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范文10篇

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爱看马戏，喜欢动植物，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①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赞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这一红线，鞭挞丑类为社会主义的成长擂鼓呐喊，清扫旧社会留下的污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内容。作者曾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所谓“真”，就是要阐明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诓诓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②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格调高昂，立意深刻，闪耀着灿烂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现这一艺术特征是在闲谈趣闻当中，给读者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撞击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感受。

据史料记载，董仲舒著述丰富。《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1]2525-2526。”董仲舒是当时就负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文章家，但董仲舒的作品，后世散佚甚多，现在仅存《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一些书疏文。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中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礡、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2]10。”的确，董仲舒著述丰富，即使从现存作品来看，数量仍然较大，足以代表西汉散文众多体式中的一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董仲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经学和思想成就方面，而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角度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即使有文学史偶尔提及，也仅仅是说到他的“天人三策”，至于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及针对时事的议论文，则被认为缺乏文采而置而不论。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在西汉散文中给董仲舒留了一席之地，但论述相当简短概括，且主要集中在“天人三策”上，如说：“其(天人三策)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朴素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3]179。”这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客观地说，与西汉其他著名散文家相比，董仲舒的散文在艺术上确是略为逊色。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4]359。”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是事实，但他的散文不仅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体系，在思想观念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的时候，还使用了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有些篇章，语言很有文采，表达很有气势，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行文过程中，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散文，可以代表西汉散文多种风格中的一格。以下将以《春秋繁露》为中心，探讨董仲舒散文的艺术特色。

“比物联类”“推类而及”是我们先人的一种重要的认识世界、掌握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儒家的治学实践中得到了自觉的遵守。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周易》，就是用八经卦、六十四别卦来统类宇宙万物，依据“推类而及”的原则预测吉凶。从《论语》的记载来看，“比物联类”也是孔子教育学生认识事物、掌握知识的最重要的方法。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68。”他赞扬子夏学《诗》能类推联想，他最喜爱的学生便是能“闻一以知十”的颜渊。根据章太炎的解释，作为夫子之道的“忠恕”，其含义之一，就是它是一种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学习方法，他说：“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6]426。”这种“一以贯之，触类而长”的治学方法，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扬，如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就多次阐说和强调这种“等伦比类而通之”的治学方法，在《非相》篇中他说：圣人何以不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7]52在荀子看来，宇宙万物，古今之事，皆可“以其等伦比类而通之”，关键是能够“通伦类”，他说：“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汉初的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仍然秉持这种方法以治学，无论是《诗》学还是《春秋》学都是如此，因此他们的解经方式通达、开放、灵活，与此后五经博士系统的章句之学有很大的不同。董仲舒深悉这种治学方法的精髓，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8]95。”他就是遵循这种治学法则，以《春秋》为依托，运用通伦比类的方法，构筑了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他说：“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8]33。”又说：“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8]97。”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人就是一个相类相通的整体，人不仅与天相类，简直就是具体而微的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8]341。因此，由天可以推及人，因为人与天相符，“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8]357。反过来，也可以由人事以求天道，“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官有四选，每一选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参而事治行矣。以此见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人之与天，多此类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8]218。因为天人异体同类，所以他们相通相感，此起彼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8]360。天、地、人，宇宙万物，以类相从，同类相感相应，构成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因此，圣人要治国安民，就必须法天而行，否则就会引起宇宙运行的故障，出现灾变。“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8]35。董仲舒就是这样通过阐说《春秋》，运用“等伦比类而通之”的方法，将自然、社会、政治伦理、人性等思想观念融合到他的天人思想体系中。与用“以类相推”的方法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特点相适应，董仲舒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也多用类比和类推的方法。《天地之行》篇说：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竅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8]460在这里，作者将身体与国家、治身与治国进行类比，双线并进，步步深入，由治身之理推及治国之道，得出国家治平在任贤的结论。在《五行相生》篇中，董仲舒首先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8]362。”然后由五行之行不同类推出与五行相类的五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应该各司其职，不得相乱。在《五行相胜》篇中，董仲舒用五行相胜的原理，类推出各官府应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结论。作者有时用通俗的类比将深奥的道理阐述出来，如他论人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性者宜知名矣，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则教训已非性也。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谓米；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谓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8]312类比与类推的说理方法，在董仲舒的散文中使用得非常普遍，这里不再多说。

