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官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内容提要：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官阶；南北朝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唤鼋鍪?quot;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摘要：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都可以衍生出许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能有效地解决具体裁判标准不明确，观点亦不统一的难题，立法改革势在必行。在分析问题和借鉴域外立法发展的基础上，建议了立法改革思路。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立法改革

一、复杂的现实与含糊的法律

现实生活中，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多样。有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祸根”，例如持股比例为50%∶50%，又没有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僵局解决机制（案例1）。有的是大股东“一股独大”，对小股东不理不睬，小股东不满而起诉。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不仅有小股东，也有持股比例90%的大股东（案例2）。现实很复杂，相对而言法律却很含糊。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有《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第182条设置的公司强制解散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条件都可以衍生出很多争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个判决公司强制解散的指导案例（案例1），可惜该案例的说理不充分、指导性不强，未能令人信服。更有意思的是，该案例中的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虽然被生效判决强制解散，但是经调查发现该公司至今仍然有效存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颁布一个不支持公司强制解散的案例，也对某些法官有某种“影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司法解释使得公司法第182条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4]2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裁判标准并不明确，实践中观点亦不统一”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后，遵循该解释的指导案例还没有颁布，公开查询到的一些案例中裁判观点存在明显不同。这就是法律工作者所面对的困境。

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一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条件看似简单，理解和应用时却很复杂。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该司法解释在公司法182条条文之外，创新地提出了“两年”“股东僵局”“董事僵局”，但是仍有很多事项没有被解释清楚。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如下：问题一：“经营管理”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企业的行为可以两分为对外和对内。按照公司法的用词，对外的行为，似乎应该属于经营②，通俗地说就是做生意；对内的行为，更多地属于管理。经营与管理，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日常生活中两个词语经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在公司法中也大体如此，例如：公司法第49条（“有限公司可以设经理,……，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公司法的法条中使用一个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注意在认定标准中这样使用常用语可能出现的争议或不同理解。显然如果公司法的条文是“经营和管理”，肯定好过于“经营管理”。或许简单的“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是更优的表述。有的法官认为，司法实践中的审点在于判断该“困难”是公司经营困难、管理困难抑或两者兼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明的前三种情形均指向“管理性困难”，对“经营性困难”未作明确。③也就是认为“经营管理”是两个概念，由两个部分构成：“经营”和“管理”。在解读公司法的“经营管理”时，应该不局限于只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情况，而完全不理会公司对外经营情况。因此，笔者同意“经营管理困难”应包含“管理性困难”和“经营性困难”两个方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似乎把重点放在了“管理性困难”，也就是公司内部机关是不是正常开会和作出会议决议（讨论时一般常被称作“股东僵局”“董事僵局”或“组织性功能障碍”），完全没有述及“经营性困难”，以至于出现了将其解读为“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是”“管理困难”并据此判令公司解散的案例（案例1）。公司既存在经营性困难，同时也存在管理性困难，两者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自然可以作为论据来强力支持强制解散公司的判决。但是，现实并非全部如此。一个存在管理性困难的公司可能并不存在经营性困难，公司可以一如既往地做生意、甚至生意更加好，那么，仅仅因为存在管理性困难就被强制解散合适吗？如果管理性困难必然导致经营性困难，那么还有必要在法条中出现“经营”一词吗？笔者认为，必须承认公司僵局在程度上有差异。有的僵局使股东层面和董事层面无法作出重大决策，但是在公司经营方针已定、继续执行此前的预算方案（按照惯性运行）时，不必然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这就是“伪僵局”。实践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股东或董事吵架不能出决议，而管理层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困难不应被理解为是决策困难，而应是公司经营困难，只有出现经营困难，才是公权力必须介入处理的“真僵局”。问题二：该如何认定困难的“严重性”？管理性困难，范围简单，比较容易界定。经营性困难，就不好界定了。按照常理，我们是怎么判断一个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呢？我们往往考虑它的一些警示性信号，例如：发不出工资、拖欠供应商账款、产品滞销、资不抵债、收不抵支、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者经营异常名录。如果判案的法官考虑得更全面，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公司是属于短期的经营不善，还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等。这么复杂的考量，法官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应该由法院聘请专业机构来判断，还是由法官来判断？在认定时，应当对“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标准采用更加严格的尺度还是宽松的尺度？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好多问题待解。

