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范文10篇

立契约书人林某某（以下简称甲方）李某某（以下简称乙方）兹为签订地上权设定契约书，经当事人协议，订立条款如下：

第一条乙方将后记土地，为甲方设定地上权。

第二条地上权设定目的是为了甲方所有的钢筋水泥建筑物。

第三条地上权有效期限，自立约日起x年为限。

第四条租金以每平方米人民币x元，在每年的x月x日付给。

第五条乙方必须办理前记地上权设定的登记手续。

立契约书人xxx（以下简称甲方）xxx（以下简称乙方），兹为签订地役权设定契约书，经当事人协议，订立条款如下：

第一条供役地所有人甲方，对于地役权人乙方所有的xx市xx号的土地，为便于通行，将其所有下记土地设定地役权给乙方。

宅地面积x平方米。

第二条前顷土地拥有地役权部分如下：

土地东部xx地号的边界线起，往西xx平方米，从乙方所有的土地边界线起向南方公路30米，面积20平方米，附图表于后。

第三条甲方对于前项土地的部分，以其费用，每年修复一次，以便通行。

立抵押契约人张三（以下简称甲方）李四（以下简称乙方），因抵押借款事，双方议定条款如下：

一、乙方将坐落xx面积xx平方米工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即xxx号平房一栋，设定抵押权与甲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xx万元。

二、利息按月利率x分计算，于每月一日支付。

三、本借款期限二年，即自xxxx年7月1日起，至xxxx年6月30日止，期满应一次还清。但如果乙方不按第二款规定按时付息累积达两期的，甲方于期限届满前，可请求返还借款。

四、本契约签订之日，乙方应将抵押物有关的所有权书及其他有关文件交付甲方收执，并协同办理抵押权登记。

五、抵押期限内抵押物应付的一切税捐，应由乙方依法按期缴纳。

随着电力技术的进步、电力市场的发展、客户需求的提高和供电企业创国际一流步伐的加快，许多供电企业都在谋划开发建设配电自动化系统的思路，不少企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笔者在广泛收集兄弟企业有关资料，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就目前配电自动化系统设计工作中，功能设置及规划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改进建议，提出自己的几点浅见。

1配电自动化系统功能设计工作现状

配电自动化系统开发建设，在我国供电企业中已有近10年的历史。由最初的就地控制（重合器、重合分段器、重合闸＋自动配电开关）的FA，发展为有通信及主站集中监控和故障处理（配电SCADA＋FA）的DA、基于GIS的离线配电管理DMS、实时DA与基于GIS的配电管理相集成的DA／DMS等多种基本功能模式。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在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优质供电、管理进步、客户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在推动双达标、创一流进程中，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必须指出，功能设计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却仍在探索中前进，出现了不少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1功能设计的单一问题。应用配电自动化系统，提高供电可靠率，似乎成了功能设计的传统思路。但据电力可靠性中心简报数据表明（见表一），现阶段影响供电可靠性的主要因素不是配电网的故障停电，75％以上的问题出于按照固有传统周期例检方式导致的人为预安排停电。只有在提高管理水平，当故障停电时间等于或大于预安排停电时，才会体现出这一功能的作用。

1．2系统集成中的孤岛现象。目前，企业中的信息系统门类众多、管理整合差。不仅专业之间缺乏沟通，就连本专业内系统间也有信息不能共享的现象，这种孤岛林立的状态，使配电自动化系统难以发挥作用。

1．3设备选择中的盲目求新。缺乏通盘考虑，忽视自身基础，盲目在局部设备上求新求好，结果新设备上马、老设备犯卡，无法取得整体优化的效果。

检验医学专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各种自动分析仪的应用，试剂工厂化，使很多新项目、新技术、新方法得以在临床应用。现各基层单位只要愿意开展，临床需要，就可以做各种实验项目。检验与临床的联系，先决条件是保证结果质量的前提下，使设置的“区间值”设置科学合乎临床需要。当然临床医师应对“区间值”做出全面评价，才能对检验结果做出正确解释，为临床就诊者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和筛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是检验医师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意义。关于检验结果的表达，最初以“正常值”(Nor—malValue)表示。直至80年代初国外资料以参考值(ReferenceValues)报告，以后我国也开始应用，至《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三版引入“区间值”(IntervalValues)这一概念。

但不管以何种方式表达，临床医生的评价还是以参考意义做表示，因为临床生化检验受生理、生化、病理、药物、标本等多种因素影响，同一试验又有不同方法等原因，不同于免疫、血液、微生物等检验，所以结果只能作为参考。现在临床生化检验已基本应用厂家试剂盒方式进行试验，厂家在试剂盒说明书均注明：《建议各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参考值范围》。

