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范文10篇

涉法信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着，涉法信访的巨大功效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但是，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从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立法不断丰富和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却又要面对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以致于这些涉法信访案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看，我们有必要对涉法信访进行反思和探讨，从而获得一些前瞻性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

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

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04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作的惰性和依赖性，还容易使那些问题未得到解决的信访主体误认为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官官相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名烟名酒店以其豪华的装修、高昂的租金、醒目的广告、灵活的价格等在卷烟终端零售市场显得别具一格，对消费者有着极强的误导性和迷惑性。历来是涉烟违法犯罪的高发区，是假烟流通和销售的主渠道、主场所。市局(公司)领导曾多次严厉强调，要密切注视名烟名酒店动向，掌握其销售规律，采取非常措施，不断开展专项行动，坚决打击其涉烟犯罪行为，确保卷烟终端市场的规范有序。通过对近年来的名烟酒店违法犯罪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名烟名酒店涉烟犯罪呈现出科技化、隐蔽化、集团化和高效化的特点。不择手段地与我争客户，争份额，争利益。其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不仅给我烟草专卖执法带来很大的挑战，而且严重干扰国家正常的卷烟市场经营秩序。因此，探究如何更有效地打击名烟酒店涉烟犯罪，保持卷烟终端零售市场规范有序，已成为烟草专卖执法人员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

一、名烟名酒店的界定

同时或部分具备以下特征应定性为名烟名酒店：

1)店名为“烟酒商店”、“名烟名酒店”、“烟酒茶商行”或其他突出卷烟为主要销售商品类似内容的各种门市、超市、店面等；

2)装修豪华，卷烟广告醒目精美；

3)经营面积一般在15平方米以上，且卷烟经营柜台或货架占整个经营场所经营柜台或货架的1／3以上；

上半年，全县政法各部门按照“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总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组织干警认真学习贯彻第二次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加强对干警执法为民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观念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按照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第二阶段工作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狠抓了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复查和处理工作。上半年共办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件，其中涉及公安机关的*件，即××*、××*信访案，涉及法院的*件，即××*信访案，没有中央、省交办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另外，顺利办结去年遗留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4起，即××*案和××*涉法涉诉信访案。

一、注重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诉求

政法各部门把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工作与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先进性教育活动推动集中处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信访条例》的贯彻实施，在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宣传《信访条例》，深入开展了对上访群众的法制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上访群众理性合法地通过正当渠道处理自己的诉求。在做好重点上访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信访案中，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部门和县法院立案庭多次做好周本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对被执行人××*晓之以利，使周的安置补助费顺利执行到位。

二、注重排查梳理，建立预警制度。

县直政法单位负责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部门在做好接访工作、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同时，建立了由县联席会议、县委政法委统一牵头、政法各单位具体负责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组织机制。县委政法委先后2次组织县直政法各单位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摸底排查工作，采取清理信访台帐、走访乡镇和有关单位的方式，将清理出来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逐个建立个案台帐，实行动态管理。各单位加强与县委、政府以及各乡镇的联络，实行信访工作重心下移、重点前移，掌握上访动态，建立预警制度，做到有的放矢。通过超前预测民意、畅听民言、分担民忧，使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冤有处申，下情上达。特别是在重大节日、两会期间，增强信访工作的主动性，把握信访工作的规律性，坚持依法信访、负责到底的原则，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入手，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努力克服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棘手，就认真处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办，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把焦点化解在萌芽，把矛盾解决在一线，把问题处理在基层，把法律政策落实到上访人员的心坎里。

三、注重齐抓共管，包干稳控上访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随之而来的则是电力用户的飞速增长。电力企业在为各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同样承担了各种巨大压力，仅就电力涉法的诸多事宜，既让人费神，又值得我们多多深思。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健全，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人们不仅懂得追求高质量、高品味、全过程的服务，而且懂得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尤其是对具有基础性、公益性的电力行业的服务质量要求更为严格，电力企业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荣耀已成为历史。

