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范文10篇
时间:2024-03-11 0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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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寿险需要影响原因
1问题的提出
经过20多年的洗礼,陕西保险市场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新时期的保险体系,呈现出保险市场主体向多元化迈进的可喜局面,其中寿险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保持了2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见表1)。截至2006年12月底,陕西省保险机构实现保费收入116.2亿元,寿险保费收入85.2亿元,比上年增长17.3%,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低于全国431.3元/人和2.8%的平均水平。
国务院于2006年6月26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放松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加上国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陕西省保险业面临着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探求陕西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
2文献回顾
在寿险需求的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使用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既有对特定国家的分析,也包括多国的比较研究。在国内有许多学者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人寿保险需求进行研究。卓志在2001年对我国寿险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是影响我国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我国较低的人口教育水平阻碍了寿险的发展。吴江鸣和林宝清2003年提出了加权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寿险保费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均呈现正相关关系。阎建军、王治超2002年用取对数的形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GDP、名义利率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陈之楚和刘晓敬实证了国内生产总值、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寿险需求具有影响。2002年徐爱荣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保险需求的正面影响以及物价指数对保险需求的负面影响。杨舸等在2005年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分析,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寿险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而通货膨胀率、老年赡养率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张伟通过对保险发展的规模、深度、密度进行分析,发现地区间保险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水平、开放程度和社会保障水平。
3模型与数据
陕西文化的机遇与战略
本文作者:田新玲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一直未能走到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结构调整缓慢,政策法规不完善。长期以来,陕西一些国有文化企业效益低下,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严重。近几年陕西相继出台了许多鼓励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欠缺,而市场需求变化快,产业经济发展应有的条件难以使文化产业按自身的规律发展,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融资投资较难也是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陕西省文化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资金投入较大、资金回报周期长、价值评估难于确定,文化产业项目难以取得银行贷款,融资难问题始终是制约陕西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难点[3]。在投资准入方面,对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某些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障碍,致使国有和非公有文化企业事实上处于一种二元结构的分离状态,难以融为一体。各类文化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改制融资、进行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限制。不过,制约陕西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陕西较低的产业能力和保守的消费观念。毕竟内陆的经济发展要比东部逊色,陕西文化经济除了西影、曲江新区等几个知名的集团和基地外,还没形成完善的产业链;而且,陕西文化消费差距较大,消费呈现出信息获取渠道不平衡、文化产品消费形态较为单一、衍生产品消费关联度不高等特点。文化群体的不健全、市场的不成熟,严重影响了陕西文化产业的投资者、管理者及政府部门的视野和决策力度[4]。鉴于目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十二五”期间应该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呢?
