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行为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选取陕西省2002-2006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以资产负债率和投资支出作为企业融资结构和投资行为的体现。同时考虑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将内部现金流、托宾Q值和销售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对陕西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是负值并且显著,说明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之间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陕西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投资行为

筹资与投资是现代企业资金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企业投资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筹资的能力,而企业筹资必须以投资的需要为依据。投融资关系的讨论构成了整个财务理论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二者相互独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随着中国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资本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陕西的上市公司也将面临更多的融资渠道选择,对陕西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能够揭示其投资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提高陕西上市公司质量、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投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早期的投资理论都是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内进行的,假定企业在现行资本使用成本水平上,只要有筹资的意愿,金融市场就会提供足够的资金。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经济学家逐渐将信息不对称和理论运用于解释企业投资行为之中。Alessandra(2007)以英国1993-2003年的2118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的内部融资约束和外部融资约束下,公司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程度。发现外部融资约束程度比内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公司,投资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越敏感。DanyandJunseok(2008)以美国ICT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现金流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投资支出起到消极的作用。魏锋、刘星(2004)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8-200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融资约束、不确定性和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童盼、陆正飞(2005)以1998年以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大小关系的影响--低项目风险企业比高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额随负债比例上升而下降得更快。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来源负债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二、样本、变量和模型

(摘要]配股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市公司配股资格与配股融资行为的选择，配股价格的制定，以及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背后隐含的深层次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配股资格配股行为配股价格股权结构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对配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配股行为对证券市场的意义不亚于规范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这是因为配股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后续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配股越多，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行为很有意义。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间题，本文先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概况，然后就配股资格与配股行为选择、配股价格制定以及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本结构变动的关系三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情况简述

融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成本的制约。对债务融资而言，债务资本成本与债权人所要求的收益率相关;对股权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与股东所期望的收益率相关。在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公司的管理层受到股东的硬约束，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并不低，而且由于债务的避税作用，债务成本往往低于股权筹资成本。它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一般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我国上市公司虽然也表现出优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的倾向，但由于国有股股东普遍不到位，严重削弱了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息压力，外部股权融资成本成为公司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所以国内债务融资的顺序明显排在外部股权融资之后。

表11998——2000年A股筹资规模统计

摘要：股权质押融资具有手续简便以及贷款成功率高的优点，这使得其成为近些年企业常用的融资手段，但是这种融资方式的潜在风险也非常大，股权质押可能引发股价波动，可能引发企业股权变更以及损害质权人利益等。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自身情况合理金融股权质押融资，不能不考虑风险，盲目股权质押。

关键词：股权质押；风险；融资

一、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股权质押已经成了一种企业融资的很普遍的方式。股权质押是指企业将自己的股票进行质押，金融机构对质押的股票进行折价计算，以此为依据对企业发放贷款。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以及信托公司，这些机构发放贷款后会设置警戒线以及强制平仓线，当质押的股票市值跌破警告线，金融机构会通知企业追加抵押物，而当股票市值跌破强制平仓线后，金融机构就会把中质押的股票在市场中进行抛售，强制平仓，避免损失。企业通过质押股权进行融资的优点十分的明显，首先是股权质押这种融资方式的手续非常的简便，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其次，股权质押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没有任何的影响，大股东的控制权并不会随着股权的质押也转移。同时，股权质押也存在这一定的风险，一旦股市出现大的波动，企业股价下跌，质权人对企业股权进行强制平仓，就会使得企业的控制权发生实质性变化，对企业经营产生巨大影响。

二、我国企业股权质押现状分析

企业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已经非常的普遍了，2013年是我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一个分水岭，2013年之前，我国股权质押业务量很少，主要的原因是法律制度和配套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从2013年开始，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以及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企业股权质押的增速在断的提高，融资规模也迅速增加，在短短的几年内，规模已经达到了5万亿。这也从层面显示出了近些年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而资本市场资金供给渠道不畅，企业不能够有效的获得资金，只能通过质押股权来获得贷款，这种情况还将持续，我国股权质押融资的总体规模在之后的几年中依然会处于高位。我国股权质押的总体规模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而且不同行业之间的总体股权质押比例相近，都保持在10%-20%之间，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比例，金融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一个行业的股权质押比例过高，则这一行业的金融总体风险就会比较突出，需要监管机构以及企业内部的风控部门时刻防范风险，把股权质押比例控制在合理的区间。

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和低效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并成为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融资功能的增强，企业注重股票融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过度依赖股票融资也将对公司本身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引言

不同资金来源的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如何通过融资行为使负债和股东权益保持合理比例，形成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不但是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目标，也是长久以来金融理论研究的焦点。