从董仲舒现有的作品来看，对《公羊春秋》微言大义的阐说，构成了他著作的主题部分，因为他正是借助于对《公羊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的，阐发的过程也同时便是他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但也应该看到，他解读《春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运用的“等伦比类而通之”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物联类”“观物比德”是一种比较原始、比较低级的认知方式，它是靠直觉，通过联想而形成的一种认识事物、掌握知识的方法，因而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模糊性和非科学性。董仲舒的许多推论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如《人副天数》篇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徳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8]354-355。”这纯粹是一种主观想象。有些议论甚至显得十分荒谬可笑，如他的求雨、止雨之法。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专精覃思，在广览百家，贯通五经的同时，对《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创造性阐发而产生的著作，绝对不会产生那样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春秋繁露》不仅有许多精义，而且在经常的情况下析理精微，富有思辩色彩。如在《竹林》篇中，他通过考察《春秋》的用辞特点来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文中假设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他首先以亩有数茎苗即可以称为无苗为比，说明春秋几百年之间即使有一二义战，亦可称为无义战，然后说：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8]50孟子曾经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但那仅仅是出于仁义之心，反对残害百姓的一种笼统的说法。董仲舒在这里针对人们对此问题的疑问，阐说了《春秋》对于战争的态度，分析精譬，思辩色彩很浓。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就是这样来辨名析理，解说嫌疑，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的。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说的：“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8]55。”他对于祭仲、逢丑夫行权问题的辨析，对赵盾、许止弑君之事的解说，都明辨嫌疑，是非分明，细致精微。董仲舒对世事人情也有深微的体察和精妙的分析，如他论南宫长万弑宋闵公之事：宋闵公矜妇人而心妬，与大夫万博。万誉鲁庄公曰：“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妬其言，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脰。此以与臣博之过也。古者人君立于阴，大夫立于阳，所以别位，明贵贱。今与臣相对而博，置妇人在侧，此君臣无别也。故使万称他国卑闵公之意，闵公藉万而身与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妇人之房，俱而矜妇人，独得杀死之道也。[8]125-12宋闵公被杀的根本原因是君臣无别，但直接原因则是“俱而矜妇人”，这对男人心理的把握十分准确。在儒家的经典中，对汉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伦理观念、民风民俗等影响最大的是《公羊春秋》，而《公羊春秋》之所以能发生这样大的影响，固然是通过董仲舒对它的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但也与他的说理方式有关。由于董仲舒运用“比物联类”这种比较原始的、比较大众化的思维方式，去阐说有关天、地、人的系统知识，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拥有广泛的受众。他的有关天道自然、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理论，为国君、官僚和各类学者所接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以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他的思维方式的大众化而造成的许多观念意识的低俗性，又使他的许多思想意识为底层民众所广泛接受，对俗文化、大众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董仲舒既不是柔懦无所守的儒生，也不是设法媚悦皇帝的弄臣，而是有明确政治理想、有坚定人生信念、有高尚道德操守的儒学大师。《史记•儒林列传》载：“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9]3128。”如同西汉大多数儒生那样，他是以帝王师的心态来面对皇帝，发表议论的。在他的著作中，对汉朝的各种社会政治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指出了汉王朝在制度方面的缺陷，认为汉朝的现行政治制度与暴秦的制度并无多大不同，应该按照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改造。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通过对《公羊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比较详细完备地描述了这种理想的政治蓝图。如同孟轲那样，他既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坚定的道德操守，加以他的时代去战国未远，所以他的散文，在行文中蕴含着一股郁勃雄霸之气，即使是那些表面看上去“雍容儒雅”的对策文也是如此，因为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学的话语霸权。如他在《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中说：“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1]2504-2505。”彻底否定了汉朝的现行制度，要求汉王朝改弦更张，否则将难以企求天下治平的局面。语气坚定，不容置疑。《春秋繁露》则灵活运用多种句式，特别是经常使用排比句式，不仅使内容得到完美地表达，而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如《天地之行》篇中说：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8]458-459使用句式整齐的长排，使意义表达完满，富有气势。又如他论述臣子的地位和功能说：“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疢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8]459-460。”整齐而充满力度。这样的长排，在《春秋繁露》中时可见到，表明董仲舒的散文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文采。有时在表达过程中，作者能变换句式，使行文跌落起伏，摇曳多姿。《必仁且智》篇中说：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8]258根据表达内容的不同变换句式，时长时短，灵活多变，读来令人产生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在《立元神》篇，董仲舒用双线并行、层层递进、回环阐说的方法，阐说事理。如其中的一段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8]170双线齐进，隔句蝉联，使文章在表达上有气势，有文采。

