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范文10篇

一、确立制度环境

在上述问题中,亨廷顿强调要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儒家传统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可以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即使儒家传统中存在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或资源,其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环境条件。那么,这种环境条件究竟是什么？

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这种环境条件首先是市场经济。通过对东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观察,学者们发现,在包括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中,由于在实践中插入了市场经济,儒家传统与民主政治已处于或者正趋向于对接、兼容状态。由此,他们认为,“儒家传统或许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物与民主实现对接。这一中介物必须是在新加坡和另外三小龙中共同存在的。……这个中介物即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建立或继承下来的市场经济（故又称自由经济）。在日本,儒教（还有当地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三者已完全对接,运作也较成功（尤其在经济方面）。在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儒教与市场秩序已衔接,现正处于衔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进程。不难看出,这条路线的走向是三点一线:儒家传统（作为固有传统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中介与基本目标）———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目标）,而不是绕开市场经济,直接拿儒教去嫁接或对抗民主政治。”②上述“三点一线”论,作为对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经验观察而来的理论概括,可能还有待于实践与事实的进一步检验:但从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来看,它强调不能绕开市场经济,必须把市场经济作为连接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学术研究的制度环境,这不仅具有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而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因为,一方面,现代民主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现代民主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生长才能获得坚实的土壤、深厚的根基。因而,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要在民主政治中起到某种支援、辅助的功能,根本性的制度条件之一是在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之间插入市场经济,这也就是上述“三点一线”论的要义所在。另一方面,只有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民主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得到逐步的生长、发育,这一并非完满无缺的现代政治运作机制,才需要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支援和辅助,同时,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源、道德精神对现代民主可能具有的正面功能、作用,才有现实的作用对象。因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如果根本缺乏市场经济秩序,现代民主难以得到生长、发育,那么,即便儒家思想传统中蕴涵着某种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资源要素,这些资源要素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和作用对象。

不过,除了市场经济以外,儒家传统有可能支援现代民主所需要的另一制度环境是法治框架。这不仅因为构成现代民主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身是法

治之下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是（宪）法（主）治之下的民主,亦即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意味着即使用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其权力也要受到宪政制度的限制、约束。因为民主只解决了谁来行使公共权力的问题:由于人人行使公共权力绝无可能,现代民主对此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一套制度安排,比如大众参与,公民投票等。然而,不论谁来行使公共权力,都有一个如何限制公共权力的问题,而宪政恰恰是在（宪）法（主）治之下,通过建立政府权力的内部制衡结构和外部约束边界而形成的一套限制权力的制度安排。在此意义上,法治、宪政框架本身就是现代民主的制度前提。因而,正如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来分析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一样,同样也不能离开法治、宪政这些制度环境来讨论儒家传统如何成为支援、辅助现代民主运作的文化资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儒家传统要成为支援现代民主的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市场经济秩序、法治宪政框架。因而,不能把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进行直接对接,而需要通过四点一线———儒家传统、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现代民主来发挥儒家传统对现代民主运作的支援、辅助功能。换言之,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的制度环境之下,才谈得上儒家传统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如何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以及如何成为一种有利于现代民主的文化资源的问题。③

一“人权”概念之发展及其意涵

“人权”（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都付诸阙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人权”与“权利”这两个词汇都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透过翻译而引进的。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这种说法似乎为一般人、甚至不少学者所接受。但是这种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把问题过分简化了。这种说法之不当，可由以下的事实看出来：直到中世纪结束，在西方的主要语言中并未出现明确地表示现代“权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强调中西文化之对比：“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但是他同时指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色是近代的产物，其形成是由于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动。

“权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权”的概念就出现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大致同意：“人权”的概念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有关“人权”的第一份正式文献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权”这个字眼，而且也对“人权”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阐述，对“人权”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暴行，“人权”概念进一步被提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成为普遍的要求。在《联合国宪章》里，人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宪章》的前言便强调“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其第一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会员国“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内容并未作具体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见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东西冷战刚开始的历史背景下拟定的，故仍不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过，大体而言，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以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人权观，也试图将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也叁与了此一《宣言》的草拟过程，并且将儒家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为了反映儒家的价值观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与学者批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它仅代表西方的价值观，恐非持平之论。

