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祭祀范文10篇

自从十七世纪末叶和清代初年，随着中国萨满信仰习俗被介绍到西方[1]，引起西方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广袤世界同类民俗事象的关注，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学者们对萨满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使萨满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自从十七世纪末叶和清代初年，随着中国萨满信仰习俗被介绍到西方[1]，引起西方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广袤世界同类民俗事象的关注，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学者们对萨满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使萨满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自从十七世纪末叶和清代初年，随着中国萨满信仰习俗被介绍到西方[1]，引起西方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广袤世界同类民俗事象的关注，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学者们对萨满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使萨满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本文作者：李鑫李世纲单位：大庆师范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

小调满族民歌中以小调体裁数量为最多,这个题材不仅触及到历史题材,而且也反应当代的现实生活。满族人民英勇好战，这种崇尚武功的精神渗透于满族人的生活之中，同时也反映在满族民歌之中，小调《军歌》就及其具有代表性。满族自古就有尊老敬上、礼貌待客的传统美德。在一些群体性的大型活动之中，大都离不开民歌。在祭祀活动中演唱“祭祀歌”，在祝寿或结婚仪式上演唱“空齐歌”，在丧葬仪式中唱的“哭丧调”等等。满族的小调曲调活泼，情节生动，风趣幽默的诙谐歌曲也颇具特点。例如《拜年调》、《打花名》等，在人物神态的刻画和语言的表达上都较为准确细致。此外流传的现代民歌，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满族的生活。如《六月探妹》、《四季抗战歌》、《新五劝》、《黑龙江好地方》等等歌曲，都倾吐了满族人的理想和爱憎。儿歌与其他民歌一样，满族儿歌的内容除了反映社会生活外,大多与游戏及传播知识有关。至今流传的儿歌有《摇篮曲》、《对花》、《压板歌》、《庄稼十花名》等,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摇篮曲》。由于《摇篮曲》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并且千百年来一直在满族妇女中流传，因此唱调是多种多样的。《摇篮曲》的唱词一般都比较简练，而且大同小异，最初都是用满语演唱的，但随着满族人逐渐放弃民族语，现在流传下来的《摇篮曲》大都是用汉语演唱的，能够用满语演唱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不管语言如何变换，《摇篮曲》的曲调形式基本上没有改变，满族的《摇篮曲》，是最富满族民族特色的传统民歌之一。也是千百年来，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的结果，不仅为我们保留下了极好的满族音乐，也保留了极好的满族古歌，同时也构成了满族独特的育儿风俗。萨满神歌“萨满神歌”是满族萨满祭祀时所演唱的歌。由于神歌与萨满教同时产生，因此有了萨满教，就有了神歌。所以萨满神歌更能代表满族早期音乐形式。每逢丰收吉庆之日，满族人民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演唱祭祀调，祭祀仪式的主司者便是萨满。祭祀活动多则三天至五天，少则也得两天，祭祖时主人家请“萨满”和“扎力”来家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萨满”头戴神帽，身穿神裙，腰系神铃，手击神鼓。随着《祭祀调》的节奏且歌且舞。各地区和各姓氏的“萨满”在祭祀仪式和演唱程序上各有不同，因此也多种多样。与其他类型的满足民歌不同的是，满族萨满音乐有比较固定的曲调形式，神歌大多是用满语保存下来的。