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发表了《资金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这一著名论文，指出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当公司税和个人税不存在时，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无关(即MM定理)。此后，金融学家们纷纷放宽MM定理中过于简化的理论假设，尝试从破产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等不同的理论基础来研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蓬勃兴起，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现实世界中，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营风险等因素对于资本结构的决定有着重要影响。

而布罗姆(Browne,F.X,1994)和兰杰(Rajan,R.G,1995)等人对各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不仅是公司自身的决策问题，而且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等外部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过度负债的不合理资本结构越来越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障碍，并因而成为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政策动因。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政策环境和管理动机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造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和低效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并成为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融资功能的增强，企业注重股票融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过度依赖股票融资也将对公司本身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引言

不同资金来源的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如何通过融资行为使负债和股东权益保持合理比例，形成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不但是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目标，也是长久以来金融理论研究的焦点。

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发表了《资金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这一著名论文，指出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当公司税和个人税不存在时，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无关(即MM定理)。此后，金融学家们纷纷放宽MM定理中过于简化的理论假设，尝试从破产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等不同的理论基础来研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蓬勃兴起，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现实世界中，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营风险等因素对于资本结构的决定有着重要影响。

而布罗姆(Browne,F.X,1994)和兰杰(Rajan,R.G,1995)等人对各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不仅是公司自身的决策问题，而且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等外部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过度负债的不合理资本结构越来越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障碍，并因而成为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政策动因。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政策环境和管理动机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造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建立对国有企业重大投融资行为风险控制机制的提出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成立，各省国资委基本到位，年底以前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将陆续到位。随着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各级国资委作为国有出资人的三项基本权利，即选择经营者、重大决策权、资本收益权也将到位。

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明确要求，国资委不能干涉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不能做“婆婆加老板”。但是“婆婆”和“老板”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维护出资人权利和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界限？已经成为各级国资委面临的难题。

在当前，企业的重大决策风险突出表现为企业的投融资风险，各级国资委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管不管，如何管，已经成为当前的矛盾焦点。

二、与现状的矛盾

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决定重大投融资行为，报有关政府部门审批后执行。

摘要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股权融资并没有发挥其优势,对上市公司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本文结合中国股权融资现状,分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存在的风险,进一步提出险防范对策。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债券融资

不同的融资体制规范着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制约着企业的融资形式和取向。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相对其他融资方式,股权融资必然有其为上市公司带来更大收益和减少风险的好处,但是,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上市公司的成长也有不利影响,给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带来一定风险。

一、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融资结构中,内部融资所占比重普遍较低,外部融资所占比重较高,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98-1999两年则出现高负债融资现象,2000年以后股权融资比例有所提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首选方式,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大多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于零,仍然渴望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融资。

二、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风险

管理层收购的融资方式包括债务融资、权益融资和准权益融资三种。

一、发达国家管理层收购融资的经验总结

(一)多元化的融资模式

发达国家的MB0多元化融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资来源多元化,MBO融资来源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以及其他贷款机构,养老基金、风险投资等机构投资者。二是,融资结构多元化,即债务融资方式、权益融资方式和准权益融资方式在同一案例中同时使用。

(二)合格的战略机构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在MBO中的主要作用:通过长期投资,促使管理层进行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性重组;通过持有的权益资本,有效参与管理层收购后的重组,并监督、约束、控制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促进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和收购后重组;通过自身专业化投资经验优势,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缺乏专业性带来投资的盲目性。此外,机构战略投资者还具有资金量大、分散投资等特点,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个人融资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一、现实问题与研究现状