《春秋》用字谨严，是人们所公认的，后儒所说的“《春秋》一字以褒贬”，虽不无夸大，却能反映出《春秋》用辞的慎重。对此，董仲舒也多次申说。在《实性》篇中，他说：“《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义也，真其情也，乃以为名。名霣石则后其五，退飞则先其六，此皆其真也。圣人于言无所苟而已矣[8]312-313。”在《精华》篇中，他又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8]85。”董仲舒体认并完全继承了这种精神，他在《春秋繁露》中特设《深察名号》一篇，强调慎于名号的重要。他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8]284-285。”极力强调慎于名号的重要。在《仁义法》中，他通过辨析字义阐发了《春秋》的功能和精义：“《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8]249。”董仲舒在解读《春秋》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辨析事理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继承了《春秋》的艺术传统。首先是用词准确。这个特点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有全面的表现，不必多说。其次是词汇丰富。董仲舒的著作视野阔大，内容丰富，贯通天、地、人。他将宇宙万物分类辨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对后世中国哲学、政治、道德、思想等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运用排比句，变换语词，从不同侧面对问题的性质和特点进行阐发、论述，用词丰富、准确而严谨，析理精微，是非分明。

后人称《春秋繁露》为断狱之书，实不为过。再次是用词灵活。如《楚庄王》篇中说：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参考文献：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用词如此灵活，后世大概只有韩愈能够继其足武。董仲舒是汉代“经义”之文的开创者，但他的散文与汉武帝以后的儒生，如贡禹、刘向等人的“经义”之文有很大不同，他的散文仍存留着战国士人的雄豪之气以及汉初学术自由的灵动之气，因此“雍容儒雅”不能概括董仲舒散文的全貌，因为如同其他大家一样，董仲舒的散文风格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初中散文阅读教学的目标是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有效达成《新课标》的规定呢？

我认为散文阅读教学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从而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即注重现代散文教学的实效性。

当代散文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特征：日益注重“理性”、“理趣”。散文的魅力，在于情感体验之中对社会人生的一种领悟。但是，散文的理性、理趣，并不是枯燥乏味的直接议论，而是寓理于事、于情、于景、于物。也就是说，它和散文的形象性，并不矛盾。

仅仅抓住散文的特征来提高教学实效，当然是不够的。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言堂，无论在散文教学还是任何其他文体的教学中，教师都要尽快转变教学理念，找准自己在教学中的位置。肖伯纳说：“我不是你的老师，只是你的一个旅伴而已，你向我问路，我指向我们的前方。”我们是学生求学路上的伴侣，是一个适当的时候给予指导的引路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默盖尔提出了阅读层次论,我认为其中的知识性阅读学生可以自行解决，教师只要指导和督促学生掌握就可以了。而理解性阅读、探索性阅读层次才是提高初中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层面，所谓理解性阅读，包括转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分类能力；推断能力等。所谓探索性阅读能力，包括审美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而提高这些能力，首先教师就要有必要的讲解和恰当的指导。

比如对于文章整体的把握，根据散文文体特征，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就要有三种意识：

“新闻写作散文化”一直是新闻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目前新闻写作实践中的一个潮流。新闻报道借助散文笔法，使新闻作品以鲜活的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日益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欢迎，并展示出这一报道方式的旺盛生命力。

