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建学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一作为人权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是指一切公民得向国家要求物质帮助从而得以免于匮乏并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任何人,不仅应当作为自然意义与生物意义上的人而存在,更应当作为道德意义上尊严受保护的人而存在。社会保障权的意义在于确认符合人的尊严的文明生活的最低条件以及国家在提供此种基本生存条件方面所应当尽到的义务。社会保障权作为宪法上的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8与19世纪的古典宪法只承认公民在人身、思想等方面免于国家干涉的消极自由,而不承认公民有要求国家保障其获得尊严生活的权利。直到现代,社会保障权才得到各国宪法的承认,此时的宪法理念是:/最好政府,为最能服务之政府。0[1]最早正式确认社会保障权的是法国1793年宪法。该宪法在5人权宣言6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分别规定:/社会对于不幸的公民负有维持其生活之责,或者对他们供给工作,或者对不能劳动的人供给生活资料。0/社会保障就是全体人民保证各人享受并保存其权利的行动;此种保障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0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也规定:/为保持健康及工作能力,保护产妇及预防因老病衰弱而经济生活不受影响起见,联邦应制定保障制度,且使被保险者预闻其事。0此后,为维持人民之基本存在与道德尊严,以宪法确认社会保障权蔚然成风,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五条,意大利宪法第三十八条,荷兰宪法第二十及二十二条,瑞士宪法第十二条,等等,几乎所有现代宪法都对社会保障权进行了明文确认。除了以宪法文本明文规定,各国还以宪法解释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前者为现代宪法所采用,因为制宪时社会保障权之观念已被广泛承认;后者一般为近代宪法所采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典,其宪法文本中的人权观念仍停留在18世纪,不可能出现社会保障权的概念。美国也一直不肯批准5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但联邦国会及各州议会以法律和法令创立了大量社会保障利益,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性而言,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福利国家。从法律技术上看,美国法承认社会保障权的方式是宪法解释,即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扩大解释宪法中/财产0一词的含义,将社会保障权纳入宪法所保护的/财产0的范围内。在著名的1970年戈德堡诉凯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本案中的)这些福利对于适格得到它们的人来说是一项制定法授予的权利0。/在今天更为现实的作法是把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财产.,而不是作为-赏金.0¹。根据此判决,政府通过立法授予公民的伤残保障金、社会救济金,都被认为是宪法所保护的/财产0。在学理上,学者们称这些财产利益为/新财产(NewProperty)0。[2]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中的/财产0一词的扩大解释,政府在普通法以外授予的利益被纳入到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范围以内,社会保障权的宪法确认得以实现。由于多数国家就/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人权0达成共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开始确认社会保障权。1948年5世界人权宣言6第二十二条宣布:/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01966年5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第九条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0可见,承认并保护社会保障权已是所有承认人类基本尊严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共识。

二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性质

宪法中的基本人权总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其根本性质:该权利与国家相对应义务的关系以及此项权利对人的重要性,社会保障权尤其如此。首先,社会保障权名为/社会保障权0,实为/国家保障义务0,它对国家构成积极但非强制性的义务。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障权属积极人权,其实现须依赖于国家的积极行为。就公民的角度而言,作为社会保障权利主体的公民,有权向国家要求得到某种利益,以获取个人尊严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与社会条件,这与消极人权所要求的公民在私人行为上免于国家干涉是截然相反的。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所谓社会权利,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所有人的社会或经济生活的权利。0[3]因此,承认社会保障权之后,国家对其人民所负有的义务就不能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0[4]等有限的职能,而是应当积极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国家权力限制传统上绝对的经济自由,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保证所有人都能过有尊严的生活。第二,社会保障权的实效受制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国家的社会保障义务是非强制性的。根据5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第二条第1款的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逐渐0达到公约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各国在实现社会保障权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可得资源以及法律和行政制度的特殊性。易言之,/受益权的实效要看政府的经济实力。0[5]这是理论界与实在法规定就社会保障权之实现所达成的共识。龚祥瑞教授更直接地把经济社会权称为/关于物质保证的权利0。[6]将社会保障权依从于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认定的/经济实力0,实则社会保障权本身就是需要/保障0的,这等于国家对此不负有强制性的义务。正如哥伦比亚大学路易斯#亨金教授指出的,/社会保障权是立法上的,而不是宪法上的,它们要屈从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预算上的限制。0[7]其次,就维持人的基本存在与道德尊严而言,社会保障权是根本的、不可缺少的人权。传统人权理论坚持两代人权的严格区分,并认为第一代人权是必不可少的,而第二代人权只是国家为促进个人人格之完善发展而实施的不具有强制力的政策。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抛弃上述传统人权理论。如果两代人权之间存在差别的话,那么其差别仅在于:/与第一代人权相比,经济社会权缺少一个法律传统0,/它们还没有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平等主题。0[8](69)其差别绝不在于两代人权在维持人类基本尊严方面的作用多寡。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0)认为:/严格地区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并以此为依据通过定义将其排除在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做法是武断的,并且与两类权利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原则背道而弛。0¹在承认两代人权对人的存在与尊严同样不可缺少,且二者之间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评价社会保障权在整个人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保障权是经济社会权利的一种,在经济社会权体系中处于最为基础的地位,甚至在整个人权体系中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保障一切人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基础与道德尊严,而这常常构成人们实现其它人权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无法维持基本的物质存在与道德尊严的人,其它权利是没有丝毫意义的。

