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能力范文10篇

所谓用资能力是指地方高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获取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指如何配置一定数量的教育资源，使其效果达到帕累托状态，即若改变这种配置状态，会造成至少一个受教育者的利益受损［2］。地方高校基本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型学校。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对新办本科院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体系的教育经费配置有明确要求:教学经费投入能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13%。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500元人民币，且逐年增长，其增长幅度不低于教育事业经费增长的幅度。但目前许多地方高校缺少清晰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时理念上也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发展观，表现在内部资源配置方法上:一是没有实施预算管理。预算是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有效工具。但许多学校没有年度预算计划，资源的配置是学校内各部门相互博弈的结果，资金使用仅靠人为的指挥和控制;有预算的学校也存在内部预算分配缺乏科学的定额标准、部门的预算收入和学校实际预算收入存在差异、部门预算没有将债务收支纳入综合预算以及预算的软约束等问题。二是财务核算仍采用传统的只核算费用支出、不核算培养成本的方法。高校的成本会计核算是计量教育投资效益的前提，也是实现高校持续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基础。由于高校财务管理弱化，在缺少有效制度约束下，教学、科研、设备、后勤服务等方面的资金使用没有计划性，势必造成办学成本上升和办学效益的低下。缺乏效率资源配置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设备利用率不高。学校的固定资产是办学的物质基础。由于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管理方法不科学，财产分散，造成设备闲置、物资积压、损失浪费严重;财产物资的购置、验收、领用、保管、报废手续不严密，验票不验货，造成重复购置，使用上不核算成本，利用率低，损失浪费严重［3］。其次是盲目追求大而全及提高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同质化。地方高校无法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专业结构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突破、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目标，无法形成办学特色从而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学校的声誉，这必将影响学校的再融资能力。地方高校的资源配置无法体现为地方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输送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目标，必然抑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难以吸引优质人才及优质生源，教学质量与非财政收入都将进入恶性循环，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无从保证。

在地方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政府除了为地方高校提供的直接财政款项和专项经费外，还应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通过多种渠道为地方高校财政支持筹集更多的资金。与此同时，地方高校自身也应增强自我筹资的能力和加强财务管理，平衡规模、结构与效益，注重内涵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应建立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性支付制度。人才的市场化致使人才资源配置不存在壁垒效应，即人才在市场的流动导致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一定为本地区经济服务。特别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当人才流动率不断提高时，必然使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每况愈下。而劳动力的流入地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效益，却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4］。同时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这也制约了地方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因此，中央财政应通过补助生均公用经费、实行绩效拨款和加大对学生资助力度等方式来加大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利于解决地方高校资金困难，调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引导地方高校更加注重办学质量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地方财政投入的监督制约机制。为保障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财政直接拨款占该地区总财政收入的最低比例;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高等教育的预算审核，对于财政投入不足的高校，应限制其招生规模，规模的扩张也是经费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鉴于传统高教生均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存在着助长学校追求数量与层次结构的盲目扩张，无法激励学校追求效率的弊端，应改变拨款机制，建立和完善地方高校的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因子纳入拨款公式中，并逐步加大根据绩效分配资源的比重，激励地方高校提高教育质量，避免资源浪费。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重构成本分担制度。教育成本分担是学校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人的职业能力，从而给社会、个人以及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均是成本分担的主体。我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中，国家的财政拨款却在逐年下降，至今未达到GDP的4%，而受教育者个人分担的比例逐年提高，雇主、企业等受益者所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未超过2．0%。目前的就业市场对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存在歧视，他们大都就业层次比较低，所获得的教育投资收益无法补偿分担的成本，目前的分担制度显失公平。因此，国家应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向用人单位等受益者课税，使高校的收入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为高等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转环境。同时，开征教育消费税不仅可以将教育成本合理分摊，还能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有效遏制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用人倾向［5］。完善激励教育捐赠的法律规范。《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捐资助教虽有鼓励条款，却无对捐赠方减免税收优惠的具体比例规定。同时由于国家没有颁布募捐法，使学校的募捐及管理工作处于法律的相对真空地带，也增加了捐赠者的缺少法律保障的担忧，无法激发社会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应在国家文化建设层面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营造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氛围，建立与健全有关捐资助学相应的法律与法规，如出台募捐法、修订税法中的相关内容，包括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等，以激发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助学热情，并制定高校融资和接受捐资的激励政策，将高校融资与政府配套奖励资金相配套［6］。