众筹是一金融专业术语，译自英文“crowdfunding”一词，是指融资者利用互联网平台或其他网络媒介“向社会大众筹集资金”的行为，是融资模式的一种。2003年10月，美国ArtistShare开始众筹项目，标志着众筹在全球范围的起源［1］。2011年7月“点名时间”正式上线，标志着众筹融资模式开始进入中国［2］。股权众筹是众筹的一种①，在我国现今（2015年7月以来），它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②。但是在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之前，股权众筹在法律法规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现实中，人们通常将通过互联网出售股权获得投资资金的行为通通冠名为股权众筹。在《指导意见》之前，由于其概念不清，法律法规相应不健全，对于股权众筹中的合法与非法边界自然也不清，打着股权众筹旗号非法集资的案件也相继发生，如段国帅以股权众筹之名进行集资诈骗案③，易德股权众筹涉嫌犯罪案④等就是典型案例。但是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股权众筹的案件中往往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而左右为难。如2013年产生的第一个股权众筹案———美微传媒案，以并不规范的方法处理⑤；“飞度诉诺米多”股权众筹案也只是以民事案件处理⑥。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何识别和打击打着股权众筹旗号的非法集资犯罪，已成为司法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面对研究课题。近几年来，对于股权众筹中的刑事犯罪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总的来说，当下我国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抽象讨论非法股权众筹可能产生的刑事法律风险，少数学者讨论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适用策略。总体而言，关于非法股权众筹可能产生的刑事法律风险，理论上结合具体犯罪对其有以下四种归纳：一是“一种风险论”。如肖凯［3］、杨松［4］对非法股权众筹可能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概括为“非法集资”，并且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该风险的最终落脚点，这实际是把“非法集资”等同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是“两种风险论”。如万国华、王才伟认为非法股权众筹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两种刑事犯罪风险［5］。三是“三种风险论”。王建文、郭梦川认为非法股权众筹可能面临公开发行证券、非法集资、投资合同欺诈的刑事风险［6］。陈晓华、曹国岭认为非法股权众筹可能面临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经营的刑事法律风险［7］；四是“多种风险论”。如刘宪权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很容易触碰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洗钱等犯罪的“高压线”［8］。刘杨东、毛煜焕、黄敏认为非法股权众筹可能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之风险［9］。关于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适用策略，刘宪权教授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对于借股权众筹之名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犯罪之实，以及在开展股权众筹活动的过程中又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坚决予以打击。但又同时指出，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积极意义众多、创新价值巨大，法律尤其是刑法的过度介入势必会阻滞甚至扼杀该种金融创新方式。我们一方面应健全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将股权众筹纳入规范化治理的轨道；另一方面应当审慎适用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构建一个能够适当限制将股权众筹行为轻易入罪的“缓冲带”［8］。无需讳言，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既有的研究是在2015年7月《指导意见》以前的股权众筹语境下讨论。2015年7月以前，股权众筹包括公募（公开发行）与私募（非公开发行），这在2014年12月的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得到推演印证。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对于股权众筹明确定义为公募。因此，在原来的股权众筹语境下讨论非法股权众筹的刑事问题已不合时宜。第二，现有的研究停留于一般的浅层讨论。这表现在：（1）对于如何认定非法股权众筹的问题没有深入展开。如何认定非法股权众筹的问题是讨论非法股权众筹刑事规制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也是逻辑起点，还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但是现在的讨论对此很少提及，绕过了这一问题。这说明现在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前提不明的基础上进行，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抽象讨论“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而不是结合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具体讨论刑事司法“实际”应当如何应对。股权众筹是一种金融创新，同时也是对于其他创新的支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实业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正确适用现行法律规范，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这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在的讨论是停留于一般性讨论股权众筹“可能”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或者可能的犯罪，而没有结合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具体讨论司法中对于股权众筹行为“实际”应当如何应对，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想性研究，而不是适应实践需要的实用性研究，对于司法实践提供的实际助益非常有限。（3）即使讨论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只是大致而不是细致讨论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实际上，非法股权众筹存在不同的情况差别，比如，存在真实股权众筹与虚假股权众筹的差别；真实股权众筹中存在用途符合政策导向的股权众筹与不符合政策导向的股权众筹的差别；虚假股权众筹中即使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存在造成损失与没有造成损失的差别。然而现有研究少有甚至没有这种差别性研究。更有甚者，有的对于非法股权众筹“可能”的刑法风险（定罪）“一刀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如上述肖凯、杨松的研究。如此的研究同样对于司法实践提供的实际助益非常有限。第三，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风险与非法股权众筹中的刑法风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筹资人非法股权众筹行为的刑法风险，后者是除了筹资人还包括众筹平台、出资人非法行为的刑法风险。部分学者没有作这种区别，在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风险的论题下，实际讨论的是非法股权众筹中的刑法风险。如上述陈晓华、曹国岭、刘杨东、毛煜焕、黄敏所谓的非法经营风险、刘宪权所谓的洗钱犯罪风险，是众筹平台、出资人非法行为的刑法风险，不在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风险论题之内。这就扩大了非法股权众筹刑法风险的论题范围。鉴于以上问题，本文立足于新的股权众筹语境，从筹资人角度讨论非法股权众筹的界定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对于非法股权众筹的具体司法对策，而不是泛泛而论“可能”的刑法风险，为现实司法提供具体可行的参考意见。