三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

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今60周岁以上老年人达1.5亿，远远超过占总人口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农村老年人更是占老年人的绝大多数，如何完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权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险权的困境

历史上，中国城市公职人员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以享有退休待遇，在正常情况下，退休金可以保障退休人员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但是农村农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农民一般没有退休之说，农村农民在新时代如何养老，传统的养老观念和做法会受到实践的挑战，这样就存在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重要的一环就表现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法律问题，中国传统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这也是农村重男轻女现象相比于城市更加严重的现实客观原因之一。对于农村老年人如何保障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法律上尚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目前我国对于部分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在物质上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还远远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模式，现有的救助模式具有不规范、临时救助的特点，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固定救助机制。从法律层面研究农村农民的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对于法律工作者是一个挑战。《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根据宪法，2010年10月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该法对于社会保险作了全面的规范，但是该种规范在农村地区实践起来有其特殊的难点，当下急需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物质帮助权进行细致的研究。

二、《社会保险法》对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贡献

（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社会保险法》出台前，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但是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不高，缺乏法律层面的规制，《社会保险法》使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纳入法律治理的轨道，这样对于其制度的稳定和健全发展都是有裨益的。其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这一条规定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方式和缴费来源，对于具体的操作方式，《社会保险法》规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上述规定通过法律的方式确定了领取养老金的方式，对于推进相关农村地区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本文作者：罗元青祁晓玲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制约农民作为社会主体的权益保障水平

社会权益是每个社会公民在接受公共服务方面所享有的权益。社会权益系统强调的是农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系统中应享有的各种社会主体权益,就业、教育、迁移及社会保障权益具有这一共同的公共权利属性。教育、就业、迁移是发展权益,社会保障权更关注农民的基本生存权益。社会保障权益是农民社会权益系统的有机组成,是其它社会权益的基本保障。1.农民社会保障的权益缺失制约平等就业权的实现在社会权益系统研究视角下,劳动就业权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社会成员应享有平等的就业、择业权益。工作权是劳动就业权的核心权利,而社会保障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劳动就业权的非核心权利,即劳动者在获得工作权利、从事各种职业劳动时,也有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与就业权形成良性循环,将有利于个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目前,我国从户籍上界定的农民包括了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离农务工的农民工。在分割的二元体系之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城市非农职业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制度的系统性差别,目前仍游离在基于职业劳动的劳动就业权保障体系之外;而离农务工的农民,已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新型群体,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份,但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问题仍较突出。〔1〕从表1可以看到,2006年以前,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城镇养老体系之外,尽管近年来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有所上升,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反映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就业权益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2.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障碍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权迁移自由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劳动资源的内在要求,也是个体实现劳动价值最大化的主要途径。本文研究的迁移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的迁移。任何经济主体在进行迁移决策时,都会对迁移的经济社会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解决好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以及异地接续问题,有利于形成理想的迁移环境,提高迁移收益,节约迁移成本,消除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影响农民迁移自由权的诸多因素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户籍身份及地区差异的保障制度,被认为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阻碍迁移自由权获得的重要制度原因。3.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低水平影响农民教育权益的获得社会保障权与教育权相互作用,能够共同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智力的形成是通过各级教育来实现的,而投资教育不仅是个人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也包含了受教育者自身的身体、精力和时间的投入。图1显示的是城市与农村在社会保险项目与基金支出总水平的显著差异。¹在低收入、低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教育和健康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导致农民家庭在子女和自身教育、培训上的“短视”和低投入,陷入“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图1城乡社会保险支出水平的差异完善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更多地将自有资源用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使智力投入和健康投入转化为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让健康的生存和生活成为智力以及更好发展的体能保障。同时,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也影响其文化素质,进而影响社会养老观念的形成和转变,以及对养老制度的理解和参与。