作为新华社主要领导、名记者的穆青同志，在当时全国新闻界热心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主张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打破旧框框，破掉旧模式，突破传统的写作规范，要“向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方向发展”。这些观点引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广泛注意。

所谓“散文化”新闻，就是说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具有散文化倾向，新闻像散文化的笔触，构造出深邃的意境，以使用白描手法，结构像散文那样富于变化，语言像散文那样生动凝炼。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新闻报道也不例外，是报道内容和新闻形式的和谐统一体。一定的报道内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闻形式为它服务，只有这样，形式才能充分表现新闻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反映社会变化、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新闻事业，其报道领域也由此扩大，新闻报道形式的变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如果仍用原来的老一套，那么我们的新闻报道便会以同一幅面孔出现，使新闻失去应有的活力，读者望而生厌。从内容出发探索表达形式，使形式更好地为内容服务。“我们必须敢于在形式上突破新闻体裁的固定程式，只要是有利于表达新闻内容，就可以调动各种笔法来进行写作。”新闻写作散文化正是写作创新方法中的一种。新闻写作向散文学习，借鉴散文灵活的笔法，一般可从如下方面进行：

（1）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散文是心灵的译码，它听从心灵的招呼，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毫无模式样版。新闻应有文采，给人以美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从而使阅读行为在饶有兴致中持续下去。语言单调枯燥，阅读起来味同嚼蜡，读者便会兴味索然。内容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语言应积极地为表达内容服务，有声有色，有情有理地再现新闻内容全貌，使读者在美的享受中轻松自如地获得新闻信息。因此，在新闻写作中，要讲究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修辞的变化、表达方式的变换，行文轻松自如，营造美的氛围，使笔下的新闻有一种装饰美，富有吸引力，增强可读性。如新华社通讯《飞向太平洋——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文章用词通俗、贴切，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把火箭发射后的声响、气势、色彩以及人们的欢呼举止与兴奋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临其境。

（2）结构自由灵活多变。散文的特征是形散神不散，即主题明确，结构根据内容可灵活自由安排，没有固定的格式，写作手法灵活多变。它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活泼、最自由的写作文体。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天上地下，古今中外，风物人情，哲理幽思，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都可信手拈来，结构布局，挥洒成文。新闻借鉴散文灵活多样的结构特征，可以突破“倒金字塔”、“三段式”、“排浪式”等传统结构模式，使稿件形式新颖，生动活泼，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

[内容提要]高中散文教学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高中阶段使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阅读技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阅读理解和鉴赏能力是每一位语文教师职责。本文着重从理清思路、把握文眼及朗读、品味方面论述散文教学中所应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阅读思路文眼品味

[问题的提出]高中语文新教材和语文读本的使用，改变了长期以来语文教材的面目陈旧、文学味不浓的现象，使文学作品比重在教材中超过60%，并且新增加一些名家的散文，如钱钟书、史铁生、史怀泽、冯友兰、李乐薇、汪曾祺、宗白华、韩少华等人的散文，拓展了学生学习的范围；互联网的开通，为学生开启了新的求知窗户；高考散文阅读题又以达18分的赋分值，吸引了众多学子的眼光，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理论依据]1、《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2、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学生要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主体作用⑴要用探索法、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⑵主动去搜集并分析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对所学习的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⑶尽量和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4]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5]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协作学习（注①）

阅读是一种技能，要养成这种能力，需要经历一个自觉锻炼和训练的过程。散文阅读的重点在于文本，要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因为“阅读是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的重要途径。”但是“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的多重对话。”“教师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造良好的环境。”“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在不同类型文本的阅读应有所侧重”。（注：②）所以，在散文阅读教学中进行理论指导是很有必要的。了解这一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以及主要表现手法，才不会陷入无序化、低效阅读的泥潭之中。在课题实验中，指导学生走进文本，学会整体感知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文本主要内容，关注作者所抒发的情感及穿透的人生哲理。了解渲染、衬托、铺垫、象征、对比、以小见大、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前后呼应等表现手法，学会鉴赏、评价文章的优劣得失等。