断案(计划生育荒诞小品)

人物：娄阿鼠桃花县官洪亲姆蒋对章007四衙役

[激昂的北鼓声中，娄阿委打小翻、地娟上。

娄阿鼠我娄……(四顾无人)娄阿鼠，就是《十五贯》那个偷钱杀死尤葫芦的娄阿鼠。赌博“仁洞锤”(赌棍)，正经头路不去做，整天数空抓“章慈”(蛤蟆)，想要软空省力赚大钱！这段来转途做先生，四处打骗过日子。(转身从腰际搜出一白布，上书：“高科技，辨胎儿，转阴阳，调运气，圣医”娄半仙”)目当今计生政策抓得紧，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少数人还有重男轻女老头脑，这就给了我赚钱的好时机。我走乡窜里，共人分辨腹中胎儿男女，非法人流打胎，推销特效药“避女散”、“保男丹”，画龙画猫又画虎，包保隐隐生乾埔，只要钱银打骗会来，管他性命交关起祸灾。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煮熟鸡说得会啼，生意还真不歹，赚得饱肠饱肚肥滋滋。我这里打点打点，要再来去。(从后搬出一保健箱，翻开拿出件白大挂披上，背起保健箱晃晃荡荡吆喝着)高科技，辨胎儿，调阴阳，转运气罗----！(下)

桃花(内声)来呀！

(唱)更深夜静出门庭，(上)

【摘要】：针对某大跨度网架施工方案进行对比仿真分析，结合工程难点特点，提出高空散拼法和累计滑移法两种施工方案，通过施工工艺、过程仿真分析及临时结构设计、现场实际情况等综合因素论证分析，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关键词】：网架；施工方案；过程仿真分析

1工程概况

河南省某官窖遗址展示厅工程为双层螺栓球网架，平面尺寸63m×67.5m，四边点支撑，柱顶标高10.65m，总质量约330t。见图1。官窖遗址位于展示厅内，全部被钢网架所覆盖，平面尺寸25.6m×34.1m，采用螺栓球网架可避免焊接施工对遗址建筑的影响且较环保[1]。

2。2施工方案比选

由于展示厅南北地形高差接近4m，同时考虑官窖遗址建筑物，首先排除网架在地面拼装整体顶升的方案，只能在高空进行散拼。高空散拼如采用全场搭设满堂红脚手架加原建筑物上方设置滑移平台的方案，则工期较长，措施费用较高，不合理。网架累计滑移方案，即在场地一侧搭设局部满堂红脚手架，在脚手架上进行高空散拼，局部散拼完成后，向场地另一侧滑移，滑移出脚手架后，再在脚手架上累积拼装，直至全部滑移到位，整体落位进行支座焊接。首单元地面拼装，起重机吊装，其余单元高空散拼方案。为方便施工，防止网架在安装过程中变形过大，局部超应力，在网架内部下弦设置临时支撑点，全部安装完成后，同步卸载，完成安装。为方便对比，根据工艺要求、现场情况和网架刚度，两种方案中均将网架安装划分为9个单元，不同的是累计滑移法先拼装滑移最远端的单元9。见图3。网架支撑在混凝土柱上，原混凝土梁仅10cm厚且未过支座中心线，不能作为累计滑移方案中滑移轨道的有效支撑，施工有一定难度。可以另设滑移梁，上铺滑移装置，使滑移轨道中心线与网架支座中心线重合，以减小滑移过程中网架支座因受到偏心力而产生不利影响。计算网架移动所需的拉力和网架支座与滑轨间的摩擦力，合理选取牵引装置。高空散拼方案的临时支撑应根据遗址建筑位置和网架情况确定数量和位置，做到布置均匀、数量合理，保证杆件应力和节点位移在规范[2]要求范围内。见图4。

庸者，平常，不高明也;懒者，懈也，怠也;散者，分开，没有约束，无组织无纪律。“庸、懒、散”是机关干部的常见“病”，也是反复抓，时常犯的“顽症”。

这些进取心不强，工作不用心、不主动、不努力等“庸、懒、散”问题，是与当前“十二五”发展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格格不入，是与“创先争优”、“一枢纽一中心三基地”的定位、“两高一低一提升”的目标和“富民强市”的中心任务极不相符。庸、懒、散“三种顽症”，既败坏了党风，破坏了党政形象，又影响了民风，危害了社会和谐发展，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我市开展“三治三提”专项活动是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的诠释和升华。曾提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可见治吏与强国的重要性。

