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范文10篇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在治理少年犯罪和保护少年成长上发挥了重大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尚待完善。本文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包括树立正确的少年司法理念———保护、教育、复归，加强少年立法，创设少年法院，确立全面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指定辩护、审判不公开、刑事污点取消、暂缓判刑和社区矫正等制度等设想。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人类社会踏入现代文明以来，对儿童生命健康和儿童利益的关注与保护，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人们首先选择的是去儿童专科医院。然而中国的少年法院总是“尤抱琵琶半遮面”，欲出而未出。笔者认为，儿童医院的发展经验，能否为处在转型创新路口的少年司法所借鉴，少年司法的特有规律又能否被长期习惯于成人司法的立法、司法者真正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一个课题和一个命题，更是一项制度、一项理念和一项事业。

一、少年司法的逻辑起点：孩子“触法”，需要专科“诊治”

刑事司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该语适用于少年司法更为恰当。①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触法”与成年人犯罪存在很大差异。孩子生病，家长往往选择到专门的儿童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儿科就诊，而未成年人“触法”，就如同孩子生病，在处理上应当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少年司法就是针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辩证施治、专科门诊，从而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一）典型案例之警示

案例一：医疗纠纷。原告（两个半月大）因上呼吸道感染被某普通医院收入院。入院后医院违规操作，使用“庆大霉素”等药物对原告进行抗炎治疗，结果导致原告“双耳感音神经性聋”。该案最终经法院主持调解结案，由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四十万元。案例二：抢劫案件。被告人李某、叶某均系某职校学生，一日两人上完网后都没钱了，就商量去弄钱。当晚11时许两人在一公园门口，李某见一女性（被害人陈某）经过，就上前拉其挎在肩上的挎包，致陈某倒地。叶某上前拉住陈某的手臂，帮助李某抢得挎包，包内有人民币80元及化妆品等物。后经少年庭审理，两被告均被判处缓刑。但李某和叶某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被学校开除。为帮助两人重新开始学业，少年庭法官与学校、家人多次沟通协商，最终签订复学安置帮教协议，二人得以重返校园。案例一中的孩子因非专业性的治疗遭遇不幸；而案例二中的两名未成年被告人则非常幸运，其虽已触犯刑法，但在少年庭法官的真诚帮教下重拾学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化的重要性——对犯了错的孩子进行有效帮教，同样必须建立专门的司法机构，由专门的法律进行规范。

（二）普通民众之反映

本文作者：孙雅宁工作单位：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

一、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保护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年满14周岁的公民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公民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犯罪未成年人指的是14周岁到18周岁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近9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犯罪总数超过9%，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其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来讲，认识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差；从犯罪行为上来讲，常常是由于一时冲动或者是被教唆、被鼓动。此外，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所以，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不宜将他们与成年罪犯同等处罚。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以逐步建立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缺陷

完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必须先明确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一）立法规定不足1、定罪标准与成年犯无区分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虽然最高院曾出台过数条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强奸罪”等罪的定罪上做特殊处理，但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同样的定罪标准，而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一旦被定罪，即使是只有较轻的刑罚处罚，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人生抹上了污点，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以及继续接受教育，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是沉重的打击。2、庭审程序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程序有特别规定，但总体上并没有创设太多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立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容易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庭审中的制度创新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中的重中之重，如何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制度在庭审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可以通过试点加以尝试，最终以立法加以明确。（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1、司法资源分配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在少年法庭中进行，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并没有少年法庭，司法资源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投入不足，导致少年法庭这一司法制度无法完全得到贯彻落实。2、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我国目前在司法人员培训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培训，所以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往往出现观念陈旧、重视不足，缺乏特殊处理的专业能力。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忽视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规定，在司法过程中缺乏特殊保护。此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高，对立法中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不足，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工作视为普通的管理工作，也是司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本文作者：孙召路杨同斌工作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未成年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67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0[1]因此,在未成年人成长发育的各个方面,包括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都应得到普遍的关爱、照顾和帮助,尤其是对于那些过早地涉足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更需要在自由、平等、尊严和安全等方面获得司法保护。面向新世纪,在强调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理念创新势在必行。

