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范文10篇

摘要：龚自珍、魏源以“龚魏”并称。龚魏均性喜山水，都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龚自珍于近代山水诗具有开创之功，魏源则具有开拓之功。然而至今尚缺乏对二人山水诗的比较研究。故本文以此为契机，从龚魏山水诗的语言入手，进行品析与比较：龚自珍山水诗的语言瑰丽，色彩绚丽，绮丽的色彩语言中饱含着诗人丰富的思想情感，语言虽瑰丽，但无造作之痕；魏源山水诗的语言质朴，善用白描的写实之笔，能将工笔描写和大笔淋漓相结合，兼善对比，突出山川的独特神韵，语言虽质朴，但无浅易之感。同时，二者山水诗的语言在自然畅达方面又是相通的。总体而言，龚自珍与魏源的山水诗各具特点和价值。

关键词：龚自珍；魏源；山水诗语言；瑰丽；质朴

龚自珍、魏源都向往自然，喜爱山水，均创作山水诗以寄托情志。他们的山水诗各具特点和价值。大体可分为两类：审美型山水诗和“准山水诗”。所谓审美型山水诗是指“比较单纯地以审美的眼光表现自己热爱、欣赏自然山水情怀的作品”1，而“准山水诗”则指“诗旨不在于描摹山水，而是以山水为表现感情服务”2、“山水大多与不同的情怀相融相通，或者说山水是作为抒情的背景、媒介而存在的”3诗作。龚自珍现存的山水诗中大多是“准山水诗”，于近代山水诗具有开创之功。魏源则居多是审美型山水诗，于近代山水诗则具有开拓之功。本文拟从龚自珍、魏源山水诗的语言入手，重点分析二者山水诗语言的主要特点亦即差异：瑰丽与质朴。以期以此为切入点，为进一步全面观照龚魏的山水诗及其异同做铺垫。龚自珍和魏源山水诗语言的特点多样，既有瑰丽华美的一面，又有质朴自然的一面。但龚自珍山水诗的创作深受庄子、屈原、李白的影响，颇具浪漫色彩，满怀奇特的想象力和奔放的激情，其山水诗景象绮丽，色彩绚丽，辞藻富丽，诗歌语言以瑰丽华美为主。而魏源崇尚以真为美的审美原则和貌真写实的创作主张，他的山水诗长于白描写实，不堆砌华丽辞藻，避免造作，往往能描摹出景物的真切形象和独特神韵，不以雕琢取胜，诗歌语言以自然质朴为多。下面将分别探析之。