农民社会保障权益与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的权益保障系统密切相关

在整个农民权益系统中,经济权益系统强调的是农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发展权益,侧重研究农民如何在城乡资源配置中,通过生产要素的合法取得与自由运用,获得合法的经济利益,并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从经济主体角度划分的农民经济权益子系统包括农民作为生产主体、投资和经营主体、消费主体等方面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不同程度地与社会保障权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1.社会保障权益与农民劳动主体权益的相互影响与社会权益系统关注社会成员平等的就业权不同,在经济权益系统研究视角下,劳动权益是农民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一种权益,也是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使用而获取收益的权益。一方面,劳动作为除土地外农民获取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劳动权益与劳动收入的获得直接相关,而劳动收入是农民家庭基本消费、生产性投资以及教育和健康投资的主要来源,不仅影响其生活和发展水平,而且也影响获得社会保障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劳动权益的重要方面是健康的权益,而健康是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体现。目前普遍存在着农村医疗设施和人员等软硬件的匮乏,农民工工伤、医疗和失业保险缺失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影响了农民作为劳动主体获取劳动收益的权益。以医疗保障为例,由于我国医疗机构主要分布在城市,2009年,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为3.31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1.05张;万元以上设备的台数,乡镇卫生院仅占0.99%,从价值方面看还不足0.005%,医疗设备条件显然落后于城市太多。乡村医疗技术、人力资源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2009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为4.15人,而每千农业人口拥有的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仅为1.19人,在学历和职称层次上也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民工医疗、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农民享有获得健康身体的基本社会权益,从而保障农民通过自身人力资源的投入获取经济收益的权益。另外,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仅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也是劳动主体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但在目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通道不畅,加上户籍制度和城镇住房障碍等因素,导致农民工频繁退保,损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损害了劳动力的主体权益。因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保衔接,将成为充分保障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要制度建设和创新重点。2.农民土地经营主体权益与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直接相关土地收益是农民区别于其他社会职业的重要收入来源,土地权益是农民作为经营主体使用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经济权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国农村长期缺乏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严重依赖,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与养老保障的功能。土地,不仅意味着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料,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劳动要素最基本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口低水平但稳定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旦土地被征收,土地收益权丧失,实际上造成了农民没有能力承担社会保障支出,即使提高补偿金额,还不足以支付他们重新购买商品房所需资金,更别说就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养老保障也成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保障权益的损失。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会进一步恶化失地农民权益问题。失地后大多数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这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2〕3.农民投资主体的权益是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要保证农业资本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农业资本的形成一方面靠自身储蓄、投资,另一方面需要金融财政政策的支持。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由于金融政策的城市偏向,农民很难获得发展农业生产的金融支持,农业保险制度也很不健全,金融主体权益实际缺失。因此,农民作为投资主体,通过扩大生产经营性投资、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形成农业物质资本,从而拓宽收入来源、获取自我保障的能力也非常弱小。同时,农民作为投资主体的权益也体现在对自身的健康、知识投资,从而形成农业人力资本。社会保障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农民健康投资权益的保障。城市和农村在享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方面存在的权益差异,也是造成城乡社会保障权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展开,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观的提出,向农村倾斜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出台,使农民整体福利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和社会权益上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以成都为例,截止2009年底,全年有15.74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保障资金投入农村1.3亿元,增长26.3%。º成都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304.67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26.32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672.03万人,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108.51万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70.85万人,失地农民社会保险65.15万人,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4.农民社会保障权益是农民消费主体权益的保障条件农民消费主体权益的保障,从微观上看有利于农民生产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繁荣;从宏观上看更有利于非农产业市场拓展,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充分就业。农民消费水平低实际上意味着消费主体权益受损,而社会保障权益是农民消费主体权益得以改善的重要保障条件。从理论逻辑上讲,一个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能一定程度消除未来不确定的预期,有利于缓解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支出,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受到不符合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束缚,使农民消费水平无法提高,消费权益无法得到实质性的实现。这些制度因素中包括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低保障水平,迫使农民只有靠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一项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从社会保障对经济的贡献角度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不适度的,因为其并没有促进消费的增加,因而没有对GDP产生应有的贡献。因此,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落实,才能保障农民的消费主体权益,从而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3〕

政治文化权益的系统性缺失导致农民维护社会保障权益的能力缺乏

摘要: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基本人权；社会权；社会保险立法

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①，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摘要：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一个被日益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存在着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劳动保障缺失等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原因

目前，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当前存在着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正视不足关注不够的问题。