此说明非常合理，但包括省市以上医院也很难做到，何况基层医疗单位，所以现各单位均参照厂家试剂盒说明书，并结合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制定出自己的“区间值”供临床参考。在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多年来检验结果的“区间值”均以国外报告为主[1]，缺少我国各族人群不同年龄段的系统参考值。随着人群年龄、饮食、环境等变化，科学的发展，使很多检验结果发生改变。我们发现国外近年来出版的检验专业资料中，有些项目“区间值”与我们现专业资料的数值不同。如尿素l2]：男性14—19岁为2．9—7．5mmol／L、>50岁3．0—9．2mmol／L；女性％50岁为2．6—6．7mmol／L、>50岁3．5—7．2mmlo／L。血沉：男<5O岁15mm／h、>50岁2Omm／h；女<5O岁<20mm／h、>50岁≥30mm／h。而在血沉升高中的病例，约有5％是不可评价的，我们在临床也发现此现象。白蛋白在有关资料报告：成人35—52g／L、>60岁32—46g／L。我们经常在老干部体检中，发现有各项检查结果均正常，唯白蛋白稍低，而向体检者提出要加强营养的建议。关于“参考区间”(Referenceintervals)，全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院(CLSI)C28一A3文件中建议使用参考区间，通常确定的百分范围在2．5一97．5之间。临床检验结果如在确定的参考区间视为正常，超出参考区间视为异常。生产试剂盒的厂商，所使用的参考人群地理分布必须与其销售市场人群的地理分布相似等等要求，这些我们现在均无资料可查。我们建议生产试剂盒的厂商应说明其引用的“区间值”来源，以供选择参考。

总之，在“参考区问”的确定方面有很多问题，确定一个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值”需做很多工作，这是一般基层很难完成的，希望有关单位能为我国提供各项检验结果的“参考区间值”，以有利于检验医学的发展需要。有关参考区间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已有详细报道。

内容摘要：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与行政紧急强制的启动，行政紧急强制的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定等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相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对于行政紧急强制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紧急状态，行政紧急强制，设定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应该进行认真地研究。但是，目前对行政紧急强制设定问题的研究处于关注较少，甚至不予关注的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妨碍了行政紧急强制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也不能为行政紧急强制的法律控制提供必要的、全面的理论支持。因此，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问题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拟从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规范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意义、紧急状态期间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进而言之，就是以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赋予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权力，同时，也对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条件、程序、及其监督问题作出规定。[i]

内容摘要：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与行政紧急强制的启动，行政紧急强制的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定等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相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对于行政紧急强制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紧急状态，行政紧急强制，设定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应该进行认真地研究。但是，目前对行政紧急强制设定问题的研究处于关注较少，甚至不予关注的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妨碍了行政紧急强制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也不能为行政紧急强制的法律控制提供必要的、全面的理论支持。因此，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问题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拟从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规范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意义、紧急状态期间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进而言之，就是以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赋予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权力，同时，也对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条件、程序、及其监督问题作出规定。[i]

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几点思考――从行政法治及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

一

创设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以及规定相关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是《行政处罚法》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是该部法律的重大创新。此前通说认为行政机关如无法律上的具体依据，不得规定针对相对人的行政处罚，否则，即属行政违法。《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须由法律作出原创性的规定（即“设定”）以外，其他各种类型的行政处罚可由一定范围内的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分工，通过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形式予以设定，而无须法律的具体授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评说这一制度呢？在《行政处罚法》实施之初，为了维护新法的威信，以及出于其他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学者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设定制度多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偏重于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弥补法律立法滞后的不足以及维护行政管理行为的效能和效力。现在，《行政处罚法》贯彻实施已近五年，其施行的初期阶段已经过去，我们完全有可能换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反思《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制度，这个视角就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及其相关制度是否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有利于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

二

“设定”，是在《行政处罚法》研究起草过程中首次出现，并由《行政处罚法》正式采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在此之前，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中均没有“设定”的提法。

