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范文10篇

伤害是与人的健康和生命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都会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和疾病负担。

近几年区伤害监测工作在覆盖全区的三级伤害监测网络的全力配合的基础上，报告率和报告质量逐年提高。年度伤害病例报告11019例，是年病例数的1.11倍，是2008年的1.26倍，是2007年病例数的2.06倍。

为进一步了解区居民伤害的发生规律，探讨其流行特征，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伤害预防决策的科学依据，现将年度伤害监测情况分析如下：

一、伤害监测基本情况

区年年末全区人口总数为481477人，其中男性233259人，女性248218人。（数据来自区公安户籍系统）

年度全区伤害监测报告11019例，其中男性7500人占68.06%；女性3519人占31.94%。男性例数显著高于女性。

防运动伤害应急预案

1、体育课安排的教学内容必须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切不可超出教学大纲的规定和要求。（如第一个案例）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给以正确指导，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让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切勿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要教给学生自我保护和科学锻炼身体的知识和方法。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互相保护意识。（如第二、三个案例）

3、学校体育课涉及大的设施、器材和设备一定要符合规范和安全标准，校长要勤检查，对腐朽的设施要及时拆除，陈旧老化的设施要及时维修，活动器材要安放得当。

4、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体育课上教师本人不仅要始终在场，而且要尽可能地把学生的活动安排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以便随时排除事故的隐患。（上海54中学肖涵母亲宋小红向学校索赔94万元一案，足以说明此说之重要。）

5、学校及体育教师要尽可能地把其他有关辅助措施想得周到些。

在新《刑法》实施前，公安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大都采取调解与治安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调解无效的，绝大多数由被害方到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只有极少数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近年来，一些公安机关放弃以前的做法。对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第一、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案件管辖问题中明文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一）故意伤害案（轻伤）；（二）……”该条第二款规定：“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轻伤害案件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公安机关将轻伤害案件不分案件情况，一律交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

第二、将本应由当事人自诉的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1政策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1政策背景。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对青少年体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十年之后，2017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其间，党和政府从未放松过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十八大之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重要部署；2014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鼓励实施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计划，促进青少年培育体育爱好，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2016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希望到2020年青少年体育活动更加广泛，青少年训练基础更加坚实，青少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城乡、区域更加协调；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内容。1．2问题的提出。上述政策和文件对于各地积极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也因此取得显著成就。然而，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我国青少年体育仍然薄弱，政策法规不够完善、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面是政策、文件的大力促进和众所周知的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一面是家长、学校、学生能躲就躲和令人谈之色变的体育运动伤害。于是，解决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问题就成为化解以上矛盾的关键之举。那么，法院应如何裁决学生体育运动伤害纠纷？采纳哪种归责原则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这些问题是我国体育法学界必须回答的。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两起案情相似、结果迥异的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司法实践（以下分别简称“山西省实验中学案”和“北京市梨园学校案”）作一些初步的法理剖析，以期为我国该类问题的法律处理提供一种视角和理论参考。