采用PPP模式融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其实质是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出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确立私人部门合作伙伴，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修，即实行契约机制，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公共部门(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付费作为对其生产成本的补偿和收益的回报［7］。地方高校可以通过PPP模式来缓解教学资源的紧缺。在PPP模式运行中，应选择合适的项目，一般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教学楼、学生宿舍和体育运动设施等并合理选择PPP的类型;建立规范化标准和程序来选择合作伙伴;财务部门应加强对PPP项目的成本效益核算，建立起项目启动前后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监管体系，确保项目能真正发挥作用。产学研结合增强创收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企业的竞争将是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必将导致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管理创新需求和人力资源培训的增加。地方高校应顺应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顺应知识经济和市场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和智力优势，增强应用型和技能技术型科研成果“产出”能力，积极与当地企业、团体密切合作，开展受托研发、技术指导、共同申报课题、共建实验室、开放校内实验实训平台、进行人才交流等［8］，通过有效开展产学研，既履行了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职能，同时也能部分解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问题;通过产学研究合作教育，与企(事)业或行业合作举办专业、共建教学资源、合作培养人才来解决专业建设中实践经费投入有限等问题，实现校企双赢。此外，高校还可为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流程再造、管理诊断、税收筹划等各类咨询和服务，以及承担各种培训来获取收入。加强学校特色建设以吸引社会捐赠。捐赠收入要成为高校筹资渠道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对于办学历史不长的地方高校而言，由于毕业生大都是一般收入阶层，校友的捐赠能力相对比较有限。因此，地方高校应贴紧区域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来优化专业结构，在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努力探索，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形成特色、品牌和社会声誉，以此来吸引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捐资助学。同时，学校应成立募捐管理机构，设计多种形式的募捐途径，并对所募集的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公布资金使用的用途及成效，使募捐工作制度化与规范化，成为学校一条经常性资金来源渠道。实施教育流程外包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是开展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基础和条件。教育水准与经济发达水平基本是一致的，发达国家有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可供地方高校借鉴。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尝试教育流程外包。所谓教育流程外包，是一种外资引进的模式，是借鉴服务业流程外包的原理，将部分教育服务全程承包给外资，容许外资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供独立于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的服务［9］。目前各高校所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可视为教育流程外包的方式之一。成功的教育流程外包应能起到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料，影响与带动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促进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并使人才培养的规格、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人才培养的就业竞争性提高，进而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拓展学校发展空间。

高校资金管理的本质是实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从资金的筹集、分配到有效利用，是系统工程，学校应设立校融资管理的专门组织进行管理，使资源的配置能围绕培育与形成学校的特色展开，最终形成学校存量教学资源的差异性，以此来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融资预算管理。所谓融资预算管理指在地方高校融资管理活动中，对融资规模、方式和结构，资金使用和负债资金归还来源、偿还方式等方面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测与规划及其制度安排。融资预算管理包括了预算的编制、执行及考核过程。融资预算编制的起点是学校的办学规模，地方高校应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合理确立其规模，预算的编制方法可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方法;预算经过审批下达后各部门应严格执行，同时学校应建立起相应财务资源优化配置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内部资源的配置就会缺少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运行中往往是趋向成本最大化，学校的融资就难以从粗放走向集约。通过融资预算，可以规范融资行为，实现学校融资的来源、使用、还款的同步控制，为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高校教育财务成本管理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内容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如可以把二级院、系、部、所作为各个成本核算单位，然后再细分到各专业、各年级作为核算对象，进行成本归集和分配。随着条件的成熟，进而过渡到把每个班、每个年级作为一个成本核算的对象进行细化管理［10］。其次以学年作为成本核算期，合理选择成本核算方式并确定教育成本核算的范围，凡培养学生有关的各项费用均应计入教育成本，而与培养学生无关的费用则不应计入;再次设置成本项目并进行记录、归集、费用分配和成本结转，基本的成本项目应包括:人力成本、固定资产成本和费用成本;最后强化成本控制。制订教育成本的控制标准，实施成本形成过程的动态控制并考评成本控制结果。构建融资风险防控体系。地方高校融资风险是指学校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能筹集资金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融资结构及负债融资规模不合理所引发的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风险;二是指环境变化及学校财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的学校“信用”下降，弱化学校再融资的能力，无法在相应的筹资渠道获取所需要的资金的风险。为有效防控风险，应树立风险观念;建立评价学校偿债能力体系，合理确立负债融资规模，集成使用各种负债融资方式，降低负债融资的成本;加强对负债资金使用项目的可行性评价，提高负债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再融资能力;加强债务资金使用的动态控制，建立识别风险的预警体系;制订还款计划，建立偿债基金，以保证债务资金的到期偿还。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是指通过经营、置换学校闲散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来提升学校资产使用效率和完善教学设施的一种方式。在法律框架下，以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为指导，利用土地置换和出让、出租闲置低效设施、参与股份制、建筑物冠名等形式从事商业活动［11］，通过多种市场化经营模式优化学校资源配置和提高学校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总之，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投入和学费收入的二元结构的经费来源，已经不能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政府应调整相关高等教育的投融资政策，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增强对地方高校财政支持。与此同时，地方高校也应增强自身的外源与内源融资能力，加强内涵建设，实现办学规模、结构与效益的统一，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陈育俭工作单位：莆田学院