1994年初，在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草拟的《行政处罚法》专家试拟稿中，第一次出现“设定”的提法。该稿第二章的标题为“行政处罚的设定”，第10条规定：“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都必须依法设定”。1995年6月印发的《行政处罚法》征求意见稿继续采用了“设定”的提法。在立法的推动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问题在1994和1995年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撰文发表自己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建议，从而扩大了“设定”一词的学术影响。1995年底的《行政处罚法》草案同时使用了“创设”和“设定”两种提法，但是很快在《行政处罚法》草案修改稿中又删除“创设”一词，而统一使用“设定”，此种立法安排最终在1996年3月正式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得到确认，“设定”遂成为正式法律用语。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印发，提出构建全方位的预算绩效管理格局。截至目前，中央部门已经初步构建了以项目支出为主，以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四位一体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中，绩效目标的设定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逻辑起点，是绩效监控与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绩效指标是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描述，设置合理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很大程度会引导项目正确、高效开展，给绩效评价提供有力的支撑。绩效指标和指标值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也是评判一个部门和单位绩效管理水平的试金石。但在实际工作中,各预算单位在开展项目绩效目标管理时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效果。2016年，中央部门开始在年度决算报告中公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随着近几年公开预算绩效信息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水平。本文通过对中央部门公开的2019年度部门决算中的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进行梳理，总结了当前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共性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对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出改进建议。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0年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公开决算，除个别部门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开展绩效评价外，均公开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和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笔者对可查询到的93个中央部门公开的308个绩效自评报告进行了分析。自评报告披露了项目自评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其中，129个项目存在绩效指标设定不合理的问题，占项目自评发现问题的41.88%。通过对部门自评问题及具体报告的梳理分析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指标表述模糊，缺乏具体衡量标准。部分项目绩效指标仅是工作目标的直接表述，缺乏具体衡量标准，如“效益指标”值设定为“作用显著”“长期有效”“持续改善”。个别指标的设置定义不明确，含义解读存在偏差，不能较好地衡量该项工作的社会效益及可持续影响。（二）指标缺乏针对性，无法体现项目特点。绩效指标与部门职责和整体目标的逻辑性、关联性有待明晰。数量指标较多，但与业务职责紧密关联的关键性指标提炼不足。个别预算绩效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适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三）指标设定不全面，普遍缺乏成本指标。已公开的绩效自评报告中活动类的产出指标多，效益指标、质量指标少，成本指标普遍缺乏。这与绩效评价不仅要衡量成果和成效，更要衡量投入和产出的管理理念不符。（四）指标值设定不科学不合理。部分项目的绩效指标值设定不合理，没有开展充分的前期调研，指标值设定得偏低或偏高，效益指标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的测度较为随意，导致完成情况与计划目标存在较大偏差，影响项目开展过程中焦点关注和数据对比、资料收集。（五）同类项目指标设置差异较大。不同部门间部分项目在设计与管理、支出目标、绩效产出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如“国际组织会费”“对国际组织捐赠”“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信息网络运行维护”等，但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差异较大，缺乏可比性，制约了公众的监督效果。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项目属性造成绩效指标设定存在技术难点

中央部门的大部分项目由财政资金投入，其产出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如科学、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产出和效益往往会有多种表现形态，有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有形的效益和无形的效益、货币计量效益和非货币计量效益，对这些效益进行指标量化时普遍存在技术困难。这也是目前部门在开展项目绩效自评时往往设定更多产出数量指标而缺少效益指标，或即使设定了效益指标也无法细化、不具有可衡量性的主要原因。现行的制度性要求往往是在宏观政策层面给予规范和引导，缺少技术层面的具体操作指引，国内理论界对预算绩效指标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多。囿于理论的缺乏和实践面临诸多技术问题的现状，绩效指标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

1债权质押概述

质权,指“债权人于债务人不清偿其债务时,得就债务人或第三人移转占有之财产折价或就变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质权包括动产质、不动产质、权利质。

权利质权是指“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让与财产权为标的之质权”。权利质权的标的包括知识产权、股票、债权等,债权质权又包括有价证券质权和一般债权质权。所以,一般债权质权,就是以非证券化的债权为标的的质权。本文所界定的一般债权,体现于《担保法》第75条规定的“存款单”以及“其他权利”,一般债权的法律性质,结合权利质权的性质,存在“让与说”和“权利标的说”。让与说认为,质权之标的,限于有体物,权利之上不得再生权利,所以,一般债权质权,实质上来源:公务员之家（）是以担保为目的而进行的特殊债权让与;权利标的说认为,一般债权质权,入质债权的债权人仍为出质人,质权人取得的只是质权,二者并不等同,所以,一般债权质权,是一种以一般债权为标的的质权。我认为,担保重要的是担保物的价值,而不是其物质形态,有价值且有让与性的权利设质,不仅能满足债权人直接支配其价值的目的,还能充分发挥权利本身的价值,增加社会上的“虚拟资本”,增强交易的可信度,维护交易安全,对此,实无禁止的理由。一般债权设质,虽一些方面类似于债权让与,但二者有着实质的不同,所以从性质上讲,一般债权质权是一种独立的以一般债权为标的的质权形式。

2一般债权质押的设立应当具备的条件

首先,设定质押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转让性。这是由质权最终实现的方式决定的。质权人同时作为债权人,当其债权届时得不到清偿时,就获得了设质债权的请求权,即取代了出质人的债权人地位。因此,并非任何性质的债权都能作为质押标的。笔者认为,带有人身性质的债权同样不能作为质押标的。诸如继承权、亲属的抚养费请求权、退休金领取权、抚恤金受领权以及基于人身伤害产生的赔偿金等。

其次,以一般债权设定质押,必须通知原债务人。关于债权设定质押与债权转让的条件是否完全一致,债权的转让是否要经过当事人同意,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约定的债权转移只要对债务人没有任何损害,也不妨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可以不必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但是应该由债权人将债权转移来源:公务员之家（）的情况及时通知给债务人。根据这一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债权的质押也无需经过债务人的同意。但债权人有义务及时通知债务人关于债权已设质的情况。对于通知债务人系质权的成立要件抑或对抗要件,各国立法向有分歧。反观我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关于债权设定质押方法的规定。但结合我国民法对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并对一般债权设质的目的加以推敲,笔者认为,可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对抗第三债务人(即出质人之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的要件。这一作法兼顾了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自由(无需经债务人同意,但应通知债务人)和债务人的利益,既有利于鼓励担保,也避免因债务人对债权质押不知情而遭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