满族民歌的音乐特征

满族民歌中的调式、音阶构成的特色以五声音阶和五声性调式构成的歌曲最为常见。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民歌在清朝时期虽然很繁荣兴盛，但到了清末，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民歌都发展成了说唱和戏曲，只保留下来很少一部分。除了萨满神歌以外的劳动号子、小唱以外，民歌还采用规整的五声音阶，音程的构成形式大多数都以大、小三度音程为主，音域多数在八度以内，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民歌都使用五声音列，很少出现七声音节。在萨满神歌中多数是多采用三、四声的调式音阶，有时也有二声调式音节的出现。满族民歌歌词内容丰富多彩，其内容与人们现实生活情况紧密相连。既有反映满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的内容，也有表现独特民风民俗和民族性格的歌词。歌词有纯满语的，也有满汉兼用和纯汉语三种。满族民歌经常采用以三音组为基础的各种基本调式，如以宫调式、商调式较多，其中强调以三音向上级进组成的旋律较多。由于调式功能性不强，在调性的转移上简洁明了，不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此宫商角三音小组是满族民歌曲调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演唱方面，满族民歌的唱法各具特色，根据不同的曲调不同的演唱形式大致可分：真声唱法、轻声唱法、真假声结合唱法等。以真假声结合唱法为例，在演唱时根据风格的不同，随时调整唱歌状态，大大提高了歌唱能力，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法，拓宽了演唱音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唱法一般运用在号子、山歌和小唱中。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演唱效果的运用，才使得我国各地的民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风格。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民歌除了部分被汉族汉化以外，传承下来的很少。满族民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我们当今不仅要很好的传承下去还要开发新的演唱方式以适应当代审美需求，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族融合环境下的满族民歌新发展

汉、满及所有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兄弟姐妹，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在长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满族受到先进的汉民族的影响,两族人民的共同性愈来愈多,其中一部分满人逐渐与汉民族融合。从满族民歌的音乐特征上看，其艺术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因此，满族民歌是诗歌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当人们的思想情感无法用语言表达时，民歌是最直接抒情的工具，在这种艺术审美交流中，人们的情感得到最大化的释放，也实现了民歌的自身艺术价值。这种自然的融合,乃是正常的、进步的现象,是人类向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各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满族的文化虽然出现了与汉族融合的新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满族民歌在新形势下的客观存在。首先从民族学角度看，既然民族存在，那么其文化就一定还存在。作为民族文化特征的基本要素之一的音乐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其次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音乐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常常起到维系一定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因此音乐文化在满族融合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最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一个民族距离现代文明社会越远，生产力就越落后，其民族音乐与生活的关系就越为密切。

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积淀，是各族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产物，是独特的精神和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感染力，原生态音乐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厚的内涵，历史文化的另一种展现，能够让人们提高审美，并且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是一种稀有的文化财富，我们是文化资源的大国，音乐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我们56个民族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原生态音乐今，原生音乐文化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积累。原生态音乐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体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原生态音乐从形成到渐变，再到发展，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结晶，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也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原生态音乐文化的教育在音乐教学中也越为重要，在社会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汁原味的音乐文化从逐渐消失到重新地回归，它让我们认识到了，如今的潮流就是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我国璀璨的原生音乐文化中，萨满音乐文化则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代表。萨满教是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崇拜的产物，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万物有灵的理念，因此萨满教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蕴含的哲理极为深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萨满文化是维系氏族家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支柱。

