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范文10篇

摘要:从根本上来讲，民法以及商法并非孤立性的，二者之间体现为特定的内在联系。这是由于，商法立法需要依赖于民法为其提供必需的参照。从民商法的整体视角看，民法与商法体现为彼此影响以及彼此促进的关联性，在此前提下确立了民商法特有的立法模式。因此针对民商法领域而言，应当能够全面明晰与之有关的立法模式，从二者的关联性入手来健全现有的民商法模式。

关键词:民法;商法;相互关系;民商法立法模式

进入新时期后，市场化整体上呈现全方位的演变与转型。在此前提下，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也出现显著转型的趋向。由于受到上述要素带来的显著影响，现阶段的商法与民法更多呈现了分立性与统一性的全面融合。针对现有的民商法模式而言，对其如果要着眼于优化现阶段的整体立法模式，则必须关注于二者之间具备的深层联系，同时也要划分其中涉及到的调整对象、法律价值取向以及法律基本性质，从而运用适当的法规来约束民商领域的各类日常行为。

一、探析二者的相互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民商法体系内的民法以及商法不能够将其割裂，而是应当紧密衔接成为整体。这是由于，商法本身建立于民法的根基之上，二者也具备交叉性的调整领域。具体而言，民法以及商法体现为如下的内在关联性:首先，商法不能够欠缺民法作为其必要的根基，上述两项法律体现为补充法以及基本法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商法构成了补充性的民法要素，而民法本身占据了基本法的核心位置。从现状来看，当前较多的商法条文都含有民事制度以及民事规章，因而很难辨认并且界定上述二者具备的清晰边界。其次，商法在民商事体系中占据了特别法的特殊地位。相比于民法而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商法归入特别法的范畴。这主要是由于，商法在根本上构成了特殊法，其中包含结合式的商法以及民法模式。第三，当前较多学者倾向于商法本身具备的独立性，而不是将其纳入特别法的范畴。依照上述学者给出的论述，当前只有妥善分离商法以及民法二者，那么才能够紧跟现有的时代趋向与立法趋势。与此同时，选择二者分离的模式也显著推进了独立性的商法学研究。近些年以来，商事领域的各项交易行为都呈现了突显的演变趋向，此种现状也体现了妥善区分商法与民法具备的意义与价值。

二、民商法涉及到的具体立法模式

一､商业保护原则的内涵和依据

商业保护原则,亦称商事责任有限性原则,是指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交易行为中对其违反约定或法定的义务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法具有有限性,并不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以体现对商事主体和商业经营予以特别保护的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的营利性决定了应对商事责任加以适当限制的原则｡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讲究成本､重视核算､谋求投资回报､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有明显的营利烙印｡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对商事主体趋利行为的真实写照｡而作为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活动的商法则始终渗透着确认营利保护和营业保护的原则｡各国商法中商事登记､公司､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规范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商法确认营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原则｡营利必以营业为基础,没有相当规模的营业存在,营业的成本就会加大,利润率就不高,商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近现代商业为保证营业规模的扩大,建立了相应的营利和营业保护制度,从而使商法与民法的分野更加分明｡所以,“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1]确认营利保护､商业保护可以说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可以说,没有商事主体对利润的孜孜追求,没有商法对营利行为的法律承认和保护,就不会有繁荣的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商业经营的高风险性需要对商业经营予以适当保护｡商业保护原则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乃高风险性活动｡经营活动的高风险性对于经营者而言,如果经营不佳不仅会使经营的投入血本无归,而且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这使得一般社会公众对经营商业望而却步,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于是,公司制度和破产制度应运而生｡

二､商业保护原则在商法中的具体体现

(一)公司有限责任制度

民法与商法在性质上同属于私法，二者共同构筑了完整的私法大厦，所谓私法即为民商法。商法所使用的基本原则已被民法所吸收，这体现了民法的包容性和扩张性。如果从法律价值的角度讲，民法与商法有着共同的使命，均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但是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成为了学者们要求重视商法的独立性的理论依据。