一、龚自珍山水诗语言的瑰丽华美

“天下震矜定庵之诗，徒以其行间璀璨，吐属瑰丽。”4这是新安女士程金凤题于《己亥杂诗》末的著名评论。纵观龚自珍山水诗的语言，大体若程金凤所述。语言瑰丽，是龚自珍山水诗的突出特征。“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5（《能令公少年行》），比喻拟人绚丽多姿，画面情思柔媚华艳；“重重燕支蕾，几朵挂钗及。花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仿佛衣裳香，犹自林端出”（《后游》），时空交错，虚实相生，意境绮丽绰约，情思哀婉缠绵；“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想象浪漫奇丽，夸张比喻壮丽丰艳，用词构思不同凡俗；“黑云雁背如磐堕，蟋蟀酸吟蟪蛄和。欲开不开兰蕊稀，似泪非泪海棠卧”（《哭洞庭叶青原昶》），渲染烘托感情哀恸，比喻拟人意境哀艳；“湖西一曲坠明珰，猎猎纱裙荷叶香”（《梦中述愿作》），视听触嗅觉四感官俱全，意象柔媚，辞藻富丽，语言瑰丽。魏源虽亦能将比喻、拟人、夸张、想象等表现技巧运用自如，但其语言自然质朴，意遒笔劲，往往雄浑豪迈而无绚烂瑰丽之感。如“不风不波千万里，以天为岸山为鲇”（《黄山云海诗》）、“更加夏汛蛟水至，万马孰御风涛雷”（《洞庭吟》）等。色彩绚丽，是龚自珍山水诗语言瑰丽的一大特色和表现。“龚诗充盈的思想张力也体现在语言的色泽变幻上，在思想色彩的不同侧面折射为语言色彩的着意点染。”6龚自珍擅长并大胆着意地在其山水诗中运用表颜色的词语，透过这些瑰丽的色彩语言，我们能更好地洞见诗人的内心，更清晰地理解其思想情感。“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其二），此诗构思奇特，语言瑰丽，鲜艳的“金黄色”是诗人花白的发色，一个“红”字，不仅极其形象地勾勒出了大海的怒吼澎湃，而且也暗示刻画了诗人炽热的“童心”，表达了其壮心不已的满腔豪情。又如《己亥杂诗》第三一四首“丹实琼花海岸旁，羽琌山似峚之阳”，火红的果实，玉色的花朵，绚烂地开放在海岸边。诗人极力地赞赏其隐居地的美丽，艳丽的色彩既是景物的颜色，亦是诗人内心惬意喜悦的色彩。此外还有，“忽闻海水茫茫绿”（《梦中作四截句》其一），表达了思归之情；“万重金碧影如潮”（《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暗含了壮志难酬的感伤；“梦断查湾一角青”（《己亥杂诗》一三八），流露了对好友的思念等。龚自珍山水诗中这些色彩词的插入，为画面着上了一层鲜艳华美的色调，语言富于瑰丽，内涵更为深远。当然，魏源的山水诗中也有色彩的描写：“遥山白于晓，林樾失翠黛”（《重游百泉四首》其三）、“至奇万骨峰，至清百折水”（《武夷九曲诗五首》其一）等。但其色彩的运用主要是为客观描摹景物的需要，并不似龚更为主观和着意。且魏源也更偏好清淡之色，语言质朴婉丽，画面自然真切亦不失奇峭生动，大多流露出游山览水的喜悦之情和对自然山水的赞美。龚自珍山水诗的辞藻色彩鲜艳，富于瑰丽，但很多时候其极力渲染的浓艳背后却渗透着凄恻和哀伤。“红”，是龚自珍常用的颜色。上文列举的诗句中也多有含“红”。“红”作为一种炽烈张扬的色彩，适应了龚自珍表达赤诚童心和真烈性情的需要，是其屡遭困顿窘迫的愤懑怒吼，是其恃才傲物、表情达意追求不同凡俗的个性表现。“春山不妒春裙红”、“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枫”“归来料理书灯红”，在这首龚自珍表隐逸思想的力作《能令公少年行》中，他就一口气用了三个“红”，足见“红”的深意和其对“红”的偏爱。然而，艳丽的“红”中亦隐含着哀情。“桃花零落处，上苑亦红潮”（《春晚退直诗六首》其二），落花如红潮，场面雄奇壮烈，颜色瑰丽，心事哀艳；“樽前荇叶白，舵尾茶华红”（《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一白一红，红得耀眼，痛得彻心扉，以乐景衬托出了离别的哀情；“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补题李秀才增厚梦游天姥图卷尾》），血红的眼泪湿透了青山，鲜艳的红青对照，哀艳的画面感很强，瑰丽的语言下藏着一颗泪水浸透的心。龚自珍的山水诗“语言瑰丽是其鲜明的特征，是在新的时代感召下，将思想的深沉交由语言亮色去渲染的创举，也是对李贺语言风格的继承和发扬。”7其诗歌语言中频繁出现的艳色，强烈地刺激人的感官，引发读者与诗人的共鸣。然而其语言的瑰丽并不意味着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而是明畅自然，洗练流利的，并瑰丽与质朴的对吟无繁复雕琢造作之痕。上述所举即可证明。除了瑰丽的语言以外，龚自珍山水诗中也有少量质朴的语言。如“居然六七里，无境不烟霞”（《此游》其二）、“六月十五别甘泉，是夕丹徒风打船”（《己亥杂诗》一〇八）、“惠山秀气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己亥杂诗》三一三）等，均是自然质朴之句。

二、魏源山水诗语言的质朴自然

[摘要]近代诗人易顺鼎的山水诗创作成绩斐然，称盛当时。其山水诗内容丰富，既多方面展示自然山水的客观之美，又寄寓诗人的主观情志；风格、体制、语言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易顺鼎山水诗表现内容之丰富，艺术手法之多样化，为他人所罕见，易氏实为山水诗大家。

[关键词]易顺鼎；山水诗；审美型；寄托型；多样化

Abstract：YiShundingisahighachieveroflandscapepoeticcreationinmodernChina.Hislandscapepoemsarerichincontent，notonlydepictingthebeautyofnaturefromdifferentangles，butalsoexpressinghissubjectiveemotions.Inaddition，hiscreationisdiverseinstyle，form，language，etc.Inaword，hesurpassedhiscontemporarieswithhisrichcontentanddiversifiedartisticexpressions，whichhelptoestablishhimasamasteramonglandscapepoets.

