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信访范文10篇

涉法信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着，涉法信访的巨大功效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但是，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从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立法不断丰富和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却又要面对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以致于这些涉法信访案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看，我们有必要对涉法信访进行反思和探讨，从而获得一些前瞻性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

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

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04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作的惰性和依赖性，还容易使那些问题未得到解决的信访主体误认为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官官相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据统计，**县近三年来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分别为143、126、155件（次），其中涉法信访分别为39、57、73件，占当年受理件的27%、45%、47%。统计表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当前，涉法信访已形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在此笔者就涉法信访问题的现状、成因及防范对策谈谈如下拙见。

一、目前现状

从信访当事人的情况看，具有以下特点：

1、信访人文化素质较低。如杨某，男，71岁，文盲，务农，与同村村民因责任山山权争议的问题，县、市人民政府已作出行政裁决不服而上访；吴某，男，50岁，小学三年级文化，务农，反映其女儿计划生育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后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三道程序依法裁决，并鉴于吴某家庭经济困难，对其给予了5000元的资助，但要求赔偿上访所造成的损失因无法律依据而不服上访；张某，女，46岁，方盲，不服公安机关对其所作行政处罚，已申请行政复议，已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如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张某就是不通过法定途径依法解决，而是通过上访渠道诉求。

2、信访人法律意识淡薄。尽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文书中已告知当事人相关事宜，但当事人放弃该权利。如朱某等人反映与一国有林场山岭权属纠纷问题，已经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法院一审，按法定程序朱某等应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朱某等人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而采取上访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3、信访人无理缠访。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人以“以人为本”为由，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提出一些过高、不合理甚至无理要求。如邹某反映因城市建设需拆迁其一幢老房屋，要按其个人提出的要求进行补偿，否则不同意拆迁；之后县里组织召开2次听证会，作出了强制拆迁的行政裁决，同时对其房屋补偿金额、安置过渡房、支付拆迁费均给予了合理解决，邹某不服，并对作出的行政裁决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而是采用上访找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各位领导、同志们：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是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我院对这项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在县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我院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就我院近年来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向大会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一、领导重视，上下联动，形成了全院抓信访的“大信访”格局。

年初，为贯彻上级党委及上级法院关于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的会议精神，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工作领导小组，对重点涉法涉诉案件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对排查出的重点涉法涉诉案件集中处理，各个突破。年，我院共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八件，上访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十分满意，没有出现反弹现象。年，我院完善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和信访工作制度，强化了信访工作责任制，形成了全院上下联动的大信访格局。从年下半年开始，我院实行了院领导接待日制度，每周的星期二上午由一名院领导到信访接待室接访，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需要交有关部门办理的限时报处理结果，该制度一直坚持下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今年1－4月，我院信访工作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没有出现到省进京越级上访。

二、突出重点，认真处理信访突出问题。

对进京、越级上访老户，我院立案庭负责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同志多次与其宣讲法律，在对原审案件进行详细复查的基础上，与当地政府一道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将案件全部执行到位，考虑到的实际困难，又多方筹措资金对进行了补助，该重点涉法涉诉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夫妇对我们的工作表示非常感谢，书面承诺不再上访。又如二个当事人因为案件未执行到位，多次到省上访，这二个案件因为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原因，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我院主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吴小安同志，与执行员一起研究具体的执行办法，穷尽执行手段，终于使二个案件都圆满执行完毕，这二个涉法涉诉案件顺利得到解决。

摘要：

中国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设计，它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利救济以及稳定维护的重要功能，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角色。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涉法信访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及其影响却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以较大规模群体访和表达形式激烈的个体访为主要标志的涉法信访高潮至今仍然没有明显的回落迹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它不仅是部分公民的难解之痛，也是许多政府机构挥之不去的心病。从中央到地方，对涉法信访工作的强调和投入前所未有，摸索的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并没有有效遏制涉法信访总量高位运行的态势。当前，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作为反映社情民意“晴雨表”的群众上访活动，凸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关注。

一、我国涉法信访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影响复杂化、程度激烈化的崭新特点，并形成涉法信访中的的“参与危机”现象。

（一）、总量大，涉法信访多，主体错综复杂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信访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4年至1957年。这期间，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2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导致进京上访。据内务部等11个机关1956年的统计，全年来访人数共42000人次。第二次信访高潮出现在1979年至1982年。这期间，“”中遭受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要求平反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中办、国办信访局仅1979年就收到来信108万件。第三次信访高潮，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导致了这一独具挑战性的信访高潮，表现为：

一、我国涉法信访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影响复杂化、程度激烈化的崭新特点，并形成涉法信访中的的“参与危机”现象。

（一）、总量大，涉法信访多，主体错综复杂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信访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4年至1957年。这期间，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2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导致进京上访。据内务部等11个机关1956年的统计，全年来访人数共42000人次。第二次信访高潮出现在1979年至1982年。这期间，“”中遭受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要求平反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中办、国办信访局仅1979年就收到来信108万件。第三次信访高潮，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导致了这一独具挑战性的信访高潮，表现为：

1、信访总量大。就全国信访整体形势而言，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8年比1997年上升37.3%，有的则高达205.4%，1999年比1998年上升了7.6%。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则是1995年的2.13倍，而且信访总量逐年持续上升，给信访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

2、涉法信访多。涉法信访涉及面广，涉及到公、检、法、司的各个方面，而且涉法信访总量居高不下，上升幅度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80%。其中，对审判机关裁判结果不认同和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等方面的信访占涉法信访总量的81%。并凸显出公众对司法救济公信力的显性质疑。

省法院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切入点，以解决涉诉信访问题为着力点，进一步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举措、创新方法，不断把大讨论活动引向深入。