二、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与本质界定

（一）股权众筹的现实内涵及其与两种主要近。似融资行为的区别不言而喻，明确股权众筹的现实内涵及其与两种主要近似融资行为的区别，是讨论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与本质的前提。1．股权众筹概念的演变与现实内涵股权众筹一词随着2011年众筹融资模式进入中国而产生。在2015年7月18日的《指导意见》之前，股权众筹在法律法规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现实中，人们通常将通过互联网出售股权获得投资资金的行为冠名为股权众筹。如2012－2013年的“美微传媒”因为是通过互联网出售股权获得投资资金的案件而被称为股权众筹案。2014年12月18日我国证券业协会出台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只是界定了私募股权众筹，将其界定为“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平台以非公开发行方式进行的股权融资活动”⑦，但是没有界定股权众筹。在2015年4月2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人大财经委员会在推出的《证券法》修正草案中，提出了允许互联网等众筹方式公开发行证券的提议，这为股权众筹的定义预留了空间。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了《指导意见》，其中第九条对股权众筹融资界定为“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活动”⑧。这是官方第一次对于股权众筹的明确界定，其“公开”特性明确了股权众筹的公募性质。2015年8月3日，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了《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专项检查通知》），它以《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又一次对股权众筹的概念进行界定，即“股权众筹是指创新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公开募集股本的活动”，强调股权众筹的“公开、小额、大众”特性，并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的非公开股权融资不属于《指导意见》规定的股权众筹⑨。随着官方对于股权众筹的明确定义，我国证券业协会于2015年8月11日《关于调整〈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办法〉个《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项“私募股权众筹”修改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以示与股权众筹的区别。由上可见，在我国现今（2015年7月18日的《指导意见》以来），股权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不包括以前的“私募股权众筹”（现在改称“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指导意见》以前通常所谓的“股权众筹”实际只是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所以《指导意见》出来之后，原来冠名股权众筹的互联网平台纷纷改名，去掉“众筹”字眼。值得重视的是，股权众筹中的“公开”意味着是面向社会大众，加上《指导意见》要求股权众筹必须在“互联网”平台进行，使这种公开性具有特定的公开方式———依托互联网公开，所以股权众筹中的公开就是依托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的公开。2．股权众筹与两种主要近似融资行为的区别（1）股权众筹与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区别述要。股权众筹与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都是“通过互联网”形式的股权融资，因此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是，《指导意见》和《专项检查通知》已经将股权众筹与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作了区别。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何在呢？一是股本募集方式不同。股权众筹是“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公开募集股本的活动”，因此具有公开性。而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是“采用非公开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进行股权融资”，因此具有非公开性。二是融资对象不同。股权众筹的融资对象是“大众”（即社会公众），没有对象条件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融资对象是特定投资者，有对象条件限制（即符合法定条件的人瑏瑡），而且有人数限制（不超过200人），因此具有特定性或曰封闭性。三是募集数额不同。股权众筹有数额限制，必须是“小额”；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没有数额限制，大小额不定。四是管理部门与发行程序不同。股权众筹由证券监管部门管理，发行需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由中国证券业协会管理，发行不需经行政批准，但是融资计划书需报证券业协会市场监测中心备案。从这些区别可以看出，股权众筹在本质上是向不特定的“大众”筹资，属于公募；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在本质上是向特定的“小众”筹资，属于私募。（2）股权众筹与证券发行的区别述要。证券发行是指融资者为筹集资金依法公开向投资者以同一条件招募和出售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的活动。股权众筹与证券发行一样具有公开性，而且股权众筹融资给予投资者的对价就是股权，所以与证券发行具有较大相似性。但是两者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其一，参与主体的区别。根据股权众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精神，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均为创新创业或者小微企业，一般是刚刚成立的小创企业、尚处于设立期间的公司或者是创业初期的个人，且融资项目的存续时间均较短。股权众筹融资过程中涉及三方的主体包括融资者、平台、投资者，主体关系相对简单。根据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证券发行的主体为公司且该公司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存续时间。证券发行过程中参与的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投资人、证券市场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咨询公司）、证券交易所，较股权众筹要多，所以主体关系相对复杂。其二，融资程序的区别。股权众筹的融资者将自己的融资项目计划书提交股权众筹互联网平台审核，平台根据相关标准审核通过以后在平台进行宣传，投资者浏览平台后如果感兴趣就进行投资，所以整个融资过程相对简单。而证券发行的程序相对复杂，证券发行前要经过资信评估、资产评估、提交证券发行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证券发行审批、选定发行机构、组织证券发行等程序，整个过程程序相对于股权众筹复杂，持续时间长。其三，发行媒介的区别。股权众筹的发行媒介是通过股权众筹互联网平台；证券发行的发行媒介是专门、实体性的中介机构（如证券机构）。（二）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界定。1．界定非法股权众筹的规范依据。非法股权众筹的界定需要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为依据，目前我国界定非法股权众筹依据的规范有三个层面，一是法律，二是行政管理规范，三是司法解释。在法律层面。首先，股权众筹受到我国《公司法》的约束。《公司法》关于股权的规定对于股权众筹中的“股权”认定具有识别意义，众筹有无股权实质，直接影响对于股权众筹的法律评价。其次，股权众筹受到我国《证券法》的约束。《指导意见》规定股权众筹与证券发行一样是公开发行，而且需要经过证监会批准，因此股权众筹与证券发行一样，需要受到我国《证券法》的约束。如其中第10条关于证券公开发行程序的规定瑏瑢，对于股权众筹具有规范意义。虽然我国《证券法》对于股权众筹还没有直接明确规定，但是2015年4月20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人大财经委员会已经在《证券法》修正草案中提出了允许互联网等众筹方式公开发行证券的提议，这说明股权众筹最终将纳入《证券法》的规范之中。