2关于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的两份民事判决书

2．1（2014）并民再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案情与审判要旨在该案中，原告刘某系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二年级学生，被告郝某为该校高一年级学生。2010年4月8日晚7：00左右，刘某和郝某等在校内自发组织打篮球，两人在一次起跳后发生碰撞，刘某受伤倒地。经医院确诊，刘某为左腿胫骨腓骨粉碎性骨折，累计住院16天，花费31345．48元，并支付护工费5200元。原告住院期间，被告父母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2010年5月28日，经太原市小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某的伤情构成九级伤残。2011年7月4日，原告进行二次手术，支出医疗费3339．55元。事后，原被告因协商不成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该事故的发生均无明显过错，对于原告受到的损失，被告监护人应从公平角度出发承担一定责任；山西省实验中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住校的未成年人活动未尽到全面合理的教育、管理职责，也应承担一定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两次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108383．03元。其中郝某承担30％，山西省实验中学承担20％，原告自担50％。一审判决后，两被告均不服，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三方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不当，并非赔偿，而是补偿，其余费用与一审法院认可的金额一致。2．2（2018）京03民终2052号民事判决书：案情与审判要旨原告曹某与被告石某均为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学校学生。2016年11月9日下午，两人放学后在学校篮球场（因操场施工临时开辟的场地）打篮球。打球过程中，曹某持球上篮，石某防守，一次身体接触后曹某摔倒受伤。受伤后，曹某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11天，其伤情被诊断为创伤性髌骨脱位（左）膝关节游离体（左）。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曹某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曹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石某与梨园学校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82166．32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石某及梨园学校对于曹某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石某具有伤害曹某的主观故意，亦无法证明石某在防守过程中有明显不符合篮球竞技规则的高度危险性动作，故石某对曹某的人身损害后果不具有过错。一审法院同时认为，曹某受伤虽发生在梨园学校临时开辟的篮球场，但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为满足学生体育活动需求而开辟篮球场地的行为有利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过错，且没有证据证实事发篮球场不符合国家标准，故梨园学校不具有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下，认为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曹某与石某的监护人共同承担损失，各50％，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石某监护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3对两份判决书的比较分析从上述案情概括和裁判要旨能够看出，两案的相似点颇多：受害学生和侵害学生在案发时均为处于高中阶段的未成年人，案发地点都为学生所在学校的篮球场，时间均是放学后，所涉运动项目都是篮球，比赛组织形式均为自发组织，双方对事故发生均无过错，法院在裁决时均采纳公平责任原则对受害者的合理损失进行分担处理。不同的是，校方承担责任比例不一致，山西省实验中学需承担20％，而北京梨园学校则不承担任何责任。