随后，联合国以公约与宣言的形式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这三种公约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权”之说。此说最初由法国法学家瓦萨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广为学者所采用。瓦萨克将“人权”概念的发展区分为三代：第一代人权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涉及所谓的“连属权”（solidarityright）。他将这三代“人权”概念分别对应于法国大革命时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当地译为“博爱”）三个口号。大体而言，第一代人权着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个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第二代人权着重于在实质上为个人自由之实现提供基本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开始勃兴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代人权则着重于集体人权，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资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对资源共享、健康、生态平衡、灾害救济等的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三代的人权分别称为“第一世界的人权”、“第二世界的人权”与“第三世界的人权”。经过这三代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说包罗万象，远非十八世纪西方的人权论者所能想像。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宪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宪政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如胡适等；以及综合创新论，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等。中华文化之中，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内圣外王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系的综会。内圣外王问题可统领以下的政治宗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上中下社会结构问题，乃至革命改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宪政问题的一大关键。宪政问题之中有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这之中存在着权利（包括财产权、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与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分权制衡与法治）之对立、互动和平衡。第二重关系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三民主义与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亦是中国宪政问题的最大难题。宪政建设的核心：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恰当安排实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适当调整。宪政有三个观念：人道政府（关心公民的权利：财产权和人权）、有限政府（关切国家公共权力：通过主权和分权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权力又限制、约束权力，以达致权力的正当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权利与权力资源的恰当乃至最优化配置）。而这三个观念都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宗法社会到政党社会三个时期。国民党和中共建立的政党伦理成功整合与转化了传统政治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把中国社会从宗法社会转变为政党社会。而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成功在于从政党伦理到契约伦理，从政党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

（四）重视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关系，以及中层结构的建设。国民党建立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建立了中国的下层结构。新的变革任务是建立和优化沟通上下结构的中层结构，进而建立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1]。而宪政制度恰是中层结构的核心部分。宪政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儒家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代表之一，同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提出的的“美善统一”、“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怡情之美”等观点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代变迁，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王权政治土崩瓦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对人权的保护，此时传统儒家美学思想所依附的经济政治背景产生变化，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势必会同这种转型的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产生碰撞，比如儒家美学过于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主观情感的诉求，这与注重个体情感表达和满足的现代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碰撞衍生新质，也相当于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返本开新”，而这种衍生的新质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开创中国特色设计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值得探究。下面以儒家核心美学思想“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为例探讨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

“美善统一”是儒家核心的美学思想，整个美学思想体系都基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由于两者虽都是优美的乐律，但《韶》乐表现尧舜禅让之事，表达的是仁义礼智的理想，孔子评论其尽善尽美；而《武》乐表现战争，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评其尽美而未尽善。其中“美”是指外在形式，“善”是指内容，在最根本意义上是指高尚的道德品格。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尽善尽美，是表现形式和通过形式所传达的高尚道德能够统一，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但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过多的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善”所传达的内容规定了刻板的社会的道德美，将个体情感赋予了太多社会性的意义和使命感，最终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人权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善”衍生了新质，更强调在道德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个体情感的充分表达，不受刻板的社会道德美的限制，不会因为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社会阴暗面而否定他的价值。同原来相比，现代的“美善统一”的善更多是指表达的内容通过贴切的表达形式带给人愉悦、启发、警醒等对人类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益的作用。因此，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将“美”和“善”作为独立的两方面来看：“美”，现代社会各设计流派杂糅，风格万千，不同的表现形式难以评定好与坏；而“善”，提供的服务、营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友好的指向性很强，就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追求艺术的社会功能而是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而这正是设计美学的真正价值。所以就现代设计艺术层面而言，从人和环境出发的“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而“尽‘善'尽美”也对设计的流程，消耗的资源，所用材料和工艺，人机交互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善统一”是孔子提出的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美学批评的尺度——“中庸”。“中庸”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适度表达。孔子曾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艺术的情感表达如果超过适度，欢乐的情感就变成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才符合“中庸”的原则。儒家中庸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艺术影响颇深，形成独特的“中和”之美。所以我国传统艺术基本建立在中和之美的基础上，形成传统艺术的特殊风格，艺术形象温柔敦厚，追求意境的恬淡宁静，表现方式讲究委婉比喻，讲求含蓄美。“中庸”之美之所以强调在艺术创作中避免走向极端和片面性，达到恰当而不“过”，力求温柔敦厚之美，是因为儒家认为欣赏者在喜、怒、哀、乐任一种情绪上产生“过”，就会损害身心，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是这种对情感表达的度的要求使情感被牢笼、禁锢在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中，这对维持王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颇有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合现代社会更不适合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需要恬淡宁静的美来中和忙碌的疲惫和压力来放慢脚步享受生命，但并不是人人都要听《关雎》、观水墨画和用竹制品，来陶冶情操克制住情绪的度才能驱走疲惫纾解压力。很多人压力大时爱听摇滚乐或蹦极，疯狂的节奏和行为超出了“中庸”之道规定的尺度，但是却能让人抛开重压再次充满前进的动力。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庸”之道单纯讲求艺术的“中和”之美和温柔敦厚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是应当变换方式，追求艺术和生活的“中和”之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活的，随时根据生活的需要来调整，两者达到中和才能化解不良的情绪，只有不压抑个人情感，才真正能达到个人情感的恬淡宁静，达到最终的和谐之美。另一方面，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言，一味的追求和谐安稳就没了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不能返本开新，继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创造价值。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设计缺少创造力的原因。因此，在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方面，不能一味满足在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里，要有创新精神，要打破原本的形式去探索新的方向。

