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范文10篇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内容摘要：制度转型贯穿于北魏政权的始终，其政治体制的演进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从而使北魏政治体制从最初的胡汉杂糅二元制渐变为单一封建制，而对这种制度变迁起催化作用的就是北魏入主中原后对汉文化的吸收，孝文帝太和年间的经济改革和官职改革使得北魏的政治体制逐渐接近于南朝。与政治体制的转型相适应，北魏财政体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由前期的内外二元财政体制和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逐渐演进为国家财政占据主导地位，由以军事掠夺和游牧为主要财力来源渐变为租调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并在财务行政方面出现南朝化的趋势。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举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此得以完善，以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准确理解和把握三省六部制对于落实课程要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案例一：一位有6年教龄的年轻老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勾勒出中国古代中央权力体系变化示意图。如下：三公九卿（秦朝）→三省六部（隋唐）→二府三司制（宋朝）→中书省（元朝）→废丞相、设内阁（明朝）→军机处（清朝）示意图的设置简洁明了，对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古代中央权力的发展趋势是有帮助的。但当示意图呈现在白板上时，学生举手提问：老师，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取代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了吗？老师非常肯定地回答到，是的。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是三省六部制基本取代了三公九卿制的职能？还是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三公九卿制消亡？示意图上无法反映，老师的回答看似肯定实则有错误引导之嫌疑。那么事实呢？“太尉一人，正一品。司徒一人，正一品。司空一人，正一品。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已来，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唐六典》卷一《三公》）。这就是说隋唐时期仍有“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和司空，但不是秦朝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唐朝的“三公”级别很高，都是正一品，高于当时三省长官宰相的级别，“三公”只是“论道之官”，务虚不务实。名义上是“无所不统”，实际上是“无所统”、“但存其名位”的荣誉职务。正因为隋唐三公只是“但存其名位”的荣誉职务，所以没有僚属，没有办事机构。隋唐时期三公已沦为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职务，实权掌握在三省的长官手中，这与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职权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即级别最高的职官，往往是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

案例二：一位教龄10年的老师对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的解释是，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那么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就有三位宰相，这就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只有一位宰相的中枢权力体系，使相权一分为三，分割相权加强了皇权。这种对三省制的表述看似合乎逻辑，特点一清二楚，实则也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唐初，继承隋制，以尚书的尚书令一员、门下侍中二员、中书中书令二员为宰相，这样三省的宰相至少有五位而不是三位。“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职官志》）。尚书令一职只是官职而未实授，尚书省的副手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的职权，左、右仆射同为宰相。在我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把官位循资而升看作是一般原则，即使你是饱学之士，但官位级别较低，也不得参与国家大政，资位较高者往往保守持重，小心谨慎，缺乏祛除积习之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三省长官“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为名，让其他级别低的官吏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成为宰相。宰相人数增加，有时多至十多人。宰相成员的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减少决策的失误，又使之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案例三：一位教龄15年的市级学科带头人在说明三省六部制运行程序时，总结如下：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六部（具体实施）。这种表述不谓不对，也不能说是表述准确。人教版《历史》必修Ⅰ对此的表述为“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这位老师的总结显然是依据人教版教科书的表述而做出的理解。岳麓版《历史》必修Ⅰ教师教学用书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的表述为“中书省（制诏）→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六部（具体实施）。人教版教材和岳麓版教师教学用书对唐朝“三省”表述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书省的职能不同，人教版教材的表述是中书省是决策机构，岳麓版教师教学用书的表述是中书省是制诏机构。而事实上，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职官志》记载：唐“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政事堂为众宰相的办公会议场所。唐初开始设政事堂，说明唐代的决策机构采取集体办公形式。自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政事堂设于中书省，为宰相议决军国政务的最高国务会议；自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后，政事堂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且以“中书门下之印”副署皇帝所发文书，有牵制皇帝之权。我国国学大师钱穆也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这就表明在唐朝初年三省均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中书省掌握决策权，门下省只有封驳审议权，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政事堂最初设于门下省，后移到中书省。这一事实，又表明门下省、中书省长官的决策权逐渐扩大，尚书省长官的决策权逐渐缩小。天宝年间，尚书左右仆射都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照例都不是宰相，但官品仍高于中书令与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的职权只是督责百官执行政令，不参加决策过程，参加决策的是门下省的侍中与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省长官最终退出宰相行列。史实表明，唐朝初年三省参与决策，后演变为中书门下参与决策。为此笔者认为对唐朝三省制下决策权的理解应表述为决策权由中央机构集体行使，决断权由皇帝掌握比较适宜。那么，唐朝天宝以后三省的职能分工又是如何呢？《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记载：“尚书省……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凡庶务，皆会而决之。……掌统理六官，纲纪庶务。”“门下省……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中书省……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佐天子而执大政也。……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中书省长官与门下省长官虽然都参决军国之务，都是宰相，但两者又有分工：中书省负责草拟诏敕（主要由中书舍人承担），门下省掌审议诏敕（门下省的给事中还拥有封还诏书的特权）。尚书省为最高的行政机构，尚书省长官虽退出宰相行列，没有决策权，但尚书省仍是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家政令的下达与监督执行仍由尚书省负责。这么一来，三省之间就存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相权的进一步被分割与三省的相互配合、互相牵制，实际上反映了皇权与相权既有其互相依赖的一面，又有其矛盾的一面。从史料分析来看，岳麓版教师教学用书对唐三省职能的表述较为准确。

