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范文10篇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公务员之家: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最后。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

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效益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

将来我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这个目标，首先“三农之外”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目标，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也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开放，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最终会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和过时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学习，土地稀缺、人口密集，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密集型”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农民：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与城市居民形成对称的二元国民的弱势群体。占我国总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义上居住在农村，并从事种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植、养殖业的农业劳动者。其划分的标准并非产业，而是以父母的户籍为唯一标准划分的群体。

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与其它产业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其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二是产业链条中断，农业只指其中间的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环节则不属农业范畴。它是二、三次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20世纪末，其创造的GDP占整体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下。

农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区以外的广大国土地域。即人口集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问题：是指系统中不相匹配的环节或子系统。即与其它环节和子系统在运动中不相匹配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系统中某一环节或子系统存在状态与其他子系统或环节差距的描述。

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一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税的减免，使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无税时代。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远没有根本改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为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的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何谓“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其一生都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特别是他在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农态度及政策体现了他对待农民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尊重农民、引导农民、组织农民、联合农民、依靠农民的根本态度及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各项政策,不仅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也给我们今天研究三农问题,明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以有益的启示。

(一)调查研究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况,剖析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先决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P109)。在《农村调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强调调查是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确的对农态度和政策就必须了解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种社会调查的方法给我们研究三农问题以有益的启示。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这种状态,必须反思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正确。多年来,我们研究问题、出台政策多依赖于官方的统计数据,缺乏实地社会调查。而中国现有的干部考核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官方统计的不真实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实际、软化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揭露了大量县、乡镇政府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更让我们意识到眼睛向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实际现状:(1)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生产过剩阶段,在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价格的大形势下,农业增产不增收。因此,不能简单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思路解决农民问题。为了实现增收,政府出台了调整农业结构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强制性的指导调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仅侵犯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而且使农民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损失。(2)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农业生产微利甚至亏损,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走向贫困化和边缘化。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农村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刀切的税费改革,不顾农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实际盲目推广农业产业化,不顾中西部农村的现状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将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3)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加剧,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产生了庞大的乡镇官僚体制,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逐渐加重。出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现有的体制所造成的。政府的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关键是改革没有农民的声音,没有真正落实农民的民主。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研究三农问题如果离开了农民这个视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农民的生存现状、行为反映中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事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出台和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问题为契入点,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唤起农民自救的自觉意识;因此,不能武断、强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观的指导。

(二)立足三农问题的根本,尊重农民的自由选

择,解除农民的束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在中国革命早期,党内存在着对待农民态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以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倾向,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种切合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形成了其在中国革命时期始终尊重农民、联合农民、团结农民的根本态度和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相关政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没有农民的小康,希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只能是空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亿农民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必须立足于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的生存问题,必须以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解放农民为核心内容。

1问题的提出和基本概念界定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