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范文10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进一步巩固党在藏区的执政基础，认真落实中央治藏方略和省委藏区工作思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州委决定迅速在全州推行乡村善治工程。乡村善治的目标是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特点，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乡村治理必须实现法治化，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才能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德治则是乡村治理的支撑，有利于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相互衔接和补充，最终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乡村善治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举措，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亮点，但难免会出现偏差，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分别到县、县、红原县、若尔盖县四县进行调研。

一、调研总体情况

此次调研的4个县均地处川、甘、青三省交汇处，幅员面积共3.61万平方米，占全州总面积42.8%。辖59个乡镇、3个牧场、273个行政村、11个社区居委会。有藏、汉、回等民族24万人，占全州总人口数25%。共有各级党组织709个，其中：基层党委74个（含乡镇党委59个、3个牧场党委），基层党支部635个（村党支部273个、社区党支部11个）。目前，共有党员14499人，少数民族党员11614人、占80%；妇女党员3315人、占23%，农牧民党员6543人、占45%。先进村63个、一般村181个、后进村29个，发展农村集体经济84个，成立专业合作社368个。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乡村自治方面主要问题及原因：一是农村管理体制机制落后。主要表现在农牧民群众办事不能一次性在村上或者乡镇办理完毕，增加农牧民群众办事成本；农牧民群众大多不认识汉文，办事终端没有藏文提示，增加了办事难度等。二是村民自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主要表现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两务公开不按时按要求，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形式多于内容等等。三是没有组建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偷会等有益组织。这些有益组织未组建，致使我们“四好村”建设效果不明显，尤其是“好习惯、好风气”建设推进缓慢。乡村德治方面主要问题及原因：一是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妇女地位低下。比如不同程度存在“钻帐篷”、“爬墙墙”等走婚陋习，致使“单亲家庭”存在；二是感恩意识不强。长期受宗教意识的影响，农牧民群众对寺庙僧侣奉如神明，而对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泰然处之，不存感恩之心，不怀抱恩之情；三是文化阵地作用发挥不够。主要表现在农家书屋、娱乐设施、健身器材形同虚设，广播站、文化室没有发挥作用。乡村法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一是“乡霸”、“村霸”在少数地方存在。他们控制境内资源，强买强卖；他们纠集无知人员，阻工扰民；二是宗教影响社会事务管理的现象还未根除。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全民信教的草地县民众对寺庙的盲从依然存在；三是乡村干部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脱贫攻坚的压力之下，部分村干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不依法依归推进工作，只求完成任务而不求任务质量等。

三、乡村善治的建议

摘要：21世纪以来，“善治”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愈加受到关注。同时该理论也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亦有不少学者尝试将“善治”理论借鉴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当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笔者将从“善治”的思维角度出发，浅谈构建一个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大学行政管理模式的实现策略。

关键词：“善治”大学行政管理

大学用知识积累、传承和创造，践行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然而，由于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大学行政管理中仍存在管理主体单一、机构冗杂、监督不力等问题。笔者试图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大学现实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的“善治”理念，提出“建立扩大学术权力、建立专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民主管理、多元共治”等来实现大学行政管理的“善治”。