提高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其他产业的能力,推进产业融合进程文化创意位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上端,它不仅为价值链下端提供原创文化和理念,而且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文化附加值,从而改变我国制造产品普遍缺乏品牌、创意的低端特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陕西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榆林和延安两市组成的国家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然而,随着开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资源匮乏日渐凸显:水资源短缺、地表塌陷、水源污染、植被破坏以及能源资源浪费、开发收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只有从黑色转向绿色,陕西的能源化工产业才会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而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可在塑造陕北能源化工的绿色形象、品牌营销与建设等方面促进陕西石化工业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取得突破。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明显加大了发展服务业的力度,包括对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支持,具体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等。那么,对于陕西来讲,应该借助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机会,让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文化产业也是融合了网络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西安曲江新区已经形成文化产业核心区和辐射区六大板块,包括曲江文化景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城墙景区、临潼休闲度假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跨区域融合发展大格局已经形成,只是在融合深度、广度方面有待增强,比如:曲江八大文化产业包括文化旅游产业、影视投资产业、文化演艺产业、出版传媒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国际会展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体育休闲产业,应该在文化产业内部增强互动程度。而在文化产业外部,陕西也应强化引导,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实现产业文化化。从结构上看,产业融合的过程是由纵向产业结构向横向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产业融合是一个多维空间的概念,它包括了技术、产品、企业组织及市场等多个维度。技术与制度的不断创新,使不同产业和行业相互渗透,逐步融合为一体,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期间有的产业逐渐消失,有的产生新型综合的融合性产业和行业[5]。“十二五”期间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向其他产业的辐射能力、融合能力,推进产业融合进程,是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
与现代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接轨,既能把国外文化“引进来”,又能使陕西文化“走出去”曲江新区把发展目标定为“建成世界级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华夏文明的重要展示基地、生态科技示范城区和西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新区”。可以申请开办“迪斯尼乐园”等现代化国际级别的主题公园,将国际元素融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中。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国际现代化相结合。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旅游资源,是专门为旅游者、休闲者所设计的文化娱乐、购物、休闲场所,所具备的功能呈多元化和综合性,而国际性的主题公园在文化的兼容性和功能的多样性上则有更高的要求。陕西具有引进国际性主题公园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优势,完全可以进行考察并提出完备的申请建立的要求,一旦申办成功,将大增陕西文化旅游业的现代色彩。要把陕西文化推广到世界中去,应充分认识西方市场。海内外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但中西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有着共通共融的方面,关键是看我们的传媒人如何找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当代新载体来弘扬陕西文化,如网络、直播卫星、影视等新的文化推广工具;可以通过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可以分析西方受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输出文化数字产品,比如大唐长安的文学故事等。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资源尽管丰厚无比,却没能够像希腊神话、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在于挑选版权输出题材时没有找准对接口。陕西西安作为大唐长安的历史名城享誉世界,可鉴于此向国际输出历史文化产品,发展外向型文化经济。
提升城市传媒整合能力,促进市民消费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往往是集团化的现代传媒。提升城市传媒的整合能力,是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策略。从传播内容产品的开发来看,固化的、适合地方营销和作为文化遗产来开发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为第一代文化产业产品开发模式,比如旅游观光业、体育盛会、嘉年华等偏重于城市物质环境的项目就属于第一代传统文化产业,其特点是不可移动。而第二代文化产业的特点是生产开发可移动和易传播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如在全球范围出口销售的视听产品、多媒体产品以及文化设计类的艺术产品,这类文化产业属于以创意为中心的现代文化产业。城市是文化创意的中心,应当发挥其整合各种资源、实现集体创意的能力。当今时代,传播科技高度发达,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因而具有了完全超出传统含义的关联性,两者融合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向度。传媒产业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城市传媒集团是城市文化产业的主力军。早在2001年,陕西省成功剥离原分属省、市、县三级的广电网络,组建了全国首家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将陕西省传媒业纳入到了一个正规的发展渠道,展现出了强劲的发挥势头,然而报业整合能力较差,尤其在各地市甚至没有商业报纸。在华商报业集团的示范下,陕西应该建立包括各地市县级的大型集团,以便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到整合作用。在文化产品的流通中,市民消费是拉动文化产业的驱动力,除了运用传媒进行消费宣传与引导外,要注重有意识地培养当代消费者。再就是出台一系列拉动消费的政策,比如减少市民工作时间,让市民多一些时间进行消费;提高市民工资;完善一些文化公共服务设施,营造消费舆论环境等。只有提升市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文化产业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发挥陕西教育优势、提高陕西高校科研产业化水平、建构“高校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举措,都是“十二五”期间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注重的。总之,陕西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向文化强省迈进。
