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宪范文10篇

一、人权入宪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人权发展经受过历史性挫折。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公民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人称它为政府领导型的模式，或者有人称之为政党领导型的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公民的权利不稳定，这极不利于我国公民对权利的真正享有。政策性的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造成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人权人宪无疑指明了法律的未来走向，法律的权利本位特点得到了加强，这将会固定并实现法律品性的转变。法律具备独立的品格，不过多地依赖于政治。

政治调控和法律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法律应以人权作为维度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规定。立法以人权为度，加强了法律的中立性，法律的技术性凸现出来。法治不单纯是一种“统治立法”，它不仅是法律的至上性，最高权威性，具有连续性，程序性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本必须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国家权力在不断地，逐渐地向社会让出地盘，由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发展到国家向社会分权。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法律符合法治目标：要求加强了自身的特征，而人权入宪为法的自身提供了源泉，从而使法律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动力和源泉。

国家权力与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法的实行有赖于全社会，全体民众的支持。法不应只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和社会自卫的武器。因此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

论文关键词：生命权；宪法；生命安全权；有限制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论文摘要：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一、案例分析

案例引发的思考：2007年l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却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单上面签字，焦急的医生、护士束手无策，院方试图联系该孕妇的其他亲属，并向上级请示“亲属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的紧急情况下，可否进行手术”，均未果。在抢救3个小时后，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笔者认为，对生命权的漠视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重要原因。生命权是人的最高利益，如果没有生命权，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在我国，这—重要的权利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宪法的保障，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律的遗憾!近些年来发生的对生命权的侵害的事件不胜枚举。矿难事故不断发生，“非典”、禽流感等致人死亡的疾病层出不穷，有关死刑犯的冤案也不时出现。这一切都与公民生命权保护的立法不足和不完善相关。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前提，因此生命权也就成了其他一切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权自18世纪被美国宪法确立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的确认，并载人多项国际人权公约。但由于我国宪法对生命权尚无明文规定，生命权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只能算作—项隐含权利，这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宪法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将生命权入宪，尽快建立生命权的保障机制。

二、生命权的义涵

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毫无疑问，生命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据笔者统计，在世界公认的193个主权国家中，目前至少有154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生命权入宪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我国理应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把生命权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1].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有的学者主张从“人权”一词推导出生命权，也有人建议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生命权。本文拟对我国生命权入宪的方式及内容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世界各国生命权入宪的方式与内容

这里讲的生命权“入宪”，是指将生命权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在方式上，它不是狭义的“立宪”，它不限于宪法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内容，还包括通过宪法解释将有关生命权的内容赋予宪法意义和效力。总的来看，在世界上，生命权入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生命权。例如，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二是通过解释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比如，韩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1996年11月28日韩国宪法法院在有关死刑制度是否违宪的判决中指出，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生命权是绝对的基本权利[2].当然，许多国家将生命权内容载入宪法的方式往往是两种方式并用，即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宪法解释加以补充，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197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一起有关堕胎案件时，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句关于“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的规定可以直接推论出“国家有保护人类生命的义务”，国家有义务保护未出生的人类生命免于受到违法的侵害，包括来自母亲的侵害[3]笔者以为，德国这种宪法明文规定与宪法解释两种方式并用是生命权入宪的最好方式，因为先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确立生命权的宪法地位，而宪法解释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生命权的内容。至于生命权入宪的内容，一般来说，通过宪法解释方式入宪的，其生命权的内容一般较为简单、零散，而直接将生命权写入宪法的，其内容更为明确。这里主要拟考察一下各国宪法明文规定的生命权内容。当然，世界各国在宪法中所规定的生命权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简单，有的丰富。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生命权的享有。正如前面所举例的南非、德国宪法那样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或“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又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

（二）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义务。例如，1989年匈牙利宪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匈牙利共和国，每个人对生命和人的尊严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得任意剥夺。”

（三）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比如，1994年白俄罗斯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国家保护个人的生命免受任何非法侵犯。”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权越来越受到全球各国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权纳入国法律乃至宪法中予以保障。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文本中对环境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将对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构筑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视角来探究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进而对环境权的宪法保障现实价值予以解析。

关键词：环境权；法律体系；必要性；生态文明

一、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利用资源、改造环境的过程，都在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彻底点燃了民众捍卫环境安全及生存权利斗争的怒火，人们为争取清洁、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提出了公民环境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在1969年基于“公共信托”理论，率先提出公民享有环境权的观点。此后，环境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年为更多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在1972年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该宣言被视为环境权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基础。截至目前，全球的191个主权国家当中，已经有140个国家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宪法文本，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里已经明确规定环境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加。

