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范文10篇

研究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需求势将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其次，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密切相关，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引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李稻葵（1998）认为，由于掌握企业控制权，可以给控制人带来极大的个人利益，所以控制人往往非常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而，由于内部人对自己手中控制权的重视，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寻求帮助，以维持企业的存在。其实，维持企业的生存，也就是维持了自己的权力，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由于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即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得到救助，其他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也会产生被救助的预期，当所有企业都形成这种预期时，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发生了扭曲，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在职消费等内部人控制行为上，更少的资源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低效率的产生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当所有的企业都是低效率时，救助这些企业就成了政府事后有效率的选择。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果经营者付出努力，即使是差项目，也可以获得与好项目同样的收益，但由于经营者存在委托人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当预期会得到救助的时候，经营者会选择不努力。可见，软预算约束降低了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硬化预算约束就要对经营者形成激励，使其有按照委托人目标努力工作的动力，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则是在下文要分析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

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需求势将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其次，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密切相关，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引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

———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

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需求势将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其次，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密切相关，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引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摘要：在财政分权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几乎是每个转轨经济体都面临的严重问题。针对财政分权、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软预算约束的成因、软预算约束的后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成因；后果

一、财政分权

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

摘要:为了彻底理顺银行与国企之间的不良贷款问题,我国在1998-1999年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本文在此背景下,集中讨论资产管理公司对银企关系重组的影响,分析资产管理公司在重组银企关系中的作用及可能遇到的困境,提出若干强化债务约束的政策建议。

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1该公司是负责接收、管理、处置银行划转的不良贷款,并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信达管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清理银行不良债权、重塑银企关系这一问题上走出了关键且实质性的一步。

本文试图分析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银企关系重组中的作用,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略介绍不良债权的成因及旧的银企关系所存在的痼疾,第二、三部分则分析信达在重组银企关系中的作用及可能会遇到的困境。第四部分则是有关结论及对以后建立正确的银企关系给出一些建议思考。

一、中国不良债权的成因及道德风险

根据债务关系的理论,债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硬约束(Gale,Hellwig,1985)。而中国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下面将讨论软约束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并使不良债权不断累积。

1.预算软约束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对审计风险的考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所谓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的错报或漏报，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高审计风险不仅可能会导致事务所支付高额诉讼费用和巨额赔偿，而且可能会使事务所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失，因此，事务所在对审计风险进行定价时，通常会要求相应的回报以弥补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在现实的审计业务中，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有很多，尽管事务所既不能对这些风险因素都加以准确地衡量，也无法准确判断导致审计风险存在的具体事项，但是许多变量仍有助于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大小进行较为准确地判断(Firth，1985)。由于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比较容易衡量，因此，在理论界，学者们主要通过研究审计收费与企业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①，借以考察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Simunic，1980；Francis，1984；Beatty，1993；等等)。2001年12月中国证监会要求我国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由此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定价行为进行研究(伍利娜，2003；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等等)，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设计中通常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国家而言，一方面，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Kornai，1986)，由此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中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渐深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硬化(BrandtandLi，2003)，由此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与此同时，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由于两者产权性质的不同导致了两者预算软约束程度的不同，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程度也可能存在着差异。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呢?而且对不同性质的公司或者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根据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调整呢?本文具体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拓展事务所审计定价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行为。

二、文献回顾

在Simunic(1980)最早对审计定价进行的实证研究中，他就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三个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考察事务所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审计定价。Simunic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出现亏损或者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后来的学者在借鉴Simunic(1980)审计定价模型的基础上，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审计意见类型、总负债比率、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等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②，从而研究事务所对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美国市场而言，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例如Beatty(1993)以美国IPO的公司为研究样本，直接考察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他发现对于IPO后申请破产的公司而言，公司在IPO时支付了较高的审计费用；O′Keefe、Simunic和Stein(1994)对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内在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对于其他国家市场而言，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Francis(1984)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收费之间都没有相关性，然而Craswell、Francis和Taylor(1995)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却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的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Firth(1985)对新西兰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和公司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而公司股票的非系统性风险会影响事务所的审计收费；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对英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对于上述不同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Simunic和Stein(1996)认为除了国别之间不同法律环境的影响外，还因为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变量来表示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

随着中国证监会2001年12月要求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之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也考虑了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对事务所审计收费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伍利娜(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和是否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韩厚军和周生春(2003)发现上市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朱小平和余谦(2004)的研究则发现，被ST的上市公司其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速动比率和资产收益率对审计收费没有影响。虽然这些研究成果为考察我国的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针对这一研究缺陷，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摘要：文中以2021年5月福州市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为基准，分析了福州市华林路东延伸段道路工程，对软基处理方案在项目投资方面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深层水泥搅拌桩技术较其他软基处理技术方案综合单价降低约51.78%，投资减少约459万元，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深层水泥搅拌桩加固技术具有无振动、低噪声、对周边环境污染小的特点，采用该技术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

关键词：工程造价；定额消耗；费用标准；软基处理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道路工程建设的贡献，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着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伴随着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特殊地质情况，特别是孔隙比大、含水量高、压缩性高、地基承载力小等问题的软土地基，容易引起道路的不均匀沉降，为道路安全使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兼具经济性和可靠性的软基处理成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一系列的软基处理技术不断更新与发展，为工程建设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更多更有力支持。但是选择科学的软基处理方案，其本质是多因素综合考虑分析的过程，如果仅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经验作出选择方案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方案容易出现偏差。为了选择高效且经济的软土地基处理方案，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的基础资料，分析对比各种软基处理方法，结合实际工程案例，从常用的软基处理方法知识库中初选软基处理方案，得出四种比选方案，即深层水泥搅拌桩、挤密砂石桩、高压旋喷桩、CFG桩；通过对四种方案的技术及经济比较分析，确定深层水泥搅拌桩为最经济且适用的方案［5］。