作者：臧新军工作单位：酒泉市实验中学

一、“敬”、“慎”思想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启示

我们不难看到《尚书》中存在着这样的一观念，即敬、慎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所应当有的行动指导。当然后来儒家讲个人的修身，由此而讲“涵养须用敬”以及“慎独”等，敬和慎成为个人成德一个基本方面，可以说是后来敬、慎观念的发展了。在《尚书》中，首先是古人对于天的信仰，天之可敬畏，政治统治者的合理性来源于天，天子诸侯之位是为“天位”，官职是为“天工”，礼乐纲常为“天秩”“天叙”，民众也是“天民”。其次，民众并非君主之私产，其既是一国之民，又是“天民”，而受天之眷顾。民众对于不合理的政治的反抗被认为是天所赋予的权利，《尚书》所谓行使天之“威罚”是也。最后，基于天之可敬畏，民之可敬畏，要敬慎治国的法度，这在《尚书》中被称为“宪”“典”等，要敬慎君主所要的命令，要“敬授人时”，要慎用刑罚，要敬慎地教化民众等。《尚书》中敬、慎的传统在社会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政府公共管理者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因而，敬慎同样为公共管理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尚书》指引下的公共管理活动应具备以下理念。

一是敬畏民众。这条原则的核心在于确立规则使拥有政治权力者对民众存有敬畏。在《尚书》中源于民众之为“天民”，代行天之赏罚，拥有革命的权力，这样君主便不得不对民众心存敬畏。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通过法律确立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民众之可畏的确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对上天的信仰，一是借助民众的革命。后来汉儒发展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制约君主，但这种方式的明显弊端在于没有现实的制度约束。上天的信仰在很多君主那里是没有作用的，而民众的革命尽管有其惩罚性的作用，却具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要确立一定的规则使得拥有政治权力者对民众有敬畏，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怎么样使得民众对于权力者拥有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制约，否则难以想象权力行使者为何要敬畏民众。二是敬慎权力。对于权力的敬慎，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之一。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代西方政治学家们认识到“权力”这一东西的可怕，它可以决定生死、贫富；一个人拥有权力，可以获得金钱、美色，也便有人为其高唱赞歌。因此对权力的反思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发源之一。

《论语》中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丧邦”，权力的运用也是如此。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对权力的敬慎，意识到自己所行之权力关乎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幸福与否，也要意识到权力的行使所应具有的限度。三是敬慎宪法。《尚书》中有“慎乃宪”。“宪”即是“法”的意思，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尚书》中有《尧典》、《舜典》，“典”训为“常”，意即是治国的常行之道，这两篇称为“典”，可见儒家认为其就是政治的根本法则。《尚书》认为对于这样的根本法则，要谨慎地遵守和践行。现代的“宪法”概念，尽管也有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的涵义，但更多地是法律规范的涵义，如此便有了客观化的涵义。除此之外，对于法律的施行、政令的颁布、官吏的选拔等等，现代公共管理也是需要敬慎的原则。