一、“善治”的内涵与实践

“善治”理论源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民主政治优化的表现。20世纪末，“善治”理论（Goodgovernance)出现，21世纪之初，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引用“善治”理念，随后延伸到公共治理领域，并逐渐成为社会研究的热点。“善治”理论认为：“善治”是有效“治理”并不是“控制”，“善治”机制不依靠政府控制，而依靠参与主体或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2]。学者们针对宏观的国家管理，以及微观的社区管理，提出了一些“善治”理论的可行性分析。而在大学管理中，学者也借鉴了“善治”理念。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中指出大学的制度安排即大学治理(Universitygovernance)。在大学治理中，学校的行政机构是衍生工具，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的需求[3]。眭依凡则在《论大学的善治中》提出了大学“善治”必须遵循效率性、民主性、整体性及法制性等四个原则[4]。高等院校的领导者凭借在学校多年的经历，目前可以推进一种强调合作重要性的理念，利用外部团体的话语讲述合作的重要性并考虑学校中的学科差异和其他差异，更加有针对性地建构学校网络和基层的领导力，建立一个促进合作的集权化部门，提供教师发展活动的资源，努力改进计算机、管理和会计制度[5]。“善治”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回归给社会，“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的实现需要依靠公民自愿的合作以及对组织权威的自觉认同，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6]。“善治”下的大学行政管理，需要将行政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学校的行为主体手中，让大学中的各行为主体能够自愿合作，自觉形成对组织的认同感，通过参与和合作，来实现大学行政管理的“善治”。

二、大学行政管理中的“善治”理念

近年来，我县按照城乡统筹深入推进城乡水环境综合管治工作，主要河道和出境断面水质不断改善，取得了较好效。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河道长效管治工作的意见》（府发〔2012〕39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我县河道管治体系体例机制，进步河道管治水平，不断改善城乡水环境质量，现就加强和完善全县河道长效管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理顺河道长效管治工作体系体例

落实河道长效管治工作责任。按照“统一领导、属地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进一步理顺河道管治体系体例，凸起属地负责和以块为主，全面落实河道长效管治工作责任。

县水务部分是全县河道长效管治工作的牵头部分，负责组织领导、协调落实全县河道长效管治工作，制定河道管治的规范、轨制和工作尺度；协调处理河道管治的重大问题；指导、督促、检查、考核各乡（镇）的河道管治工作；负责分解下达河道管治工作的责任和目标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范围内河道长效管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的河道管治工作；根据河道管治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尺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治体系体例，落实管治职员。

二、加强河道环境卫生和水域景观管治

摘要：学术界主要运用善治理论来研究和探讨社区善治的相关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区善治研究范式本身的理论探讨。本文立足于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社区善治范式的构成要素和理论特质进行探讨和分析，指出社区善治主体是平等协商的多元主体，社区善治客体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社区善治内核为权力与权利之间双向互动，社区善治过程是从管理到善治的转变。在理论特质上，社区善治范式具有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性，具有回应日趋复杂社会治理现实的实践性，具有整合不同利益向度和行为取向的包容性。

关键词：社区善治；构成要件；理论特质

社区治理与善治的研究范式和话语在当前社区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些学者注重研究社区的治理结构[1]；有的学者构建社区善治模型，探讨社区善治的途径[2]；有的学者采取历时性分析视角，论证社区建设由管理向善治转变的必然性[3]；有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分析视角，研究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和居民在社区治理与善治中的地位和作用[4]；还有的学者从改革社区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入手，主张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平等参与、协商共治、责任分担的制度平台，克服和解决当前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困境，使各主体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5]。从学者们对该范式的界定、使用语境和所指内容来看，主要沿用和移植了治理与善治理论来开展相关分析和研究[6]。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运用善治理论来研究和探讨社区善治的相关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区善治研究范式本身的理论探讨和反思，对社区善治本身的理论容量则缺乏应有的理论关照和学术关怀。本文试图通过对社区善治范式的构成要素和理论特质进行探讨和分析，对深化该问题的认识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一、社区善治的要素整合