一、商事法律发展简述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和海上贸易，由于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出现，并专门从事商事交易，为了适应商人阶层商事交易活动的需要，“商人法”应运而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国商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现代意义商法的形成，该法典由商人主义发展到了商行为主义，即商行为法。从而也开了大陆法系民商法分立的先河，1900年《德国商法典》在法国《法国商法典》商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主体主义的商事立法，提出确定商法适用应兼顾商主体和商行为的标准。

在中世纪以前乃至古罗马时期，商事交易的调整主要依靠民法，由于商业的急速发展，交易活动的频繁与规模的扩大，商事交易所要求的迅捷性、营利性、安全性等的保障，已难以由民法规范所包容。正如伯尔曼所言:“无论是从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都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出现的各种商业问题。”11、12世纪尚且如此要求商法的独立性，更何况18、19世纪，至此，商法可以说是在古罗马时期的民商合一体制下逐渐的相对独立。

二、两法同源却异体

所谓同源即指两法均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而存在，在私法的大厦里不断“成长”，私法追求的法律精神是民法与商法的灵魂之所在，异体是指二者在各自的具体内容上以及价值追求上有所不同，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着各自的职能。

国古代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被当作士农工商之“末”，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因此，在我国古代封建法制中，并不存在独立或集中的商事法制度。刑民不分、诸法合体法制形态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商品经济极度不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商法起始于清末大规模的商事立法，期间完成了包括《钦定大清商律》(1903，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破产律》(1906)、《大清商律草案》(1908)、《改订大清商律草案》以及《银行通行则例》(1908)、《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906)等等一系列商事法规。

清末商事立法，是中国近代商事立法的第一次实践，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律从形式、体例到内容都具有创新性，符合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需要。它完备了中国近代的法制体系，有助于中外法律文明的相互融汇。清末商事立法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虽然有着许多的缺憾，但留给后人大量商事法制实践的珍贵遗产。这些立法成果是此后中国商事立法的基础，在中国商事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清末商法及其实施效果，有助于今天的商事法制建设。清末商事法规是法制的静态形式，商事立法的具体运作就是当时法制的动态形式。只有充分了解动、静两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才能更好地了解商事立法的整体施行情况。

一、清末商法实施的机构

关于商法的实施机构，近代各国其职能大多由法院承担。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不发达，从来没有专门的民事或商事审判机关。商法颁布后由什么机构来实施，是清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从有关材料看，作为长期实行的正式制度，清政府采取的是各国家通行的作法，以法院为商事审判机关。根据宣统元年12月(1910年1月)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及其附属法，规定各级审判衙门中只实行民刑分理，将一般商事案件归入民事诉讼。但商业登记应采取什么制度，开始时并不明确。《法院编制法》只规定审判衙门按照法令所定管辖登记及非讼事件，商业登记是否归审判机关管辖，没有明确规定，后来法部会同农工商部起草《商业登记章程》，才正式明确下来，该章程草案第14条规定商业登记归地方初级审判厅管辖，未设审判厅之处由地方行政官署管辖。①清政府设立和确定的商法实施机构主要有:

(一)商部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是清末新政初期推行的两项要政。商部是法制改革开始后，清政府出于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需要，在决定制定商事法律的同时，于光绪29年7月(1903年8月)设立的，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商管理机构。商律最初是作为商部则例制定的。商部的设立突破了传统中央六部行政体制，并引导了此后官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商律编订则是修律的发端，表达了清政府引入新式法律振兴商务，挽回利权的最初尝试。光绪29年3月(1903年4月)清廷在关于制订商律、筹设商部的上谕中说:“兹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②商律既为商部则例，当然要为商部负责实施。光绪29年8月(1903年9月)商部奏准的章程规定，该部会计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③光绪32年(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该部在厘定执掌事宜及员司各缺的奏摺中又重申:“商务司掌事物如左:……农工商矿各公司暨一切提倡、保护、奖励、调查、报告、诉讼、禁令事宜……”④为实施《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部还于光绪30年设立了注册局，主管公司注册事宜。总之，有关公司成立和重大商案的处理，均由商部负责，商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也主要由商部负责解释。⑤