上文概述了“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在艺术层面上同现代社会相碰撞所涌现的新质，这些新质对中国发展当代美学，构建中国特色设计风格，探索前沿艺术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和帮助。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不断总结和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转而同发展现代美学，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研究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是十分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的事情。

作者:范文洁 单位: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一中国宪政问题与内圣外王问题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与光荣、苦难与奋争，当有益于未来的再造与复兴、昌盛与辉煌。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宪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宪政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如胡适等；以及综合创新论，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等。中华文化之中，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内圣外王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系的综会。内圣外王问题可统领以下的政治宗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上中下社会结构问题，乃至革命改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宪政问题的一大关键。宪政问题之中有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这之中存在着权利（包括财产权、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与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分权制衡与法治）之对立、互动和平衡。第二重关系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三民主义与思想邓小平理论。

一中国宪政问题与内圣外王问题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与光荣、苦难与奋争，当有益于未来的再造与复兴、昌盛与辉煌。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宪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宪政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如胡适等；以及综合创新论，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等。中华文化之中，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内圣外王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系的综会。内圣外王问题可统领以下的政治宗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上中下社会结构问题，乃至革命改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宪政问题的一大关键。宪政问题之中有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这之中存在着权利（包括财产权、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与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分权制衡与法治）之对立、互动和平衡。第二重关系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三民主义与思想邓小平理论。

摘要：荀子秉承儒家的传统，讲求礼义教化。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同时吸收了“术”、“势”思想以完善其“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他把孔孟所追求的宗教性道德敬畏修正为对外在的礼法规范的敬畏，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客观规范约束。

关键词：荀子/儒家/人性/法

西周末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渐趋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坏。以恢复旧秩序为己任的思想家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宗法制度之所以得不到遵守，就是因为以祖先祭祀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族崇拜为人们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所代替，人们不再是自然的盲从，而是根据获得现实利益的需求肆意践踏着约束不同等级身份者的礼。要把人们重新引导进礼的规范，就要让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树立一种敬畏意识，从而使其在内在的约束下自愿自觉地遵守客观外在的社会规范———礼。在历史上，他第一次根据社会主体的情感提出“仁”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企图通过启发人的自然的血缘情感，建立起人的道德文化心理，从而使“孝悌”、“仁义”等范畴成为人们的宗教性道德追求。孔子所创立的“仁”的哲学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由于这种思想体系所追求的目标是使人建立起道德文化心理，因此，重视道德情感、道德心理、道德评价，强调道德教育、人治也就成为儒家的基本传统，成为先秦儒家区别其他各家的基本标志之一。

身处战国后期的荀子，秉承儒家的传统，讲“修身”，讲礼义教化。他在《君道》中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他强调君子在治国中的作用。“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完全是儒家本色。但荀子毕竟是生活在战国后期，其时七国均通过变法初步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且兼并战争已接近最后的决战时刻。荀子两次游学于齐，在稷下讲学时曾看到前期法家的著作，尤其是他打破儒者西行不到秦的传统，亲见秦“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的“治之至”(《荀子·强国》)的法治局面，认识到像孟子那样只空洞地从理论上论述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已不能使人们通过道德追求建立新的秩序，道德的自我约束已在诸侯争雄逐霸的残酷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荀子在为已建立起来的诸侯政权富国强兵献计献策的同时，在主体之外寻找价值根源，把孔孟所追求的宗教性道德敬畏修正为对外在的礼法规范的敬畏，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客观规范约束，只不过他还没有像后来韩非那样只信赖外在法的强制，而不关注行为者的内心情感和道德评价。

一、礼法根源的重构

荀子从商鞅的“民性有欲”(《商君书·算地》)以及民趋名利的思想得到启示，提出了与孟子相反的人性理论———性恶论。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仁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荀子所谓“性”乃“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生而有”、“天之就”的“不可学，不可事”之性，显指人生而有之本能。

一中国宪政问题与内圣外王问题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与光荣、苦难与奋争，当有益于未来的再造与复兴、昌盛与辉煌。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宪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宪政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如胡适等；以及综合创新论，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等。中华文化之中，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内圣外王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系的综会。内圣外王问题可统领以下的政治宗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上中下社会结构问题，乃至革命改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宪政问题的一大关键。宪政问题之中有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这之中存在着权利（包括财产权、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与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分权制衡与法治）之对立、互动和平衡。第二重关系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三民主义与思想邓小平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