二、结语

作为一种心灵治理的敬慎社会初始阶段，人的自我意识还未萌发，对传统、法度、道德规范具有天然的敬畏。这为道德和宗教的调节提供了精神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发现了本我，强烈的自主性调动了积极性，技术因而得以进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物质条件的满足和个人欲望的膨胀带来社会的不公和道德良知的败坏。这种情况下，德治理念亟待复归。在道德和法律的之外，更需要一种信仰对人进行心灵治理，改善人的心志，激发人的善端，激活人的利他性，恪守法律和道德，最终实现彝伦攸叙。《尚书》中的敬慎思想就是心灵治理的良方。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西周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商周之际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是囚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着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于周人从立困到火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成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发点与宗旨之所在。

中国清代著名学者土国维先生根据自己对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的确.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家公认然而.史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商周之际会出现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这一历史表象后而隐藏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经过进一步探寻.我们发现:西周文化中出现的极为可贵的陇患意识是造成周代很多制度之大异于商代的根源.而日这种意识将对周代历史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我们知道西周土朝是以小邦国的身份灭了大邦殷的。作为一个比殷商落后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从公刘到古公父到季历乃至文土等历代先土的努力.其结果是存是亡还难说。特别是文土.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小敢耽于游乐打猎.只是恭谨地处理政事.从而奠定了灭商的胜利基。以说在而对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周民族能山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臻于强大并在文土的时候完成足可克商的新局而.这并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使得当时的周人小得小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是》)但这种历程也让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逐渐体会到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囚为新局而的形成是他们的历代祖先辛辛苦苦开创下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除天意外史主要是’,;他们本身的努力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周人而临的困境中.他们已经觉悟到若要突破困境.人的行为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便是“忧患意识”的萌芽。山这种陇患意识而产生的人的自觉.小能小说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

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敢踌躇满志.仍然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武土本人史是}一分焦虑.“自夜小寐”(《史记·周本纪》).克殷后小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土年幼小足以应付危机.于是便出现了周公摄政的局而。当时的自然灾害严重.日又出现了管叔、蔡叔勾结殷旧势力的反叛.还有小少邦国的骚动.周公协助成土历经二年才平定叛乱.至此周朝的统治才算初步稳定下来。这段艰苦历程使周人史加明自了守成也须兢兢业业.于是建国之初萌发的陇患意识得以继承并有所发扬光大平殷之前.周公便以成土之名提出了要“永思艰”(《尚书·大话》);在周公摄政引起召公疑惑的情况下.周公又作《君》.明确表示:“我受命无疆维休.亦大维艰”;周公还政成土时.召公亦诏成土口:“惟土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维恤呜呼,其奈何弗”(《尚书·召话》)殷切的心情、浓烈的忧虑意识溢于言表可见.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周人在克殷之初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人信心的根源渐渐山神而转向了人自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所以说这种陇患意识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二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使周人的忧患意识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曾经小可一世的庞大的殷土朝的顷刻瓦解.迫使周统治者小得小在怀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史着重于去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以及他们自己必须努力的力一向。他们认识到商的灭亡表明商土“我生小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戳黎》)的观念是错误的.上天决小会把人世问的权命无条件地永远赋子一姓土朝.正是山于殷土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而任意非为.其结果是招致了大命的丧失和土朝的败亡山此他们小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的灭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土朝的长久统治。通过对商亡具体原囚的探究.西周统治者终于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囚所在。在《召话》中召公明确指出:“我小可小监于有夏.亦小可小监于有殷。我小敢知口: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小敢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他们已经认识到殷人与夏人样都是囚为小能敬德.导致早早失去了上天授子的权命。如此.周土朝要想保持长治久女.最重要的便是要“敬德”.即“土其疾敬德土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话》)。囚为文土本人便是敬德的典范:“惟乃工显考文土.克明德慎罚;小敢侮寡.庸庸.抵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话》)。总之.周人对历史的总结是:“惟天小一小明厥德”(《尚书·多士》).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即上天小会把天命给子小行德政的人一有失德.天命即会转向他人。囚此反复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时刻以德为念.“明德慎罚”、“勤用民德”.并在《尚书》各篇中再二叮叶.提出了许多“敬德”的具体的要求.如“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小腆于酒”、“克自扣畏”等等。对敬德的重视反映了周人发自陇患意识的一缕理性之光.也表明周人确实找到了商亡的关键囚索。公务员之家

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

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历代选拔秘书的经验尤为可贵，对今天培养和任用秘书人员有借鉴作用。兹将散见于史籍的这方面记载搜集、整理，作扼要介绍。