在东北诸族中，满族对萨满文化形成继承是最为突出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极为突出的社会价值。在历史的发展时期，萨满能够在中国北方各部族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是因为萨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坚实根基。生存于各部族社会中的萨满，既是创造者，又是负载者，它创造者本民族的文化，特有的文化，对于音乐也是如此。经调查研究，在原始的部落里都有着较高的审美艺术，影响这一部人，并带动部落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在萨满文化构成的社会价值中，大部分就是音乐文化来体现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灵魂和思想正是这个民族的音乐所展现出来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发源之根，通过文化我们才能深层次的了解音乐，对于满族萨满音乐可追溯到禹舜时代，满族祭祀音乐满足了古代的音乐文化，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经过了满族人民的不断发展很世代创造，使音乐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载史册记载中:官民岁时聚会做乐，先命善歌者数背前行，士女相随，更相随和。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萨满音乐文化多赛用一唱众和形式，以萨满器乐伴奏，并构成相呼应的形式，并且多为同度，(大二度、大小三度)进行，因为受满语语音协和规律所制约;调式为两种:一种是能明显区分调式特征的，另一种调式不明显，旋律由三个音组成，萨满音乐文化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演歌舞表演贯穿于整个歌舞祭祀。萨满音乐文化中，神鼓、腰铃、抬鼓、晃铃、拍板诶主要打击乐器神鼓是萨满音乐中震撼心灵的乐器，是萨满跳神用的，在萨满文化中都:鼓是可以让人与神之间进行沟通、神可以听清的音乐语言，萨满全部活动都是神鼓，在中国鼓文化研究中写出在萨满鼓中保存最多的就是鼓的神秘，并且也是驱魔的重要法器。腰铃与神鼓配合演奏:抬鼓、晃铃、拍板等乐器也是在萨满宗教仪式中出现及使用，并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和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后，才能对祖国对民族有着无限的自豪和热爱，只有重视原生态音乐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音乐快速发展。西方教育文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继承，我们的文化才不会消失。萨满音乐文化在高师教育中有一定的压力和阻力，受到语言的教学困扰和影响，我们要在教学中不断实践。如何更好的将原生态音乐在高师教育中进行发展，需要大力推广原生态音乐，我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原生态音乐教育中去，要树立原生态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地位，要以继承和传播为基础，我们要知道原生态音乐是发展民族的，最淳朴的音乐形式，坚持原生态的音乐教育，实践与发展一同并进。但是要与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相适应，要进行全面的音乐教育学习，要牢固树立以民族音乐教育为本，坚持原生态音乐的观念，进一步加强高校音乐的创新和实践。我们还要大力进行原生态音乐的宣传，让人们了解原生态音乐，使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和体会原生态音乐蕴含的意义和独特魅力。并要提高原生态音乐的科技含量，将原生态音乐与现在相结合，必须要加大对于原生态音乐的研究与教学。其次，实践原生态音乐教育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感受原生态音乐的机会，营造唱民歌的环境，加强民族音乐母语教育，要学习原生态音乐的各个方面，体会文化生态环境，加强原生民歌的演唱，对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强了解和学习，为了增强原生态音乐文化得培养，高校要进行文化讲座，举办原生态音乐文化活动，加强对文化的考察，培养优秀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人才，提高学生们去理解原生态音乐文化的意识。

现在，我们的民族在竞争中发展民族文化的坚守发扬传承是最重要的，民族音乐教育在高师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原生态音乐文化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原生态音乐反映出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内涵，原生态文化在高师中不断地实践探索，促进的是我国文化的繁荣，也是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不能忽视着来自底层的原生态文化，原生态音乐文化将为我们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开阔新视野忽然和只是能源，传承人类文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谐文明的构建这些都离不开我们最民族最原生态的文化，就像萨满音乐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多少的研究价值，萨满音乐文化是无价之宝，这是原生态音乐文化，带给我们的财富也是无价的。现在，在多元化趋势下，我们中国的高校音乐教育对于原生态音乐的继承发展研究创新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根，那就发展下去，原生态音乐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是最原生态活动，也是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宝贵财富的展现，展现了我们中或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原生态音乐文化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探究和实践能增加学生们对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保护，发扬，继承。原生态音乐的培养对我们高校教育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作者：林代鑫陈特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摘要：舞者唱奏是舞蹈表演方式之一，主要特征是舞者的表演集歌、舞、乐于一身。此类舞蹈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种类繁多。根据内容、题材的不同，文章将其大致分为：带有宗教色彩舞蹈音乐中的舞者唱奏及其他类型舞蹈音乐中的舞者唱奏，旨在通过分析典例对这一表演形式作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舞者唱奏舞蹈音乐少数民族

舞者唱奏，即集歌、舞、乐于舞者一身的一种表演形式。这类舞蹈音乐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其内容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带有宗教色彩舞蹈音乐中的舞者唱奏

舞者唱奏的表演形式在我国的宗教性舞蹈中有着久远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有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叫“葛天氏”，他们的舞蹈形式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八阕’即八首歌，分别是《载民》，歌颂大地；《玄鸟》，歌颂氏族崇拜的图腾；《遂草木》，祝愿草木茂盛；《奋五谷》祈祷五谷丰收；‘《敬天常》，向上天表达敬意；《达帝功》，歌颂天帝的功德；《依地德》，感谢土地德赐予；《总兽禽之极》，盼鸟兽繁殖’”。①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部祭祀天地图腾的舞蹈。表演的过程中除了歌唱外，还有舞：“三人操牛尾”，同时还有伴奏：“投足”（踏足为节），体现了舞者歌、舞、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这种舞者唱奏的表演方式，如今在我国民间流传的各类宗教舞蹈中仍可以看到鲜活的实例。