二、环境权的含义及性质

（一）环境权的含义。将环境权的本质含义界定清楚，是环境权纳入宪法的前提。国内诸多环境法研究者下过环境权的定义，有学者主张：“环境权是指公民享受良好的、适宜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权利。”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以及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享有在良好和适宜其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的概念认识有细微差别，但对环境权是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一致的。笔者主张，环境权指的是公民享有的在适宜其健康的环境当中生存、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权利，以及负有使生态环境资源免受恶化的一项义务。环境权不应只是人的一项实有权利，它也应当是一项应有义务，人们在享用环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势必应负担相应的环境保护层面的义务，这是环境权概念的应有之义。（二）环境权的性质。1.环境权是社会性权利。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体系上分析，公民的权利类型大致分成四种：①经济性权利；②政治性权利；③文化性权利；④社会性权利。从环境权的概念上分析，把环境权归入社会性权利类型更为合适。社会性权利是指：“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权利，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表征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性利益、共同的利益继而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比其与环境权的定义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看出，公民的环境权与宪法上社会性权利在归属上有着内在一致性。2.环境权是生态性权利。环境权发挥着保障环境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护卫公民对于生态性权益的享有本身是环境权概念里蕴含的内容，因而，环境权应作为一项生态性权利而且也应当是一项生态性类型的权利。再三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见，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求我国的环境权不只是为保护经济利益，更要为生态利益而服务。3.环境权是复合性权利。环境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应有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复合性是环境权的又一性质。如果过分强调公民享有的环境权利而对其负有的环境义务视而不见，必将导致环境权不能有效实施和实现的困窘。因而，环境权是一项集权利和义务于一身的权利类型。

论文摘要：笔者先从社会契约论、权利义务平衡论、国家的构成要素理论中找寻公民义务的产生、变动及核心接着从权利亦有膨胀性、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最终也服务于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在制定修改程序的最严格和效力最高的宪法中设定公民义务以为下位法演绎公民义务限定范围标准三方面讨论了宪法中公民义务的存在必要。而后又提出一国宪法应当以公民服从国家对内最高的主权、养护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致力军队建设以保护国家安全这三大类义务为母体根据自身国情来设定该国具根本性基础性的公民义务。

论文关键词：宪法中的公民义务国家的构成要素理论

一、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之理论概述

(一)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之概念界定

对于本文所谓的”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我国宪法学界通用的概念乃是”公民基本义务”，但是，学界对于”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界定标准，包括：形式标准(即只要是在宪法中加以规定的公民义务就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实质标准(即公民义务系统中最重要根本的义务)以及形式实质双标准(即由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最基本的义务)。

由于实质标准的难以确定，而且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能为它所规定的事项当然在该国被普遍认为具有根本性，所以，笔者认为双标准没有必要。笔者个人倾向于形式标准，但如果用”公民基本义务”来指称，那么，难以排斥另两种界定标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可能造成”公民基本义务”不仅仅只能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有些义务也有可能成为”公民基本义务”；其次，”基本”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太大的迷惑性，极易引导他人陷入实质认定标准，与笔者的观点截然相反；所以，笔者采用”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这个概念来指称公民为宪法所课予的义务。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条款写入宪法。应该看到，作为“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对于转型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有着弥足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征。

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为依托，包涵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而在农村则以和生产大队以及小队等集体组织为依托。基于这种模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炉内灶”，个人依托单位获得福利措施和相关保障，而单位也须依托国家的财政支持给予个人一定的福利资格享受。

在这种壁垒式的体系中，由于欠缺妥当的表达机制，在立法和政策形成过程中，个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会被漠视乃至牺牲。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民营化和社会化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能开始转由民间组织或企业来承担，利益层次也日趋复杂化。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有助于保障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使得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使得公共政策和行政决定能更好的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依归。

其次，在宪法中写入“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从其表述上看，强调了国家负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和职责，并赋予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

国家存有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的义务，而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就在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保障公民的生存权的实现，进而促进公民其他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公共财政状况和公共政策设计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更需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职责，发挥更为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也印证了这点。