一、理清文章思路

中国古典文论历来重视情感在写作和阅读中的能动作用。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

散文的突出特点是情与景相交融，因此，散文的阅读教学应围绕这一突出特点展开。

散文教学自然应该引导学生体会“情景交融之道”。散文写作教学则应该引导学生运用从阅读教学中悟得的“情景交融之道”以指导自己的写作活动。但那将是另文专谈的了。

散文中的“情”是作者的主观感情，散文中的“景”是客观存在的自然风物。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如何化合为“情景交融”的散文呢？即是说“情”与“景”是经由什么心理活动的中介，才能化合成物态化的散文作品呢？这个中介就是“移情”现象。何谓移情？“用简单的话来说，它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彷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5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正是由于这种移情作用，人们才会“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才会睹物生情，“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然后才能“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陆机《文赋》），才能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文学作品来。可见散文的情景交融是经历了“情感———景物———作品（情与景相交融）”的不同阶段。情感是作者的主观情感，它由自然景物触发，又附丽于景物，二者化合为散文作品，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因此，我们的散文教学，就应揭示作者移情过程，这样做，才能使学生不仅明其妙，而且得其道。

1.情感来自作者。散文中的情感是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的主观情感来自社会的影响和个人的遭际。尽管情感有时表现为某种超然的心境，或某种微妙的意绪，但其中必然积淀着历史的、民族的、时代的因素。因此在散文教学中，首先应引导学生挖掘出作品的这种“感情背景”。

［摘要］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这两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关键词］北朝散文；质朴刚健；实用性

关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学史家对之虽有概括，但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脱胎于唐代魏征的说法，而且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现缺乏探讨。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关于北朝散文的文风，最早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较南北朝文学最繁荣时期的南北文风差异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魏征指出了这一时期北朝文学具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也就是质朴刚健的风格特色，这也适用于整个北朝散文。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得出结论说：“从散文来看，北朝尚质，亦甚明显，贞刚之气，时有可观。”［2］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对比南北散文风格之异时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文章崇骈、尚文，风格柔和绮靡有明显区别。”［3］王钟陵先生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优长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落后的民族的许多创作，往往并非一个远为先进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画描写、声律对偶等方面的精致，无疑是艺术上的进步，北朝文学在这方面远不及南朝，但它质朴浑厚的气韵又远超于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无疑，王先生实际上肯定了北朝质朴浑厚的文风。

论文提要

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爱看马戏，喜欢动植物，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①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

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冰心似乎是比较“洋”的。这也难怪。她少女时代读书的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是教会学校，她青年时代就读的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和燕京大学也都是教会学校，1923年至1926年，她还曾留学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她写作《繁星》和《春水》，主要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散文集《往事》则“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它受到泰戈尔《新月集》和《吉檀迦利》某些影响的痕迹。她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和《往事》，大部分篇幅又是叙写她留学美国的生活的。凡此种种，都可能在读者心目中造成冰心比较“洋”的印象。

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认定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是离开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是完全“洋化”的作品呢?不能这样看。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如下的现象：为什么她的作品的艺术魅力能够这样历久而不衰，在半个多世纪中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的喜爱。冰心自己说过：“我在中学和大学以及留学时期都学过外文，不会没有一点‘洋’的影响，但是我没有偏爱过哪一位外国作家(泰戈尔的原文也是英文，我只喜欢他哲理性的文字)，我自己喜欢的还是古典文学，中国的古典文学”。1所以，尽管冰心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受到不少外国的影响，但是她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对祖国的社会生活有甚深的了解；而她的作品的根须又始终深深地伸进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因而焕发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这也正是使得她的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同时，如果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冰心从事创作的艺术准备，也就会发现，她的作品的民族特色是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的。这位女作家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哺育与熏陶。她七岁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作品曾一度使她着迷；从十岁起她先后接触到唐诗和宋词，并能大量背诵，诗人们创造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使她无限陶醉；古代散文中诸如《秋声赋》、《岳阳楼记》、《陈情表》、《吊古战场文》等名篇佳作都是她从小就熟读和喜爱的；而冰心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元代的戏曲》，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它对元代戏曲作了系统的研究。由于冰心对于我国古代文学有着深厚的修养，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就自然地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投影。