萨满舞是萨满（即巫师）在祈神、祭祀、驱邪、治病等活动中表演的舞蹈，俗称“跳大神”。这种舞蹈是随着原始宗教（萨满教）产生的，反映原始狩猎、渔猎生活和图腾崇拜，产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至今，萨满舞在中国的蒙古、鄂伦春、满族、赫哲、维吾尔等北方十几个民族中还有遗存。各族萨满舞的表演依其道具、服饰不同而各有特点，但舞者唱奏这一形式却是各族萨满舞共有的特点。

摘要:本文是基于传统地气理论对民间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是对民间艺术活态传承所离不开的地方语境的思考。传统民艺中所讲的“地气”，出自《周礼・考工记》，是指因地方的地理条件不同导致的自然资源的差异。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人们对于“地气”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讲，艺术品的产生与种族、时代、环境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之外，还可以用“地方的风气”来进行解读。本文以东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对比为例，从民族、历史、信仰、民俗四个方面，剖析了地理条件引起的地方人文环境差异对民间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艺术；地域性；民族；历史；信仰；民俗

在两千多年前，《考工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成为当时评判一件器物是否精美的标准。所谓地气，在传统造物观念中多是指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即受到各地不同地理条件的影响，所产出的自然资源各有特色。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又由于人口迁徙等原因造成了文化的传播，使得地方的文化特色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人文环境和历史传承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是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体现。同样，地方的民间艺术也与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密切联系。

1.民族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文化的发展都与人种及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一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依靠着该民族的文化，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55年，美国进化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就已经认识到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早期人类文明的发生都伴随在河流两岸，出现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些地方资源丰富，土壤肥沃，适合渔猎和采集，从而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农业大国，《易经》中有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这就说明在神农氏时期，或者可以确定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使用木制的农用工具，使得人类社会由采集、狩猎转向农耕社会发展。山东地处黄河下游，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远古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人们用石头和木头等材料制作工具、建造房屋，甚至学会了烧制陶器，过上稳定的生活，逐渐形成了聚落和城镇，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作为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民族，安居而思静，有着勤劳、节俭、团结、友爱的文化传统。从石器、骨器到陶器、铁器，这些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而制作出来的生产生活工具，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早的艺术品。游牧民族的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游牧民族就不会创造出犁、锄头、铁锹等农用工具。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胡系民族，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民族。由于这一地区资源匮乏，生活环境恶劣，无法从事种植业，对农耕社会有所依赖，迁徙、战争、掠夺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文化传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最贴近原始社会的文化，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以肉类为主要的食物，强壮且善战。动物毛皮成为他们主要的一种工艺材料，不仅可以做衣服、毛毡等物，还能够制作酒囊，是取代了陶器、青铜器等笨重器皿的盛酒器。游牧民族是生长在马背上的民族，为了适应草原上的生存环境，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得他们对生活用具有着轻便易携的要求，蒙古包、折叠家具、皮质酒囊等物品的出现既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又符合当地人们的需求。

2.历史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摘要：埃文基人是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萨满教不仅是埃文基人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也是他们理性看待人与自然、动物、世界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俄罗斯埃文基人和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族是文化同源民族，但两国的现代萨满教发展进程和特点却有很大差别。埃文基人（鄂温克、鄂伦春族）作为中俄跨界民族，是东北亚各国不可忽略的文化纽带。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

关键词：俄罗斯；埃文基；民间信仰中俄比较；结论启示

一、俄罗斯埃文基人的人口与分布

1931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期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鄂温克族（包括鄂伦春族）被官方认定为埃文基人（эвенки）。2010年，俄罗斯的埃文基总人口为37843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926年至2010年，埃文基人口增长缓慢，变动情况如表1，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埃文基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地域特点，北部地区以渔猎、驯鹿、毛皮和养殖业为主，并有石墨、煤炭等采矿业，南部以加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埃文基自治区成立于1930年12月10日，隶属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土地面积为76.76平方公里。自治区中心为图拉镇，距莫斯科5738公里。目前，仅有五分之一的埃文基人能讲本民族语言。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是埃文基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也是埃文基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好的地区。