一、关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认识

“农民工”提法最初出自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主要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量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农民工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其表现一是在户籍身份上：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就是农民，从事的却是非农职业，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在职业身份上：农民工虽被称之为农民工，但大多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是以非农工作为主的职业或边缘职业，如建筑业、采矿业、服务业以及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或没人干的职业；三是社会保障身份，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遭遇风险与困难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援助和保护，农民工只有依靠个人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四是源于传统体制的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认为农民是以农为本的群体，他们工作的场所就应该在农村，只能是种粮种菜，为全社会提供农产品服务；农民是自给自足的群体，除紧急救助之外，不需要城市人口所拥有的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见识浅薄，愚蠢，缺乏现代文明素养，不讲卫生，肮脏且觉悟低，法律意识淡薄等等。这些都说明，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一个口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压力逐步增加。而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间的竞争。社保工作质量，不仅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关系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质量与企业持续性发展。文章分析了社保工作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服务策略，以供相关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社保工作;人力资源管理;积极作用

社保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高质量的社保工作，往往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潜力，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等，进而维护企业人才稳定性，并促进员工与企业实现共同发展。从目前企业社保管理工作来看，社保管理工作流程具有繁杂性，且缺乏统一规范化的管理标准，进而影响到企业稳定性发展。为此，制定出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社保服务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保工作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

(一)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效进行

社保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对象均为企业全体职工。通过为员工提供完善的社保服务，可以健全员工的福利，并有效维护员工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员工的合法权益在得到充分保障后，员工的企业认同感与企业归属感会有所提升，进而有效维护人才的稳定性，促进企业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社保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1、监管法规缺失，有待进一步健全。目前大部分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规定仍然还是分散在若干个“决定”、“办法”等形式出现的文件中，零散而混乱，权威性差，影响监督功能的发挥，需要出台权威性较高的专门针对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法律。这对于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行为、保证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营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监管主体缺乏独立性，监管方式的落实存在困难。我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主体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计机关还有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相应的监管方式包括人大监督、行政监督、财政监督、社会监督等。但是监管主体缺乏独立性，角色模糊，且各种监管方式的落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没有严格划分开来，基本上是行政部门集社保基金的监管与投资运营于一身，社保基金的经营者与监督者的身份重合，致使社保基金缺乏独立有效的行政监管，严重影响了社保基金的监管效率。同时，由于各地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地方还未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预算等问题的存在，一些社保基金监管方式的顺利落实存在着阻力。3、监管透明度低，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我国2011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险法》中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所披露的社保信息仍然有限，披露内容不够细化、披露频次较少，使得社保基金缴纳者不能及时并充分的掌握社保基金的运作情况，对基金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在基金运作方面，基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容易出现委托—风险。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基金委托人无法准确地掌握受托人的行为，为不法分子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趁之机。同时，由于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媒体及大众也难以对社保基金运作的全过程进行合力监督，社会监督缺少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4、监管理念落后，对监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规现象频繁，或是挪用于扶持困难企业，或是用于当地建设，或是直接用于房产投资和炒股票等，没有将事关老百姓“养命”的社保基金当作公共资金，而将其作为地方性的资金，在个别领导的签字批条中随意的挪为他用。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社保基金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认真执行国家政策规定。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年报显示，2008年社保基金总亏损为393.72亿元，股市市值的下跌是造成社保基金出现亏损的罪魁祸首。盲目投资导致投资回报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保基金监管理念的落后，过去长期以来负责基金管理运营的机构和团队秉持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陈旧观念，一味追求基金的增值而无视投资风险。许多社保基金的受益人对基金投资运作的情况也缺乏关注，公民普遍缺乏维权意识。

社保基金监管的改革对策

1、制定并严格执行社保基金管理监督法律。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大都属于部委规章，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较差。虽然2010年颁布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大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可以作为各种行政法规统一的依据。但是《社会保险法》中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条例只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对于一些具体的操作环节，仍然需要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因此，当前的重要任务即修改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规定》，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条例》的调研起草工作，加强依法监督。同时，为了保证法律发挥效用，各级社保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严格认真地贯彻实施社保基金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2、建立独立的社保基金监管机构。为了保证监管机构能够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保持其在社保基金监管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必须将社保基金的管理人和监管人的角色分离。一方面可以成立新的机构或委托现有机构进行基金的投资运营，另一方面，设立一个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之外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委员会，其资金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直接归属国务院领导，人员不受社保主管部门控制。该机构的负责人对社保基金的安全负责，确保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得滥用、挪用基金，对社保基金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实行全程监控，并负责定期向社会披露社会保险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3、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探索多种监管方式。在社保基金监管领域广泛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加快基金监督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具体做法是先要建立社保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管信息库，将社保资金从缴纳、记录、支付到资金运转、查询服务等各环节的情况在网络上呈现出来，实现各地社保基金信息的共享，保证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同时，加快推进基金监管软件部署实施工作，以便全方位掌握社保资金收支情况，及时发出预警信号，最终逐步建立起非现场监督工作体系，使得监管成为一种常态。同时，应将行政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使社保基金这项重要的公共基金“在阳光下运行”。4、提高对社保基金监管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信息披露和数据统计。必须提高对社保基金重要性的认识，无论是社保基金的监管部门、经办机构及相关人员还是居民自身，都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保基金的安全与否关系到社保制度能否平稳的运行发展下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侵占挪用。要通过宣传逐步形成人人关心、重视、维护基金安全的社会氛围。对于社保管理机构而言，应把基金安全作为其绩效考核的一个指标，将社保基金的安全纳入到部门领导的责任范围内，才能使政府部门予以重视。