秦代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选用秘书的主要特点是世代相袭。当时以承办文书为主要业务的秘书人员称"史"。这是一种专门职业，世代相袭。其后代自幼就被送入专门的学校学习，这是最早的培养秘书人员的专门学校。秦律规定，凡非史之子不得混入这类学校，违者治罪。同时，凡犯过罪的人也不能担任文书工作。

汉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已趋于巩固，选用秘书人员已着重于业务能力。当时，中央政府机构尚书台和御史府任用秘书，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卷十五引《尉律》中均有记载。这些部门的秘书，年龄须在17岁以上，要能背诵书九千字以上，并考其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书、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年底，先在郡一级考试，合格者由郡守移送于京城，再经太史面试，取其中优秀者派至尚书台和御史府任尚书令史，掌写文书。尚书台中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侍郎，要求更高，除注重其文采外，还很重视实际工作的锻炼。初入台时只能任尚书郎中，为见习官员，满一年后升为尚书郎，协助诗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后才能任尚书传郎（事见《东汉会要·诏令》）。

魏晋南北朝时，秘书写作已发展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统治者在选用秘书时已要求其精于业务，以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和使文书卷面字迹美观。当时，士人中出现了文、笔之分。文即文章诗赋，须有情辞声韵。笔即公文，不须有韵，也不必具有文采，只须直言，着眼于叙事达意，施于实用。凡表、奏、书、檄等公文皆称笔，它有一定的格式，多为四字一句。能写文章诗赋的士人不一定能拟写公文。为此，产生了许多专以拟写章、表、书、奏的著名人才。统治者都竞相招纳、礼聘他们担任秘书。如陈琳、阮路被曹操所聘用。曹丕赞誉他们为“章表书记，令之隽也。”①又如南朝善作表、奏、书、记的任陆，先后为宋、齐、梁三朝所任用，时王公的表奏、朝廷的文诰多出其手，时人将其与当时著名诗人沈约并称为"沈诗任笔"。这些秘书落笔神速、拟稿精确。如阮禹在曹操大军出发讨伐韩遂时，受命作檄文。他在马背上一挥而就，撰成《为曹公作书与韩遂》。曹操审阅时，竟无法增减一字。

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书法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家。统治者纷纷聘请他们担任秘书。如曹操四处募求，聘得梁鹄为选部尚书，掌管文书奏章；梁武帝聘用工褒为秘书郎；北齐尚书令司马子如任用赵彦深为文吏，掌抄写文书、参与机密；著名书法家王蒙之、王献之、王徽之各被聘为内史、中书令、黄门侍郎等秘书官。

中国古代通过集体会议,以讨论的形式,集思广益,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时期则日益成熟,称为“集议”,还被写入了王朝的令、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并在注释中解释“议”云:“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①集议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重大的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方面的问题,均可通过一定的程序,成为集议的主题。有关法律问题的集议是集议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具体的程序和运作方面,更为完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当时的法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唐代的集议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关于司法过程中之集议的研究还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做较为详细的探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摘要:伊尹认为德主要有美善和勤俭两层含义:善与恶相斥,勤与俭相成。德的维修在于追求“一德”。德的意义在于维持家国天下以达到和谐的治世。

关键词:含义;维修;意义

汤臣大贤惟有伊尹!《孟子》云:“伯夷圣人之清者也,伊尹圣人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时者也。”可见伊尹与孔子齐名。伊尹位重权极。其治国思想值得分析和研究。伊尹的治国之道,实质上是中央集权地建立及维护。其治道的核心是德。所谓“德惟治,否德乱”。[1]