二、埃文基人的民间信仰

（一）萨满。说到埃文基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就不得不提及他们的宗教———萨满教。千百年来，埃文基人在与大自然的相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系统的行为规范，并制定了各种戒律和禁忌。他们认为，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些自然法则。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是萨满教的核心，只有被称为“萨满”的人，才可以担当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使者。萨满教不仅是埃文基人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也是他们理性看待人与自然、动物、世界和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萨满的称谓呢？埃文基人认为，只有多才多艺、智慧超群，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可以成为萨满。萨满不仅是他们精神文化的传人，也是古老风俗的行家，还是出色的歌手和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是具有旺盛精力和特异功能的人，熟知祭祀仪式的隐藏秘密，掌握传统民族医学的奥秘和经验。萨满是人与天上力量———诸神之间的使者。在古代埃文基人的观念中，世界上不存在等级制度，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永远也不可能征服自然。大自然对埃文基人来说，不是无生命的“僵尸”，而是鲜活的“生命体”。当埃文基人接近大自然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给予的微妙回应。埃文基萨满的主要任务是关怀族人的心灵和他们的平安，这也是萨满教仪式和跳神作法的主要内容。萨满教仪式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仪式是关于对族人的心灵关怀，倾听族人的疾苦和诉求。这个仪式反映的是，对从人体“分离”或者“脱离”的心灵，进行寻找和安置，“捕获”孩子的魂魄，以及将逝者的灵魂送往另一个世界。第二种仪式反映的是，对氏族物质欲望的期盼，赋予猎人护身符“神”的力量，以及各种算卦和占卜仪式。第三种仪式则与萨满的成长、萨满教精神和萨满教法器的制作过程有关[1](P26)。民间医生是萨满在埃文基社会扮演的主要角色和最有价值的角色之一。埃文基萨满会用各种植物、矿物质、昆虫和小动物制作特殊的“民族药物”，长达几个世纪的医学经验，帮助他们研制出数百种草药，而且这些草药的成分从来都不重复。这些不寻常的医疗方法只有他们知道，从而使得他们与普通的巫师绝然不同。例如，在雅库特英格拉小村，有两位著名的萨满。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库里巴尔金诺娃，是纽儿玛干家族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萨满。她出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奥廖克明斯克兀鲁思村一个孩子众多的贫苦家庭。她在家中14个兄妹里排行老大，从小就帮助父母操持家务，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们，没有时间上学。后来她们全家搬到了英格拉小村。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知晓很多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漫长的夏夜里，孩子们聚集在她的周围，听她讲述关于人类、动物和小鸟儿的精彩故事。她在50周岁的时候，正式成为萨满。当她跳神作法、吟唱、治疗病人、占卜未来的时候，她会穿戴自己的萨满服，击打萨满鼓。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深信，萨满的使命即治病救人，帮助人们减轻痛苦，并获得快乐。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是药用植物方面的行家，她通常使用草药医治那些找她看病的人。她能够预知天气，预测狩猎人是否能打到猎物，救人于危难之中。当她跳神作法的时候，她会用有节奏的击鼓声，为自己的歌声伴奏，同时轻轻地跳跃和舞动，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的特别氛围。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度过了漫长、艰难但同时也充满幸福的人生。她养育了9个孩子、7个孙子、25个重孙和14个玄孙，在其生命的第112年去世[1](P26)。这位伟大的女萨满不仅闻名于整个雅库特共和国，而且也为域外人士所熟知。在英格拉小村，还有一位萨满———色明•斯杰潘纳维奇•瓦西里耶夫。1936年1月10日，色明•斯杰潘纳维奇出生在纽克扎镇一个埃文基世袭萨满家族中，属于伊尼阿拉斯（伊内特）家族。这个家族的名称直译过来就是“夜间飞行的小猫头鹰”。色明•斯杰潘纳维奇是一位老兵，退役后从事养鹿、狩猎和赶雪橇。1973年，在巴塔卡氏族元老会上，通过了关于选举色明•斯杰潘纳维奇为萨满的决定。1975年春天，他在阿累拉克河边举行仪式，正式成为萨满，开始主持各种宗教活动，开展萨满医疗救治。许多患有肾病、软骨病、癫痫、心血管疾病和内分泌疾病的人，前来向他寻求帮助[1](P25)。尽管在现代人眼里，尤其是在其他民族的眼里，萨满活动充满了很多神秘的色彩，但萨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长期积累的民族智慧、民族传统，以及民族医学奥秘和精神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开展的。（二）动物崇拜：埃文基人生活中的熊埃文基人历来十分崇拜大森林的主人，包括一切动植物。