就电力涉法有关事宜，从三个方面谈一下浅显认识：

第一、目前出现的几类事例及简要剖析

A、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置

这类案件是发生次数最多的一类案件。总的来看关键在于做好下列工作：

本文作者：张坚工作单位：闽江学院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法律认定的细化从1995年开始，我国学者与实务部门对我国是否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以及将来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与专家从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论证我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可能。但先不管理论上的争议，至少我国的涉黑犯罪发展越来越迅猛，这是不争的事实。[7]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2000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时明确表示：“2001年1月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3.4倍，判处犯罪分子的人数上升6.5倍；从犯罪规模上看，有向黑社会组织犯罪发展演变的趋势”。2001年4月至12月短短几个月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就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8]可见，我国涉黑犯罪组织至少在数量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其社会危害性存在日益严重化的明显趋势。另外，由于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比较概括，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界定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组织。根据这一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以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犯罪集团难以有效区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各地区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司法实践中针对涉黑犯罪的相关问题认识不致由于在适用法律上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经济实力、保护伞与行为方式等四个方面予以界定。但是，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被一些学者与专家批评为是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并认为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界定不完全准确。并且在该解释颁布后一年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汇集地方检察机关的一些反映的情况下，经研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释将“保护伞”特征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超出了刑法典第294条规定的立法原意；主张只要采取非法手段敛财，或以其他手段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即使目前经济实力规模不大，也应认定具备经济实力特征。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典第294条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做出立法解释。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又重新做出了解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最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而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不断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反黑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9年还召开了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对《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中相关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因此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不仅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加了财产刑，还在总体上提高了涉黑犯罪的法定刑；并且明确将《立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予以吸引，以利于正确把握该类犯罪。

我国涉黑犯罪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涉黑犯罪存在了30年之久。在这期间，立法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但与此同时，涉黑犯罪本身也不断变化，呈现出其自身的发展趋势。这值得我们关注，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发展速度迅猛从前述的涉黑犯罪发展概况中所引用的1990年、1992年、1996年、2001年有关部门统计的涉黑犯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组织逐年成倍增长。如同样是公安部统计的数据，1992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1990年的帮会组织的3.6倍；而到了1996年，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查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数量就接近1990年帮会组织的数量的2倍。法院审理涉黑案件的数量，2001年1月份审理的数量是前一年同期的3.4倍；4月至12月的高达300多件，判处罪犯12000多名。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不断开展打黑除恶活动，坚持“打早打小”的政策，但我国司法部门打击的涉黑组织和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依然有增无减。据报道，2001年到2005年，我国打掉了700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2006年2月至2009年7月，全国法院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审结案件共1171件12796人。[9]从2008年的情况看，全年一审受理的涉黑案件共有473件，5066人，比2007年上升了26.5%；已审结生效的案件共有273件，2774人，比2007年上升了54.24%。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有1279人，重刑率为46.11%，高于同期法院判决的全部刑事案件30.34个百分点。[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27件，判处罪犯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涉黑犯罪也在不断发展，而且虽然我国坚持开展“严打”等活动，但涉黑犯罪短期内无法杜绝，我们必须作好长期预防、打击涉黑犯罪的准备。另外，虽然一般认为早期我国的涉黑犯罪组织属于一种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不完全具备典型黑社会的特征；但是，随着涉黑犯罪组织的长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典型黑社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是涉黑犯罪组织长期存在、发展的恶果，是涉黑犯罪组织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奉行对涉黑组织“打早打小”的政策时，还应当注意对典型黑社会组织的严厉打击。“保护伞”存在对于我国涉黑案件中存在保护伞的比例有多少，笔者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但从笔者所查阅的各类材料中，绝大部分的涉黑案件中都存在保护伞的影子，甚至有不少案件中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另外一方面，我国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涉黑犯罪中保护伞存在的广泛性。虽然之后的《立法解释》中将保护伞排除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条件之外，但至少说明绝大部分涉黑组织存在保护伞。对此，有学者认为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的一定社会控制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控制社会则必然要与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结合，因此保护伞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1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曾经多年强调：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做大的。如前文数据所显示，我国的涉黑组织数量上日渐增多，显然就是一种日益壮大的表现。而据学者我认定的典型黑社会组织“祝氏家族黑社会组织”，其存在的时间就长达10多年，保护伞也是众多。[12]因此，我们在打击涉黑组织时，更应当注重对保护伞的重点打击，这样才能在深层次上削弱涉黑组织存在的条件，并可以排除打击涉黑组织的阻力。国际化趋势明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会导致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黑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从这一角度而言，涉黑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因此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具有国际性；也正是如此，有关打击涉黑犯罪的国际公约越来越多，各国开始普遍重视联合打击涉黑犯罪。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国际上的黑社会组织开始不断通过洗钱等途径在全球转移资产，消除其犯罪痕迹；而中国金融市场与相关法律制度的暂时不完善，为他们洗钱行为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一些国外传统的黑组织也开始进行企业化管理，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犯罪场所或者市场，以此来壮大其犯罪组织；而中国这一片广阔的市场不仅为一般的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也让这些犯罪集团看到了一丝机会。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国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日益向我国渗透。如广东省在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展开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就侦破港澳台黑社会入境渗透案件69起。[13]而像上海、福建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方也是较容易被国际黑社会组织渗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屡屡发生境外黑社会入境渗透的事件。[14]另一方面，境内涉黑组织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往往只是一种初级或中级的状态，后者有时也会成为前者的学习榜样或依赖对象。因此，有些境外涉黑组织也主动寻求境内黑社会组织加入本组织或境内涉黑组织的主要成员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或者两个组织进行一定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涉黑组织的国际化趋势，既加快涉黑组织往黑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也加重了这一组织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们在打击本土涉黑组织时，也要特别关注境外黑社会组织对我国涉黑组织的影响，并加重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打击力度。