Keywords：YiShunding；landscapepoems；aesthetic；emotional；diversify

一

易顺鼎(1858—1920年)，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近代著名诗人。少时被视为“神童”，成年后却屡困场屋，五应会试均报罢，无奈以捐官身份步入官场，亦仕进艰难。甲午战争爆发，他几次舍生渡海，欲保台湾，终无功而返。此后近20年，他先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一度供职于袁世凯政府，每日流连于戏馆歌楼，与友人诗酒唱和，1920年病逝。

论文摘要：王维是山水诗大家。他的山水诗和婉清雅、意新理惬，超凡脱俗。本文试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诗人的人生遣际和生存境遇、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三方面探讨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

宋朝方回说王维山水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山水涛最讲究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重要范畴，是一种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客观物境下，有什么样的主观情意是由个性化的创作心理决定的。王维山水诗的风格，空闲静寂中见清新淡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这种审美感受的产生就是包含了诗人主观审美意识的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对于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多见于诗篇的艺术魅力、诗画意境方面．本文想试从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对王维的山水诗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

人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是。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意识、社会时尚都会在诗人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着诗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也深深作用于王维的心灵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风格。

<庄子·善性>中讲：“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命而大穷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这种达通穷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习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维的一种心理积淀。儒家的一贯主张是积极“入世”。但<论语·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座》却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赞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霓，咏而归”的生活方式，这就又使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润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隐逸．这种隐逸当然不是完全遗世，而是在求一种闲静清幽的环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态。可见．对于生命，不论过程如何，在结果上．中国文人有大体一致的趋同：相忘于江湖。这种心理状态．再与个人的的生活状况相结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隐的流俗。所以虽然盛唐的最强音是建功立业，但王维的一生还是有了三度隐居。嵩山、终南山、辋川．却始终没有解印挂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极大地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的创作。王维的诗，虚实相间，空灵恬适，于空山古木、水尽云生的表层的美外，还有一种对生命方式的认知、探求和选择的心理括动。如<自石滩>：“清淡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丽．清爽如画．又富有生活气息，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馆》：“独坐幽笪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却另有一番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让人顿生一尘不染、万缘皆灭之心。

王维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时期渡过的，安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默许使佛学大兴．王维的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佛信徒．这就使王维深受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南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掸，乐往山林．志求宁静”．足见诗人浸研佛学之深。王维还有“诗佛”的称号．可以算是佛学影响其山水诗创作的明证。王世祯在<渔洋诗话>中评价王维的山水诗是“字字入禅”．确实．王维的大量山水诗中都呈现出伟样的风貌。如<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龙”。“毒龙”之典，出自<涅经>．指内心妄念。这是直接以禅语入诗；<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里的牧童、钓者、远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各得其所。这种美与佛家进入样定时轻闲安悦、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相仿．这使诗里充满了禅悦；《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宁静中富有生机。且人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件，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这使诗中又有了掸的理趣。

【摘要】提起李白，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并不陌生，从小我们就读着他的诗歌长大，他的生死及其不平凡的经历，都给人留下了疑问和话题。故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很多，如对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等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诗，便是一副山水画，诗乃大自然山水的墨之韵。北宋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无独有偶，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有云：“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可见中西关于诗画的关系同源，那就是追求一种意境。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也同样取得了叫大的成就。

【关键词】李白；山水诗；诗人

提纲：

一、李白生平介绍

二、李白与山水诗之间的关系

三、李白山水诗的漫游

论文摘要：王维是山水诗大家。他的山水诗和婉清雅、意新理惬，超凡脱俗。本文试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诗人的人生遣际和生存境遇、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三方面探讨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

宋朝方回说王维山水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山水涛最讲究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重要范畴，是一种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客观物境下，有什么样的主观情意是由个性化的创作心理决定的。王维山水诗的风格，空闲静寂中见清新淡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这种审美感受的产生就是包含了诗人主观审美意识的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对于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多见于诗篇的艺术魅力、诗画意境方面．本文想试从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对王维的山水诗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

人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是。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意识、社会时尚都会在诗人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着诗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也深深作用于王维的心灵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风格。

<庄子·善性>中讲：“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命而大穷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这种达通穷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习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维的一种心理积淀。儒家的一贯主张是积极“入世”。但<论语·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座》却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赞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霓，咏而归”的生活方式，这就又使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润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隐逸．这种隐逸当然不是完全遗世，而是在求一种闲静清幽的环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态。可见．对于生命，不论过程如何，在结果上．中国文人有大体一致的趋同：相忘于江湖。这种心理状态．再与个人的的生活状况相结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隐的流俗。所以虽然盛唐的最强音是建功立业，但王维的一生还是有了三度隐居。嵩山、终南山、辋川．却始终没有解印挂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极大地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的创作。王维的诗，虚实相间，空灵恬适，于空山古木、水尽云生的表层的美外，还有一种对生命方式的认知、探求和选择的心理括动。如<自石滩>：“清淡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丽．清爽如画．又富有生活气息，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馆》：“独坐幽笪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却另有一番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让人顿生一尘不染、万缘皆灭之心。