(二)各地商会商会本为商界自治团体，欧洲中世纪就已出现，主要为调整内部关系，对抗外来竞争而设。以后随着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商事法律的发达，商会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近代各国商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英美国家，实行私设组合制，视商会为民间自由组织;一是大陆法国家，实行私设官认制度，将商会作为商政咨询机关。中国商会的发展与欧美国家大致相同。清末商法颁布前，商界就有了一些商业公所或商务公会一类的组织，为民间私设。光绪29年11月(1903年12月)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确定了划一之制。从该章程的规定看，清末商会采取大陆各国的制度，为民设官认的政府咨询机关。商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协助政府实施商法。其章程第15款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各董秉公理论，从众公断。如两造尚不折服，准其具禀地方官核办”。第16款规定:“华洋商人遇有交涉龃龉，商会应令两造各举公正一人秉公理处，即酌行剖断。如未允洽，再由两造公正人合举众望夙著者一人从中裁判。其有两造情事商会未及周悉，业经具控该地方官或该管领事者，即听两造自便。设该地方官、领事等判断未尽公允，仍准被屈人告知商会代为申理，案情较重者由总理秉呈本部，当会同外务部办理。”第18款规定:“商会应由各董事刊发传单，按照本部嗣后奏定公司条例，令商家先办注册一项，使就地各商家会内可分门别类缩列成册，而后总协理与各会董随时便于按籍考酌，施切实保护之方，力行整顿提倡之法……”。⑥此外，商部《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还规定:“凡公司设立之处业经举行商会者，须先将注册之呈，由商会总董盖用图记，呈寄到部，以凭核办。其未经设有商会之处，可暂由附近之商会或就地著名之商立公所加盖图记，呈部核办”。⑦可见，调解和处理商事纠纷，依法保护监督各商，审核公司注册呈式，为商会的重要职责，商会是政府实施商法的辅助机关。

摘要:长期以来，民法法典化的模式化商法该何去何从一直是法学界的一大难题。目前，支持民商合一者为之众，民商分立理论颇为势微。分析传统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民法典之外另设大而全的商法典，还是商法抛弃自身独立性完全并入民法典之内，在中外的立法实践中均存在不少缺陷。

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事体例

一、理论渊源

民商分立，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据有关统计，迄今为止，约有四十多个国家采纳了这种立法模式。对上述国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立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2．民法是普通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3．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归商事法院管辖。4．民法典一般有系统全面的总则，商法典主要是一些特殊商事制度的构建。民商合一是相对于民商分立而出现的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人不再是一特殊阶层，商人的特权不复存在，商事活动中主体权利趋于平等，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民商分立理论不断受到挑战，并直接反映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从而出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