本文认为，所谓社区善治，指在多元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以平等参与、合作共赢、协商共治、利益共享为桥梁和纽带，共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有效互动，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从价值取向上看，社区善治努力追求和实现“好”的治理、“有效”的治理、“最佳”的治理，是对基层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活动一种美好的诉求和期待，使执政党、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居民在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达成一种理想状态并确立一种最恰当的关系。本文拟从社区善治主体、社区善治客体、社区善治内核和社区善治过程等方面阐述社区善治理论的构成要素。（一）社区善治主体：平等协商的多元主体。关于社区治理主体的范围，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不是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7]。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社区治理主体应当包括党组织和政府的派出机构[8]。我们认为，判断某一组织是否是社区善治的主体，应当根据其在社区治理中承担的职责、发挥的功用和法律规定等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当前，政府部门是社区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政策、信息和法律等治理资源的重要来源，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是推进社区善治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根据我国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实际情况，社区善治主体包括：一是基层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要通过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将党在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引领、组织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融入服务居民、服务社区的各项活动中；二是政府职能部门。政府机关在社区治理中的行为体现的是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机制，具有刚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社区治理中体现的是“协商—自愿”的社会契约精神，具有公益性和志愿性的特点；四是市场组织。市场组织以等价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为行为规则；五是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社区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以居民为中心，通过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不断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主体间关系看，社区治理主体间以“平等协商—共建共享”关系为主，这种横向的平等协作关系改变了过去政府包揽一切、包办一切、包打天下的大包大揽的做法，力图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善治主体的行为边界不再是泾渭分明、固定不变的，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责权划分要经过不断磨合调整，在动态中达成平衡和谐状态，以便更好地适应社区建设与治理实践的新形势、新要求，这也显示出社区善治理论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二）社区善治客体：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利益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问题，即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分配的问题。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共利益的逻辑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社区善治的过程就是如何充分调动和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公正合理地分配公共利益。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不同学科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体现了各自的视角和特点：从经济学的视角，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就是公共利益[9]；从哲学的视角，认为公共利益存在于私人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公共利益为实现私人利益提供了社会保障[10]；从管理学的视角，公共利益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中，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上达成的共识[11]；从政治学的视角，公共利益的产生与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一个拥有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12]。这些不同的观点说明，不同学科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认识的确存在较大分歧。这些不同认识正说明了公共利益在复杂性和重要性，也为深化认识提供了思想资源。本文认为，应当从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属性来展开分析。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利益强调的是某种行为和事物的社会属性，所以应当从该行为和事物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来进行研究。如果某种行为对社会关系影响甚小甚至没有影响，那这种行为就是可以判断为私人行为，而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比如，商品房是属于个人所有，所有权人享有支配权，其他人不能干涉，但是如果这个商品房已经倾斜，成了危楼，危及到过往行人或车辆的安全，那就是涉及到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问题。结合我国社区建设的实际，社区公共利益主要包括：社区公共安全，包括社区治安、安全生产、车辆进出与停放、水电气的管理、社区矫正等；社区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技能培训、就业信息服务、社区公益岗位、社区便民服务等；社区医疗卫生，包括社区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心理疏导、病患陪护、计生工作、卫生宣传等；社区教育，主要包括社区课堂、继续教育、学生辅导、科学文化普及、公共讲座等；社区公共设施，主要包括社区道路、路灯、广场、体育文化设施、居民活动中心等；社区公共环境，比如绿化、宠物、噪声、垃圾处理、乱停乱放等。这些社区公共利益都是“基本民生”，是落实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社区居民能否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三）社区善治内核：权力与权利的双向互动。广义的权力观认为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13]。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依据法律所享有的权利视也被视为一种权力[14]。按照这种看法，社区权力谱系呈分散状态分布，权力主体和权力类型也是多元化的[15]。但即使把支配力和影响力作为权力的核心，实际上政府部门所拥有的支配力同社会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支配力是有很大不同的，二者在性质、形式和法律后果方面呈现出本质的差异[16]。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互动关系是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命题。在社区场域内，权力与权利之间、不同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社区治理的运作模式。根据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互动关系的不同，我国社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社区、合作型社区、社会主导自治型社区[17]。在社区治理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之间关系处于博弈的状态：首先，就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来说，社区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相互博弈、妥协和斗争的结果，表现为一种压力下的渐进式运动。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博克斯所指出的：“社区生活有时是以共识、合作和渐变为特征的，但这只是例外情况而不是常态。在更多的时候，社区环境是冲突性、竞争性的，充满着令人不安的变化。”[18]其次，就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来说：一方面，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和授予的，法律是调节权利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取向并不一致，由此造成了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要看到，不同群体和组织在利益表达、利益维护、利益实现上的能力是不同的，强势的利益集团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通过群众动员、公关游说、利益交换等方式，左右决策部门的意向和行为，更容易实现和扩大自身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一些真正重要的提案和议题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决策议事日程，它们在进入筛选阶段之前就被过滤掉了。（四）社区善治过程：从管理到善治的转变。随着社会治理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模式也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协同治理[19]。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全面掌握资源分配的时代结束了，单位制管理模式逐步解体，以纵向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随之改变，这为社会横向参与提供了空间。二是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分殊化日益加深，利益来源、思想观念、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都日益分化和多元化，构建多元参与、协调互动、利益共享的治理格局成为客观需要。在社区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大致分为先后相续的两个阶段，即“管理—控制”阶段和“治理—善治”阶段。社区建设的“管理—控制”阶段。这一时期社区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强调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纵向延伸，居委会行政化趋势加剧，忽视了横向的居民参与网络和合作能力建设，草根民主和社会资本发展缓慢。1990年出台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即以“街道办—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居民”为轴心的纵向社区权力结构体系，对我国社区治理的运作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这部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治性组织，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但也要接受政府部门的工作指导，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从政治学理论来看，关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性质与作用等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自治与控制”之间的张力关系。在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居委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日益弱化，而行政化问题日趋严重，破解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的难题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重点研究的热点问题[20]。社区建设的“治理—善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参与、合作、共享”为核心的社区治理理念开始成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社区治理不再仅仅以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布为核心展开，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格局开始形成。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型社区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了关于社区治理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21]。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的提出，表明社区治理不仅包括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管理活动，而且还强调一定地域内居民的有机组合和良性互动，地域性、认同感和公共生活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明确了社区内涵和构成要素。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2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全面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坚持系统治理，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3]。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中，纵向的权力配置和横向的社区参与开始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在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推动社区治理良性发展的合力。