一、确立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决定的,也是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和生理特点的迫切要求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司法保护理念的创新。未成年人作为自然人群的组成部分,他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与成年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基本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和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资格。它们既包括生存权和平等权,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以外,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生理和心理上有特殊需求的社会群体,还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权利,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居住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等。这些权利是未成年人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司法保护的力度也明显欠缺,在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关爱的时代新理念。譬如,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构建中,缺少未成年人的积极参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改革和制度设计中,也没有充分体现未成年人的主导作用;在涉及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司法程序中,缺少体现以未成年当事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等等。因此,今天,要充分实现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就迫切呼唤以人为本、少儿优先、充满人性化的改革新理念,从而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其人格尊严,并让其充分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以避免其沦为仅仅是司法活动的客体的境地。当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要求司法保护理念的创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2003年7月对5未成年人保护法6和5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6的实施情况在全国进行了执法检查。根据检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普遍堪忧,工作发展也很不平衡;社会不良文化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身体发育、轻心理健康的极端倾向,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子女教育保护问题比较突出;在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失学、辍学问题比较严重;校园及其周边存在着许多对未成年人不安全的因素;一些充满血腥味和色情色彩的网吧、休闲屋等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仍然构成严重威胁;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在一些地方还不尽如人意等等。[2]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人性化的、积极向上的、和谐的人文环境和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顺利实现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未成年人自身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呼唤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由于年龄的原因,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还不成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水平还很弱,辨别是非、区分良莠的能力也较差。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正有待形成,可塑性很大,与成年人相比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都较差,因而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违德、违纪、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侵害,也更容易受到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而冲破现成的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走上危害社会和损害自身的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的这些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上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一个弱势群体。而作为一个规范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司法保护制度,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应该予以特别关注。