摘要：创业企业是指处于初创阶段，高成长性与高风险并存的企业。由于其高风险的特性，创业企业一直受到融资难的困扰。本文利用梯若尔的可变投资模型建立创业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委托关系，分析了影响创业企业融资成功的主要因素，并给出了提高创业企业融资成功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企业;融资;委托

创业活动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与助推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重要因素。创业公司则是实现创业活动的媒介，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试验生产场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创业企业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创业企业处于初创阶段，前期经验与信息较少，属于企业探索性阶段，未知因素与变数较多，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高。有数据统计，创业企业倒闭的概率一直居高不下，2015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创业企业倒闭。再加上初创企业资金实力薄弱，能够提供的担保品不足，这使得创业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较成熟企业大。融资难成为了制约创业活动的开展与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获得足够多的资金，创业活动才能顺利开展，创业公司才能顺利运行。研究创业企业的融资问题，分析影响创业企业融资成功的因素，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创业企业提供足够多的资金保证，才能推动创业企业健康稳定发展，进而为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本文用非对称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Tirole，2007)来分析影响创业企业融资的主要因素。基本的洞见是：外部投资者面临信息非对称导致的问题，创业企业家可能会采取一些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这使得一些具有正的净现值收益率比较高的优质项目得不到投资，降低了市场效率。要改变这一现象，就得激励创业企业家不要采取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必须要让创业企业在最后的项目收入中获得足够多的收益。在企业家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还要保证外部投资者得到其预期的收益，否则项目也得不到投资。基于此，本文建立了创业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的委托模型来分析影响创业企业融资成功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均衡分析给出了提高创业企业融资成功率的政策建议。

1模型

1.1基本假设。(1)创业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是企业家的私人信息，投资人观察不到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只能看到企业的最终收益。(2)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外部投资人的期望净收益率为市场平均收益率r。(3)创业企业家有一个风险投资项目，项目需要可变投资I。创业企业家拥有初始资产，为了实施项目，必须向外部投资人融资。(4)项目成功的概率受到创业企业家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但创业企业家的工作努力程度是不可观察的。如果创业企业家尽职工作，项目成功的概率为，创业企业家没有私人收益；如果创业企业家卸责的话，项目成功的概率为，企业家获得私人收益，其中代表项目成功时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越大，项目成功时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越高。(5)项目成功时产生可验证收入，项目失败时，项目不产生任何收益。(6)当创业企业家尽职时，项目具有正的净现值。即(7)当创业企业家卸责时，即使包括他卸责时的私人收益，项目仍具有负的净现值。即(8)创业企业家和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9)项目的生命期为T。1.2融资能力分析。由于在企业家卸责时项目具有负的净收益，只有激励企业家尽职工作，项目实施才有社会效率，外部投资者才可能获得非负的净收益。所以契约设计必须为企业家留够足够多的激励，设项目成功时，企业家获得，外部投资者获得，项目失败时，双方均不获得任何收益。则必须满足激励约束：(1)(1)式化简得：项目成功时外部投资者最多可以得到：外部投资人的可保证收入为：外部投资者的期望收益为：只有外部投资者的可保证收入不低于其期望收益时，外部投资者才会参与投资。契约设计必须满足外部投资者的参与约束，即：(2)由(2)式得：(3)为企业家能够获得融资的自有资产临界值，只有其自有资产大于或等于临界值时，企业家才能获得融资。(4)由(4)式可知，创业企业家可以获得融资的临界值与项目成功时的收益R、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负相关；与企业家的私人收益B、市场平均收益率r、项目生命期T正相关。