二、我国传统与学界争议

长期以来，商法体例的选择始终是法学界的一大难题，民法典模式下，是选择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国内的大多学者都主张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理论，相较之下，民商分立理论颇为势微，只有少数学者仍坚持民商分立，单设商法典。虽然理论界对我国民商事立法体例的选择一直存在争议，但在立法实践中我国已经作出明确选择，即商法属于民事特别法，凡商法有规定应适用商法，没有规定之事项，则适用民法。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采纳的就是民商合一体例，致力于构建一个民商统一的私法秩序，无论是在主体制度中还是行为制度中，均不区分民事还是商事，而是统一规定各类民商事活动试用的规则。2017年10月1号，我国《民法总则》正式施行。随着民法典立法工作的开展，民法学界和商法学界在相关立法体例选择上迸发出不同的观点。有支持民商分立的学者提出民商分立是现实的立法选择，基本理由如下:1．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特殊性;第二，民商分立是实现商事法律制度体系化、科学化的需要;第三，商法的一般性规范无处安放。也有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认为:“商事法规不过是依附于民法的单行法规，因为有民法的指导，这些商事法规才能有所依归，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商事法规也就是民事法规。”从根本上否定了商法自身的独立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中，赞同民商合一者提出了八点理由，可归纳如下:1．因历史关系;2．因社会进步;3．因世界交通;4．因各国立法趋势;5．因人民平等;6．因编订标准;7．因编订体例;8．因商法与民法之关系。该报告认为现在各国民法典的立法趋势是民商合一，采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很少有学者主张由合而分的，采民商分立的国家反倒是有很多学者主张由分而合。之所以尚未实践是因为旧的立法体例实行已久，主张民商合一的新理论尚未达到推翻旧理论的实力。我国的民商合一论者所持理由与此基本一致。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先生针对这一报告提出了九点反驳意见:1．近代商事活动发展的客观之需要;2．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发展状况上有诸多差异，难以统一;3．民法各有特色，商法因商事有世界性，有趋于国际化的趋势，应适应国际发展将商法做特别法处理;4．当今立法趋势，并非趋于民商统一;5．商法独立无害平等，民商分立只出于适应商事需要而为的妥当性处理，并非给商人以特殊的地位;6．不可因民商界限难明而拒绝做努力;7．商法编制不能效仿民法的法典编纂方式，但并非无系统法典化的可能性;8．不应以商法法典化之困难，硬将商事规则纳入民法之中，在实质上并不妥当。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原有的保险法已逐步暴露出一些不完善，不适应之处。这一方面表现出我国保险市场存在许多的弊端，不好实际操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法治大环境的进步，人们迫切的要求更多的规范来规制商事生活中彼此的言行，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标准与正当的法律基础。而这次新保险法的出台则不仅在条文上有了增改，更在立法精神上有了重大的调整，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投放了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更多具体的制度方面也有了变化，例如保险监管方面逐步向证券监管方面靠拢，更好的体现出商法的统一性与完整性，逐步推进实现中国商法的现代化。

一、保险法修改后独有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都注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收益人利益的维护，提高对保险人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保险利益的定义新保险法明确区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主体和时间，分别是合同订立时和保险事故发生时，并规定了保险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即无保险利益者合同无效。修改后的保险法还扩大了人身保险的利益范围，确定了雇主对雇员也具有保险利益。

2、增设不可抗辩条款新保险法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不可抗辩条款。法条明确规定：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才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由此，对投保人因一般过失没有如实告知的，保险人无权解除合同。若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还明确了保险人行使此项解除权的时限，即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由此可见，新保险法的此项规定，减轻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有关情况询问的负担，有利于稳定保险合同关系，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同时也要求保险人认真核保，一旦发现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

3、详实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新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人对合同应当履行全部说明义务和提示义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如果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为投保人事先能知悉保险合同内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合同法的相似规定，保险合同逐步向合同法靠拢，使相应的民商事生活更加便捷并能更好的适用，减少繁杂的形式。

4、明确理赔条款《保险法》修改后对理赔程序和时限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要求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补充索赔材料，以杜绝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在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同时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还要求保险人及时支付赔款，属于保险责任的，要在赔付协议达成后十日内支付赔款。保险人即使未及时得到事故通知情形也不得随意免责。这些条款可以有效约束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核定责任。及时保证投保人等的利益，更好的形成商事迅捷的态度。

摘要：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明确其体系结构，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从商行为的独立性看商法具有独立性

商法学界的传统分类把商法分为商行为法和商主体法，这种分类方式的前提是把二者作为独立的。

（一）商行为主体的商人性

商主体主要针对的是商事法规定的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那些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主体具有私人性，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从事的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只适用于社会的普通成员的关系，从这点上来看，民事主体的范围是很大的。商行为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

商行为的本质是营利性，商人从事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二）商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理念不同