一、主流理论及其关于中国的预测

试图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伟大的思想努力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官方推崇的历史哲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日趋边缘化。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失势以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的领域，现代化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预言人类的归宿是唯一的，各地区、各民族都将殊途同归，而西方社会是人类的先驱，非西方将步西方的后尘。李普塞特的理论充分体现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自信精神。而福山则把现代化理论和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从而把现代化理论推向了极端。亨廷顿还算清醒，他指出“好事不会一起都来”，欠发达国家有必要经过一个权威主义阶段，才能更好地走向民主。这就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普沃斯基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提出了风行一时的民主过渡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现代化理论的各个流派几乎都认定市场和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作为给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弃旧图新的药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关于改革或转型的理论——“华盛顿共识”。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和中国的预言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预言。试举几例：中共经受不住对外开放的冲击；“八九”之后中共将很快垮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中共势不两立；政权交替要出问题；市场将埋葬专制，带来民主；专制制度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香港将成为一个死港；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西藏和新疆要独立；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有人觉得这样说还不过瘾，干脆直接说“中国即将崩溃”！这类预言有的稍纵即逝，有的长盛不衰，有的反复出现，它们或是此起彼伏，或是蜂拥而来。这类预言在国内外的大众传媒、学术论文、政府报告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我在这里罗列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二、中国经验对上述预测的检验

中国的经验是否支持这些预言呢？事实胜于雄辩。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验事实吧。

开放带来的信息洪流并没有冲垮中共政权。甚至互联网也成为中共“为我所用”的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国际比较反倒打击了“民主迷信”，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这意味着中共的合法性在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

摘要: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项新型权利，它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而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在公民环境权的概念界定、权利属性和其是否具有入宪的必要性等方面，我国学界还存在着争议。本文从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并在对其基本权利属性进行定位的情况下，分析阐明了将其写入宪法的必要性。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基本权利;入宪

一、分析与阐释：公民环境权的概

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是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稀缺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提出为的是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限制经济发展的无序自由入手，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人类社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学者对公民环境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民环境权的讨论当中，相关的论著也相继发表、出版。但是对于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究竟该如何定义，学者们依旧各持己见，难以统一。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既享有基本权利，也需要承担基本义务。①他提出，环境权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分为三部分：国家、法人和公民，因此环境权也应当划分为国家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公民环境权。吕忠梅教授则将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②她认为，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客体应该是人类生存的整体自然环境，也就是说无论是天然存在的还是人工创造的环境，都应当成为公民环境权的对象。陈泉生教授所持的观点与吕忠梅教授的类似，即她所使用的“环境权”概念指的也仅仅是公民环境权。徐忠祥教授则从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剖析了公民环境权的含义，他提出，真正的环境权则是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以自负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③这种权利不同于生存权，是一种自得权利，其权利主体是人类，义务主体也是人类。不同的学者对于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产生分歧的本质原因还是由于权利主体和客体的不确定导致权利的内容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在概念上形成统一的认识。此处就权利主体而言，鉴于国家并无实体，其所享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其实只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自然资源事实上的所有人是全体公民，且国家对环境的好坏并无感知能力，将其列为环境权主体并无必要，还会造成混淆权利与权力概念的风险。而对于法人而言，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法人环境权实质上只是排污权和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其内容完全可以被财产权涵盖，这与本文所讨论的应当由宪法规定的环境权存在本质的区别，故而认为法人也不适宜成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因此，本文拟将公民环境权定义为：指公民能够有尊严地在一个舒适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且有权享有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权利。其中舒适良好是指公民所生活的环境应当不受一定程度的污染，能够适宜居住且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各方面需求，使得人类能自由、尊严地生活，继而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公民环境权中最核心的部分。

二、剖白与定位：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将公民环境权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在我国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当下，将公民环境权归入基本权利中意味着保护环境的生态价值可以与财产权所保护的经济价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一，良好舒适的环境是人类生存必要基石之一，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里，其生活与发展都离不开适宜的生存环境这一必要条件。只要是人，对于生存所需环境都会有要求，其中包括对清洁水源、洁净空气以及阳光日照等生态性环境资源的要求，也包括对土地使用、矿藏开发利用等经济性环境资源的要求。这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是人获得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展现人格的必要一步。第二，公民环境权是其他权利无法取代的。在实践中，侵害公民环境权的行为并不必然侵害公民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例如建筑物之间距离不符合规定标准导致室内日照不充足通常被认为是侵犯了权利人的日照权，但这种侵权与人身侵权和财产侵权又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认为可以用财产权和人身权来替换公民环境权的理论其实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公民环境权应当属于单独的一种基本权利，其具有不可取代性。第三，公民环境权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具有不可转让性。放弃享受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举动无异于自杀。人类无法在过度污染的环境下存活，也无法在不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进行发展。公民环境权中的生态性环境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是按人格分配的，即便将该权利转让给他人，他人也无法享有双份的权利。第四，基本权利作为宪法修改的限制和立法权划定界限的尺度，其必然具有稳定性。而公民自出生开始便自然平等地享有在舒适良好的环境中生活发展的权利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但与人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也跨越人一生的始终。从必要程度和时间跨度上来说，它都是一种必须稳定享有且具有永久性的权利。第五，公民环境权具有繁衍其他权利的功能，它在整个权利的大系统中起着中轴的作用，以它作为轴心起始可以推导出很多权利，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例如，从公民环境权可推出良好生存环境所必须的净水权、洁净空气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等等子权利，这些子权利都是使权利主体享有公民环境权所必须实现的内容。第六，在以保障人权最低限度为文明标准的现代各国之间，基本权利应当是具有共同性或者相似性的。公民环境权便具有这样的特质，它既存在于许多国家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中，也出现在了宣言性及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当中。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将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予以法律规定，对于国家人权水平的发展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民环境权的共似性自然不言而喻。