2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企业的融资现状

（一）缺乏对资金管理的规划，融资成本高

部分企业在发展中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的规模有限。企业内部的管理体系还不完善、财务管理体系不完善，缺少对资金管理的规划，经营资金常常会出现“急、少、频”的现象。企业对资金的规划缺少远瞻性，资金只能来回周转，所能获取的信贷资金少，并且在企业维持生产中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频繁。

（二）企业的信用度不高，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由于企业中部分中小企业规模小，信息系统不完善，加上企业内部经营不规范，信用意识比较薄弱，常常出现恶意的逃避银行的债务、偷税、漏税等现象，影响了企业的信用度，由于企业的信用度过低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角度不愿意为这样的企业提供贷款，使企业难以获得融资资金，并且也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其他健康发展的同等规模中小企业，使他们的融资需求常常被忽略。

（三）融资的渠道相对单一

指标选取和数据

保险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是典型的负债经营的行业，而且其负债中70%左右都是各种准备金。而且，限于目前在《中国保险年鉴》中公开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各会计科目的限制，前面各位学者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指标对于保险行业而言不太可行。而另一些指标则需要根据保险行业的财务报表中的会计科目进行调整。根据保险行业的特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其他学者的做法，本文所采用的指标如下:反映内部融资能力的指标为盈利性指标和留存收益指标。其中，盈利性指标为净利润与资产之比，表现了公司盈利的能力，以及通过盈利来获取融资的能力，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留存收益指标为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之和与资产的比值，其反映了公司从利润中转增资本的能力，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反映债务融资能力的指标是偿债能力和资本性负债。其中，偿债能力为现金与可市场化证券之和与资产之比，表现了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由于保险公司中70%左右的负债都是准备金，因此直接采用财务杠杆不太合理，而且，一些短期负债项目仅仅是为了满足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属于融资的范畴。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具有资本性的长期负债，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反映股权融资的指标是股权比率和资本变化率。其中，股权比率是指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金之和与资产的比重，其表现了在资产中股权的比重，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资本变化率则是各年度实收资本的变化程度，其是融资能力的正向指标。各指标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保险年鉴》。由于从2006开始，中国保监会要求各保险公司按照《新会计准则》的会计科目统计和报告数据，因此2007年之后的数据与之前的数据不一致。为了保证数据及指标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本文选择了中国34家财产保险公司2007年～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这34家产险公司的融资能力进行动态综合评价。