本文作者：肖芳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社保基金的投资现状

社保基金是人民的“保命钱”，因此社保基金投资必须全面考虑其安全性、增值性和流动性，三者不能偏废，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安全性。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将控制投资风险，审慎进行股票投资，增加投资产品，改进对投资管理人的管理；调整投资结构，逐步减少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完善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积极参与对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地方优质国有企业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直接股权投资，扩大对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这体现了社保基金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为准则，安全至上、控制风险的投资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较为单一，通常只依靠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获得利息收入进行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社保基金也可以用于债券、基金、股票等投资，以股票投资为例，《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应控制在30%以下，绝对不能超过40%，又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有10余年的时间，市场成熟和制度完善程度都还不高，因此系统性风险大于西方资本市场，由此导致社保基金的资本市场投资收益一直不够理想，收益率仅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远低于国外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基于我国目前社保基金的投资现状，为了避免在未来发生支付危机，社保基金寻求新的投资渠道已经迫在眉睫。

社保基金投资新方式

（一）拓宽海外投资渠道

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团结的保护器，是治国安民的大计和推进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工程。陕西省各级地方税务局（分局）2000年5月依照陕政发［2000］11号文件规定接收全省社保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下同）征缴工作，在社保费征缴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自身不能解决且又严重影响社保费征缴工作的问题。

社保费征缴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省政府授予地方税务机关社保费征缴的行政执法权不完全

由于陕西省政府印发施行的《陕西省税务征缴社会保险费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仅仅授予了地方税务机关行使社保费的征缴权；对未经批准逾期不缴或故意少缴、漏缴的，追缴及加收滞纳金权；对逾期拒不缴纳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权。致使没有确立地方税务机关社保费征缴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的地位，地方税务机关社保费征缴管理的行政执法权不完全、不完整，缺少社保费的管理权、监督检查权、行政处罚权及行政复议权等行政执法的权力。使地方税务机关没有办法或手段加强和规范社保费征缴管理工作和解决社保费征缴管理弱化，征缴入库率低，收入任务完成差等的问题。

二、社保费征收管理机构、人员、业务经费没理顺

目前全省地方税务系统除个别地、市税务局（分局）擅自违规设立了基金或社保费征收科（处）、配备了少量征收人员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市税务局和几乎全部县（市、区）税务局尚未设立基金或社保费征收科（股）、尚未配备专职征收入员；社保费征收管理的业务经费严重不足，按实际征收入库社保费总额提取06‰的手续费，远不够投入征收人员的基本工资和业务经费支出。

内容摘要：社保基金关系着国计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国内外投资环境恶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热切关注，本文结合当下社保基金的投资现状，对社保基金可以进入的新型投资领域做了相关探索。

关键词：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方式

在2008年A股市场大幅下跌，一向稳健运营的全国社保基金作为大型机构投资也无法幸免。据透露，2008年全国社保基金由于权益投资亏损约390亿元，出现了成立8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社保基金关系着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如何能使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不出现支付危机，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社保基金的投资现状

社保基金是人民的“保命钱”，因此社保基金投资必须全面考虑其安全性、增值性和流动性，三者不能偏废，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安全性。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将控制投资风险，审慎进行股票投资，增加投资产品，改进对投资管理人的管理；调整投资结构，逐步减少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完善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积极参与对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地方优质国有企业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直接股权投资，扩大对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这体现了社保基金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为准则，安全至上、控制风险的投资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较为单一，通常只依靠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获得利息收入进行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社保基金也可以用于债券、基金、股票等投资，以股票投资为例，《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应控制在30%以下，绝对不能超过40%，又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有10余年的时间，市场成熟和制度完善程度都还不高，因此系统性风险大于西方资本市场，由此导致社保基金的资本市场投资收益一直不够理想，收益率仅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远低于国外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