一是创新涉诉信访工作理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司法、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源头上预防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二是创新涉诉信访工作思路。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充分运用关注民生的办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解决问题和息诉罢访上下功夫。积极探索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新途径，尝试设立涉诉信访专项救助基金，切实解决涉诉信访人的实际问题。三是创新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结合办案、权力运行和涉诉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问题，狠抓工作机制创新。创建内部纠错机制，实行裁判文书入干警司法档案制度，强化一、二审案件质量，大力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最大限度减少错案和瑕疵案件的产生。加强“三位一体”大调解，大力推进涉诉进京上访的化解工作。四是创新涉诉信访工作方法。深入研究司法工作的发展规律，坚持按规律办事，按规律治访。针对随着民诉法修订和物权法实施将接收更多案件的情况，把一般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整体下移，集中精力解决涉诉信访案件。

涉法信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着，涉法信访的巨大功效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但是，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从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立法不断丰富和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却又要面对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以致于这些涉法信访案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看，我们有必要对涉法信访进行反思和探讨，从而获得一些前瞻性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

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

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04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作的惰性和依赖性，还容易使那些问题未得到解决的信访主体误认为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官官相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我国涉法信访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影响复杂化、程度激烈化的崭新特点，并形成涉法信访中的的“参与危机”现象。

（一）、总量大，涉法信访多，主体错综复杂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信访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4年至1957年。这期间，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2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导致进京上访。据内务部等11个机关1956年的统计，全年来访人数共42000人次。第二次信访高潮出现在1979年至1982年。这期间，“”中遭受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要求平反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中办、国办信访局仅1979年就收到来信108万件。第三次信访高潮，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导致了这一独具挑战性的信访高潮，表现为：

1、信访总量大。就全国信访整体形势而言，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8年比1997年上升37.3%，有的则高达205.4%，1999年比1998年上升了7.6%。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则是1995年的2.13倍，而且信访总量逐年持续上升，给信访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

2、涉法信访多。涉法信访涉及面广，涉及到公、检、法、司的各个方面，而且涉法信访总量居高不下，上升幅度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80%。其中，对审判机关裁判结果不认同和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等方面的信访占涉法信访总量的81%。并凸显出公众对司法救济公信力的显性质疑。

一、涉执信访概况和主要特点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量高位徘徊，其中约50%涉及基层人民法院，而涉及民事执行工作的信访（以下简称涉执信访）几乎占基层人民法院信访总量的50%，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事实上，涉执信访不仅制约法院发展，而且损害法院形象，更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课题。本文，笔者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为样本，对基层法院的涉执信访情况进行调查和思考。

管城区法院2006年至2009年共新收执行案件4788件，年均1197件，年收结案数在全市13个基层法院中一直位列第4；四年间共出现涉执信访186件（次），占执行案件总数的3.88%，占全院信访总量的36.39%，在全院信访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全市法院平均值低11.62个百分点。

◎涉执信访量呈上升态势，占全院信访总量的比例则有所下降。2008年，管城法院在“北京奥运会”前全力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清理涉执信访积案活动；2009年，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又前所未有的投入人财物防范和化解信访，但受社会大气候影响，涉执信访量仍居高不下。由于执行机构案多人少导致办案周期较长，因为执行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加之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逐年增多，以及广大干警期待已久的信访问题终结机制迟迟未能真正建立，可以预见，在若干年内涉执信访形势不容乐观。(见表一)

◎集体访、越级访和缠访闹访量相对平稳，处理这类信访难度较大。以2006年至2009年为例，出现涉执集体访4件、越级访19件、缠访闹访3件。其中，75%的集体访由被执行人所为，无一例外是组织民工到管城法院“兴师问罪”，以法院执行案件影响被执行人给民工发工资为借口，向法院施压，无理要求法院解除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或扣划的财产。其次是越级访占较大比例，有缠访闹访现象，多是上访人“面见高官好办事”、“好事多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作怪，把信访作为实现自己诉求的最佳选择，甚至还有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以将婴幼儿留置法院、在法院自杀相威胁。（见表二）

◎进院访占较大比例，重复访时有发生。自2006年开始，管城法院每年适时组织院领导集中公开接访活动，常年坚持每天安排一名院领导和一名中层正职轮流在院信访接待室接访，因而直接进入该院的涉执访较多，共132件，占涉执信访总量的70.96%。其外在表现是信访人对法院的信任，其客观结果是有效减少了到区、去市、赴省、进京访。重复访累计9件，主要是个别干警接到交办的信访件后，缺乏责任心或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致使有理者重访，无理者也重访。

中国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设计，它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利救济以及稳定维护的重要功能，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角色。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涉法信访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及其影响却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以较大规模群体访和表达形式激烈的个体访为主要标志的涉法信访高潮至今仍然没有明显的回落迹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它不仅是部分公民的难解之痛，也是许多政府机构挥之不去的心病。从中央到地方，对涉法信访工作的强调和投入前所未有，摸索的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并没有有效遏制涉法信访总量高位运行的态势。当前，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作为反映社情民意“晴雨表”的群众上访活动，凸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关注。

一、我国涉法信访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影响复杂化、程度激烈化的崭新特点，并形成涉法信访中的的“参与危机”现象。

（一）、总量大，涉法信访多，主体错综复杂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信访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4年至1957年。这期间，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2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导致进京上访。据内务部等11个机关1956年的统计，全年来访人数共42000人次。第二次信访高潮出现在1979年至1982年。这期间，“”中遭受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要求平反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中办、国办信访局仅1979年就收到来信108万件。第三次信访高潮，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导致了这一独具挑战性的信访高潮，表现为：

1、信访总量大。就全国信访整体形势而言，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8年比1997年上升37.3%，有的则高达205.4%，1999年比1998年上升了7.6%。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则是1995年的2.13倍，而且信访总量逐年持续上升，给信访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