3关于两案的法理评析

3．1缘何冲突，如何调和。在这里，要从两方面来阐释冲突，当然也会顺延说明如何调和这两方面冲突。第一个冲突即原告与被告的冲突。罗斯科•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想要协调好这类冲突或重叠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任务，它要求我们需要有一个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自身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以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为出发点，也可能以不强迫他去做他所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作出发点［1］39。这样的要求、愿望和需要，在法律科学中，从耶林以来被称为利益。据此可以理解为，上述两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冲突是由于原告与被告在竭力满足各自的利益要求、愿望和需要时所发生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在文明社会中，若不能通过双方协调一致达成调和，通过一整套权威性指示或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法律来进行调和也不失为一种妥善之举。然而，这一妥善之举所作出的结论是否妥善，便引出了本文第二个需要讨论的冲突。第二个冲突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在法律科学中，论及利益，让人必须关注功利主义，而对此的关注点应集中在边沁、穆勒和耶林的著述中。边沁将功利定义为这样一种原则：“即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2］他还强调说，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2］耶林则在《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中认为，保护个人利益并非法律的唯一目的，法律的目的在于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平衡［3］。可见，二人均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绝非仅是呈现对抗状态，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回到案件本身，两案中受害学生的身体权、健康权作为个人利益，在诉至法院后，与“大力开展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这一社会利益便构成了一种冲突。实际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始终充斥着这样的冲突，而人类也发明了诸如法律、产权、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各式制度和文化来加以应对。那么，如何解决本文所要探讨的这一冲突，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共赢？从学术理论界来看，有人提出应通过购买保险，完善和扩大风险转移机制来消除或减小体育伤害事故对学校体育正常开展的影响［4］；还有学者认为，借助风险管理是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最佳选择［5］。从实践层面来看，也有一些地方在该领域做出了尝试，如上海市在2016年首推“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6］；扬州市从2017年开始，市财政每年拨款40万元，给市直学校学生购买“校方无过失意外伤害险”，包括运动伤害在内的学校无责任意外伤害将由保险公司买单［7］。这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努力为有效解决上述冲突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于是，赵毅和王扬在对上海市“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和日本的完全“去司法化”进行理论分析后，提炼侵权法救济、社会保障基金及保险的各自优势，在深度融合多种救济机制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校园体育伤害多元救济模式［8］。3．2各方均无过错是否应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教育部颁发《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后，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公布实施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已尽到上述职责的就没有过失，也就没有责任［9］。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均无过错的体育运动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可能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所谓公平责任，也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任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10］。据此可知，公平责任是在不考虑当事人过错和过错程度的情况下，基于对当事人财产状况和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程度而决定的责任。结合两案事实可知，受害学生、侵害学生和学校在事故中均无过错。法院在判决时均采纳了公平责任原则，那么这一做法有没有依据呢？实际上，学界和实务界对教育机构的责任是否可以适用此原则，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就规定：“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的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11］杨立新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此举加大了教育机构的责任，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体学生的福利［12］。在我国体育法学界，韩勇与杨立新的观点形成呼应并认为，认定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民事责任的原则应该是：过错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为例外，慎用公平责任原则［13］。赵毅则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认为如若青少年校园体育运动伤害发生在课外且学校无违法行为和过错，则学校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将被豁免承担分担损失的义务［14］。然而，类似于本文两案的各方均无过错但受害人诉至法院请求学校赔偿损失的司法案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从长远来看，像“山西省实验中学案”这样的司法判决是极具腐蚀性的，它腐蚀的不是个别学校，而是整个学校体育开展环境。因此，无论从法律解释看，还是从降低学校承担的经济成本以及促进整个学校体育大环境的必要性来看，慎用公平责任原则都无可厚非，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当然，“慎用”并非完全拒绝，更不是对受伤学生的“不理不睬”，而是希望把一些隐含的、意义更大的问题提出来，即接下来要讨论的，应该建立怎么样的价值判断来尽可能调和矛盾与分歧。3．3建立怎样的价值判断以使责任比例划分更恰当。从上述案情可以看出，两案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应如何划分责任比例。在法律科学中，价值问题是一个尽管困难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法学家们都对价值准则的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进行了讨论与论证，以使它们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在此，仍要借用罗斯科•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的观点，书中关于“价值问题”的学理论述对我们的法理探析有一定借鉴意义。罗斯科•庞德在书中对法律是怎样在实际中处理价值尺度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种方法，即：一、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得以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二、按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进行评价；三、把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学说应当是怎样的东西适用于争端解决。他随后又论述到，由于经历了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序，且法学思想也趋向于一些新的动向，使得原本是法学家主要依靠的第三种方法和在20世纪被人们广泛主张的第二种方法已很少有用处且在实际运用时遇到了困难。于是，庞德认为在新旧法律秩序交替之际，法院须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化的效果［1］63－80。然而问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从法院法官的判决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些判例就会成为先例且用来指导同类案件。但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司法判例并不具有参考性。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上述庞德的理论学说也不具有参考性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庞德所说的经验并非完全指英美国家的先前判例，而是指任何有助于去寻找某种能在无损于整体利益方案条件下使冲突和重叠利益得以调整并同时使其以合理发展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稳妥地认为，所有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旨在努力找寻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平衡的学生体育运动伤害案例均可以被认为是建立我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纠纷良性解决机制的有益经验。另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有益经验中提取“最大公约数”使纠纷解决更让人们信服，同时让司法判决结果合乎公众对法律、规则、习惯等的大致预期，而不是出现以上两案之类的矛盾局面，这就须正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辩证推理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作出回答。由此，法官就会在正义与合理政策的观念下进行价值判断，判断结果往往会体现在其司法自由裁量权中。因此，同样在适用公平责任的视角下，“山西省实验中学案”的法官更倾向于在公平观念下为弱势者填补损失，而非鼓励学校大力开展体育运动。这样的倾向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来解释还能理解，但该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同时适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就有点匪夷所思，万幸的是，二审法院对此作了纠正，但仍然判决学校承担20％的责任。与之相反的是，“北京梨园学校案”法官则认为，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开辟临时篮球场地的行为本身有助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整体利益，而非需要具体保障的个人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现有法律法规还是专家学者的阐述理解，都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主审法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信念在解决此类案件时往往会使这一平衡发生倾斜。如今看来，这一倾斜还未完全倒向一边，但要想在未来的此类判决中给出恰当的责任比例划分还需要更为先进的法律制度。因为以主观司法价值判断和偏爱为基础的判决，往往要比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所以先进的法律制度通常倾向于限制价值判断论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摘要:如何从我国刑法的角度对胎儿伤害问题进行定性，学界争议很大，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处理也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本文通过对胎儿伤害行为进行详尽的分类，对不同类型的胎儿伤害行为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胎儿伤害;故意伤害罪;处理方法