我国刑法应对涉黑犯罪发展趋势的对策

根据前面所分析的涉黑犯罪组织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刑法条文，面对不断发展的涉黑犯罪组织，我国刑法的规定似乎不能完全跟上其步伐，不能有效地起到预防、打击涉黑犯罪的目的。笔者以为，我国目前刑法的规定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修订与完善：要强化对高级别涉黑组织的惩罚力度由于我国涉黑犯罪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时间不长，绝大多数涉黑犯罪组织都不具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的特征，特别是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难以找到公认的具备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由此，1997年的刑法典主要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使用“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并进一步规定了比国外一些国家相对较轻的刑罚来处罚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如意大利在1992年的法令中就规定，黑手党人一经判刑，若无法说明所获金钱、物品中、资产之来源，或者对其财产之支配，显与其个人合法收入不成比例的，应予以没收；同样，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也规定了没收刑，还规定了高达20年的监禁甚至终身监禁，以及数额惊人的罚金；再如俄罗斯1996年刑法规定了以团伙（组织）形式实施犯罪的，体现加重处罚的原则，并且为了严厉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也规定了没收财产这种严厉的财产刑。而法国刑法典亦做出类似的规定，即在有关法条中规定了由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的，加重处罚，并且采用定额罚金制，即明确规定没有幅度的定量的罚金。[15]通过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并处以数额较大的财产刑是普遍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做法，鲜有不对之采取严厉刑罚制裁的。而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有关涉黑犯罪的最高刑期才10年，并且也未规定刑罚或没收财产。考虑到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总体上还是一个重刑化国家，这反映了我国1997年的刑法对涉黑犯罪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认识还不够充分。而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涉黑犯罪的刑罚，并且也增加了财产刑，显然这一修正符合反黑的立法趋势，但这次修正力度还不够大：因为对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都未增加财产刑，而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最高刑也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随着这十多年来我国涉黑犯罪的发展，不少涉黑犯罪组织不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属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了，原先的适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量刑对其已经不相称了，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了。因此，针对我国涉黑犯罪发展趋势，有必要调整其刑罚幅度，或者增设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并列的“黑社会组织”相关罪名，并相应设置高一档次的法定刑幅度。另外，涉黑犯罪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而金钱也是其实施犯罪的重要命脉和渗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手段，只有对涉黑犯罪的财产予以罚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其犯罪的基础。因此，基于国际社会对黑社会组织的量刑有重刑化趋势，并普遍适用财产刑；我们还应当对所有涉黑犯罪适用财产刑。要加重对涉黑组织“保护伞”的惩罚力度我国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典型的对“保护伞”进行惩罚的罪名，该罪与另外两个涉黑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基本上相同。笔者认为，我国应加重对保护伞的惩处力度。第一，成为黑社会“保护伞”的那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其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不法分子提供保护，往往是以权谋私、受贿腐败，这不仅会破坏党风廉政制度，也会败坏政府的形象，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支持，影响政权的稳定，后果十分严重。第二，“保护伞”在我国涉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是存在“保护伞”，一些涉黑组织也不敢那么猖狂地犯罪，很多涉黑组织在其刚萌芽阶段即可以被我们打击或消灭，我国对涉黑组织“打早打小”的政策也就可以完全实现，典型黑社会在我国就不可能出现，那前述“要强化对高级别涉黑组织的惩罚力度”的对策也就没有意义了。