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呼唤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彰显其始终为未成年当事人服务的根本宗旨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较为成熟的专门法规是5未成年人保护法6,它同各地广泛适用的未成年人地方性法规相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点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一法律体系中,相对于国外的相关法律往往以年龄为标准,仅仅将未成年人作为一般保护对象的做法,我国将保护对象划分为一般保护对象和特殊保护对象,使得被保护对象具有广泛性、具体性,体现了保护手段和保护方法的个别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我国,作为一般保护对象的未成年人,不论其民族、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一律受到司法保护;而对于特殊保护对象的未成年人,一方面是指对那些拥有特殊天赋或者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社会、家庭和学校应当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针对女性未成年人、孤儿、离婚家庭子女、非婚生子女等特殊未成年人,社会各方还应给予特殊保护。这种对未成年人类型化的划分,对于保护措施的针对性和区别化,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充分尊重人权,推崇以人为本理念的今天,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和措施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完善和创新。首先,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大多集中在5宪法65未成年人保护法65义务教育法65收养法65民法6和5刑法6等里面。而这些法律、法规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可诉性、欠明确、难配套和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一方面,有些法律条文执法主体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法律)))5未成年人保护法6,它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的保护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法原则性强,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详细、明确的界定。譬如,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儿童食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不得有害于儿童的安全和健康。这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人生安全和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它无主体规定,没有明确谁是执行主体,谁是责任主体。因此,像当前这种5未成年人保护法6中存在着的执行主体不清、对责任主体较为模糊和概括的问题,很难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以及不履行责任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司法改革措施与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吻合、难配套,甚至相互碰撞和冲突。如有些司法部门,为了在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新理念,做出了诸如社会服务令、辩诉交易、人格调查制度、暂缓不起诉和暂缓判决等司法改革新举措。这些改革措施本着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0的方针,有利于综合矫治违法犯罪的失足少年,具有更多的人性化和人情味色彩,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国际潮流相接轨。但是,任何一项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都必须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等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5立法法6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规定。否则,脱离了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势必造成了与现行司法制度的不吻合,甚至相冲突。如对于/社会服务令0,按照我国5刑事诉讼法6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检察机关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而/社会服务令0涉及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惩戒作用的处罚,这一处罚权应由法院裁决,而不应该由检察院作出等等。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的时代新理念,还应进一步细化有关的法律条文,明确实施细则,制定相应的全国性的单行法规,来对相关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逐步构建一套完整的、切实有助于保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所有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建构都应当便利于未成年人,体现为未成年当事人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便利于未成年人,一方面是指便于他们接近司法空间,使其能够快速、有效的进入司法轨道和程序,从而为未成年公民的司法诉讼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则是指能够使未成年公民尽可能低成本地行使权利。为此,司法机关和法官的行为应当具有经济性和实效性,司法体制的设置和司法程序的流转也应当简易、流畅,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也应当明白易懂,以免使未成年当事人在司法诉讼中恍若置身迷宫,不知所云。与此同时,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诉讼中,还应当确立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以未成年当事人为中心。按照现代法理的要求,未成年当事人应当始终处于第一主体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司法活动之客体或手段,更不能将未成年当事人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司法机关和法官应该从第二位主体和服务性主体的定位出发,将工作重心放在为未成年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上,并以服务质量的高低作为评价其行为的重要标准,使未成年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及时救济和实现,并能够使他们受到体面的对待。而要做到这些,法官的角色和行为不仅要具有服务性、消极性和中立性,更要具有亲和性和感染性。这样才会使未成年当事人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从而提高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信任度和实效性,避免司法游离于未成年人之外。为此,就必须清除司法权的神圣观和神秘观,确立司法为民、诉讼民主、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彰显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和本质。再次,在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中,更应强调政府的作用。我国已经加入了5世界儿童权利公约6,成为该公约的重要缔约国。而该公约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精神就是各缔约国政府要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实现各种权利的责任。国家责任的最主要体现形式就是政府责任。我国现行的5未成年人保护法6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而缺少了/政府保护0这一重要条款,这样就淡化了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和作用。实际上,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司法保护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医疗、监护、法律援助等各个领域,只有都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责任,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另外,在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上还应取得上位法的支持。根据5立法法6第八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和刑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所以,在国家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如对监护人的处罚制度、国家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事处罚制度以及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制度等这些关系到未成年人具体权利保护的众多法律制度,虽然地方立法、两高的司法解释、各个部委的规章都力图作出规定,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在司法实践中都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三、践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放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上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特点,家庭、学校、政府及有关组织应把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放在诉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每个环节和阶段上,时时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新理念。譬如,为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对未成年人一律免费开放一些社会公益场所和文化教育设施,如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和美术馆等。同时,要求这些社会公益场所和文化教育设施要加强陈列设计,并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教育需求,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强的讲座、陈列和展览,以增强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尤其是政府的公共图书馆,宜通过开设少儿阅览室,举办面向未成年人的知识讲座与生活技能培训,设立少儿集体参观接待日和积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的各种文献信息服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向未成年人提供人文服务和健康成长服务,培养和提高他们使用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兴趣、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使他们大大降低进入歌舞厅、录像厅、网吧和休闲屋的次数和机会,减少未成年人的各种偏差行为,并有助于提高和丰富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这也是体现新时期政府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心和呵护,充分践行其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关爱的新理念。在诉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形式上,法院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在审理情境上可进行一些人性化的设计。譬如,在不违21反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为未成年被告人专门设立圆桌审判庭,法官坐在椭圆形桌子的一方,背后是庄严的国徽,公诉人、辩护人及被告家属分坐桌子两边,未成年被告人则坐在椭圆形桌子的另一端。圆桌审判庭可以融合情与法、帮与教等多种因素和情感,能够缓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情绪,有利于他们深刻反醒,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关怀与挽救体现在审判的每一个细节上,让他们沐浴在诉后的帮教、呵护和关爱中。诚然,这种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的人文关怀是必要的,但更深层次上的人文关怀,是对诉前未成年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对未成年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的关注。因此,在诉后设置的圆桌审判庭是必要的,但更多的精力和社会成本应该放在诉前。由此可见,更为有效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教育管理应该体现在诉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上,这也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所决定的。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实体法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特点,可以把一些诉前的案外因素作为量刑时重要的酌定因素。譬如,针对犯罪情节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两名未成年人,如果一个平时在学校和社区表现较好,而另一个平时却不太遵守校规、校纪和村规民俗,在量刑时就可以区别对待。因为惩罚犯罪的目的不只是让他们承受剥夺性痛苦,而是防止以后再犯,平常的表现和他们以后重新犯罪的机率有着一定的联系。实践中那些平时表现好的未成年人以后再犯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就要少得多,对于他们的量刑从轻对待,这也是符合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的。这样做可以教育和改造那些平时表现尚好又一时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使其内心受到触动和感化,看到改邪归正后的希望,而不至于/破罐破摔0;也可以警告那些依然具有一定的犯罪行为和心理倾向的未成年人,如果以后再犯,就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法律处罚。同时,对于社会上其他的一些边缘少年,还可以起到警告和示范作用,从而达到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的,降低社会的犯罪率。这种以某些案外因素影响法院对相同未成年人案件的判决,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不会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公平和公正性,反而会促进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人性化,也是在未成年人的司法审判中践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和人文关怀这一时代新理念的真正体现。

