容易”；有些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和市区领导的事情，与中下层的干部没有关系”；也有些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和改革是一回事，上面只是提出一个新概念，属于换汤不换药”；更有甚者，认为“这也要创新，那也要创新，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可创新的”……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领导干部思想上的不统一，给社会管理创新在认识和推进中制造了较大的障碍。究其原因，乃是因其对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内涵认识不足和理解不到位。

（一）不能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于“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从此概念可以看出，社会管理创新在“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方面与改革具有共性，两者都强调变革，都主张用新的代替旧的。但是在共性之外还有诸多差异性：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的范畴、主体、对象、重点、难度等都有较大差别。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于改革的做法，掩盖了社会管理创新原有的特点和要求，消解了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的互补性，不仅会导致对社会管理创新在理解和认识方面出现偏差，还可能导致在执行层面上出现懒惰不作为和蛮干犯错误的情况。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改革究竟有何不同

1.改革的范畴十分广泛，而社会管理创新是单一范畴的变革。改革，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做出的改良革新。从改革的定义可知，改革涉及的范畴十分广泛，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较大变革都可以称之为改革。而社会管理创新则是指社会管理一个单一领域的变革。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管理与民生改善并列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重点，并用单独的篇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任务、重点等作了全面部署。综上可知，改革是一个综合概念，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单一概念。如果将社会管理创新简单等同为改革，就会在无形中掩盖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单一领域特色，从而导致很多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及要求出现了模糊化的理解。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有可能发挥的创新行为对于评价该体制的可行性是重要的。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有可能运用当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实现其支持者的全部期望。但如果它在技术上停滞，那就未必能存在下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必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其对手——资本主义体制展开竞争。而我们知道，后者正在进行飞速创新。(注：可能有人会争辩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缺陷的存在以及创新活动受到利润的刺激，因此创新的效率和方向都“太革命”了。)即使撇开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谈，技术进步的惊人速度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类的福利也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与其他体制相比较，分析了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预期创新行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从总体上分析创新进程的框架。第三部分简单评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创新行为。第四部分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新经验，尤其是苏联的事例。第五部分直接阐明了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预期的创新行为。尽管本文的分析对于其他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或多或少也应该是适用的，但是迪瓦恩的说法将被用作讨论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的样板。

二、创新进程

在创新的有关文献中(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创新而言，发表不出什么有用的见解。它的关注点都静止不变，并且假定技术决定于外因。有关创新的最好著作产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地带。)，通常会突出两种创新：进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创新的进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发明、开发、生产和推广。这里，发明是指最初产生一个新产品或新工序的想法，并把它做成基本模型。开发涉及到将基本模型变成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能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中生产或采用。生产实际上是第一次生产新产品或采用新的生产工序。推广是指把新产品传播给其他生产者或把新工序应用于其他的使用者。(注：基础科学研究尽管不是创新进程的一部分，却是其关键性基础。但我们这里的分析却省略了它。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来源的制度结构和性质是相似的，主要都是一种非商业的努力。在预期的未来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争论的关键是各种体制有效驾驭创新进程的能力。)

如上所述，因为绝大多数新想法不能被采用，所以发明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努力。然而发明并不必然造价昂贵。就冒险性来说，开发比发明小得多，但是将基本模型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工序所存在的困难，使这一阶段具有耗时耗财的特征。第一次生产新产品和引进新工序的风险还要更小，而且随情况的改变，其成本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创新的最后一个阶段——推广阶段，剩下的惟一风险是商业上的而非技术上的。

上述阶段的划分有助于分析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如何适于创新。为了实现良好的运作，这个体制必须有利于创新进程的所有阶段。为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对一个体制提出三个问题：

一、劳动关系是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劳动关系管理是指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使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得到规范，权益得到保障，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合作和谐为目的的一系列组织性和综合性活动。