商法或商事法在我国已不再是陌生的概念，但是商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部门，商法的性质、特征与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商法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到底怎样，我国的商法体系到底应该如何建立，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尽管已有不少论述，但仍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试图发一隅之见。

商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论商法不能不先论民法。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还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刚刚出现时，作为反映和调整这种经济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即民法就相伴产生了，并且不断发展、完善，至罗马帝国时期终于形成了博大精深、影响卓著的罗马私法，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渊源于罗马法原则、理念和制度的民法法系，民法成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

商法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就欧洲大陆而言，由于先有民法体系，商法实则脱胎于民法。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中世纪是欧洲商法的起源之时。〔1〕考察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导源于此的商法萌芽，能给我们诸多有关商法本质和意义的启示。所谓中世纪商法更具体地说是当时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商事习惯法。十一世纪是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商业复兴时期，特别是地中海海上贸易的繁盛、通向东方的商路的重新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沿岸诸城市商业的发达。商业发达带来的社会成果之一是商人阶层的形成。商人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演进为在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并进而演进为在法律上的优越地位。商人为了摆脱封建及宗教势力的束缚，争取自身自由和集团利益，逐渐结合起来组成商人自治组织（称之为商人基尔特）。这种自治组织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协调商人间的利益，处理商人间的纠纷，而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立法权，即能够独立制定自治规约，这些自治规约独立于当时的教会法和其它世俗法；（2）裁判权，即能够对商人间的纠纷作出裁决。当时的社会竟然能够默许和容忍这种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商人自治组织的存在，与其说是社会的无奈，不如说是社会的选择。商业发达尽管形成了人们并不十分情愿接受的商人特殊阶层，但商业的发达毕竟更带来了社会的极大繁荣、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国家实力的极大增强，并荫及社会公众和整个国家。而当时教会法和世俗却十分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例如，教会法严禁放款生息，不准借本经商，不许转手渔利；世俗法则尊祟亲买亲卖，强调即时交易，反对中间，否认无因行为，等等。这些于商人不利的法律实则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不利，从而间接地损害着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直接修改教会法和世俗法又不可能，故而默许和承认商人自治组织的自治权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商人阶层已经取得的优越经济地位又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客观可能性。由是观之，商人阶层这一完全有别于封建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生活主体的新型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人阶层独立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谋取既是向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法律的挑战，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历史契机。

商人集团订立的适用于商人内部的规约、习惯日积月累，渐成大观，这便是最初的商事法律，一个新型的法律门类。这一新型的法律门类最初只适用于商人之间，但后来逐渐扩大到商人与非商人之间以及非商人相互之间。其内容则以反映商品交换关系的要求、规则为主，包括现代商法所称的买卖法、海商法、合伙法、保险法等。这些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民法的原则、精神甚至制度，但已经有了不同于传统民法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反映商事活动的营利要求；（2）适应商事活动大量、频繁、大宗出现的要求；（3）反映商事活动对分担商业风险的要求；（4）适应对商人利益特殊保护的要求。这些个性特征通过诸如合伙制度、连带责任制度、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保险制度、制度、商业登记制度、权利证券化制度、交易票据化制度等各项具体商事法律制度表现出来。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商事法律的萌芽和发展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十九世纪欧洲广泛出现的商事法典化现象则是近代西方自由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又一历史产物。事实上，就私法而言，十九世纪前后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是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同时进行、并驾齐驱为特征的。以法国为例，拿破仑在1800年8月任命四名法律家组成民法典起草委员会，紧接着在次年即任命七名法律家和实业家组成民法典起草委员会，负责商法典的起草工作；1804年《法国民法典》施行，1808年《法国商法典》施行。再以德国为例，《德意志帝国商法典》于1897年5月颁布，1900年1月1日与《德国民法典》同时施行。〔2〕其他如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大陆国家，都是在起草、实施民法典的同时，起草、实施商法典。

摘要：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明确其体系结构，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