当然，冰心作品的民族特色并不是“五四”以前的旧文学的翻版。由于她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开始她的创作活动的，她的作品就既植根于民族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又映照着五四新时代的光辉，吸收了外国文学的某些养分，并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的民族特色。那么，这种崭新的民族特色在她早期的散文创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它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提供了一些什么经验，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

在冰心早期的散文作品里，直接描绘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篇章是比较少的。她更多的是叙写自己的家庭。冰心认为，一个人能在父母亲的膝下怀前，姊妹弟兄的行间队里，过着快乐甜柔的时光，是一种“浓福”(《通讯一》)。从她的许多散文所描述的来看，她的家庭是美满的。父亲和母亲互敬互爱，感情和睦；父母都疼爱女儿，女儿也孝敬父母；冰心对三个弟弟亲切爱护，而弟弟们对自己的姊姊也充满深厚的感情。这已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冰心的父亲是一个海军军官，而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国的海军是较多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他把这种影响也直接带进家庭中。因此，冰心就生活在一个受到民主思潮洗礼的家庭里，它已摆脱重男轻女、家长专制等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它又不是彻底资产阶级化的家庭，它保留着家庭关系中父慈子孝、妻贤母良、兄弟怡怡、举案齐眉等我国传统的美德，在这个家庭里洋溢着一种温馨的天伦之乐。同时这个家庭和一些亲戚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有牢固的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所形成的家族观念。冰心在作品里所写的这种沐浴着民主空气而又保持着许多传统色彩的中国式的家庭，在“五四”时期是颇有代表性的。从这样一个家庭的活动和变化，人们也可以从某一侧面感受到社会脉搏的跳动。家庭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异常重要的位置，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伦理观念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因此，冰心倾注全力来描写自己的家庭，观察并揭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暴风雨的冲洗下，长期受到封建观念浸染的中国家庭正在发生着怎样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选文体式的正确判定，是合理确定教学内容的重要前提。在文体意识不断淡化的今天，正确判定文体更显必要。散文，由于其体式最为“自由散漫”，故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难度最大。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散文进行再次分类，以便发现特定的某一散文亚类的明显特征。在语文教材中，回忆性散文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发现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意义重大。在回忆性散文的写作中，通常存在两重叙述视角[1]，并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产生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对选文进行此方面的分析解读，应在回忆性散文的重要教学内容范畴之内。申丹教授在研究小说叙述视角时指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2]以上两种叙述视角，前者称为“叙述自我视角”，负责以后来者的眼光记录、讲述过去的经历；后者称为“经验自我视角”，用以感受当下的故事。由于散文的中间性，它一端连着诗歌，另一端连着小说，所以，用小说的叙述学理论分析散文（尤其是回忆性散文）中的叙事，是完全可以的。

一、沈复《童趣》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在《童趣》中，沈复追忆了自己童年时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借助丰富的想象，就能从细微的寻常物中发现超然物外的乐趣。文中经验自我视角的运用是比较明显的，如“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一惊。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这一段描述，就典型地表现了作者当时作为一个儿童的天真烂漫、纯洁无邪和活泼可爱，面对吞吃昆虫的癞虾蟆，成年人恐怕很难会将其视为“庞然大物”、痛恨之继而“鞭数十，驱之别院”。但不管怎么说，叙述自我是在以现在的心态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因此，经验自我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还是要受叙述自我调控的，经验自我同时也是叙述自我观察、反思的对象。那么，本文的叙述自我（也就是写作《浮生六记》时年已46岁的沈复）是以何种心态在观察儿时的自己、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呢？沈复出身于幕僚家庭，年轻时在多地做过幕僚，后又经商，均不成功。他与妻子陈芸感情甚好，但不容于家庭，乃偕妻离家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后妻子客死扬州。沈复有感于苏轼所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乃作《浮生六记》。由此可见，文中种种闲情、种种趣事，都是经叙述自我精心组织、加工润色而成，从中传达出的，却是叙述自我在残酷环境中的焦虑不安。也就是说，写作中的“我”在用一双痛苦的眼睛冷静地看着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儿时的“我”。观草间二虫斗的兴致被突如其来的癞虾蟆野蛮破坏，正象征着自己短暂的幸福生活随时可能被家庭变故或其他什么突发事件所破坏，而“癞虾蟆”，其实就是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重重雾霾和阴影。汉学家宇文所安目光如炬，他深刻指出，沈复在文中表现出来的乐趣，其实是“那种私下的、在痛苦、伤害和当众凌辱的夹缝里苟且残存、微乎其微的乐趣”[3]。总之，经验自我眼光中的童趣，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乐趣；而叙述自我眼光中的童趣，则折射出一种成年人正在体味的痛苦和悲凉。