1、劳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劳动关系制度，劳动关系历经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劳资冲突亦呈急剧上升之势。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安全、劳资冲突等问题日渐突显。据《了望》周刊年底报道，近年来，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高发期和多发期。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⑴。年月，人民网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4万件，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31.9万件，居历年来的高位。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出现井喷趋势。由工资待遇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和由欠薪引发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等突出特点。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集体劳动争议、集体停工事件多发将成为劳动关系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⑵。年，更是成了中国劳资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从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劳资事件看，我国的劳资冲突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抗性增强；二是规模性扩张；三是密集性爆发；四是组织性更高；五是影响性加大。透过这些新的特点，可以隐约观察到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一些风向。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开始显现出一种主动态势，维权行动有四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从过去的被动维权变成更加主动维权；二是从过去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要求；三是从过去注重权利之争扩展到利益之争；四是从过去以个别劳动争议为主发展为以集体劳动争议为主。从以上事例、数据和分析看，由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因素导致的劳资矛盾呈激化之势问题，已成了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隐忧。

2、劳动关系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迫切需要

摘要：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路径，并对这一路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制度弊端创新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及路径分析

（一）制度变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建设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对广大农村人口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然而，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对农民实施的社会保障主要立足于农民自我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改革开放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瓦解了集体经济体制，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面积滑坡。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养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到1998年底，全国有2123个县，65%的乡镇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到8025万人，全年收取保障基金31.4亿元，支出5.4亿元，累计积累保险基金166.2亿元。1998年国务院决定农村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由民政部移交到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同时由于1991年开始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在各地实施的不统一，出现了混乱状况，而且计划承诺的8%～12%的年投保利率在银行利率连续降低与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兑现等原因导致了中央决定暂缓农村养老保险。各地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作困难，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积极性受到很大挫折，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政策走向是：坚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资金的筹措应以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缴纳标准与养老金标准都不宜过高。

（二）变迁路径分析。纵观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中带有反复和试点先行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实行低标准起步，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原则，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渐进建立的。然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又不是完全渐进式的，而是不断出现反复。政策的不稳定性不仅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具体工作也都无所适从，而且损害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选择这一变迁路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对中国基本国情，尤其是农村实际情况的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决定了我们只有低标准起步，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由点到面，逐步扩展的渐进式道路。（2）受到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尤其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渐进改革和试点先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且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不免对这一路径产生偏好和惯性，而且再去寻找另一路径总是有风险，成本较大。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一开始就沿着整个改革事业的路径前进。（3）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统一的科学认识，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从而导致政策缺乏连贯和稳定性，不断出现反复。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创新探索

乡地处城郊结合部，与广汉城北新区规划发展区域相交，结合发展形势和实际，乡党委、政府确定了推进北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主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分步实施推行，一方面对统征统转的村，以安置小区为单位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努力推进村向社区转变，村民向居民转变。另一方面，未涉及征地的村社开展以林盘院落风貌治理为代表的传统院落治理改造工程，改善传统农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

一、村转社区工作

年年底，桅杆村最先在全乡实现了统征统转，年年底，炳灵村完成统征统转，经市政府批准，桅杆村、炳灵村率先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近年来，乡党委在推进传统农民向城市居民过渡、农村村民委员会向现代社区管理过渡中，坚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在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开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积极探索适合乡情实际的统建、自建小区管理运行模式，努力在“五个强化”（即：强化队伍建设、强化制度建设、强化就业培训、强化社区活动、强化公益设施）上下功夫，完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困难救助、文化教育、安全稳定等社区公共服务，推动社区党建，力争党建工作有新成绩。

（一）完善制度，转变观念，推进社区基层党建

结合创先争优活动，我乡一方面不断完善社区建设管理制度和机构，推进社区规范化管理，一方面积极转变和提升社区干部、党员思想意识和服务水平，为社区党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目前，桅杆、炳灵社区均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明确的居民代表议事制度及民主理财小组，在议事决策程序和社区财务和集体财产管理上正逐步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提升社区干部服务民众的能力，我乡通过定期开展基层干部素质培训、利用社区远程教育资源等方式组织基层干部参加培训和学习；为促进社区干部思想转型，我们多次组织炳灵、桅杆社区两委班子开展社区建设及管理的知识学习，并积极到雒城镇各社区、新丰镇征地农转非社区进行了“取经”，直观地让社区干部感受到管理的多面性，提高了社区干部对社区规范化建设的认识，为社区今后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打下基础。