陕西省新型消费态势探析
2019年前三个季度,陕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季度分别增长7.5%、7.6%和7.3%,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2.6、2.8和3.3个百分点,年内增长速度较为稳定,特别是新型消费正悄然成为陕西消费的新引擎。
一、新型消费服务模式引领消费的新趋势
(一)网络消费逐渐成长为主流消费模式。2019年前三季度,陕西限额以上企业(单位)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5.5%左右,较2017年、2018年分别提高1.7和0.7个百分点。前三个季度分别增长14.9%、18.2%和20.1%,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0.4、高0.4和高3.3个百分点,是陕西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2倍多。2019年天猫双11成交额统计排名中,陕西全天交易额为56.8亿元,购买力居全国第17位。其中,西安市民网购消费额达到34.7亿元,占全省总交易额的六成以上。从跨境网购消费看,陕西省榆林市跻身2019年亚马逊海外购销量增速排行前十大城市。可见,陕西的网络消费购买实力还是相当强的。(二)体验式消费服务提升消费者参与感。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购物,而是趋于追求就餐、娱乐、阅读、健身、儿童教育培训、购物等一站式体验型消费。西安小寨赛格、渭南信达广场、榆林榆星广场、汉中万邦时代广场等综合性购物商场正是通过丰富多样的体验获得较高的人气。仅2019年,西安就新开了四海唐人街等20余家综合购物中心……(三)“双线”互动融合购物模式成新潮。实体电器销售商、知名品牌厂商、大型商场超市的电商销售服务平台、移动端手机APP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为消费者及时推送促销信息、进行在线产品销售、提供相关服务,再有自身实体店资源优势“加持”,“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购物模式大大提升了消费的便利度和融入感。(四)夜间消费兴起,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夜宿书店”、“夜趣海洋馆”、“夜游博物馆”等趣味横生的夜间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的眼球,夜间教育培训为“上学族”、“上班族”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大餐”……夜间消费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更具品位的选择,当仁不让成为消费的新蓝海。旅游已经是代表时尚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目前,陕西省5A级旅游景区已增至9家,全省4A级以上景区游客聚集区实现WIFI全覆盖。2018年陕西建设旅游集散中心20个、自驾车营地30个,为自驾游、自助旅游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同时有效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多种消费。
二、释放新型消费潜力的SWOT因素分析
(一)优势:出台支持扩大消费政策,产品质量明显升级。首先,2019年,国家先后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等政策,重点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升级信息消费、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拓宽假日消费空间等消费领域发展给予支持,对于释放新型消费潜力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其次,2019年上半年,陕西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产品总体合格率为95%,较2018年提高2.4个百分点,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持续性地促进陕西居民扩大消费。(二)劣势:居民收入基数低,新型消费品及服务迭代滞缓。首先,2019年前三季度,陕西居民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可见陕西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不弱,关键是收入水平相对低影响消费规模的有效扩大,而且收入偏低时购买食物以外产品的消费比重也相对较低(恩格尔系数),对扩大新型消费形成制约。其次,高端数码、奢侈品、保健品等高科技含量的陕西名牌产品,以及教育培训、健康、体育等知名的陕西本土服务品牌较少,较难满足居民的新型消费需求。(三)机会: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水平提升。首先,陕西人均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超过1万美元,基本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将逐渐上升。同时,居民对教育、健康、心理满足感等方面的需求将更大幅度的提升,会倒逼新型消费供给扩大,补消费领域供给之短板。其次,陕西省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8.13%,预计2025年达到65%左右。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相对高,消费能力相对强,消费观念相对新,消费方式更容易革新,因此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推动新型消费的扩大。(四)威胁: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压力大,人口渐趋老龄化。首先,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皆是刚性需求,且支出金额较大,必然会对占比较大的工薪阶层群体的新型消费形成挤占效应。其次,陕西“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当严峻。2018年,陕西60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17.5%,比2017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11.4%,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老年人储蓄意愿较高,更倾向于基本生活消费,接受新技术和学会操作新设备的能力逐渐衰退。