研究模型与方法

目前，在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时，有多种有效的方法，比如模糊综合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在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王仁祥、石丹(2006)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区域中心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城市发展和信用环境四方面的2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钱璐、郑少智(2005)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传统优势、创新能力、偿付能力等五个方面评价了我国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然而，这些综合评价方法都主要集中在对某一时点的评价，缺乏对某一时间段的动态综合评价分析。而动态综合评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评价对象的经营状况所发生的日常波动的影响，更能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状况及其动态特征(糜仲春、黄召明，2008)。基于此目的，本文将运用动态综合评价的原理和模型，对中国产险公司的融资能力进行动态综合评价。所谓动态综合评价，是综合评价基于时间维度的扩展，其实质是在静态评价问题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从而构成一个具有方案、指标及时间三维结构的评价体系。假设被评价对象集为S={s1，s2，…，sm};评价的指标集为H={h1，h2，…，hn};评价的时间点为Tt={t=1，2，…，q}，原始数据集为{xijk}，其为一个时序立体数据表，其中xijk表示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在第k时刻的数值。与其他的统计综合评价的方法一样，动态综合评价也遵循一个基本模式，即:根据综合评价的目的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指标进行同向化和同度量化(无量纲化);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求出综合评价值(将单项指标评价值综合而成);最后对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邱东，1991)。(一)指标权重的确定动态综合评价的核心问题是评价指标在不同时间样本点权重的确定，权重的确定对评价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糜仲春、黄召明，2008)。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一般由专家主观判断确定，因此具有很大的主观性特征。而客观赋权法依赖于样本数据，能有效地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当评价样本发生变化时，指标权重就需要重新计算(胡永宏，2012)。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熵值法主要是利用信息论中的信息熵，即根据各指标包含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某项指标的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信息熵值就越小，差异系数也就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该越大;反之，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熵值也就大，差异系数也就越小，权重也就越小。1．指标标准化处理。假设评价系统数据集的初始矩阵为Xt=(xtij)m×n，其中:t=1，2，…，q，i=1，2，…，m，j=1，2，…，n。由于本文的指标均是正向指标，同时存在着负值的情况，所以需要对初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评价系统矩阵设为Yt=(ytij)m×n，使得0≤ytij≤1，Σmi=1ytij=1，标准化过程为:ytij=(atj+xtij)/［maxi(xtij)－mini(xtij)］Σmi=1{(atj+xtij)/［maxi(xtij)－mini(xtij)］}。其中atj待定系数是通过atj+mini(xtij)［maxi(xtij)－mini(xtij)］而求出的。2．指标的熵值及差异系数计算。根据信息熵理论，在第t时期的第j项指标的熵值可以表示为:etj=－kΣmi=1ytijlnytij。假设在第t时期的第j项指标在各个评价样本中相等，那么ytij=1m，此时熵值取极大值。即etj=1，则emaxtj=－kΣmi=11mln1m=klnm=1，计算得出k=1lnm，于是可以得到熵值etj。对于给定的第t时期的第j项指标，xtij的差异性越小，则eij越大。所以定义差异系数Ptj为Ptj=1－etj。而且Ptj越大，指标越重要。3．指标权重的确定。第j项指标值在各个评价样本中的不确定性越小，则指标的熵值越大，差异系数越小，该指标在比较方案时所起的作用就越小;反之亦反。则第t时期的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ωtj=1－etjΣnj=1(1－etj)=PtjΣnj=1Ptj(二)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设评价时间样本点为Tt(t=1，2，…，q)，对应的时间权向量λ=(λ1，λ2，…，λq)T，其中0≤λt≤1，如果各年的重要性都相等，则λ1=λ2=…=λq=1q。设评价指标集为H={h1，h2，…，hn}，对应的指标权重向量ωt=(ωt1，ωt2，…，ωtn)T(t=1，2，…，q);设被评价对象集为S={s1，s2，…，sm}，所以时间点Tt被评价对象si(i=1，2，…，m)的评价指标hj的属性值为xtij，则时间点Tt的评价系数矩阵记为:At=s1s2…smh1h2…hnxt11xt12…xt1nxt21xt22…xt2n…………xtm1xtm1…xtm1=(xtij)m×n，t=1，2，…，q在本文的综合融资能力评价中，评价指标为效益型指标，但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指标之间存在着不可公度性。因此，为了消除量纲不同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对所有的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但是，相当多的动态评价方法在进行时序立体数据规范化处理时都选用了静态评价方法中的无量纲化方法，而静态问题中的无量纲化处理方式会忽略掉原始数据中隐含的增量信息(易平涛等，2009)，不太合理，故本文采用全序列功效系数法①对动态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全序列功效系数法的思路是将同一指标在各个时点的数据集中到一块，统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不失一般性，全序列功效系数法的形式为:x*tij=φ+xtij－mini，t{xtij}maxi，t{xtij}－mini，t{xtij}×γ，t=1，2，…，q式中:x*tij为在t时刻第j个对象第项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maxi，t{xtij}、mini，t{xtij}分别为第j项指标在q个时序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和γ是根据规范化处理之后的数据范围来确定的。如果规范化处理之后的数据为0～100，则为0，γ为100。规范化处理后得到的评价矩阵为:Bt:Bt=bt11bt12…bt1nbt21bt22…bt2n…………btm1btm2…btmn=(btij)m×n，t=1，2，…，q动态综合评价中不仅要考虑指标，还要考虑指标本身的增长情况。令Ctij=(ctij)m×n=Btij－B(t－1)ij(t=2，3，…，q)，为时间样本点从Tt－1到T时间段上指标的变化程度。然后将矩阵B和矩阵C进行集成，即对指标的好坏程度和增长程度进行集成，得到新的综合评价系数矩阵Gtij=(gtij)m×n(t=2，3，…，q)，，其中gtij=αbtij+βctij。式中的α和β分别表示指标好坏和指标增长的相对重要程度，并且0≤αβ≤1α+β=1。特别地，当α=1，β=0时，表示动态综合评价过程只是考虑了各指标的好坏程度，不考虑增长情况，而当α=0，β=1时，则表明动态综合评价过程仅仅考虑各指标的增长情况。为了进一步地分析和计算方便，将评价系数矩阵转化为基于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系数矩阵Gi，即:Gi=T2T3…Tqh1h2…hng2i1g2i2…g2img3i1g3i2…g3in…………gqi1gqi2…gqin=(gtij)(q－1)×n，i=1，2，…，m对于矩阵Gi(i=1，2，…，m)，构造理想矩阵G+和负理想矩阵G－分别为G+=(g+tj)(q－1)×n和G－=(g－tj)(q－1)×n，式中g+tj=maxi{gtij}，g－tj=mini{gtij}，t=2，3，…，q，j=1，2，…，n。求解评价系数矩阵G0i与矩阵G+、矩阵G－之间的距离，其距离可以通过下式求得:d+i=d(G0i，G+)=Σqt=2λt［Σnj=1ωtj(gtij－g+tj)2槡］，i=1，2，…，md－i=d(G0i，G－)=Σqt=2λt［Σnj=1ωtj(gtij－g－tj)2槡］，i=1，2，…，m所以，第i个被评价对象对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为fi=d－i/(d+i+d－i)。显然，0≤fi≤1，Gi越靠近G+而远离G－，Gi则fi越大，相应被评价对象的目标相对优属度越大，评价对象的排序就越靠前，反之亦然，也就是根据fi值的大小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