从这一意义上讲，“保护伞”是加重涉黑组织社会危害性的催化剂，也是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黑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其社会危害性应该比涉黑组织本身还要严重。事实上，不少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意识到保护伞对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保护伞的严重危害性，因此对其处罚都相当严厉。俄罗斯刑法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有组织犯罪行为规定了加重刑罚。[16]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团条例》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相关涉黑罪行由公务员做出，则有关刑罚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我国台湾地区的《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第四条规定，“鉴于犯罪组织因公务员或经选举产生之公职人员介入或包庇而壮大，故其恶性及危害较一般犯罪组织为巨，特设加重处罚规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我国虽然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但这仅仅是司法解释，而不是法律规定，效力等级偏低；另外，这里的惩罚力度仅仅是“从重”而不是“加重”，其力度还不够严厉。贝卡里亚早就说过：“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17]既然保护伞在我国对涉黑犯罪的意义更大，我们对其刑事惩罚也应更重，所以刑法应提高其法定刑，或者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及涉黑犯罪的，应加重处罚。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该罪刑罚略有提高，但没有增加财产刑，而且其法定刑比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还要低。要加大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惩罚力度如前文所述，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活动往往成为我国涉黑犯罪组织的学习榜样或依靠对象，因此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的犯罪活动，不仅其本身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还额外起到推动我国境内涉黑犯罪发展的作用。有的境外黑社会组织与境内涉黑犯罪组织相互勾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进行跨境、跨国犯罪，犯罪日益多元化和严重化，其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可以说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入境犯罪活动对我国法律秩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目前对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定罪仅限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虽然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等行为”也视为“发展组织成员”，但总体上对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境内犯罪的惩治还不够严厉。因此，我们认为刑法可增加规定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在境内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应从重或加重处罚。同样，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一问题也未予以修正。

据统计，**县近三年来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分别为143、126、155件（次），其中涉法信访分别为39、57、73件，占当年受理件的27%、45%、47%。统计表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当前，涉法信访已形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在此笔者就涉法信访问题的现状、成因及防范对策谈谈如下拙见。

一、目前现状

从信访当事人的情况看，具有以下特点：

1、信访人文化素质较低。如杨某，男，71岁，文盲，务农，与同村村民因责任山山权争议的问题，县、市人民政府已作出行政裁决不服而上访；吴某，男，50岁，小学三年级文化，务农，反映其女儿计划生育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后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三道程序依法裁决，并鉴于吴某家庭经济困难，对其给予了5000元的资助，但要求赔偿上访所造成的损失因无法律依据而不服上访；张某，女，46岁，方盲，不服公安机关对其所作行政处罚，已申请行政复议，已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如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张某就是不通过法定途径依法解决，而是通过上访渠道诉求。