内容摘要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以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17年的发展历程。近20年来，少年司法制度在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少年法院的创设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必然寻求的出路。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而少年法院创设的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契机和动力。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发展问题少年法院

一、新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之路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开始于“”结束以后。与1899年美国伊利洛斯州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历史背景类似，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1988年才开始出现独立建制的少年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长宁区少年法庭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1986年少年法庭发展到100多个。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经建立起400多个少年法庭。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工作会议”，少年刑事审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京会议的推动下，迎来了少年法庭发展的春天，到1990年年底，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

今天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1）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与少年审判机构相适应，部分省市的公、检、司等机关也设立了相应少年机构，配套成龙，初步显示了少年司法的整体优势。

一般都认为，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起点。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践从总体上而言是成功的。

【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在治理少年犯罪和保护少年成长上发挥了重大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尚待完善。本文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包括树立正确的少年司法理念———保护、教育、复归，加强少年立法，创设少年法院，确立全面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指定辩护、审判不公开、刑事污点取消、暂缓判刑和社区矫正等制度等设想。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在治理少年犯罪和保护少年成长上发挥了重大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尚待完善。本文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包括树立正确的少年司法理念———保护、教育、复归，加强少年立法，创设少年法院，确立全面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指定辩护、审判不公开、刑事污点取消、暂缓判刑和社区矫正等制度等设想。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的重大问题。在推进中央政法委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中，人民法院将少年审判作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平台，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取得很大成果。全国各地的少年审判工作正在改革中前进和发展。其中，山东法院的少年审判工作尤为瞩目。多年来，山东法院始终坚持“全面维权、优先保护”的少年司法理念，以“未成年当事人利益”为本，在少年法庭机构建设、少年审判制度改革、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少年司法的社会化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打造了“山东少年审判”品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引领了少年司法改革的风向。可以说，在少年司法改革领域，山东法院经过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山东经验”。

经验之一：轻罪案件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推行

今天的少年司法工作中，全国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出现了一大批满怀爱和宽容之心的探索者、实践者，他们有条件地将一些未成年人的罪错记录在档案中隐藏，不再向社会公开，让这些孩子们不再受到歧视，轻松地回归社会。这就是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少年司法工作者向社会、向法律讲述的一种别样的“谎言”。它诠释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诺言，渗透了一种宽容的社会精神。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是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的具体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让未成年人享受平等保护的重要内容。去年，山东法院各地少年法庭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依赖于党委领导下多部门的合作，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模式，不断推进这项制度改革。其间，这项改革的进展和硕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的高度关注，先后四次对青岛中院、德州乐陵法院的做法作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

目前，山东德州、青岛、泰安三市以及日照东港区、聊城高唐县等共有近90名未成年犯成为这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山东高院审时度势，及时向当地省人大法工委提出立法建议，将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明确。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公布，这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地各部门的尝试也从最初的试错前行过程到分析效果和总结论证阶段。山东法院大量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封存）数据资料和案例，不仅印证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效果，也为法学理论界对这项制度的研究和构建提供了鲜活的经验素材。

经验之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化

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其以刑罚个别化为基本理论依据，目的在于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保障刑罚适用公正、合理。但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限制，社会调查的主体形式在审判实践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山东法院，就有德州中院设置专职法官，枣庄中院、东营广饶县法院聘任社会调查员和潍坊高密法院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并存。尽管各地制度中规定的工作程序、具体内容和要求不尽相同，但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社会调查制度正发挥着其人性化的功能和作用，践行了人民法院“以人为本、司法为民uo;这一工作主题和服务理念。去年，山东高院与司法厅、公安厅、检察院共同会签了《山东省适用非监禁刑判前社会调查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委托程序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制作、适用等有关内容。

本文作者：柴玮工作单位：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院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加之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馗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科学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笔者认为:

(一)应加强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研究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应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二)应加速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里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口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第四,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改变刑事单一化的现状,突破审判单一化的局限,重新确定法官评价体系、法官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