在未明确纳入《证券法》之前，《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开发行的规范虽然不能全部适用于股权众筹瑏瑣，但是《指导意见》已经明确的股权众筹的某些要求与证券公开发行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如批准、公开、大众），因此《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开发行的、与股权众筹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的规定，对于股权众筹具有参考或者指导意义。在行政管理规范层面。虽然在2015年7月的《指导意见》之前缺乏明确的规范，但是《指导意见》以及之后的《专项检查的通知》对于股权众筹作了比较明确的规范。如《指导意见》肯定了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不但确认了股权众筹由证监会负责监管，而且从以下几个维度对股权众筹作了定位：第一，明确了股权众筹的概念，即“股权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第9条）。第二，明确了股权众筹的融资媒介，即“股权众筹融资必须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互联网网站或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进行”（第9条）。《指导意见》肯定了我国现行股权众筹平台的做法，并且鼓励平台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第三，确定了股权众筹的“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第四，明确股权众筹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奠定了股权众筹在我国的合法地位。第五，明确了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并且概括性的规定了小微企业在股权众筹中的应尽义务。第六，明确了对投资者的要求。要求投资者应该了解投资风险并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又如继《指导意见》之后的中国证监会《专项检查通知》，除了重申《指导意见》中股权众筹的定义和股权众筹的“公开、小额、大众”特征之外，进一步明确了三点：一是将市场中已经存在的所谓“股权众筹”明确界定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不属于股权众筹融资范围。二是增加了适格的融资主体：在《指导意见》的“小微”企业基础上，增加了“创新创业者”；三是明确股权众筹是必须通过前置性行政审批，未经批准不得进行股权众筹融资活动。另外还规定了平台的禁止性行为。这些规范虽然不是法律，只是具有部门规章的法律性质，但是在实践中具有必须执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证券法》修改之前，这些行政规范是股权众筹的行为规范，也是界定非法股权众筹最直接的认定根据和标准。在司法解释层面。当前有两个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股权众筹的界定具有参考意义。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0解释》），其中第1条瑏瑤对“非法集资”的特征做了详细的解释。另一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25日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对“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瑏瑥、“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瑏瑦作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非法股权众筹涉及的“非法”、“公开”、“大众”等的界定都具有参考意义。2．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界定。非法股权众筹即非法的股权众筹，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界定取决于“非法”和“股权众筹”两个关键词的内涵界定。在前面对于股权众筹的内涵已经界定的基础上，这里进一步对于“非法”进行界定。“非法”一词是相对于“合法”而言的，其语词意义包括不合法和违法。合法指符合法律规定，违法是指违反法律已有的规定，二者都是以已有的规定为前提。不合法是指一方面不符合法律已有的规定，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是违反法律已有的禁止性规定，它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不合法发生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存在违法问题。在民事法律领域，根据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之处理规则，不合法视为合法而不是违法。因此，“非法”实际指的是“违法”而不是“不合法”。如《合同法》之所谓“非法目的”（第52条），《民法总则》之所谓“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111条），其中的“非法”无不如此。在刑法领域更是如此，如非法经营（第225条）、非法占有（第192条）、非法利益（第165条）、非法拘禁（第238条）等等，这些概念中的“非法”无不指的是“违法”而不是“不合法”。因此，非法股权众筹中的“非法”是指“违法”。相应地，非法股权众筹即违法股权众筹。基于对于“非法”和“股权众筹”两个关键词的内涵界定，我们对于非法股权众筹的内涵界定为融资者在股权众筹过程中违反股权众筹法律法规的行为。现实中，非法股权众筹有两大类型：以股权众筹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和不以股权众筹名义而以其他名义的非法股权众筹，后者通常是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以股权众筹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的具体表现形式有：（1）主体违法的股权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是创业创新者、小微企业，没有如此身份的融资人股权众筹，就是违法。（2）有股权之名没有股权之实的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股权众筹中的出资人真正享有股权，出资人只有股权之名却没有股权之实的众筹就是违法，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违法行为。（3）公开募集的形式违法的股权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股权众筹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电子媒介进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电子媒介的公开募集资金，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股权众筹。（4）程序违法的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是经过行政（证监会）批准，没有经过行政批准的众筹就是违法。（5）数额违法的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是小额，具体是按照批准额度众筹。超过批准额度的众筹就是违法。（6）用途违法的众筹。现行行政规范要求是用于创业、创新，或者小微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如果不是是用于创业、创新，或者小微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的众筹就是违法。据此观察现实已经发生过的案例，（1）前述“美微传媒众筹案”是主体和程序违法的非法股权众筹。由于当时（2012－2013年）股权众筹这种新事物刚刚兴起，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能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证监会实际认定为非法，但是处理时显得小心翼翼，只是以敦促退款了事）。但是以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为根据，用现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非法股权众筹。因为美微传媒的融资行为是自行其是，未经行政批准的行为，是程序违法的非法股权众筹。