2、信访人法律意识淡薄。尽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文书中已告知当事人相关事宜，但当事人放弃该权利。如朱某等人反映与一国有林场山岭权属纠纷问题，已经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法院一审，按法定程序朱某等应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朱某等人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而采取上访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3、信访人无理缠访。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人以“以人为本”为由，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提出一些过高、不合理甚至无理要求。如邹某反映因城市建设需拆迁其一幢老房屋，要按其个人提出的要求进行补偿，否则不同意拆迁；之后县里组织召开2次听证会，作出了强制拆迁的行政裁决，同时对其房屋补偿金额、安置过渡房、支付拆迁费均给予了合理解决，邹某不服，并对作出的行政裁决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而是采用上访找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法院日益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日益增多，诉讼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有的案情复杂、矛盾容易激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上诉或者申诉，而采取到进省、进京上访，有的甚至缠访不休。这些上访事件的存在，既增加了上访当事人的经济、精神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既有损法院的形象，也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更损害了司法权威。

一、涉法上访的特点

广义上的涉法上访，包括涉及到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与法律相关的各类上访，狭义的仅指涉及到法院的上访。本文从狭义的角度进行讨论。当前涉法上访呈现出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⒈涉法上访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各类上访案件中，涉及到与人民法院各类裁判有关的上访居高不下，有的甚至达到30%。其中不少当事人越级上访，有的一上访就到北京，以期问题迅速解决。有的反复上访、重复上访，有的到多个机关、部门上访，有的互相结合形成上访团体，息诉难度大。

⒉上访的对性明显增强。法院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总体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它的对抗性色彩却越来越明显。有的当事人在上访中采取闹事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长期纠缠、冲击机关、阻碍交通等，有的打横幅、竖标语、呼口号，有的身穿“冤”字白衣在机关门口喊冤纠缠，拦截领导车辆;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毁容、自杀或他杀。

⒊群体性涉法上访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如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农村集体诉讼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破坏性，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机关的工作秩序，有的还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有的还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涉法上访，这里不仅指当事人为解决某些触及法律方面的实质性问题而向国家机关部门所作的上访行为，亦指当事人为解决问题向国家机关进行上访，其程序本身具有的法律性，是广义上的涉法上访。

近年来，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增多，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异常上访突出，对抗性强。涉法上访，如果处理不好，既影响国家机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乃至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涉法上访问题是各级国家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各级国家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必须妥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认真分析涉法上访成因，建立涉法上访常规性工作机制，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涉法上访案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一、涉法上访的成因

涉法上访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透视近年来所发生的涉法上访案件，笔者发现引发涉法上访案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保证国家各项事业得到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殷实，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不断调整和出台。为使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得到更为有效的贯彻落实，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勿庸置疑，这些细则的制定，为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落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也不乏有些没有从实际出发，甚至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成为引发涉法上访的重要因素之一。如1996年，在贯彻中央关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时，某基层政府出台了一个文件，其中规定出嫁女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户口迁到男方，不得在原藉分有土地。在当年当地由此引发的上访案件占上访案件总量的30%。

摘要: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与上位法的冲突，已经越来越突出，突破行政处罚行为的限制，增设新的处罚行为是最主要的集中点，对于地方立法权限，究竟该放还是限，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在行政处罚方面的权限问题更是值得探讨，本文从“不抵触原则”入手，立足实际，寻找引起冲突背后的原因，探析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前路。

关键词:不抵触原则;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整理框架，从整体来看，讲整体比作一个金字塔，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就是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母法，所有法律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能与宪法、法律相违背，以此类推，这就是法律位阶原则。法律位阶原则是立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无效。对于地方性法规来说，地方性法规也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性法规相抵触，对于法律、行政性法规未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应遵守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权限，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所规定事项不能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具体化，如果所规定事项与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冲突，则以上位法所规定为准，视地方性法规无效。那么，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取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主体的立法权的范围，具体的范围不是地方自己说了算，是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虽然作出规定，但是规定的比较模糊，提到了不抵触原则，即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这个原则具体如何没有规定。同时，行政处罚领域是最需要贯彻落实“不抵触”原则的，因为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有关机关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必须具有合法性，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主体依据地方性法规作出行政处罚，但是该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相突，也不能认为其行政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进行具体规定的，不能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这款规定是行政处罚层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的细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没有对“不抵触原则”作出更加具体的解释和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谈到：《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它的立法原意是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进行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进行具体化，但是必须遵循不抵触原则，也就是必须在行为、种类、幅度的框架内进行。这是我国在进行地方立法时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新鲜事物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规则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如果仍然遵循之前的规定，难免是不合时宜的，会对经济或者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束缚。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定，使得相关部门在应用时束手束脚，突破界限也是在所难免了。地方立法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不抵触原则”，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使用最频繁的制裁手段，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制定是前提和基础，地方立法中法律调整手段维度的大小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地方立法中平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关系亟需探讨分析。接下来将通过阐述具体的冲突类型，对陕西省法规、陕西省规章进行研究分析，以新的视角对“不抵触原则”作出诠释，探析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前路。