财险公司融资能力分析

(一)综合动态融资能力排序根据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中各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计算整理得出原始数据，并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后，利用熵值法求出各指标在各年的客观权重:ω2008=(0．0451，0．1453，0．1998，0．2180，0．2307，0．1620)Tω2009=(0．0450，0．1283，0．2358，0．2432，0．1559，0．1919)Tω2010=(0．0558，0．767，0．2163，0．2631，0．1313，0．2567)T然后，对所有的指标进行标准化，都调整为0～100(%)之间。根据规范化后的评价系数矩阵Bt，求出“增长”评价系数矩阵Ct，取α=0．5，β=0．5，求出综合评价系数矩阵Gt，并将转化为基于被评价对象(即保险公司)的评价系数矩阵Gi。最后，计算被评价对象与理想方案的“距离”，取时间权向量λ=(1/3，1/3，1/3)T，则可以求出矩阵Gi与矩阵G+和G－之间的距离d+i、d－i，从而得到被评价对象对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fi①，再进行排序(见表2)。从表2中各年综合融资能力动态排序可以看出:其一，从公司规模进行分析，规模较大的财险公司在综合融资能力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表2中，市场规模为前三位的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保的排名比较靠前。整体上而言，规模比较大的财险公司综合融资能力只能说处在中等偏前的位置，而一些规模不大的小财险公司具有较强的综合融资能力。其二，从资本属性来进行分析，中资财险公司的综合融资能力略强于外资财险公司，在排名前17家财产保险公司中仅有3家是外资保险公司;而排名为后17名的财产保险公司中有12家外资保险公司。所以从整体上看，资本属性对公司的综合融资能力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从外资保险公司军团内部比较，一些在华经营历史比较长的老牌外资财险公司，例如美亚、丰泰、丘博、安联的综合融资能力相对更弱。其三，从公司的开业历史进行分析，新小财险公司的综合融资能力比较靠前。排名靠前的几家公司都是经营历史最多为10年的新小公司，排名前十的财险公司中经营历史较长的仅有太阳联合、民安、人保。(二)2007年～2010各年静态融资能力排序为了分析各财产保险公司在综合融资能力方面的发展趋势，我们分年度进行了静态融资能力的分析。由于在分析中需要考虑各指标的增长率，因此只有3年的排序结果。(见表3～表5)。从表3～表5中可以看到，尽管综合4年的时间来看，中国3家规模较大的主要财险公司的综合融资能力在所有财产保险公司中的地位不是非常靠前，但是在这4年间，3家主要财险公司综合融资能力的排名在逐年向前稳步前进，综合融资能力稳步提升。从2008年的20、21、28名上升为2009年9、10、19名，到2010年的4、15、17名。所以，与中资财险公司相比较而言，外资财险军团的整体融资能力则在逐年下降。除此之外，根据这4年间的数据，具体到每一家公司，太平、天安、安邦、华泰、大地、中银、苏黎世等保险公司综合融资能力也都在相对稳步上升，丰泰、丘博、安联、都邦、大众、三井海上、美亚、安城保险公司历年的综合融资能力都比较弱，而且没有明显上升的势头。永安、民安、利宝、爱和谊、三星、中意、日本财产保险公司的综合融资能力则在逐年下降，而国寿、阳光、渤海、永城、东京海上、太阳联合、安盟、华农、现代的综合融资能力则不是非常稳定，忽上忽下。(三)分渠道的融资能力排序前面的理论分析表示，综合融资能力由内部融资能力、债务融资能力和权益融资综合构成。为了分别分析各公司在各种融资能力方面的细微差别，我们根据不同的融资渠道，重新利用上述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排序结果如表6～表8。内部融资能力两个指标在各年的权重分别为:ω内2008=(0．2370，0．7630)T，ω内2009=(0．2597，0．7403)T，ω内2010=(0．4213，0．5787)T。盈利性指标的权重平均而言小于留存收益指标，其对内部融资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而留存收益指标则更能够表现财险公司的内部融资能力。从表6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规模比较大的保险公司，其内部融资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强大的，三家主要财险公司的排序均比较靠前。而且，几家韩资和日资公司的内部融资能力也非常突出。综合比较，中资财险公司和外资财险公司的内部融资能力旗鼓相当。债务融资能力两个指标在各年的权重分别为:ω债2008=(0．4769，0．5231)T，ω债2009=(0．4923，0．5077)T，ω债2010=(0．4512，0．5488)T。表现债务融资能力的两个指标偿债能力和资本性负债的权重基本相等，说明这两个指标反映债务融资能力的重要程度相当。从排序的结果上看，债务融资能力排名前三的公司与综合融资能力排名前三吻合。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进行分析，由于所得到的综合融资能力各年权重中，债务融资的权重最大，其次是权益融资，而内部融资的权重最小。这说明债务融资对综合融资能力的影响最大。因此，国寿财险、阳光产险和太平产险之所以能够具有比较高的综合融资能力，是因为其表现债务融资的几个指标相对比较高。而就债务融资能力的排序结果分析，三家主要的财险公司中，债务融资能力良莠不齐，中国人保的债务融资能力很强，而太平洋的债务融资能力则较弱。另外，外资保险公司整体上的债务融资能力偏弱，大多数外资保险的债务融资能力排名靠后。权益融资能力两个指标在各年的权重分别为:ω权2008=(0．5874，0．4126)T，ω权2009=(0．4482，0．5518)T，ω权2010=(0．3385，0．6615)T。表现权益融资能力的两个指标股权比率和资本变化率的权重基本上也是相等，说明这两个指标反映权益融资能力的重要程度相当。从表8的排序结果分析，规模比较大的三家公司，其权益融资能力普遍较低其中，中国人保的权益融资能力为最后一名。而外资保险公司的权益融资能力相对比较强，其权益融资能力的排名都比较靠前。而且，相对而言，经营历史比较长的公司，其权益融资能力也是普遍比较低的。而一些新公司和经营方面曾经有困难的公司，其增资扩股的速度和规模比较可观。