一、胎儿伤害行为的分类

胎儿伤害行为首先可以分为通过伤害母体导致对胎儿产生间接伤害和不对母体产生伤害而直接对胎儿造成伤害的两种行为方式。第一种间接伤害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流产和未流产;而间接伤害未流产的情况还可以分为对胎儿造成了伤害和对胎儿未造成伤害两种可能。第二种直接伤害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胎死腹中或者胎儿未死;而直接伤害导致胎儿未死则还分为“结果定型型”和“结果变化型”两种可能性。“结果定型型”是指行为人在胎儿出生前已经实施了伤害胎儿的行为，此时行为对胎儿造成的伤害已经成型，胎儿出生之后，只是该伤害不会加重，只能继续维持原状。“结果变化型”是指对行为人实施的伤害胎儿的行为，对胎儿的伤害随着胎儿的发育过程持续造成影响，胎儿出生之后，这种胎儿期间开始出现的结果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会伴随其一生。对于胎儿伤害行为的分类，可参见下图。

二、对上述胎儿伤害行为的处理方法

(一)通过伤害母体对胎儿造成间接伤害。1．导致母体流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规定，这种情形可以评价为针对母体的故意伤害罪。《标准》中规定:损伤致早产或者死胎，以及损伤致胎盘早期剥离或者流产，合并轻度休克，属于重伤二级。外伤性难免流产，以及外伤性胎盘早剥，属于轻伤二级。外伤性先兆流产则属于轻微伤。也就是说，如果故意伤害母体，导致胎儿出现流产症状的，可以将胎儿流产作为母体损伤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不再对胎儿的伤害进行单独评价，而将整体评价为一个针对母体的故意伤害行为。2．未导致母体流产，且对胎儿没有伤害这种情况未导致母体流产，不能按照上述《标准》确定对母体构成故意伤害罪;同时，行为对胎儿也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因此该行为本质上并不属于胎儿伤害问题。如果其行为造成其他程度的轻伤或者重伤，可以按照故意伤害母体来处理;如果其伤害行为不能评价为故意伤害罪，但是违反了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则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3．未导致母体流产，但是对胎儿造成伤害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法存在较大争议。由于行为指向的是母体，对胎儿的伤害可能存在故意也可能存在过失。如果行为人本意是故意伤害母体，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导致胎儿受到伤害，那么对母体的伤害肯定可以直接评价为故意伤害罪，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因素没有造成伤害结果的，可以评价为故意伤害罪的未遂形态。只是将胎儿伤害行为看作是对母体的故意伤害行为，实际上无视了胎儿自身的健康权益;如果单独对胎儿伤害进行刑法意义上的评价，按照现行法律又明显缺乏依据。所以，如何对这一情况下的胎儿伤害问题进行评价显得尤为棘手。本文认为，我们应当严格按照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能对其进行类推解释。如果把这里的胎儿伤害解释成对人的伤害，显然是一种类推解释。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中胎儿伤害的部分，决不能按照对胎儿的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理。在现行刑法的基础上，我们只能权且把尚未出生的胎儿与母体视为一个整体，把对胎儿的伤害认定为对母体故意伤害犯罪的一部分结果，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不过，这只是现行立法之下的权宜之计，保护胎儿身体健康权益最好的方式还是应当完善立法，尽快制定有关胎儿生命健康权的刑法条文。(二)不对母体产生伤害而直接对胎儿造成伤害。1．胎死腹中如果行为人通过某种方法(例如服用某种药物)，不对母体产生伤害而直接对胎儿造成伤害，导致胎死腹中的，造成的伤害结果实际上等同于母体流产，因为死胎不可能一直留在母体体内。因而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与导致母体流产的方式相同。在此不再赘述。2．胎儿未死这种情况是刑法学界有关胎儿伤害问题争论的焦点。即行为人仅对胎儿本身造成伤害结果，而对母体不产生伤害，没有胎死腹中究竟应该如何处理。针对这种情形，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主要的学说有三种:有罪说、无罪说和立法缺陷说。(1)有罪说。该观点认为，对上述行为应认定为对出生后的“人”的伤害，即构成对出生后的人的故意伤害罪。因为无论胎儿什么时候成为人，只是行为对象出现时间的问题，而胎儿伤害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即人身健康生命权，则是一直都存在的，二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胎儿出生只是一种典型的故意伤害行为中间介入的特殊情形，并不能改变伤害行为的结构。日本有关水俣病案件的第一审判决也支持有罪说的观点。但是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堕胎罪，举轻以明重，现在却讨论伤害胎儿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似乎不能成立。而且该观点有一个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即因为行为时并不存在“人”，如果要把胎儿解释成人而且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需要理论上的支持。(2)无罪说。无罪说观点认为，故意伤害罪的对象是“人”，将伤害胎儿的行为认定为伤害他人，属于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反对有罪说最有力的观点。任何解释论都要经过文理解释的考验，刑法条文中的故意伤害罪的对象只有人，胎儿并不能等同于人。更重要的是，现如今日常生活中，例如药品、辐射、化工污染等都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对胎儿造成伤害，进而导致胎儿出生后死亡、畸形，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胎儿伤害行为与胎儿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将是胎儿伤害行为入罪的最大的障碍。(3)本文观点———立法缺陷说。