二、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与上位法冲突的原因

（一）上位法自身之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地方在立法过程中不能突破上位法关于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以及违法行为。根据对陕西省法规和西安市法规的研究分析，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突破现象比较少，问题主要集中在突破行政处罚行为的限制，具体包括前文中所述的七种冲突类型。为什么种类、幅度突破现象较少而处罚行为的突破却如此普遍，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进行分析。违法行为多种多样，法律、行政法规不可能把所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行为收入囊中，加之新出现的违法行为也不可能被当时的立法机关预示到，上位法只能进行抽象规定，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进行规定，出现地方立法突破立法权限的情况也就存在了，也就出现了上述文章所提到的对这款规定不同的认识，因而造成地方立法与上位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在前，上位法制定在后。有些地区出现新的情况，会对这种新情况进行规制，当时并没有对应的上位法，地方立法制定的时间比上位法早，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地方立法已经对这种情况进行规定，等上位法进行规定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造成地方立法与上位法规定产生差别。（三）上位法制定在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情况，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新的管理制度造成这点原因的主要方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些法律规定明显落后，难以对新事物、管理的新需求及时作出回应，而如果一味根据旧的法律规定，难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新的管理制度以更好管理社会秩序。（四）“平均规范标准”难免顾此失彼。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而法律规定是适应全国范围的，难以兼顾到全国范围，如果规定的水平较低，明显不适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果规定的水平较高，又难以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产生有效的约束。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平均规范标准”很难做到均衡。这样，就难免地方立法会突破上位法的标准和原则。（五）地方立法对上位法随意的突破。这种情况属于少数，地方立法过程中，没有严肃对待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任由其是。对于这种情况，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做好备案审查，不仅在形式上进行审查，更要进行实质性审查，维护中央立法权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文化、地域等因素的制约，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发生了巨变化，信访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涉法涉诉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自2004年2月13日开展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专项活动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市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公正执法树形象”活动为载体，以促进社会稳定为最终目标，按照12346（一个统一、两个深入、三个明确、四个结合、六种方法）的工作思路，不等不靠，认真扎实地开展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自2004年以来，我县共发生涉法涉诉案件49件，已办结49件，结案率高达100%，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社会大局的稳定。

一、主要做法

（一）统一思想，树立“大信访”观念

我们认为要做好涉法涉诉工作，就要统一思想，树立“大信访”观念。只有牢牢树立起这个观念，才能整合资源、凝聚力量，促进工作顺利开展。因此，自去年2月13日省、市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县及时组织召开由县政法委、信访局、公、检、法等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分析我县涉法上访工作形势，对我县涉法信访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制定了《××县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工作实施方案》，从县公、检、法、司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项活动办公室,各政法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由县政法委牵头，组织政法各部门广大干警认真学习上级文件精神，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做好处理涉法上访工作的自觉性。落实了工作责任制，明确规定政法各部门一把手为涉法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把集中处理涉法上访工作作为当前各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紧抓好。工作中，全县政法各部门统一了思想，树立了“大信访”观念，密切协作，加强联系，妥善办理每一起涉法上访案件，确保了涉法上访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以民为本，畅通信访渠道

党中央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构造和谐社会的要求。畅通信访渠道就是以以认为本的具体体现。做好当前涉法信访工作,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也是定纷止争的重要途径。工作中，我县坚持“重疏轻堵”原则,全方位多层次接待群众来访，县里有公民恳谈会,政法委成立了涉法信访案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各行政部门均有专门人员负责信访接待工作,真正为来访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信访环境”，实现了接访工作的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