【内容摘要】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石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积极应对新常态背景下的重大变化，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和先机。面对新常态，意味着新机遇也有新挑战，中小企业受限于可抵押品价值、自身资产规模和现金稳定流动等因素，其融资可获得性受到制约，融资成本相应增高。本文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现状作为出发点，重点研究分析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提升因素，最后针对影响因素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以求有机联系金融服务体系和中小企业，为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提供一定帮助，有效促进中小企业顺利完成融资。

【关键词】新常态;融资担保能力;中小企业;金融信贷管理

企业融资担保就是企业贷款担保，担保机构作为第三方，为借款方和贷款方做融资保证［1］。若借款人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偿还本息，则由担保机构代替借款方偿还剩余的本息［2］。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其划型标准主要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011年研究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执行。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都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近年来，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等外部增信，已经成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重点环节。此次分析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就是立足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进行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国家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完善制度设计，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状态有所好转，融资难融资贵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鉴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建设的不充足，融资问题仍然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效果［3］。据公开数据整理，截至2020年，我国约2,330余万家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受到约束，31%的中型企业、40.2%的小型企业和44.8%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及时得到回应，中小企业通过正规渠道融资缺口约13.9万亿人民币，融资缺口率达42.3%，占GDP比重13.7%。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十分必要。

二、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提升的因素

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需要大力拓展融资渠道

搭建平台，建立完善的政策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平台。一是支持地方性金融体系建设。目前，各大银行亲睐对国有企业、政府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上市公司支持大企业，确保大企业的信贷，对中小企业不重视，在确保大企业的基础上才加以考虑，造成了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歧视。各级部门应强化监督、鼓励竞争，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建设，聚集更多闲散资金，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力推进现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在政府适当干预下逐步推行地方金融机构中利率市场化，搞活地方金融机构，提高其竞争能力。二是鼓励中小企业上市直接融资。对比较成熟的中小企业吸收为中小板上市，对高成长型创业企业吸收创业板上市，建立适应创业企业投融资需求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制度。三是鼓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融资。运用必要的政策扶持，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一批经营业绩突出、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担保机构，加快组建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抓紧提出担保机构风险控制和信用担保资金补偿、奖励机制政策，推动信用担保评估和行业自律制度，引导和规范信用担保行业发展。