三、扩大消费基础上提升新型消费的建议
陕西精准扶贫教育供给侧探索
贫困是制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中国扶贫方式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一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二是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三是由经济型扶贫向以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为内容的综合型扶贫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又分别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的扶贫指导思想。
一、教育具有扶贫的重要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起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林乘东(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严万跃(2006年)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厦门大学杨能良教授(2002年)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贫困是制约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国的“战胜贫困计划”(1964)、墨西哥的“机会工程”(1997)到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2]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进行。
二、陕西贫困现状及特点
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有43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
(一)陕西经济贫困的特点
陕西商人的经营分析
一、记账码字
如:汉字的自然数字写法有多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这两种在一般行文中常用。前一种字简,但易涂改,后一种字繁,作为记账则很不方便快捷。商人们创造了第三种写法:表示数量的写法:表示时间的写法:上部为表示月份数字,左下为表示日子数字,右下为一个月字的符号。这种记账书写方法,使涂改数字和时间都变得十分困难。这既体现了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伤和气,又体现了在信用基础上的商家自我保护意识。
二、“典当”学问
当铺最早现于隋代,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已画有当铺。陕西许多地方由于市镇经济繁荣,当铺也非常多。各个当铺内组织严密,职责分明,有学徒、管包、写票、柜台和经理等不同岗位。人员岗位相对固定,一般不轻易变动。经理、管包、柜台、写票是最重要的岗位,称为“四看柱”。一般由掌柜的亲信担任。小当铺配员工3———4人,大当铺一般十几人。典当物分为金银珠宝首饰、衣服、布匹,各种金属器具,木材、傢俱、器皿等一应有价值,能保存的东西都可入当。当价一般为五折,面议成交后付给当票。当期分为三年、一年、五个月、三个月等。期满凭当票赎回,利息一般为月息2分,若昨日当,今日赎,按1月计息。若1月零1天赎,则按2个月计息,俗称“上利”。期满后过期不赎者,视为“失当”、“死当”,典当物归当铺所有。由当铺转买称为“划当”,价格比当价高1倍。当事人当票丢失,可办理挂失手续,称为“揭票”,但须请担保人,并付给当铺相当当票面值20%的手续费,一半给保人,一半给经办人。典当物期满前第五日称为“巧日”,这天典当人持票前来赎物的话,这一天的利息归柜台先生所得。当铺内管理制度很严。学徒不满三年不准回家探亲,铺内人员不准回家住宿,亦不准喝酒,钥匙专人管理,每月结账一次,以收档业务总额的10%作为工资按职务等级分发给全体员工,这叫“串连”。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在各县设立了分支机构,向农民和商人开展贷款业务。由于农行和信用社利息比当铺低,并且无须实物抵押,手续方便,农民和商人乐于向银行贷款,于是当铺业务迅速萎缩。民国三十年(1940)后,市场不稳,物价一日三涨,当铺生意普遍亏损,先后停业。当铺内的设置完全不同于一般商铺。古代当铺门前设栅栏,如同衙门监狱。大门门楣低,进当铺先要低头,以示低人一等。柜台一人多高,典当人要双手举着典当物仰视柜台,望着柜台先生的下巴才能搭上话。这就是民间把求人办事叫做“望人下巴”的来历。柜台先生对典当人居高临下,议价收物。这种设置让典当人倍感压抑和凄凉。既要承受经济利益上的损害,又要承受人格尊严上的损害,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的交易活动。当了贵重物品,无力赎回的,往往十分后悔。“上当”一词便由此而来。
三、用人之道
陕商产权制度中有一种形式称为“水牌掌柜制”,在这种体制下,掌柜对商号没有投资,只负有限经营责任,本质上是字号雇佣人员。[1]晋商聘用掌柜创制了如下做法,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2]152。而陕商遴选掌柜的方式则有三种:一是东家募选诚实可靠,精通商务并在街面上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二是毛遂自荐。具有经营才干,但缺少资金的人,自荐给有资金的财东,协助打理某一方面的生意。三是互相推荐。由几个合得来的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由合伙人推举能胜任工作的人担任经理。无论以何种形式产生的人选,只需到商会办理一下登记手续即可上任。大的商号除设大掌柜外,还设有二掌柜、三掌柜。分头主管某一方面业务。账房先生即管账,为中层管理人员,总管财务,管理银钱往来及账务会计,文书总务等事,管账先生的位置极为重要,必须选择头脑清楚,手脚麻利,长于计算的人担任。在营业高峰时好几宗生意同时进行,加上零星客人纷至沓来,人头攒动,但每宗生意的计价、收款、开票、贴印花、收放口袋、填写欠款折子等事,管账先生必须眼观六路,指派得当,不出差错。能力高的,可以做到几宗生意结算同时报数,入耳不忘,即闻即算,不用写不用记,运算速度超过算盘,令人称奇。庄客专管购销,为中层管理人员。其和账房先生大略一样,一般由掌柜延聘,也有由东家举荐并征得掌柜同意后任用的。这些人都是掌柜认为“人品老诚、有才干、有文化且家庭富裕的人”。伙计:账房和庄客以下的人员统称伙计。伙计的录用一般从学徒开始,学徒也被称呼为“学生”或“相公”。晋商对店员、学徒的录用十分严格。学徒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3]136陕商也有相应的要求,需有人举荐,掌柜相中方可入号成为学徒。伙计依时间长短,分为大伙计、小伙计。学徒期多以三年为限,在学徒期间若违反了铺规或掌柜禁令,随时可以辞退。凡被认为能力差、粗心、举荐人不得力的,一般要在当年年底打发回家。如若精明能干,掌柜赏识的,不满三年也可破格提拔为“帮账”、“站柜台”等,成为大伙计。伙计有重大失误,随时可以开除辞退。掌柜也有一套考察、考验伙计的办法。如经常观察了解伙计的社交情况,有无泄露本号商业机密情况。有时掌柜故意在显眼处放些零钱,以检验伙计手脚是不是“干净”。学徒初进商号,要从扫地、抹柜台、劈柴、烧火、端水、倒茶等杂务做起。起的早,睡的晚。吃饭时,学徒要给掌柜、账房及其他中层人员把饭盛上桌,自己才能吃饭。学徒一般不准吸烟、喝酒;不准随便上街。学徒学习写算技能,主要靠自己留心勤学勤问。晚上下班后练习写字和打算盘。学徒期间,一般不开工钱,只管吃穿。但也有些宽厚的商号在年尽日满时支给少量银钱,以探望父母。学徒一般都很勤奋,对工作眼尖手快。养成了崇尚诚信、待人有礼、勤学好问、兢兢业业、节俭向上的好习惯。解放初,有许多“学徒”、“相公”成长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基层干部。