二、社区善治的理论特质

摘要：公民社会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公民社会必将快速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公民社会与善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促进关系，若没有公民社会的土壤，善治就无法植根；若没有善治的滋养，公民社会也难以发育。

关键词：公民社会善治互动关系民主意识

关于公民社会，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机构；一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这里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利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因为政府拥有着全社会最丰富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这个主动权，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也只有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使得他们领悟到个人的行为效果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才会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来。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基本上是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掌握的普遍偏低，因而也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群众基础。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参政议政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极力寻求一种有别于政府但可以体现他们政治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类似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因而公民社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廉政教育防范机制、审计权力约束机制、机关财务管理机制、廉政监督制约机制等廉政责任机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内监督条例。保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法治建设进程，根据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乡村、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普法办发〔〕7号）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治县区和法治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广委〔〕40号）和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治区和法治乡村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广利委发〔〕10号）精神，结合我局实际，为进一步推进法治区和法治乡村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行政，深化体制改革，加大工作力度，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全面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明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工作原则

结合新一轮“三分类三升级”活动，围绕“乡村善治工程”分类定级标准，乡村善治工程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力量对所有村进行全覆盖进行调查摸排，逐一对乡村治理现状进行综合评价估，确定2个“先进”村、6个“一般”村,1个“后进”村。

一、经验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我乡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和来川视察重要讲话、来州重要指示精神，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州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市委二届三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乡村善治工程，进一步完善法治、自治、德治相融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牢牢把握“党建核心引领”工作重点

一是强化班子队伍建设，着重培养班子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维护稳定等“六种能力”；鲜明干部任用导向，围绕“六好”目标，选优配强，建强班子队伍。二是强化好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提升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办法，发展培养党员3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7名。三是强化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把36名有能力、能干事、干实事的党员群众列为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增强基层组织的活力。四是强化组织生活制度，召开支部会18次，支部党员大会18次，上党课20次，主题党日活动16次，民主生活和组织生活会7次。