（2）前述“水果营行众筹案”是有股权之名没有股权之实的众筹，实际上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前述“上海优索环保众筹案”同样是有股权之名没有股权之实的众筹，而且对于融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集资诈骗。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之名行股权众筹之实的股权融资行为也是非法股权众筹。所谓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之名行股权众筹之实，即在名义上“非公开”但是在实质上“公开”，对融资对象不作限制。它与以股权众筹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的差别只是在于名义差别。行公开股权众筹之实却违反股权众筹之规定，因此是实际上的非法股权众筹。当下现实中，一是由于股权众筹还没有真正实行，二是由于股权众筹有严格限制条件，堂而皇之以股权众筹之名进行股权融资具有明确的刑事法律风险。在此情况下，有的融资者与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串通，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进行股权众筹。如为了规避公开发行中关于“不特定对象”的规定，满足非公开股权融资中面向“特定对象”的要求，平台在形式上设置投资者的注册审核制度，而实质上将不合格的投资者注册为特定对象，以此来规避“针对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规定。此外，为了规避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200人”的规定，平台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变通”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在线下，对于投资者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方式瑏瑧减少线上人数。如此在形式上，线上人数限制在200人以内，但是实质上在线下的真实人数超过200人。通过这样的组合方式，就规避了不超过200人的人数限制。这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形式上是“非公开股权融资”，但是实质上构成“公开股权融资”，属于股权众筹。由于实质上的股权众筹违反股权众筹的相关规定，所以构成非法股权众筹。所谓“变通”实为“变相”，是“变相”股权众筹，也是“变相”非法股权众筹。（三）非法股权众筹的本质界定。股权众筹在本质上是一种集资行为，非法股权众筹在本质上是非法集资行为，是以股权众筹之名的非法集资行为，或者是以非公开股权融资之合法形式为幌子的非法集资行为。根据《10解释》，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瑏瑨。它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基本特征。其中，非法性是狭义的，是行为形式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也是非法性的具体方面，是更为广义的非法性。非法股权众筹具备非法集资的四个基本特征。其一，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非法集资的“非法性”特征。这里的非法性是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的股权众筹行为以及借用合法形式进行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根据《专项检查的通知》的规定，股权众筹行为必须经过我国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所以以股权众筹名义进行股权众筹融资而未经批准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自然具有非法性。此外，以“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进行实质上的股权众筹，是借用“非公开股权融资”这个合法形式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合法是外衣，违法是实质，因此也具有非法性。所以非法股权众筹具有非法集资的非法性特征。其二，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非法集资的“公开性”特征。股权众筹是以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为中介进行融资行为的，它通过互联网宣传股权众筹项目，这说明股权众筹的宣传具有公开性特点。而且，《指导意见》和《专项检查通知》均赋予了股权众筹的“公开”属性。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利用了股权众筹的这一特点，因此非法股权众筹行为本身也具有公开性的属性。以“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的股权众筹，同样是利用互联网宣传，仍然具有公开性特点。其三，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非法集资的“利诱性”特征。非法集资行为的利诱性是指向出资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货币、实物、股权以还本付息或者采用其他方式给予回报。在非法股权众筹中，众筹人是以给予“股权”和“股权”回报的名义吸引投资人的，而给予“股权”和“股权”回报就是利诱。因此，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非法集资的利诱性特征。以“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的股权众筹，同样是以给予“股权”和“股权”回报引诱，具有利诱性特点。其四，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指导意见》、《专项检查的通知》均赋予了股权众筹的对象“大众”的属性。股权众筹融资面向的对象是社会大众，是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大众进行的融资活动，而社会大众是不特定的，因此不言而喻，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社会性。以“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的股权众筹，实际上面向的对象同样是社会大众，具有社会性特点。由于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全面具有非法集资的四个特征，所以其本质上是非法集资行为。（四）非法股权众筹行为与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行为之区别。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行为是指股权众筹过程中的所有非法行为。非法股权众筹与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行为具有区别，其区别在于行为主体的范围。股权众筹过程中的非法行为主体包括融资者、股权众筹平台、投资人。本文所言非法股权众筹的行为主体仅限于融资者。股权众筹平台的非法行为，可能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与非法经营的牵连行为或者融资者非法股权众筹的帮助行为。股权众筹行为是在股权众筹平台开展的融资行为，股权众筹平台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依法取得股权众筹平台的资格，才能开展融资行为。如果股权众筹平台没有依法取得股权众筹平台的资格，就擅自开展股权众筹业务，则成立擅自设立金融机构与非法经营的牵连行为。此外，如果与融资人串通，帮助融资者完成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则成立非法股权众筹的帮助行为。投资人的非法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领投＋跟投”的股权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与筹资者的共同合同诈骗行为。在“领投＋跟投”的股权众筹模式中，跟投人因为本身的经济实力与投资经验的缺乏而跟随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领投人投资。领投人可能因为与筹资者形成某种利益关系而滥用跟投人的信任，诱骗跟投人投资，从而形成投资合同诈骗行为。二是投资者侵犯融资者商业秘密的行为。股权众筹融资者需要在平台展示自己的创意或者项目，经过注册和审核的投资者可以在众筹平台看到融资者的项目计划书等核心材料，投资者在登陆平台浏览项目的过程中，可能会窃取项目的创意或者是复制项目，使众筹项目未上市便流产。投资者的窃取项目的创意或者是复制项目行为侵犯了融资者的商业秘密。本文只讨论融资者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股权众筹平台、投资人的非法行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一般适用