每一代人都崇拜，过去崇拜，现在也崇拜。由于他们长期在森林里生活，所以，很多野生动物便成为他们图腾崇拜的对象。埃文基人把熊尊为最早的人类，对熊的图腾崇拜尤为明显。中国的鄂伦春人同样如此，他们对熊的崇拜和诉说，仿佛无法用世间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敬畏、依赖、慈悲和相互的接纳。在鄂伦春人的心目中，他们与熊第一次目光交流的瞬间，人与熊的灵魂就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作为丛林霸主的森林熊，天赐神力，鄂伦春人尊称它为“阿玛哈”（鄂伦春语“大爷”之意）。在过去原始的狩猎过程中，鄂伦春猎人用古老的狩猎工具很难捕猎到它，不仅如此，熊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雄性拥有人类一样的生殖器。被剥皮后的雄性肢体，仿佛是一个沉睡的拳王，冥冥之中，那无畏一切的人型兽，以它不可动摇的威力牵引着森林人的心灵，仿佛另一个我，以另一个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之，俄罗斯的埃文基人和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人，作为同源民族，他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和理念是十分相似的。在很久以前，埃文基人是不准猎熊的。随着狩猎工具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宗教观念的变化，禁止猎熊的禁忌也逐渐淡漠。但是，埃文基人对熊依然充满敬畏，图腾崇拜的文化遗存延续至今。埃文基人猎熊的方法与猎取其他偶蹄类动物没什么两样。一般来说，熊很少被逮住，除非是受伤或者不冬眠的熊。当熊追逐鹿群的时候，只要在被咬死的鹿旁边设伏，或者安放带有诱饵的捕兽器，就可以将熊捕获。出于本能，埃文基人不会放过任何猎取熊的机会。当熊被射杀后，所有的旁观者和参与狩猎的人都向它奔去，杀死熊的埃文基人对熊说：“杀你的人不是我，是某某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杀死熊的猎人反复说着类似的话。然后，人们把熊的身体翻过来，背朝下，在地上铺上一些树条或者青苔，就开始剥皮。杀死熊的猎人第一个走过来，用刀在熊的肚子上划一道口子，然后，在场的人按照长幼顺序依次重复这个动作。任何一个参与狩猎的人都可以参与剥熊皮的过程，但必须从一个方向进行，因为在猎熊的时候不可以一开始就从两边围捕。在大家剥熊皮的时候，一些参与狩猎的猎人会用落叶松的树皮制作一些平面乌鸦塑像，在“乌鸦”嘴上蘸上熊的血液，再在上面放上一小块肉。然后他们把“乌鸦”挂在附近的树桩上，或者挂在守候野兽的台子上。埃文基人想以此证明：杀死熊的凶手不是人类，而是这些“乌鸦”，铁证如山！除了熊掌，熊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然后，划开熊的胸腔，每一个参与狩猎的人都切下一小块熊心，生吞下肚。按照熊的骨节对熊肉进行分割，尽量不要把肉弄碎。分割过程中，每次遇到骨节的时候，猎人都要对熊说：“老爷爷，小心，这儿有根木头！”。如果是母熊，他们则称熊为“奶奶”或“伯母”。待熊肉冷却后就分给大家，髌骨以下的肉，以及四只熊掌、内脏、腹内油脂、臀部油脂、熊头和熊皮归杀死熊的猎人，剩下的部分猎人们平均分配[1](P35)。埃文基人认为，熊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森林之王，所以对熊很崇敬。但这种观念在年轻人当中，开始逐渐淡化。（三）“万物有灵”观念埃文基人相信万物有灵，特别崇拜祖先神“玛鲁”，同时崇拜其他各种神灵，比如“舍利神”，他们深信，惹怒“舍利神”会使人生病。埃文基人的信仰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占卜、梦兆、神话传说等。梦境、幻觉、预测等现象在埃文基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他们把做的梦分为吉凶两种，好梦三天之内不能告诉他人，凶梦必须尽快说出来，并用一些法器和咒语破解，以免灾难发生。梦到捕鱼和见到大鱼，预示能打到猎物，梦见太阳升起，预示有好事发生。梦到渡河，预示全家平安。梦见掉牙或剪头发，预示家人生病或驯鹿将要死亡[2]。此外，埃文基人对“火”充满无限敬畏，祭火仪式，涵盖了埃文基人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埃文基人的“巴噶腾”节（欢庆节），是指生活在阿穆尔河（中国称：黑龙江）流域和雅库特地区的埃文基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夏季举行。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埃文基人有机会经常交流，建立广泛联系，在节日期间，教授孩子学习传统文化，以活跃和复兴埃文基语言。通过传统技艺比赛，增强埃文基人的文化自信，不让埃文基的文明之火熄灭。在教育孩子熟悉自己家园的过程中，让他们爱上自己的文化。节日庆典开始以后，首先进行祭火仪式，伴随着赞美歌声，参加庆典的人穿越“天门”，驱邪净化，祈祷幸福平安。埃文基人在所有的场合都要祭火，因为人类生活始终与火为伴。埃文基人认为，火神魔力巨大，可以祈求给予自己一切，可以祈求得到野兽，火神能够让你过上温饱的生活，可以保佑你的父母健康，保佑你和家人远离不幸和疾病。节日当天，要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如服饰展演，埃文基礼仪比赛，歌舞比赛，传统体育竞技比赛，民族工艺品展示，学术研讨，等等。舞蹈如：《埃文基人的土地》《冻土苏醒》《森林的色彩》《小鹿的生日》，歌曲如：《雅库特姑娘》《鹿———你是我的朋友》《北方的夜》《春天来到驯鹿的故乡》等。这些传统歌舞，自上演以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埃文基人在歌声中唱道：“我们是埃文基人，我们有皮袄，为了好好地活着，为了不挨饿，请热爱大自然，请亲吻我们脚下的土地！大地孕育了一切，人类只是她的一粒尘埃。天神，请赐予我们食物，请赐予我们幸福！火神，请赐予我们光明，请赐予我们温暖！”[3]