（二）狠狠抓住“一核心三治理”重要法宝

为认真贯彻落实3月9日全县环境保护工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确保我县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县政府决定今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乡（镇）场镇及河道、主要公路沿线生活垃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结合实际，对全县乡镇场镇及周边生活垃圾集中整治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五个”的要求，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目标，以乡镇场镇、辖区内河流和主要交通沿线为重点，集中整治场镇及周边垃圾污染，着力改善场镇卫生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目标任务

通过集中专项整治，使乡镇场镇街道、辖区内河流和主要公路沿线无暴露垃圾，农村环境整洁、干净，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收集和处理，饮用水源得到保护，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三、整治安排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要求，明年全市要围绕重点园区建设、金土地工程、区域性重大项目的实施，实现农村改革发展的整体推进。全市各级法治部门要围绕市委统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点突破目标任务的工作要求和目标，紧紧抓住67个重点村和3个工业园区（以下简称重点村），并将此作为今后几年农村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村的重中之重，认真查找重点村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村存在的问题，细致分析制约重点村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根本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和方案，努力把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推向新阶段。

一、工作目标

围绕“六新”目标和“五个一”的要求，进一步加大67个重点村和3个工业园区的法制宣传和依法治村工作力度，实现一年三分之一的村达到“民主法治示范村”、三年全面实现“民主法治示范村”目标。

二、工作任务

（一）深入开展重点村的“送法进村”工作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以服务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为目标，采取“巡回展览”、“法律赶场”、“法律进农户”、“法律夜校”、“法制巡回讲座”、“法制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开展农村普法教育，使农民群众的遵纪守法意识、依法维权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要在重点村开展好以下活动：市、区县法治办、市司法局组织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调解等部门到四区两县农村开展“法律赶场”活动；市、区县法治办会同卫生、农业、畜牧等部门联合开展“法律、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市律师协会要组织全市律师继续开展“律师奉献进千村工程”，义务解答农民群众咨询的法律问题；市、区县司法局与劳动就业局部门要联合开展免费对农民工进行法制培训。

说到“善治”，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这是政府治理的更高境界，其实，不光是政府治理，“善治”代表着一种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管理过程，“善治”具有合法、透明、责任、回应、有效、参与、稳定等等重要品质。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过程中，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次“善治”的过程。

宪法修正案把各级的人大任期统一为5年，以方便协调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和人事安排。由于原来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的起始时间不同，实行同步换届选举，必须统筹调整区县、乡镇的换届选举时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选举时间的决定，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提前一年进行本市区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在年12月中旬完成这项工作。

换届选举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法律性、政策性、时效性强的工作。本次换届选举又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本次人大换届选举恰逢居委会换届选举刚刚结束，四套班子整体换届，工作高度交叉，街道（镇）和居委的工作量较大，选民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厌选情绪；二是本次换届选举工作时间由往届半年缩短为三个月，时间减少了一半；三是由于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户、人企、企业注册地和经营地“三分离”现象严重；四是历年市政建设带来的动拆迁矛盾比较突出，给换届选举工作增加了困难；五是本次换届选举大量运用了信息网络技术，如选民上网登记、选举信息和资料实现网上传输等，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高。这些困难都需要区选举委员会统筹安排，把握关键，也需要各选举工作组精心组织，密切配合，有序完成选举任务。

整个换届选举过程，倘若撇开前期调研、思想发动、宣传、代表名额分配和选区划分等准备环节，以10月初先行选民网上登记工作为全民参与的启动点的话，那前后需要经历选民登记、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3个阶段。

选民登记：社区党建成果的有效运用

选民登记是选举机构对依法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实行登记造册，以便参加投票选举的一项选举制度，其实质是对公民是否具有选举权的确认，是公民在法律上享有的选举权转为实际上能够行使的选举权利的必经程序和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