1剖析医疗手段对患者的二次伤害性

1．1现代诊断手段对患者生理上的二次伤害

现代科学为医学提供了各种高新高效的诊断技术，然而有多少医生会感觉到这些手段对患者的伤害性影响呢？以放射诊断为例，X射线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重要的诊断方法，又对人体有伤害，可以诱发癌症、白血病以及其他遗传性疾病［3］。尤其是新生儿因头部外伤而做的CT检查，对其以后的学习和逻辑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当前最新一代扫描仪的危险性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CT扫描所产生的辐射量远高于传统的X射线，并且重复CT检查的风险会更高。孕妇接受X光检查、CT断层检查等，有可能使胎儿发生流产、畸形、心智发育迟缓等危险。目前钼靶乳腺摄影已广泛用于临床诊断，甚至用于乳腺癌健康普查，其非但不能发现早期乳腺癌，反而可能在健康妇女人群中诱发乳腺癌。虽然这些辐射本身的危害性在非频繁使用的前提下影响不大，但这种风险是医疗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非人性化因素。同样，其他用于诊断的很多手段也具有伤害性，同位素检查中放射性元素的影响；胃肠镜检查患者要忍受内镜的痛苦；骨髓检查、血液检验、胃液化验、腹水等检查时，首先要使患者受穿刺的疼痛；病理切片首先要切一块组织，才能取到标本，等等。医学技术主义将技术方法绝对化，对人的躯体和心灵的救治形成一个由技术控制的机械过程，技术程序变为医学思维的中心和实践的主宰。

1．2临床治疗过程对患者身体上的二次伤害

临床治疗过程也同样需要各种治疗手段，而这些手段无疑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伤害性，例如，外科手术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切除肿瘤必须剖开人体，心脏搭桥或瓣膜置换要将心脏停跳并切开，甚至在治疗病变器官的同时也可能毫不留情地破坏了局部或其他器官功能，器官移植不仅患者受伤害，而且还涉及到对供体的人身损害。同样，内科治疗也具有对患者的附加伤害，肾内科的透析治疗首先要穿刺或手术建立大血管通路，心脏起搏器要通过中心静脉植入到达心脏，内分泌科的替代性治疗，呼吸科的肺内灌注治疗，疑难病例的试验性治疗，精神性疾病的电击治疗法、休克治疗法，等等。临床医疗过程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医疗伤害性的存在，在大多数医院的医疗告知书的主要内容均以二次伤害的可能性为中心，诸如手术治疗可能引起粘连、出血、休克或心脏意外；穿刺可能发生出血、气胸；治疗可能有不良反应，等等风险告知。这些“不可避免”的伤害过程是现代医疗的必要手段，也是当下过度医疗的另一个隐藏的侧面［4］。虽然人们承认诊疗手段的这些伤害性，但医生很难接受这些伤害的非人性化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医疗的人性化发展中的障碍。

1．3医疗服务行为对患者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摘要：学生伤害事故是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也是困扰学校工作、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严重问题。学生伤害事故一重预防，二重处理。要从法律角度正确界定学生伤害事故，明确各方在发生学生伤害事故之后的法律责任，并及时、妥善处理损害赔偿问题。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过错责任原则