伊尹认为德有其特定的含义,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两层意思:一,美善,“言当敬身,念祖德。圣谟洋洋,嘉言孔彰”。[2]洋洋即为美善之意。“此叹圣人之谟洋洋美善者,谓上汤作官刑,所言三风十愆,令受下之谏,是善言甚明可法也。”[3]由此可见,此“美善”与“官刑”可谓相辅相成,“官刑”对于邦君下士,行“三风十愆”者无疑是恶的。但这种恶却反衬着“圣人”的美善。然而“臣下不匡,其刑墨”,[4]则说明对于为人君者,这种美善的保障需要为人臣者的匡正,就连圣人也不例外。“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5]“尔惟德”,谓修德以善也,“尔惟不德”,谓不修德为恶也。有引文分析可知善德无大小,小善都值得万邦庆贺。为恶无小,小恶都可坠失宗庙。可见,小善就是大善。小恶就是大恶。这句话语里其实隐含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我们能从中看出成就善德的至高要求,即有恶的存在就完全否定了主体的善德,就是说主体丝毫不能有小恶。伊尹思想中的善德为至善,对恶有绝对的排斥性和不可兼容性。“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6]善为德的主要内容,单个人的善不是至善,因为“善无常主”。善只有“合而能一为常德”[7]方为至善。然何谓“合而能一”?笔者认为达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8]的现实效果,即是“合而能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9]——百姓的口碑,百姓的认同即是“合而能一”。二,俭德。“慎乃俭德,惟怀永图。”[10]伊尹认为为政者应当勤俭节约才可实现长世之谋。并且这种勤俭在于平常日夜不辍地躬行,才可达到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11]。这正是对“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12]和“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13]得回应。也是应对这种“巫风”,“淫风”等诸如此类的不正之风必备的一种德。只有俭德这种具有长期的抵制力与免疫力的德行才能将各种名利的诱惑拒之门外,只有俭德朴素的德行方能使得物欲的贪婪没有滋生的土壤。为政者只有具备这种俭德,才能保持一种清廉的作风。这可以说是伊尹对廉政建设理性的思索。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伊尹的俭德是在勤政中实践的。“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旁非一方。无越厥命以自覆。”[14]伊尹从先王的勤政作风引导出对太甲的规诫:“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可见俭德与勤政是相互促成的。

伊尹在《伊训》中谈到先王的功业时说:“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15]在这里伊尹是将德看做一种神奇的力量,桀之以上的先王皆是因为有德的存在,所以才没有天灾。甚至于“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16]桀不循其祖道,导致“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17]我们可以从这些话语中看出,伊尹首先是从王朝的兴衰成败来看德的价值与意义。“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18]在这里德是一种宽政,与之相对应的是桀的虐政。宽政的意义是使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皆信仰商王,拥护商王。这种德是王朝之基,立政之本。应该将其摆在先知先觉的高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即“今王嗣厥德败,罔不在初。”[19]这种德为何物?这种德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20]它的核心是亲亲。其推衍有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微观到宏观的方向性——它是维系家国天下的一条主线。然而它不能自发地起作用,它要得以保障,得以推行,就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需“修人纪”,“制官刑,儆于有位。”[21]并且这种德要得以彰明和光大,就必须“从谏弗咈。”[22]只有这样,为人君者,为人臣者,方能“居上克明”,[23]才能以理恕物,照察下情。在主观上,这种德要得以维系与保持,须心常危惧,动而无过,正如商汤所操持的“兹惟艰哉。”[24]必须做到持有“‘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25]的自制力。做到持有“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26]的免疫力,做到持有“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27]的明察力。否则“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有一过则德义废;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28]只有“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29]普天之下,黎民百姓,才能“为下克忠,事上竭诚。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过。”[30]这样统治者的仁德与被统治者的忠诚就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这种有机的统一中,德仁与忠诚就会出现一种良性的互动。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德的价值与意义才能真正地得以体现。伊尹曾作有《咸有一德》一文。那么咸有一德究竟为何意思?“‘德’者,得也,内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执之必固,不为邪见更致差贰,是之谓‘一德’也。”[31]德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践履。从主观上讲,德是一种内心的维修,这种内心的维修见之客观即是行。只有在行的过程中遵循德的要求,躬行实践,持之以恒。自觉地排斥各种异端邪说地干扰,不二三其德,即做到了修持,也就是所谓“一德”。此一德,即为常其德,“人能常其德,则安其位。”[32]然而此一德不是墨守成规。“终始惟一,时乃日新。”[33]看起来似乎此德的“日新”仅仅是德的“终始惟一”,诚然,修德要一如继往的坚持,不能“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34]必须要认识到修德的长期性,修德的过程也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但实际上面对新的情况,新的局面。德也就应该有新的内函,新的意义。“终始所行,惟常如一,无有衰杀之时”[35]这种“无有衰杀”,实质上是一种新陈代谢的外部表现。抛弃旧的过时的东西,采纳新的合时宜的内容,让德得以延续和光大。这实质上也是为有“一德”的态度。维持一德既是帝王之事。也是为臣之事。为人王者“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36]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材不可任。选左右,必忠良,这是帝王为德的一个最佳体现。选用贤才德才,为我王所用,实际上就可以使帝王的德得以散布,得以彰显,得以发扬光大。帝王就可德泽万民,恩被四野。对于人臣而言,“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37]禀受帝王的恩德,将此恩德布施天下黎民百姓。但是作为为人臣者,面对大大小小的事务,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备慎重应对各种各样事物和现象的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群臣和顺、共秉一心、群策群力。即所谓“其难其慎,惟和惟一”。[38]君到臣,臣到民;民到臣,臣到君。君臣民上下相承,上下相维,贯之以德。不难看出伊尹是试图以德为线索,构建出一个天下和洽的治世蓝图。这既是一种统治者内部的和谐,同时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核心就是君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有天下达到了这种和谐的境地,修德才真正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伊尹关于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治世,而且也在于乱世,在讨论商之所以战胜夏的原因时,他明确地指出,“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39]修德要有榜样,伊尹把祖德视为修德的榜样,此所谓“王懋乃德,视乃厥祖。”[40]修德要有端正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奉先思孝,接下思恭。”[41]修德要有远大的目光,明觉的洞察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即所谓“视远惟明,听德惟聪。[42]修德要有明确的目标,此目标就是“修厥身,允德协于下。”[43]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伊尹关于德的思想即是力图通过个人的明德与修德,达到家国天下的“一德”,从而获得和谐的治世。