“治吏”要以“治庸、治懒、治散”作风整治活动为突破口，提高工作的执行力。让我们高举效率之剑、问责之剑、制度之剑痛斩庸官、懒员、散症；让我们审视自我，超越自己，羞于平庸，耻于懒惰，抛却散漫，励精图治，砥砺奋进，求实创效，树立起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顺应时展的需求，创建和谐社会，把商丘建设成美丽富足的新城市。

当前，“三治三提”专项活动已在全市展开，党员干部只有抓好责任落实中的三个关键环节，才能将“三治三提”活动真正落到实处。

一是认责：要敢于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工作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不推诿、不退缩，敢于到矛盾最多、困难最大、任务最重的地方工作。要结合“三治三提”专项活动深刻剖析，认真整改，为各项事业的跨越发展奠定基础。

“庸政”“懒政”现象正成为中国各地政府着力破解的难题，特别是今年以来，多个省区和城市相继掀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抱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越来越行不通了。以“治庸”、“治懒”、“治散”等为主要内容的官场整肃风暴，的确能在短期内起到比较明显的转变机关干部作风的效果，但是，风暴过后，必须常效，并且要立足于“治心”。

俗话说，心态决定状态。机关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心中有什么、想什么，将直接决定其工作状态、工作作风、工作绩效。官员中存在的庸病、懒病、散病乃至贪病，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其心病未治、心脉未通、心魔未除。笔者认为，“治心”不外乎以下三剂良方。

心中有民。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政府的神圣职责。官员要想不庸、不懒、不散、不贪，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始终做到为民请命、为民造福。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但是，心中有民，才能为民。心中有民，也便有了积极工作、尽职履职的动力之源，也就不会让人用鞭子在后面抽，“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也便会烟消云散。反之，如果心中无民，没有了动力，也就不可能做到真心为民、真情惠民、真诚利民，当然，也就很难使各项工作顺乎民情、合乎民意、赢得民心。

心底无私。陶铸在《赠曾志》诗中说，“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意思是说，一个人内心没有什么欲望，正义、无私、心胸宽广，学会包容。那么这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看出去都是美好的，很多问题就能够去解决。对于肩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重任的机关公务人员、党员领导干部，更加需要做到心中无欲、心底无私，摒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做到无我，才能将人民装满心间，才能包容一切，才不致于在工作上斤斤计较、畏首畏尾，拖拖拉拉、疲疲塌塌，更不会让私心、贪欲吞噬自己的灵魂，冲昏自己的头脑，而成为千夫所指的庸官、懒官、糊涂官、混事官、贪官污吏。雷锋、孔繁森、焦裕禄、彭登云、李素丽、徐虎……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都与无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正因为他们拥有了心底无私的境界和美德，而成为了历史丰碑、时代楷模。

一心向善。善是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的，有善心当先有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事事不易的感恩之心，矢志不渝的执著之心。其实，善没有绝对的定义，勿以善小而不为，从身边做起，用心去体谅去感受，关爱身边的人，即为善。善心、善德、善行，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其实那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党员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坚守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始终怀有一颗崇尚真善美、抵制假丑恶的爱心、善心、恒心。否则，弄虚作假、灵魂丑陋、从恶如流，只会使自己的精神变得空虚无比，失去精神寄托，便会在工作上不讲奉献谈价钱、不讲原则徇私情，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甚至吃、拿、卡、要，为非作歹。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心术不正，必酿祸端。整肃官场作风，必须立足于整心；治庸治懒，必须立足于治心。机关公务人员、党员领导干部，也必须经常性地扪心自问，心中是否有民，心底是否无私，是否一心向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也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一路走好，留下美名。

查办违法违纪案件要讲究办案策略，注重调查方法，正确的策略与方法来自纪检监察干部的丰富经验和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核心因素是创新思维能力。在查办案件中，充分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对于解决查案难问题，提高办案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创新思维在查办案件中的运用谈点体会。