近年来，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校在出现了学生伤害事故后常常表现出不知所措，要么为了息事宁人而以牺牲学校或教师合法权益为代价，要么不恰当地维护学校或教师权益而导致事态难以收拾。学生伤害事故日益成为困扰学校工作和阻滞学校发展的严重问题。如何从法律视角探析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构成及其责任认定，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减少学生伤害事故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

一、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构成

学生伤害事故又称学校事故，它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生伤害事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把学生伤害事故仅仅理解为“学生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在学校管理下的学生所发生的事故”或者“就是校园内发生的事故”等等，都是不全面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学生伤害事故可能发生在校园内，也可能发生在校园外；可能发生在教学上课期间，也可能发生在放学及下课期间；还可能发生在寒假、暑假期间，关键要看是不是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范围之内。对学生伤害事故在认识上产生错误和混乱，必然不利于确定当事各方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以及责任认定后赔偿原则的适用，不利于学生伤害事故的科学合理解决。

学生伤害事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分类，从责任主体角度可以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1）学校责任事故。它是学校由于过失，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而造成学生的伤害事故。包括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有明显的不安全因素；学校的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学校教职工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中违反有关要求及操作规程；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时未进行安全教育或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学校统一提供的食品、饮用水不符合安全及卫生标准；等等。（2）学校意外事故。它是指学生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它包括由于自然因素及不可抗力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生特异体质、疾病，学校和学生自身不了解或难以了解而引发的事故；等等。（3）第三方责任事故。是指学校本身提供的各种场地设施和教育教学过程没有问题，而是由第三方的原因导致的伤害事故。它包括校外活动中，场地、设施提供方违反规定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学生明显违反校规而对其他学生造成的伤害事故等等。另外，从事故原因角度也可以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教育活动事故、学校设施事故及学生间事故。

摘要：学生伤害事故是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也是困扰学校工作、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严重问题。学生伤害事故一重预防，二重处理。要从法律角度正确界定学生伤害事故，明确各方在发生学生伤害事故之后的法律责任，并及时、妥善处理损害赔偿问题。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过错责任原则

近年来，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校在出现了学生伤害事故后常常表现出不知所措，要么为了息事宁人而以牺牲学校或教师合法权益为代价，要么不恰当地维护学校或教师权益而导致事态难以收拾。学生伤害事故日益成为困扰学校工作和阻滞学校发展的严重问题。如何从法律视角探析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构成及其责任认定，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减少学生伤害事故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

一、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构成

学生伤害事故又称学校事故，它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生伤害事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把学生伤害事故仅仅理解为“学生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在学校管理下的学生所发生的事故”或者“就是校园内发生的事故”等等，都是不全面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学生伤害事故可能发生在校园内，也可能发生在校园外；可能发生在教学上课期间，也可能发生在放学及下课期间；还可能发生在寒假、暑假期间，关键要看是不是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范围之内。对学生伤害事故在认识上产生错误和混乱，必然不利于确定当事各方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以及责任认定后赔偿原则的适用，不利于学生伤害事故的科学合理解决。

学生伤害事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分类，从责任主体角度可以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1）学校责任事故。它是学校由于过失，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而造成学生的伤害事故。包括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有明显的不安全因素；学校的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学校教职工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中违反有关要求及操作规程；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时未进行安全教育或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学校统一提供的食品、饮用水不符合安全及卫生标准；等等。（2）学校意外事故。它是指学生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它包括由于自然因素及不可抗力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生特异体质、疾病，学校和学生自身不了解或难以了解而引发的事故；等等。（3）第三方责任事故。是指学校本身提供的各种场地设施和教育教学过程没有问题，而是由第三方的原因导致的伤害事故。它包括校外活动中，场地、设施提供方违反规定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学生明显违反校规而对其他学生造成的伤害事故等等。另外，从事故原因角度也可以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教育活动事故、学校设施事故及学生间事故。

摘要: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是学生伤害事故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学校常因此陷于诉讼纠纷，承担较重的责任。本文以233份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典型案件，以归责原则为切入点就该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建议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建立学生体育保险制度和完善立法等方式以使学生与学校的利益都获得保障。