1技术方案对比分析

深层水泥搅拌桩［5］是指通过特制的深层搅拌机在地基深处将固化剂喷入土体并进行充分搅拌，利用固化剂和软土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反应，使软土固结成具有一定强度、水稳定性的整体，以达到改良土体特性、加固软土地基的一种桩。深层水泥搅拌桩技术特点［5］如下：（1）无振动、噪声低、对周边环境污染小，从而避免城市建设施工噪声污染，即使在城市密集区、建筑群区也可施工。（2）最大化地利用原土，通过固化剂与原软土地基混合搅拌且强化过程无侧向挤压，能有效保护周边的建筑物。（3）使用方法和布置形式灵活，对不同的基础类型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固化剂配方，不一样的加固形式。深层水泥搅拌桩与其他处理方案对比如表1所示，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施工简便快捷，处理效果明显，沉降变形小，变形稳定快，工期短，对周边环境影响小，具有明显的社会及环境效益。

2直接经济效益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现状；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原因；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的改进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预算约束软化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而且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许多高校重视预算资金分配,而忽视预算资金管理、预算管理财务措施不到位、在缺乏举债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突破预算约束、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预算约束缺乏有效的事后评估与审计制度、强化预算主体管理意识、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硬约束监督和控制、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近年来,随着高校经费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预算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从预算内容看,收入预算由重视拨款转向同时关注自筹收入。支出预算由宽打宽用变为精打细算,控制的目标更具体。从预算控制上看,各级财务活动由不重视预算到月、季、年对照预算分析执行进度等。但当前,许多高校也存在着约束软化现象,这是造成大学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

20世纪70年代末,匈牙利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首次提出“预算约束软化”(SoftBudgetConstraint,SBC)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匈牙利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其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及其绩效。科尔奈指出:由于总是受到财政补贴或政府追加投资、减税等其他形式的救助,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国企的经营者通常情况下也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从而严重削弱市场机制,造成对整个市场肌体的腐蚀。上述现象,科尔奈称之为“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通常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是预算约束体(budgetconstraintor-ganization),即当实际支出超过政府预算确定的支出数时,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存续的组织;另一个是预算支持体(budgetsup-portingorganization),即当预算约束体入不敷出、出现赤字时,给予资金支持的机构和组织。

据我国审计署最近几年就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所展开的审计结果分析,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在我国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如高校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只要存在控制联系,组织之间都可能会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产生。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源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和源于政治集权的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的结合，使得我国银行在各地区分别积累起了因经济周期、金融财政化及政策干预等原因而导致的巨额不良资产，从而使得这些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特征。因此，要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不能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改革财政分权制度，完善分税制，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

[关键词]不良资产；经济转型；财政分权

Abstract:Thepaperprovidesatheoreticframeworktoanalyzethemechanismwhichresultsinbigvolumenon-performingloansinChinastate-ownedbanks.Intheframework,thefiscaldecentralization,localgovernmentbehaviorsandstate-ownedbank-basedfinancialsystemplaykeysrolesinexplainingChina’snon-performingloans,butallthesefactorscanbeseenasendogenousfactorsofChinaeconomictransitionintheframework.

Keywords:non-performingloans;economictransition;fiscaldecentral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自1999年以来，中国曾先后多次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剥离。1999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了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2003年底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又分别剥离了1498亿元和1289亿元的可疑类的不良资产，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剥离了包括损失类和可疑类在内的不良资产近7050亿元。[1]这些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随后的国家再注资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再注资、股份制改造以及商业银行强化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否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人们仍然心存疑问。

摘要：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对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本文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关键词：财政补贴；竞争能力；软预算约束；经济转轨

一、前言

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相比于俄罗斯、东欧等转轨国家，我们的改革成绩显著。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等改革措施也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在不断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亏损的直接后果就是给财政、银行带来大量的债务负担，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低下又使这种负担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隐忧，而国有企业要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是这种隐忧的存在的直接原因。我们知道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局面，而这种稳定和公平局面的形成要求有一个经济主体来承担转轨成本。显然，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承担这种改革成本，保证改革政策和措施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其他成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正因如此，这种承担改革成本的理由，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国有企业通过各级政府向财政和银行索要各种补贴和银行贷款的筹码。那么这种导致国有企业财政软约束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改革进程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如何影响财政约束的硬化程度？转轨中财政软预算约束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财政预算的“软”与“硬”的转换条件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文在力求回答的问题。

亚诺什·科尔奈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是由外生因素导致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而DewatripontandMaskin则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内生原因导致的，起因在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tproblem），对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8]考虑到转轨中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众多，林毅夫等在同意软预算约束源于内生性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减少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改变企业软预算的关键。而张维迎则认为，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的非对称性。因此，改革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民营化，将企业的国有资本变为债权、非国有资本变为股权。林、张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两种思路，对应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认识，两个派别自然也就会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林毅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核心在于改革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实施产权改革。本文坚持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由内生变量导致的看法，但不同于林毅夫、张维迎单纯把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归结为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或者产权原因导致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而是从产权改革、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竞争环境等方面，将上述各因素统一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内，研究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内生于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单纯的产权改革论或者外部竞争的环境论都不能比较信服地解释财政软约束。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给出本文的逻辑起点和分析脉络，第三部分为基本模型建立。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出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最优补贴率或最优税收税率，并分析影响国有企业最优税率主要因素，然后在该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作比较静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