人类最古老、最久远又和生活、和时代最密不可分的艺术就是舞蹈艺术。舞蹈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以深远广阔的生活内容，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多姿多彩的感性体现，灵动张扬的表现欲望来展示历史，赞美时代，歌颂生活，描绘人生。舞蹈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元素，构成了舞蹈艺术中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喜怒哀乐、人的进取成长、人的千姿百态……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高等艺术院校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的历史概述

高等艺术院校专家学者都对各地区、各民族的独特剪纸这一原始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了多种样式的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吕胜中先生对于民间剪纸等民间美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民间原生态中极为丰富的剪纸语汇加以提炼，并通过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辟了实验艺术系"不断提倡深入发掘本土文化精神，开拓民间原生态艺术与当代艺术思想观念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对接"

二、东北高校版画专业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的基础

作为东北特殊地域环境下的高校版画教学，其任务是在承扬传统西方创作性版画的教学基础上融入多维的教学资源，制定趋于现代意识和学术意识的多元化教学氛围，转变版画形式化的肌理符号和游戏性的创作倾向，恢复版画在当代开放性艺术环境中专业语言的宽泛和张力，特别是应吸取东北地域长期根存和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理由如下:

1.版画艺术自身具有较强的民间艺术根基

中国民间版画历史悠久，不但在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以它广泛的表现内容、精湛优美的表现技巧、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普遍丰厚的审美层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美一页"民间木版插图画自唐宋起，便作为印刷雕版技术印刷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木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以陈老莲为代表的画家亲自参与到木刻版画设计并创作的/水浒叶子0等作品，在中国木版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了中国木版年画各地不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并辗转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