关键词:体育伤害事故;学校;归责原则

一、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司法诉讼现状

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负有管理职责的体育设施内以及由学校组织的与体育相关的活动中发生的，导致学校学生身体受到伤害的事故。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是学生伤害事故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学生在校平均发生体育伤害事故为2．6次。在司法实践中，学校也常因此陷于诉讼纠纷，承担较重的责任。笔者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的398份学生伤害事故民事判决书梳理发现，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共有233件，占学生伤害事故的58．5%。在233起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案件中，学校涉诉的有207起，占比88．8%。法院判定学校担责的198起，占87．03%。在198起学校担责案件中，担责比例在60%及以上的108起，占46．79%，其中负全部责任的36起，占16．06%。学校是公益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教育，但由于其涉诉纠纷多，承担责任较重，导致一些学校面对学生体育活动采取消极态度，长期如此将使学生在体育方面的受教育权遭到实质的剥夺，于学生，学校都无益处。

二、归责原则在学生运动伤害事故中的运用

在下文中笔者主要以李某与某中心学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为例，就上述现状进行法律分析。李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读某中心小学五年级，2016年10月9日，李某在该中心小学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县教体局举行的足球比赛中摔倒导致骨折。李某及其法定人起诉要求学校赔偿。法院判决:李某在足球比赛中倒跑其自身具有一定的过错，学校未就尽到教育管理的“注意义务”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公平责任，判决学校承担80%的责任。在此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法院认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受到伤害，学校如未就尽到教育管理的“注意义务”充分举证证明，根据公平责任学校应当承担较重的责任。这明显有失偏颇。(一)学校并非任何时候就“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三十八规定和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由学校就尽到教育管理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由受害人就学校未尽到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是指学校并不绝对的就“是否尽到管理责任”或者是“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学校就证明其自身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责任较重。但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其自身对于体育运动风险已具备一定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当受到伤害起诉学校请求赔偿时，则需要受害人一方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在本案中由于李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在归责时应适用过错责任，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应由李某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学校在带领李某参加比赛时并未对李某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而不是学校在任何时候就“注意义务”都负有举证责任，学校未就注意义务承担充分的举证就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二)当事人均无过错是公平责任适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规定明确指出，公平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均无过错。但在本案中，法院在认定李某和学校均有过错时仍适用公平责任，明显是法律适用错误，扩大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使学校承担责任于理无据。但以上阐述也并非说只要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一定适用公平责任。是否运用公平责任还需看学生是否为学校的利益而致害，在本案中如果李某与学校均无过错的前提下，学校应就李某受到的伤害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分担风险，因为李某是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代表学校为学校的利益参加比赛的过程中受到伤害，获利者应当分担风险。法官不严格的依照归责原则判案，无疑是加重学校责任。(三)针对性法律欠缺，保险制度不完善。在本案中，还涉及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该类事故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人生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第九条到十五条。《体育法》并未就此规定。缺乏针对性法律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作出规定，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出现不统一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善良的法官在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时自然会倾向学生，让学校承担较重的责任。我国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往往是根据学校承担责任的比例大小进行分担。笔者通过对233份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民事判决书统计发现，有198件如同本案一样，在发生事故后将学校列为被告。而这在政府设立学生体育风险预防专款基金的德国，推行学生体育风险国家行政赔偿的日本等的国家是基本不会出现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主动采取转移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风险，或由政府承担或建立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有的学生意外险是属于非强制险，而学生平安险是将高风险的体育活动排除在外，不属于平安险的保险范围。发生事故后法院为避免个体学生承担过重的责任，往往会倾向使学校分担较大比例的风险。这可能也是学校承担责任比例大的一个原因。

各乡镇计生办、计生协，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的通知”和、中央文明办等国家十部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十部门“关于广泛开展‘生育关怀行动’”的通知以及曲靖市计划生育协会、曲靖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联合下发的《曲靖市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实施方案》的精神，切实做好我县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经××县计划生育协会、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公司共同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现就做好此项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计划生育家庭利益保障为重，切实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抵抗风险能力及福利保障水平，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安全感，消除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是经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并共同开发的险种;旨在关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增强应对意外伤害的能力，体现利益导向机制。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将承保对象从个人扩展到计划生育家庭的所有成员，保费和保险金额给予优惠，最大限度地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让他们尽可能多获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