陕西皮影化特征分析论文
编者按: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特色,中国的皮影艺术也体现了这种地域间的文化差异。本栏目连续两期分别介绍了山西孝义和陕西地区的皮影艺术,展现了两地区皮影独特的地域魅力和文化内涵,希望读者读后能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皮影艺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皮影艺术,是发祥于我国的古老而独具魅力的民间美术之一,从皮影造型风格上看,大致分北方、西部、中南部三大艺术流派。陕西皮影是西部皮影艺术的主要代表,生活在八百里秦川上的陕西人,在这片丰沃的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美术和民俗,皮影艺术便是开在其中的一朵奇葩。一、陕西皮影艺术特征皮影,是对影戏和皮影制品(包括人物、场面道具景物)的通用称谓,皮影制品有人物(头茬、身段)、马靠、神仙朵子、景片(彩帘子、室内外布景、车辇仪仗、飞禽走兽)等几大类。陕西影戏又称“牛皮娃娃影”或“拍板皮影”,旧时称“隔帘说书”,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全省。皮影既是演出时的道具,又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赏艺术品,陕西皮影尤以华县、华阴一带的皮影最佳,形体小巧、雕刻精细。1、取材牛皮,雕镂繁密精美陕西皮影是用优质的牛皮(以4至6年的小母牛皮为最佳)雕刻成型。经处理过的牛皮为半透明的亚麻黄色,具有柔和的光泽和自然的肌理效果等自然形态特征,体现出天然的生命力和本真的亲和力,造就了陕西牛皮影子的独特审美意味和艺术个性。陕西皮影在全国几大流派中,以雕镂精细,图案繁复且装饰性强而见长。尤其在清末民初时,陕西皮影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民间艺人创造了大量精雕细刻的皮影,其繁密的彩帘子、神仙朵子和细致入微的影人脸谱以及程式化的装饰纹样是我国皮影雕刻中空前绝后的艺术精品。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艺高人胆大的陕西皮影艺人,运用独创的推皮走刀法,控制手劲推皮依线运转而雕镂,体现出高超精湛的手工艺。刻线主要有实线、虚线之分。实线去皮留线,造成镂空效果,虚线去线留皮,造成实体效果,这虚实对比的雕镂形式是皮影造型的主要手法。深植于民间哲学意识中的阴阳互补、虚实相生、互相转换、生生不息的阴阳太极宇宙观,在陕西皮影的雕镂中得以完美的运用发展。如皮影人头茬中生、旦角的镂空白脸,突出了眉眼五官的个性特征;净角的实体花脸,便于色彩渲染脸谱;丑角的半镂空半实体脸,突出“白豆腐块”,这几种风格迥然相异的脸谱在影窗的光影摇曳中相得益彰。陕西皮影在简练的外形轮廓之中,运用适形的手法雕镂了大量的图案及纹样,其中繁与简的对比,点线面的穿插关系均完美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图1可谓乍看眼花缭乱,再观精美绝伦。2、寓意五色,施彩强烈鲜明陕西皮影的用色,以红绿为主色调,黑色调和,隔色平涂逐层烘染。加上牛皮的黄色、镂空处在影窗上呈现的白色,共有五色呈现。是民间传统五行五色观的包罗万象、简化归类的体现运用。皮影人物角色的忠、勇、狡、奸等个性特征,分别以红、黑、黄、白色比德表现。皮影艺人从陕西社火脸谱、地方戏剧脸谱吸收借鉴了色彩的搭配程式,尤以净角的花脸呈现的特征最为明显,不同色块组合的隔色渲染细致描绘,配合变化有致的镂空线条,形成角色各异的脸谱程式,图3是陕西皮影中的最为吸引观众眼球的部分。施彩上非红即绿的大众审美意识,反映出陕西人民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特征。红绿黑色的对比运用在繁复的景片中的庙宇楼阁、树木山石上,与影人的色彩相呼应,使影窗上的整体色彩效果和谐一致,色调温暖鲜明而沉稳。神仙朵子中的天官、仙姑(图10)、童子、等神话形象及想像创造出的奇灵异兽,赋色主观、夸张浪漫、幻想奇特,常见的有红绿相映的祥云、火狮子(图2)、大绿色的麒麟、大红色的飞龙等。皮影艺人及尽想像之能事,创作构思不拘一格。[1][2][3][][]陕西皮影整体色调艳丽而不浮夸,对比鲜明又协调统一,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把传统民间美术中的意蕴表现的绚烂至极。3、理想造型,人物善恶分明各地皮影人物造型均遵循“五分头,七分相”的共性特征,即正侧面的头部与半侧面的身子接合,是民间求全面面观的体现。陕西皮影人物最为显著的造型特征是无论生、旦、净、丑均是高额头的理想造型,称为“岩颅”。人物前额饱满圆滑突出,神气十足。自古以来,“前庭饱满”被普遍认为是聪慧、自信的特征,在陕西皮影中得以夸张强化。在陕西民间剪纸、凤翔泥塑、年画人物造型中也可找到相似的特征。自宋代以来,各地皮影脸谱造型均体现着“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1)的褒善贬恶鲜明特征。陕西皮影艺人极其重视面部表情的刻画,对面部的个性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推敲把握。陕西华县流传的皮影谚语中有“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上”(2)的描述,女性为“弯弯眉,线线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的温柔秀美程式造型。面部的造型口决有“眉眼平,属忠诚,圆眼睛,性必凶,线线眼,性情柔,豹子眼,性情暴”的造型规定,符合民间大众在生活观察中总结出的人物面相规律。具体人物脸谱特征与地方传统戏脸谱相结合,创造出净脸人物如张飞的豹头圆眼张牙咧嘴(图6),关羽的蚕眉凤眼合嘴长须等典型形象(图11)。为了衬托人物性格,奸诈脸谱多刻画为粗细变化的结构线条,尤如蜿蜒的蛇形(图7)。残暴脸谱多刻画为倒立的锯齿状毛发胡须,粗条状横肌纹。丑角脸谱为低额鼠目、张嘴嬉笑状等(图4),民间艺人通过夸张、概括的造型手法,突出强调了人物善恶美丑个性特征,达到一目了然的艺术效果。4、寓情入皮,操纵技艺高超皮影通过操纵人在幕后的技巧表演,配合各式的地方唱腔,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陕西皮影艺人的操纵技巧有“净角要撑,旦角要松,生角要弓,武角取当中”“青衣两手夹,闺门目不瞧,武旦风摇柳,梅旦手描腰”“提抢甩袖亮靴底儿,吹胡耍翎帽翅儿”,(3)这些程式化的操纵技巧,体现了假中求真,以少胜多的意象形态把握原则。影人侧面造型的特征,便于艺人对大动势的把握,抓住情节冲突,强化表演功能。陕西华县的碗碗腔皮影,唱腔婉转悠扬,拖音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堪称原生态艺术中的经典。其分别以欢快、悲伤、平缓的不同情绪唱音配合影人入情入理的动态设计,再加上民间艺人幕后喷烟、烧酒松香、晃动灯光等虚拟特技手法烘托气氛,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二、陕西皮影民俗文化特征民间皮影艺术历史文化悠久,内涵丰富,是我国极其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娱乐的艺术形态。