（二）倡导居民自制，居民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一、为何强调“三调联动”

（一）转型时期利益表达的无序化

在改革开放逾三十年之后，中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长时间保持了持续、快速、平稳增长。2010年，中国成功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化进程加速、水平提高，基础实施逐渐完善，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力增强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提高，对外交往日益成熟而自信。正如所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固然有充分理由保持自信，但绝不能就此陶醉于既往成绩，失去理性认识和深刻反思现实的能力，丧失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动力。国际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般也是利益严重失衡、社会冲突多发时期。现阶段中国引发利益失衡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权钱交易、权钱合一引发社会仇官、仇富的心理和腐败问题；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既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不仅环境污染引发民众抱怨，发展的资源约束也不断强化；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欠缺，贫富差距悬殊等。利益失衡引发社会群体的分裂，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各种纠纷不断。社会风险的聚积叠加给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威胁，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审时度势地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全面转型，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攻克的难关。社会转型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可否认，作为市场体制下竞争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大规模的阶层分化已经形成并将长时间持续下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阶层分化不可阻挡，但只要社会阶层结构保持开放，使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机会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向上层流动的理想，就无需多虑。为此就需要打破和改变一些可能引起阶层固化的制度，建立和巩固后致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部门有责任给予真正的弱势群体以特别关爱和制度性支持，改变其弱势的地位，避免弱者恒弱；政府部门也有义务保障和倾听弱势群体的权益表达、保护其合法权利，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努力促进以公平、公正、公开为特点的公民社会建设。弱势群体的出现是利益失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之后的现实反映，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欲望与预期的鸿沟、面对社会的排斥，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内心往往充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再加上其自身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社会为其提供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等因素，致不满情绪无法宣泄而逐渐淤积，达到临界点则随时可能喷薄而出。有时一个小小的纠纷就足以成为众多无利益关联者“泄愤”的导火索，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主体多元，行为目标发散，诉求方式偏激，极具破坏性和对抗性。[1]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心理在蔓延———房产商面对政府，私家车主面对交警，企业面对银行，都会自称弱势群体。矛盾主体抱团取暖的现象在社会各阶层蔓延，近年来时不时发生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对抗已经不仅仅是劳资纠纷，而是农民工被歧视、被剥夺，无法融入城市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社会矛盾加剧和利益表达的无序化对社会管理提出挑战，而网络化和信息化改变了民众的诉求表达方式，更放大了这种挑战带来的风险。在数字时代，博客、个人视频等新媒体的快速兴起使得社会重心由机构向个人转移，并为个人、群体不满情绪的快速蔓延、结合提供了途径。新媒体使得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受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消费者，而具有了与传者交互信息的功能，甚至转变成传者的身份。[2]通过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人们突破了面对面现实交往的局限，足不出户便可尽知天下之事，实现与社会有效的信息交流。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往往是先在网络上出现并逐渐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事前毫无联系、并非矛盾直接主体的个人可能迅速汇集形成集体行动。由于自媒体的风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采集者和传播者，先堵塞言路封闭信息再慢慢应对，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传统手段已经力不从心甚至完全失灵。面对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政府部门为迅速平息事态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规的做法，或强力打压或利诱拉拢，进退皆无据，顾此而失彼。民间流传的“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解决纠纷途径在信息时代的变化与转移，反映出司法权威不彰以及社会管理手段未能及时调整而无力应对的现状，凸显在基层建立社会舆情、矛盾纠纷以及民众诉求快速回应协调机制从而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紧迫性。一言以蔽之，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经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全面阵痛和治理难题。各种利益关系的竞争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犬牙交错，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危及社会稳定。改变利益表达无序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广开言路、接纳群众诉求，建立和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已经为解决社会管理中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来看，社会建设已经被纳入其中。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追求社会的和谐状态。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则在于维系社会秩序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维稳目标下的“三调联动”