创新思维是一种求新与求异、发散与集中、系统与立体的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它不囿于己有的规则和见解，而是寻求多角度多方位地开拓新领域、新思路，以便找到新方法、新技术、新理论等等。创新思维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思维形式，而是不同思维形式的辩证综合，是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等有机结合；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巧妙互补；是左脑与右脑的协调配合。创新思维在创造活动中处于中心和关健的地位，对它的主要形式要充分认识和很好地把握并运用到一切工作中。

查办违法违纪案件，要把握和运用创新思维以下几种形式：

一、运用直观思维，抓住违纪问题

直观思维，就是人们不经过逐步分析而迅速对问题的答案做出合理的猜测、设想或顿悟的一种跃进式思维。直观思维有利于人们从一些偶然的事件中迅速猜测、预感或察觉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联系。运用直观思维办案，特别是查办经济案件，往往能从一些偶然的事件、异常的现象、细小的线索中发现大的违纪问题，抓住破案的突破口。比如在查帐中，要注意帐目中奇异的、偶然的现象，不忽视小问题，哪怕是一张发票或非正式的收据，对那些奇异的数字、奇异单位、奇异地点、奇异时间、奇异往来关系，要特别关注，从中寻找违纪者蛛丝蚂迹。例如我们对某县扶贫资金检查时，发现财务帐上“结转下年”的数目短少了1.4万元，是计算失误？还是书写笔误？凭我们对该单位财务管理和制度不健全的现状，迅速作出了合理的猜测与判断，会计有贪污挪用公款的嫌疑，抓住这一疑点，我们穷追不舍，最终查出了会计贪污公款8万余元的违法问题，后移送司法机关判刑。运用直观思维办案要求办案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事物的敏锐性，要求办案人员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不放过一个疑点和线索，从蛛丝蚂迹中发现问题，善于进行合理的猜测、大胆地设想，从而“快而准”地发现违纪问题，抓住违纪问题的实质。人们说“纪检干部要有一双火眼金晴”就是这个道理。对偶然的事件缺乏直观思维，就会对客观存在的问题不敏感，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摆在面前线索也就失之交臂，查不出问题立不了案，让违纪者溜之大吉。

二、运用联想思维，拓宽查案思路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局根据市纪委、市级机关工委的专题部署，按照有效治理“行为上散、能力上庸、工作上腐”的“三治”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正人品官德、创清廉机关”主题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动员部署。4月28日，我局召开动员会，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洪林同志在会上进行了开展“正人品官德、创清廉机关”主题教育活动的动员部署，要求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要依照思想发动、排查问题、落实整改、总结表彰四个阶段的步骤程序进行，并加强领导、统筹安排、明确职责、注重实效，拉开了“正人品官德、创清廉机关”活动的序幕。

2、组织学习。4月28日下午，我局组织局党委中心组学习活动，专门邀请市委党校吴建华副校长作《正人品官德、创清廉机关》主题报告会。会上，吴校长从为民服务要“真”、干事立业要“实”、廉洁从政要“严”、生活作风要“正”、精神境界要“高”、人格修养要“好”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机关干部如何才能正人品、立官德、干实事，为推进“全面达小康、建设新**”作出积极的贡献。

3、交流讨论。动员部署及报告会后，我局又迅速组织了“正人品、立官德”大讨论，撰写了《做人·做官·做事》、《立人品、正官德》等理论文章，同时按照有效治理“工作上散、能力上庸、行为上腐”的要求，制订了相关措施。

4、演讲征文。7月6日，我局组织“树清风正气、创和谐后勤”主题演讲及征文比赛活动，9个党支部10名选手现场演讲，18篇征文参加比赛。经过选手声情并茂的演讲和评委公正严明的评判，机关党支部王强、袁心彤等6名选手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为人师者当思“廉”》、《阳光工程，打造一支“清廉”团队》等7篇征文获奖。通过各党支部的广泛动员和精心组织，在机关后勤系统掀起了学习理论、交流思想、畅谈体会的新高潮。

5、专题党课。7月6日下午，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洪林同志为机关后勤全体党员上了一堂《加强机关后勤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课。从全面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深刻理解构建和谐机关、和谐社会的关系和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机关后勤部门在构建和谐机关中的积极作用；加强自身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和谐机关、和谐社会建设取得实效等方面阐述了构建和谐机关、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机关后勤各部门要立足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重视资源节约、转变工作作风，为构建和谐机关、和谐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