陕西是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皮影艺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传承,与民间习俗相互承载着地方传统和民俗文化。1、陕西皮影的起源及形成关于我国皮影的起源地,早有始于唐代西安之说,齐如山在《故都百戏图考》中便提出:“按此戏当然始于陕西,因西安建都数百年,玄宗又极爱提倡美术,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4)关于皮影戏的最早记载于宋代,从北宋的“素纸雕镞”(5)发展到南宋的“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6)记载了宋代影戏达到繁荣。北宋末年,避靖康之乱的中原影戏艺人西出潼关,流入陕西地区,几经时代变迁,中原影戏与当地生活习俗、乡音俚曲、伦理道德相融合,逐渐形成以华县、华阴等地皮影为中心的陕西皮影艺术。2、陕西皮影戏习俗及民俗文化中外古人早期均有把人影当作灵魂的观念,被历代巫术所用,使之形成民间“弄影还魂”之术。舞动的影像便是与想像中的神灵沟通,达到意愿传达的载体。陕西皮影与众多的民间习俗活动相关联,在旧日广大农村地区,皮影戏非常流行,人们在祈雨、祈晴、谢土神、庙会、寺院“开光”及个人求子、求仙药等民间习俗活动后均有酬神还愿的影戏演出,称为“报神”,在影戏中,出现大量的天上、人间、地下的各路神仙朵子,“天官大帝”、“招财童子”、“福禄寿三星”,和寓意吉祥的“和合二仙”、“五子夺魁”景片、彩帘子用于祈祷、许愿。影戏的唱词则代替人们向神灵祈求吉祥平安。此外,在欢庆丰收、嫁娶生子之类的喜事,及为逝者超度亡灵的丧事时都有皮影戏上演,人们图热闹,寄哀思。由于皮影被民间大众赋予了神性,故陕西皮影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定,如男女影人不能对脸存放以免乱了阴阳,皮影的翻动要用签杆不可用手等习俗、习惯。[][][1][2][3][][]在陕西皮影造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传统吉祥图案,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观念。如在武将的甲靠中运用最多的“万字纹”(图8)寓意绵长不断,富贵不到头。皮影景片中出现的“古钱纹”(图5)为富寿双全之意,“盘长纹”(图9)又被陕西人称之为“蛇盘九颗星”为四环贯彻,一切通明之意。另外众多取谐音讨口彩的复合图案,如梅花和喜鹊为“喜上眉梢”,石头和雄鸡为“市上大吉”鹿和鹤为“六合同春等,均体现了民间美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造型传统。与陕西皮影艺术相互依存的民俗文化,符合民间大众向往美好幸福的主观愿望,在皮影造型意识中更是沉淀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皮影从形式到内容上多褒善贬恶,蕴涵了人们希望战胜自然的力量。历代变迁,陕西皮影艺术已成为研究民间伦理道德、民间信仰及社会关系的百科全书。三、陕西皮影的艺术价值1、陕西皮影艺术是以中原影戏为源、长期流传于民间、经历展而形成,以华县、华阴一带皮影为主向各方向传播,影响了晋南、甘肃、川北、青海等地的皮影艺术。陕西皮影在民间皮影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2、陕西皮影是民间美术中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地方戏曲、民间剪纸、民间年画艺术的造型特征,以其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大量形态优美、雕刻精细、极具形式美感的影人和景片以及具有丰富想像力的神仙朵子,其造型中巧妙地运用民间传统吉祥图案,既丰富和充实了皮影的造型,又迎合了民间大众的集体审美意识,具有黄河流域母体文化的艺术特征及内涵。3、陕西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乾县阿宫腔、富平县弦板腔均以极高的艺术造诣及原生态文化特征列为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项目》中,陕西皮影作为民间美术造型的经典在民间艺术品市场呈升值趋势,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保护陕西皮影艺术,对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注释:(1)、(5)、(6)吴自牧(南宋):《梦梁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4)齐如山:《影戏——故都百戏之四》,载《大公报·剧坛》,1935年8月7日12版。(2)、(3)《华县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1][2][3]
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为了发展具有陕西区域特色的文化乡村旅游,分析了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发现了旅游客源市场狭隘、陕西酒文化价值利用率较低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单一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设定新的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路径。通过酒文化消费观念的普及工作,培养酒文化乡村旅游核心人群;设定以陕西酒文化为背景的酒庄与主题酒店,开发弘扬当地的酒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旅游产品;构建旅游路线规划数据库,得到游客的旅游偏好与消费偏好,实现酒文化乡村旅游路线的优化。根据上述提出的创新性路径,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酒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为当地酒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旅游;乡村旅游;旅游资源开发
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报告中指出,坚持农业乡村优先发展,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政策,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继“建设美丽乡村”后,党对乡村建设提出的重要理念。在此之前,针对乡村建设,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了大量的针对性建设意见,以此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1-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寻找具有可持续增长、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发展、促进城乡协同性、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产业作为突破口。经过多次分析,选择乡村旅游作为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意义[4-5]。但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不断加剧,传统的乡村旅游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6],因此需要开发更加小众且具有特色性的旅游产品。为此提出以陕西酒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融入当地特色与文化内涵,提升当地酒文化乡村旅游竞争力。帮助当地酿酒企业进行产业延伸,赋予酒类商品的高端附加值。在开发当地酒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形成当地特有的旅游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以此实现陕西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