一、高欢执政初期优容漠视

孙腾、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皆是高欢心腹之臣，东魏初迁之时，高欢常居晋阳，置此四人于邺，把持朝政。此四人位高权重，号为“四贵”。当时孙腾官至东魏尚书左仆射、太傅，依杖权势“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不仅受贿而且还盗用国家财物，猖狂之极。司马子如“与夺任情，公然受纳”。高隆之也是“时有受纳”。咸阳王元坦禄厚位遵，但仍然“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韩轨频以军功升迁又兼外戚之贵，在瀛州刺史任上，聚敛无度。可足浑元早年即与高欢相知，东魏迁邺后即来投奔，在并州刺史任上，多有贪污。高氏父子身边之人也是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张亮出身低微因有才能而知遇于高欢，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陈元康东魏时期深为高澄依信，“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偏于州郡，为清论所讥。”官员受贿、聚敛、放债及盗用国家财物情况均有，可见吏治之腐败。

面对如此情形，高欢在初期多优容诸人，不加追究。东魏行台郎中杜弼在天平末年(537)劝丞相高欢治理惩处贪污不法者，高欢却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纲，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高欢因东魏初迁邺都，西与宇文为敌，南临梁境，朝中文武人心未安，故采取宽纲纪，默许这种状态来安抚诸勋贵。高欢的姐夫尉景，“以勋戚，……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后高欢让优伶石董桶剥尉景衣喻其盘剥百姓且戒之。尉景却反驳说“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放肆如此，高欢也只好容忍之。

二、高澄初掌朝政约束治理

但在东魏内部和外部处境稳定后，高欢就开始大力扶植儿子高澄的势力，约束打击权贵们的贪污不法行为。天平三年(536)，高澄入辅朝政，重用汉族士人，着手整顿吏治，约束朝中不法勋贵。元象元年(538)，高澄为吏部尚书，一改北魏崔亮后以年劳为制的选举任官之制，“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此一时期，所提拔的“才名之士”多为高澄所信用的汉族士人，如崔暹、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依靠他们来治理东魏政权内部积重难返之贪污腐败现象。武定二年(544)，高澄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巩固了自己在朝政权，开始重点治理朝中官员的贪污行为，同时“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高澄曾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可见高澄对二人的期望，也可窥见其对贪污治理的积极。崔暹遂成为高氏父子约束勋贵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中的核心人物。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世为北州著姓，初依渤海高乾为吏，后随高澄镇抚邺都，加散骑常侍，迁左丞吏部郎。至为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崔瞻等人为御史，“世称其知人”。朝中贪污者多为高欢昔日心腹旧将，位高勋重，极难治理。为此，高氏父子不失时机地抬高崔暹的个人威望，以示对汉族士人治理朝中贪污腐败举措的支持。如“文襄欲假崔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礼。暹乃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文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阶送之。”高欢对崔暹也是多加褒奖。武定三年(545)，高欢朝邺，孝静帝于华林园大宴，令高欢选“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劝之酒。高欢唯推崔暹一人，并赐以所射赐物千段。崔暹也正如高欢所言“直言弹劾，不避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