摘要：隐私权是一个自然人个体应当享有的一项关乎其切身利益的重要权利。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隐私权受侵的几率与可能性。我国现有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已有规定是不争的事实，但尚不足以发挥根本性作用。应当从宪法的高度加大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隐私权保护入宪在我国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对隐私权进行宪法保护的途径和方法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找出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的适恰路径。

关键词：隐私权；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隐私权入宪

隐私权是一个自然人个体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权利。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的几率与可能性。我国现有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已有规定是不争的事实，但尚不足以发挥根本性作用。我国《宪法》中有些条款间接地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这种间接保护性规定缺乏直接性和明确性，从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隐私权保护入宪在我国十分必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对隐私权进行宪法保护的有益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创新性地提出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的最佳路径。

一、隐私权的基本意涵及我国的立法保护现状

“隐私权”这个法律术语的首先提出者是美国的两位教授———路易斯·D·布兰迪斯教授和塞缪尔·D·沃伦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阐释他们关于隐私权的观点时，在标题之中首次使用了“隐私权”这一术语。这篇论文开启了隐私权概念法律化之先河，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底。他们解读“隐私权”的意涵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事情不公之于众的权利，都有不受他人干涉打扰的权利，并认为用来保护私人著述及其他智力和情感产物的理念，就是隐私权的价值，而隐私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和公众往往侵犯这一标志着个人私生活的神圣禁地。”[1]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隐私权的基本含义进行了种种探索。例如，王利明学者的观点是：隐私权是公民个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不关涉公共利益的纯私人的活动、纯个人的信息以及纯私有的个人领域进行自由支配、自由掌控的一种人格权[2]。张新宝学者的观点则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个体享有的其个人的私生活之安宁秩序与个人的私人信息受到法律之保护，不被非法无故地侵害打扰、搜集、知晓及利用和公之于众等的一种人格权[3]。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隐私权做了如下规定（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从此规定看出，隐私权具有如下属性：第一，隐私权系一种民事权利，隶属人格权；第二，隐私权的内容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益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关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方面的个人权益。除了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立法规定外，《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也多少涉及一些与隐私权相关的内容，但这些立法规定不足以形成对公民隐私权的根本性保护。此外，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也间接地涉及公民隐私权益保护相关的内容。下文就此展开专门探讨。

二、我国《宪法》对隐私权间接保护的现状

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最有价值、对我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两条：一是确立了保障人权的原则，二是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并明确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人权”入宪将使本次修宪成为我国宪政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人权”入宪：迈向宪政的关键一步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以民主为原则，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伟大时代，宪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而保障人权也从那时就成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在美国宪法通过200年的时候，美国学者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但这针对的只是西方国家。

此次修宪将“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首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将使宪法本身也获得了崭新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向外求索的结果，是达成了“立宪强国”的基本共识：西方国家因有宪法而强，中国因无宪法而弱。他们从西方“舶来”宪法并寄望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法宝”，“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因此，在中国，宪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存在的，宪法的工具主义观消解了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我们的宪法中写的不全是人民的权利！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服务于总路线或国家根本任务等政治目标，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此次修宪则是重大突破，它赋予了宪法以保障人权的本来价值。其次，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完善了宪法的宪政要素。我国1954年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法治原则载入宪法，而此次修宪又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这意味着宪政的要素已完整地包含在现行宪法之中，我们已拥有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宪法。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具备宪政要素的宪法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只要让人权、民主、法治三个原则变成现实，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2.财产权：宪政的基石

可以说，这次修宪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以及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比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更为重要，意义也更为重大。这两条原则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而洛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的核心内容是论证“保护私有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他提出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全都为这一目的服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财产权与宪政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