1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1我国酒文化旅游发展现状。通过文献研究可知,目前国外酒文化旅游的发展与研究较为成熟,葡萄酒旅游的开展各方面都有所涉及[7-8]。但对于葡萄酒文化旅游的概念,在业内并没有得到统一的观点。综合大量文献研究结果发现,国外的酒文化旅游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阶段较早,国外学者对于酒文化旅游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各有侧重。对于酒文化旅游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酒文化旅游市场影响、区域合作、开发优化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研究方法多以描述性为主,部分文献也会构建相应的模型。伴随着酒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其研究领域也逐步由市场经济效益转向社会文化效益。我国关于酒文化旅游的研究相对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国内酒文化旅游的兴起,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目前,酒文化与旅游业的研究主要包含酒文化发展历史、资源特征、功能内涵以及概念方法等等[9]。我国是传统酿酒业的起源地区,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喝酒是各地人们的传统生活习俗。当地人们大都喜好饮酒,通过饮酒调节人际关系。在传统节庆更是无酒不欢,酒成为当地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酒文化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之一。将酒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当地酒类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旅游业强大的联动效用推动当地餐饮、交通、娱乐等多种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相关行业进步,有利于该地区市场的繁荣稳定。其次,酒文化乡村旅游有利于此地区的政企合作与资源共享。利用酒文化旅游吸引大量资本投入,进一步加强当地旅游市场的资源配置,提升旅游资源的利用率,调整旅游市场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该地区的酒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展酒文化旅游保护传统酒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此种方式可有效提升当地酒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使酒文化资源得到科学的开发与保护。同时还可为当地劳动者提供工作岗位,增加就业,促进相关产业发展。1.2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分析。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下,陕西酒企业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大量的机遇与挑战。同时,随着酿酒企业的发展,其产量逐渐提升。2010—2014年间,陕西酿酒产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增长速度缓慢的阶段,增长量只有10.3万吨。2015年至今,陕西酿酒产业蓬勃发展,产量不断提升,可见酿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地酿酒行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对于酒文化旅游具有一定的推动力。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陕西酒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当地旅游多以自然环境旅游为主,文化旅游发展现状较差。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历史问题,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且具有当地特色的酒文化,因此对陕西酒文化旅游的热情较低[10-11]。与此同时,陕西酒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融合度较低。两种旅游活动交互能力不足,导致旅游产品开发方向混乱,对于当地的旅游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虽然,当前酒文化旅游被归类于文化旅游之中,但文化旅游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并没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可供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进行借鉴。现阶段,酒文化旅游尚处于发展阶段,且多种文化旅游对酒文化旅游的客流量造成严重的冲击。对酒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进行调研可知,红酒与啤酒的消费比例远高于白酒,这种情况决定了陕西酒文化旅游的受众较小,酒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2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困境
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清代;回族;农业经济;陕西
回族自元代“回回遍天下”到明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从事农业便成为这个民族的重要产业之一。学术界对于回族农业经济的研究较少关注,特别是对于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迄今为止仅有几篇论及元、明、清时期或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经济状况及其农业开发的文章。[1-3]这几篇文章都对清代回族的农业及其经济结构情况作了论述,但针对陕西回族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专论篇幅非常有限。本文试图就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及其结构方面的特点与形成原因予以初步探索,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清代陕西回族的形成及分布