王维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时期渡过的，安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默许使佛学大兴．王维的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佛信徒．这就使王维深受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南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掸，乐往山林．志求宁静”．足见诗人浸研佛学之深。王维还有“诗佛”的称号．可以算是佛学影响其山水诗创作的明证。王世祯在<渔洋诗话>中评价王维的山水诗是“字字入禅”．确实．王维的大量山水诗中都呈现出伟样的风貌。如<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龙”。“毒龙”之典，出自<涅经>．指内心妄念。这是直接以禅语入诗；<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里的牧童、钓者、远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各得其所。这种美与佛家进入样定时轻闲安悦、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相仿．这使诗里充满了禅悦；《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宁静中富有生机。且人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件，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这使诗中又有了掸的理趣。

内容摘要：王维对于水墨山水画的贡献是将诗意融入画中，体现独特的文人气质和诗人的情怀，并开创了与前人山水画不同的“破墨”一体，将山水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探析诗人王维山水画作的时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诗解读山水画的方法，借助王堆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读其山水画作的线索。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山水画诗品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长河中，文人画时期涵盖了唐以后直至明清一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就文人画而言，究其源头，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当属其一。

溯源山水画史，有将王维作为山水画始祖之说，其实水墨山水画的渊源可推到更早的年代。东汉墓室壁画、初唐敦煌壁画都有水墨山水画的影迹。盛唐时的吴道子已将水墨山水画的艺术形式确立起来了。王维对于水墨山水画的贡献是将诗意融入画中，体现独特的文人气质和诗人的情怀，并开创了与前人山水画不同的“破墨”一体，将山水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王维的画作并非像诗作那样传世颇多，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辋川图》和《济南伏生像》等流传至今，而山水画作却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寥寥几件。我们在解读王维画作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他的山水田园诗，同时也是顺其自然地借助其诗作来比对和思考。这样在探析诗人王维山水画作的时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诗解读山水画的方法，借助王维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读其山水画作的线索。

一、以诗意入画，以画义入诗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正因为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历代以来，对王维诗歌中的禅理禅趣论述颇多，近年来更是百家争鸣，各有其说。王维的信佛和他诗歌中的禅意，是明显的事实。但是王维诗中所寓的禅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佛家境界，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却少有人论及。本文试就王维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协调作一论述。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1〕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正因为他笃志信佛，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历代以来，对王维诗歌中的禅理禅趣论述颇多，近年来更是百家争鸣，各有其说。王维的信佛和他诗歌中的禅意，是明显的事实。但是王维诗中所寓的禅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佛家境界，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却少有人论及。本文试就王维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协调作一论述。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散文，中国绘画又以题画诗———诗词题跋形式进入画内。《历代题画诗类》专集中有关山水题画诗约计2732首，诗人画家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使得中国文人与画家的创作选择具有结构后果上的趋同，造成了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对中国文学与绘画审美形式互补形态的主、客观因素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对其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对照过程，以促进文学与绘画的创作。

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致性

(一)题材选择结构后果的趋同

中国古代，视人为自然之子，“天人合一”即是古人与自然之间通畅、和谐、完满、契合的态度和对生命精神的自由体验状态。春秋战国后，儒家典型代表人物孔子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汉代刘向的《说苑》中也记载了一段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论述。其中元代画家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有黄公望等人的题诗“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物立无偏颇”，就表现了“比德”的审美观以及对自然伦理的追求。在张扬个性的魏晋玄学的推化下又发展为“畅神”的自然审美观。“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二首》)左太冲所言的“山水清音”不仅触发了士人纵情山水、经日忘归，也使其探寻生命意蕴的旨趣发散到文艺领域的各个角落。于是乎文道画艺，山水诗文无不以追求动人的生命节奏为上。唐代文学家王维在《山水论》中将山水之神称为“气象”，其诗《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往往皆是“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1］242。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画意、境界时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为何山有如此之“意态”，那是因为“看此画令人生此心……此画之意外妙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和画，都表现了“畅神”的审美观。

(二)常规意念上的融通

由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使得这两种艺术相辅相成而成为千载史实。画家涵蕴着的思想感情，每因题诗而得到倾诉，构成了文学与绘画在创作主体常规意念上的融通。古人刘勰也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就提到“托物兴词”，后代则有“观物有感焉，则有兴”［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等植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具有“诗人感兴，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先言他物的意念上的融通。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规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也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互补性人生趋向。如宋亡后的爱国诗人兼画家郑所南所画的一幅“寒菊”上题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诗句。由此可看出，文学创作主体乃是缘心感物的过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诗人张鹤野为石涛所画《渔翁垂钓册页》所题绝句:“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山偶见图画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此一题，石涛那种国破家亡的心情便跃然纸上了。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主要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古代诗歌辞赋中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从休闲的视角探讨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2]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衒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