从作用上看，社会管理可以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3]社会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所证实。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纠纷以及当事人不理性的诉求表达使司法权威遭遇挑战，已经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社会管理，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各级政府肩负的重要职责之一。令人遗憾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及部分官员却将维稳一词演绎为具有天然正当性的霸权话语，假借维稳之名打压合法诉求，危害群众利益，主流的维稳说辞在民间甚至开始引起反感和抵触情绪。这是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的危险信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处理某些突发性事件时如果使用“受害人家属情绪稳定”之类的字眼以证明其维稳的努力与效果常常遭到新闻媒体、网民的冷嘲热讽，似乎事故发生后只有“受害人家属哭天喊地”才是正常的人性表达。维稳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在此逻辑之下的维稳不是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实现，而是滥用权力打压权利诉求。维稳的结果时常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利益表达越频繁，打压越厉害；打压力度越大，反弹也越激烈。维稳要重聚民意支持，必须实现从“权力维稳”向“权利维稳”的转型，为维稳努力增加正能量。一方面要完善立法科学界定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明确政府职责，以界定和处罚惰政、滥权行为；另一方面从程序上规范政府行为，“将权力关进笼子”，通过立法为权力的行使画地为牢。权利维稳的基本要求是支持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以达平息不满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之功，并非为求得一时之稳而放纵动辄狮子大张口的非法诉求。“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其实是权力维稳的另一种表现，将误导维权预期，刺激更多的无序表达、越权表达。最终结局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使政府部门陷于顾应不暇、疲于应对的状态之中。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同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建立统筹全局协同监管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就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阶层、群体、个人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二是要建立新形势下的劳资之间、干群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机制；三是要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调处的工作制度。[5]“三调联动”可以成为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调解是在世纪之交由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动的一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一场中国的“现代调解运动”。其初衷在于通过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以及诉调的快速对接机制，从源头快速化解社会纠纷。“三调联动”作为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一项基本政策，在若干重要场合都得到了强调。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了要完善“三调联动”的工作体系。概而言之，“三调联动”已经被视为接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

二、“三调联动”蕴含的管理创新

严格开展党政部门单位网络使用情况专项检查整改，5政务信息平安保证与网络舆情处置方面。一是着力提高部门单位和领导干部的政务信息失密意识。规范网络及移动贮存设备的管理使用，确保党政部门单位全部通过政务网络接入互联网。二是县信息中心要依照计算机网络平安工作要求，定期对网络连接、政务网终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切实有效地做好计算机网络与平安防范工作，确保政务网络平安运行。三是信访部门要加大网上信访案件的交办督办工作力度，并把料理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列入年终目标管理考评，与各部门单位评先评优紧密挂钩，改变一些部门单位对网上信访不重视和推诿扯皮现象，挽回网民信心和政府形象。四是要加大网络舆情搜索力度，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网上舆情，及时删除、阻碍有害信息，有效维护网上秩序。五是要加紧研究制定与新闻媒体沟通机制、政法维稳宣传舆论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网上重要舆情监测研判机制、重大网络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和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等，积极主动应对网络突发事件，严防心怀叵测或不明真相的人利用网络媒体恶意炒作、推波助澜，坚决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热门课题，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政法综治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社会管理工作能否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加强与创新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与“赶超进位、跨越发展”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由于社会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紧万象，涉及面广，现结合部门工作实际择其重点开展调研，并将调研情况演讲如下：

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经验做法及其效果

人性化关怀，1信息化建设。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高效优质

依照“村不漏街，县公安局牵头组织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租赁房屋和暂住人口集中清理专项行动。街不漏户，户不漏人”工作要求，共清理出租房屋1964户，清理暂住人员2529名，并全部完成了基本信息采取集与电脑建档工作，目前为止，已有3297名外来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在电脑系统登记备案，并实现了暂住人员信息与在逃人员信息互动对比，以房管人”和“以信息化管理人”工作模式初见效果。以来，全县28家旅馆装置建设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公安部门信息平台联网，通过入住人口身份信息查验，抓获网上逃犯12名，有效提高了办案效率和流动人口社会治安防范能力。流动人口服务方面，县教育行政部门以人为本出台新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凭用工单位证明免借读费进城就读，并可平等享受升学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困难，为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参与守业发展发明了宽松环境。

分类帮教，2无缝对接。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