二、张岱《湖心亭看雪》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以精练之笔墨，记述了自己雪夜赴西湖湖心亭赏雪的一段经历，描绘了一幅幽静深远的雪景图，并含蓄地抒发了内心感受。本文出处是《陶庵梦忆》，此书是作者对往日生活精美细节的咀嚼与回味。就《湖心亭看雪》来看，文中之经验自我无疑给人以名士之印象。你看，在大雪三日之后，谁人能象张岱一样，深夜独往“人鸟声俱绝”的湖心亭去赏雪呢？所赏湖景之奇，不正契合了他卓然不群的高雅情趣吗？湖中偶遇知音，则更衬托了他性情的不俗和率真。也就是说，此时的张岱所赏的，不只是别样的美景，更是自己特立独行的名士风度。诚然，此段赏美景、遇知音的经历是美好的。但是，回忆此段经历的叙述自我，也就是写作时的张岱因时过境迁，心境已变，他会以何种心态反观当时的自己、回顾这一段美好的生活经历呢？张岱生活在明末清初，少年时为纨绔子弟，过惯了贵族奢侈繁华的生活。江山易主以后，从天堂回到现实中去，并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巨大的生活和心理落差使他时时追忆过去美好的往事，并产生了人生如梦的无限感慨和深沉的家国之思。以这样的心境讲述过去的美好往事，往事中的自己夜赴湖心亭赏雪就不只是如王子猷夜访戴安道那般的自由、洒脱和狂放不羁，和偶遇之知音“强饮三大白而别”也就不单有陶渊明那样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不俗和率真了。首先，“崇祯五年十二月”距作者写作之时至少已有十余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还让他对往事记忆犹新。张岱特意点出这个时间，恐怕不是在夸耀自己记忆力之强，而是在以平淡之语不露痕迹地抒发亡国之痛。再看“人鸟声俱绝”及“独往湖心亭看雪”句，不由让人联想到柳宗元《江雪》中“清峭已绝”的氛围，以及抒情主人公凛然无畏和孤傲清高的人格。张岱在文中通过对湖景空寂、辽远和清寒的点染，营造了类似的氛围，塑造了类似的个人形象，是否在有意将自己和柳宗元类比，以柳宗元的政治失败暗喻自己处于家国不在这个更大的败局中，以柳宗元的孤傲清高暗喻自己“披发入山”，对满清不投降、不合作的高傲不俗呢？而“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与“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对比，也足以让此时的叙述自我产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彻悟。第二段写到遇知音的欣喜之情，彼时的欣喜此时则化作知音难觅和人生的聚散无常所带来的悲哀感。免去俗间的“姓氏”而突出“金陵”，无疑还是在点亡国之痛，突出“客此”则表现出人在宇宙中也无非一过客而已的感慨。最后由舟子点出的作者之“痴”，则由经验自我因舟子不解自己的山水之“痴”而孤芳自赏，转为叙述自我因无人理解自己的家国之痛和人生彻悟这种更高层次的“痴”而产生的无限孤独和悲凉。总之，以经验自我“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心境去湖心亭看雪，赏的是美景，遇的是知音，品的是自己的优雅。以叙述自我“深沉痛切”和“人生如梦”的心境回顾往事，看到的是哀景，遇的很难说是真知音（如现在再遇铺毡对坐之二人，二人未必和自己心境契合），品的则是自己的痛。此心境本身就是一种痛，以此心境观彼心境，则又添了一层痛。

三、杨绛《老王》中的两重叙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