前面我们把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归纳为两大类型，即以股权众筹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和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实施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这里沿着这个思路，分类讨论非法股权众筹行为的一般性刑法适用问题。（一）股权众筹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一般适用。对于现实中股权众筹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真实的股权众筹与虚假的股权众筹两种。因此这里根据这种细分分别讨论其刑法一般适用问题。1．真实股权众筹类非法股权众筹的认定与定罪。真实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股权众筹是指出资人真实具有股东权利的非法股权众筹。如前述“美微传媒众筹案”，购买人购买的“美微会员卡”不是单纯的消费卡，而是除了拥有“订阅电子杂志”的权益外，还拥有美微传媒原始股份权利，即具有美微传媒原始股票的意义。真实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股权众筹的违法表现至少是下列各项之一。（1）融资主体违法：非“创新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股权众筹。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必须是小微企业。《专项检查的通知》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创新创业者”也可以作为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如此，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必须是“创新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非“创新创业者”或者小微企业不具备股权众筹的主体条件，进行股权众筹就构成违法。（2）融资程序违法：股权众筹却未经过批准。《专项检查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股权众筹行为必须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才可以进行。股权众筹却未经过批准就违法。（3）融资数额违法：不是小额而是大额，或者超额。小额是《指导意见》和《专项检查的通知》对融资者融资数额的要求，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往往集中表现在融资者对融资数额限制的违反。对于未经批准的非法股权众筹而言，是指融资数额不是小额而是大额。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小额”的具体额度没有具体规定。从股权众筹的目的来看，股权众筹是为了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愿景，解决小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设立的融资制度。因此对于“小额”的具体额度可以根据项目情况确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司法实践中，需求数额只能依靠相关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判断，具有相对合理性。不是小额而是大额可以理解为明显超过项目的需求数额，对于明显超过项目的需求数额部分可以认定为违法。对于已经批准的而言，是指超批准的额度，超批准额度部分的融资数额是违法。（4）融资用途违法：用于非创业创新项目或者小微企业自身项目。股权众筹融资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支持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自身发展，股权众筹融得的资金，理应用于创业创新项目或者小微企业自身项目。如果不是如此，而是用于非创业创新项目或者小微企业自身项目（包括资本投机），就是违法。在股权众筹名义下，具有真实的股权众筹内容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在本质上与擅自发行股票行为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股权虽然不是股票，但是股权与股票具有内在联系。股票持有人享受的权利就是股权，股权是股票的核心价值。股权融资与股票融资只有外在的说法区别，没有内在的实质内容区别。对于股权众筹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即使是真实的股权众筹，因为其非法性而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其中情节显著轻微的，追究行政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则可以按照刑法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罪论处。目前，由于股权众筹还没有真正推行，《指导意见》以后，市场上堂而皇之以股权众筹名义进行真实股权众筹的非法股权众筹案例尚未发生。《指导意见》之前报道过的只有“美微传媒众筹案”，但是新的规定对于之前的行为没有溯及力。因此，这里的研究仍然具有假设、预测的性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刑事司法中适用《指导意见》等部门规章的合理性问题。对于股权众筹，我国目前只有《指导意见》等部门规章有相关规定，而没有位阶更高的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就形成了所谓“法律未动、政策先行”的现实状况。那么在此情形下，刑事司法能否以部门规章作为一次法根据呢？这涉及部门规章的效力问题。应该看到，在现实立法环境下，这些规范虽然不是法律，只是具有部门规章的法律性质，但是在实践中的确具有必须执行的法律效力。因此在《证券法》修改之前，这些部门规章实际是对于股权众筹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因此在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刑事司法中将其作为界定非法股权众筹的根据具有合理性。2．虚假股权众筹类的非法股权众筹的认定与定罪。虚假股权众筹类非法股权众筹是指出资人没有真实股东权利的非法股权众筹。虚假的股权众筹因为其“虚假”而相较于真实股权众筹的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违法性。实践中，虚假股权众筹类非法股权众筹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虚假股权众筹，如前述“水果营行众筹案”，名义谓为“合伙人众筹”，却合伙人不拥有股份，只参与分红，而且分红达到投入本金的2倍为止，这是虚假股权众筹，但是行为人对于融资资金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资金为目的的虚假股权众筹。