清代陕西回族主要以元代驻陕西各地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者构成。蒙古人为了统一全国,在西征过程中先后征调了大量被征服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据记载,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随同蒙古军一起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4]2508探马赤军在陕西主要屯戍京兆路、延安路。[5]时任监察御史的王恽说:“京兆路州郡所有营盘草地极广,旧为探马赤军牧马地面”。[6]《元史》亦记载:“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辽阳、河南、山东诸翼卫探马赤军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4]3212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园1273年),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4]2356从事农业生产,以至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这是陕西回族的主源。
其次,陕西回族的另外一部分来源即自唐宋以来留居今陕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胡人。据《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宗教》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汉回杂处,汉遵孔教,回自安史后安插此处。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与汉不通婚姻”[7]5;该书同卷之风俗篇亦载“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7]4另外《旧唐书•回纥传》亦云“回纥战兵,留在沙苑”[8]等,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些回民主要是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所滞留于同州(今大荔沙苑)的回回先民。另有唐宋以来聚居于长安等地的西域胡人,虽经唐末五代动乱,部分迁移,但仍有部分留居于今陕西关中等地,其中中亚昭武九姓胡不少,也构成陕西回族的来源之一。
陕西板栗栽培技术方式论文
摘要:通过调研和实践,对陕西的乡土干果树种板栗的营养价值、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做详细论述,很有推广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农业科技板栗栽培技术要点
板栗是斗科乔木经济树种,是我国特产的干果树种之一,在陕西主要分布于秦岭、大巴山、关中的秦岭北麓、渭北的黄龙山区也有一定分布。在陕西栽培历史悠久,约有3000多年历史。果实富含营养,含淀粉67-70%,脂肪2-7%,糖分4%,蛋白质7%左右。既可生食、炒食、煮食、磨粉,又能制成糖果、糕点等,同时又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
一、生物学特性
板栗是落叶乔木,一般树高10-20米,树皮呈不规则深裂,褐色或黑褐色。叶互生,矩圆状披针形,疏生锯齿为短状尖头,长7-15厘米。花单性、雌雄同株,雄花序直立、细长、雌花序着生于雄花序茎部。板栗不仅耐寒力强,而且相当耐热、耐旱。在年平均温度为10-15℃,四月间气温在16-20℃之间,冬季极端最低温度不低于-25℃的地区,都适应于板栗生长。一般年降雨量在500-1000毫米的地区生长最适宜。对土质要求一般是微酸性土壤,PH值为4.6至7.5。阳性树种,最忌阴蔽,幼苗在遮光条件下会因光合作用受限而枯死。树冠郁闭内膛光照不足,易造成枝叶细弱,甚至枯死,致使结果部位外移,降低产量。因此栽植建园时要注意光照条件,密度合理和及时修剪。
二、栽培技术
陕西电视剧创作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陕西地域文化被人们概括为三秦文化,是从陕西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这一地理特征来理解的。通过对三秦文化即关中、陕北、陕南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考证、分析与概括,以获得中国电视剧金鹰、飞天、五个一工程奖三大奖项的陕西电视剧为例,就足以说明陕西电视剧创作一直在努力发掘和映现陕西地域特色,它与陕西地域文化即三秦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陕西电视剧三秦地域文化关系
一、地域文化对人、对艺术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不断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正如李慕寒、沈守兵在《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中所言。其“产生、发展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地域文化”。可以说“没有抽象的无地域的历史和民族,任何民俗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都是附丽于地域而形成的,都是因地域的差别而彰显其特点的。近些年来形成研究热点的三秦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无不与地域发生这样那样的紧密关联。并因其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等俗语,意思都是说,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其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古今中外的人们对此也早有关注。近两千年前的《汉·地理志》中说,“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意思是说,人的性格、行为、观念等,取决于水土之风气和王侯的引导,也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在很多的文章典籍中也有这样相关的论述,如《管子·水地篇》中所说的,“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则其民轻剽而贼”;《邹县志》中所说的,“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陵县志·序》也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蒋诈,民醇俗茂,悃幅无华。”说的都是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民风、民俗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