如前述“上海优索环保股权众筹案”，股权众筹是假，将融资资金非法据为己有是真。因此，虚假股权众筹中的非法股权众筹的定罪可以根据行为目的的不同而决定。如果行为人是在虚构项目进行融资，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而是为了吸收资金作为他用，那么可以按照刑法第176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论处。如“水果营行众筹案”，行为人显然主要是为了吸收资金而不是非法占有，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如果是为了非法据为己有，则应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如“上海优索环保股权众筹案”，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指导意见》之前还是之后，虚假股权众筹都是违法的，是打着股权众筹幌子非法集资的行为。对于这种非法股权众筹行为，到达情节严重的，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司法部门对于上述“水果营行众筹案”和“上海优索环保股权众筹案”的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都无法律障碍。（二）“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的刑法一般适用《指导意见》对股权众筹定位为公开融资，股权众筹的公开性特点为股权众筹的非法性识别确定了明确标准。因此在《指导意见》以后，股权融资者明确地以股权众筹之名进行股权融资就具有明确的法律（包括刑事法律）风险。为了规避股权众筹的法律风险，目前的股权融资者往往放弃“股权众筹”的公开方式转而大量采用“非公开”方式（即互联网非公开方式）进行股权融资。但是在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中，有的虽然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之名，却不遵守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规定（如不遵守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不遵守不超过200人的要求等），实际上是“公开”的股权融资，这种实际的“公开”股权融资就是股权众筹。因此，这是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之名，行公开股权众筹之实，就是变相股权众筹。这种变相的股权众筹由于违反股权众筹必须经过批准的规定，就是非法股权众筹，是打着“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幌子的非法股权众筹，与“股权众筹”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并无二致。因此，对于“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与“股权众筹”名义下的非法股权众筹一样，可以分别真假股权融资而按照相应的刑法规定处理。即（1）如果是真实股权融，按照刑法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罪论处。不过在目前的现实司法中，还没有刑事处罚的实际案例。（2）对于以“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名义进行虚假股权融资的情形，由于其与以“股权众筹”名义进行虚假股权融资在本质上一样，适用刑法时也可按照对以“股权众筹”名义进行虚假股权融资的处理思路，根据行为目的的不同而定性：如果行为人是在虚构项目进行融资，融资的目的是为了吸收资金作为他用，那么可以按照刑法第176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论处；如果是为了非法据为己有，则应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摘要:作为一种民间筹备资金的重要形式，民间融资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本文笔者将在简要分析民间融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从刑法在民间融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如何促进我国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进一步完善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系统的民间融资刑法规制体系，旨在为促进我国民间融资领域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及金融市场和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民间融资;刑法规制;金融市场;研究

作为筹备资金的重要形式，民间融资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虽然随着民间融资的不断发展，非法集资现象频发，给社会大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影响了社会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民间融资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用刑法规则来规范和惩治非法民间融资表现出来了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民间融资的内涵

从不同的主体角度出发民间融资，具有不同的内涵。世界银行将民间融资定义为，由商人、典当行等非法人部门向需要集资的主体发放专业款项的金融活动，这种融资活动是脱离中央银行监管并处于法律规范的边缘地带，因此它并不是正式的金融活动。中央人民银行将民间融资自定义为，由未受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以企业、自然人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形式开展的发放提供专业放款并收取一定利息的金融行为。我国学者对民间融资也各有定义，总结来说可概括为，民间融资是一种不受政府部门监管，并以收取一定利息为目的的非正式的金融行为。民间融资是一种资本民间流通且出资者可获得一定利息利润的私人资本交易活动。然而，由于某些民间融资行为的交易目的、交易对象、交易手段的特殊性，使得这些民间融资带有一定的违法、违规特性，从而给资金相关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及金融市场和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带来严重的损失。

二、刑法在民间融资领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