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需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打铁需要自身硬”，中小企业必须要加强自身发展、制度建设和强化资金管理，注重信用体系建设，良好的信用是赢得融资的必要条件，不仅会获得金融机构低门槛的贷款，而且还能利用信用再担保机构，打造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一是改善中小企业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素质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的有效途径。大多中小企业是采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存在着弊端,需要帮助中小企业培养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按照现代企业的运作要求,完善各项制度,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二是健全中小企业财务制度，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做假账，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提高企业财务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中小企业通过提供及时、可靠的财务信息，使投资人相信投资能够得到回报，从而获得企业所需的资本；建立企业自身信用制度，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信任。三是建立企业信息公开制度，不定期公开企业动态信息，让金融机构及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需要从政府措施、金融机构、企业自身建设入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本文作者：刘双富工作单位：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局

摘要：中小民营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其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较为脆弱，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资金短缺的情况，但是由于自身的特点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基于此，本文就先分析了当前河北省中小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信用担保存在的问题，并就中小民营企业信用担保问题的应对提出几点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信用能力；担保问题

中小民营企业始终处于我国产业创新的前沿阵地，且可以为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难的问题，但是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民营企业是较为脆弱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此外，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往往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银行，这使得社会上很多空闲的资金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还会致使很多中小企业失去融资的机会，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因此，加快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问题势在必行[1]。

1关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用能力与担保问题的分析

1.1诚信观念与信用监督机制的缺失

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少信用良好的企业，但是从我国企业信用担保的整体情况来说，还存在较多的问题，还有诸多企业不具备良好的信用，其诚信观念较为缺乏，同时相关单位跟政府缺乏对中小民营企业与担保机构的严格监督制约，相应的惩罚制度的缺失也导致较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不够重视自身的信誉。加之一些中小民营企业的管理相对较为混乱，会计的核算制度也不够规范，一些企业的诚信度较低，不愿偿还债务，还有一些采取消极对策，如逃、赖、甩、废等，这使得企业的失信成本降低，守信成本提高，同时相关单位与政府对于企业的失信行为缺乏一定的监管与制约，致使失信行为越来越普遍。

一、引言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在与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的同时，与其自身的内部环境也很可能相关。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呈现规模小，盈利能力较差的特点，造成中小企业转换为内源融资的盈余较少，内源融资能力不足，这很有可能是造成中小企业自身信贷融资成本偏高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目前我国融资渠道过于狭窄，民间金融等发展不规范，导致中小企业很大部分的资金缺口依赖向银行贷款，中小企业的债务上升过快，使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信贷融资成本偏高，从而有了“融资贵”的现象。因此，本文旨在以中小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资本结构角度研究对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为中小企业如何摆脱自身融资贵的现状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

关于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Myers（1984）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活动会依照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顺序，即一个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进而影响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信息不对称理论、理论同样认为影响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企业日常经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也影响着企业的债务融资，进而影响信贷融资成本。唐新贵、冯宇（2006）认为我国的企业由于规模小、人才缺乏、科技含量小、资信等级较低等企业素质问题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贵的原因，即我国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健全、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推高了我国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王耀财（2011）认为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成本高、规模小、内源融资不足等特性，无法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假设1：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即内源融资能力越弱，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高；内源融资能力越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低。

（二）资本结构与信贷融资成本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主要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风险。（一）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蕴含的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质上只是地方政府为规避《预算法》对地方财政预算的约束，达到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目的，在市场上为地方财政支出的资金缺口进行融资的工具，并以此来解决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问题。平台企业的创建、运行、融资、投资等过程均由地方政府一手操控，而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与市场上的投资者却对此知之甚少。平台企业虽然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在市场上进行融资，但其所融得的资金并不像一般企业那样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投向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文教卫生等公共事业条件等方面。这使得对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类企业所融得资金的流向、真实用途等难以进行有效监测。同时，由于同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同时受控于当地地方政府，许多融资平台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多头举债，更令银行对平台企业的真实负债规模、实际偿还能力等关键信息难以了解，在授贷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占据着信息优势，易于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多头举债、超规模负债。平台类企业的创建、运作门槛很低，但这些企业直接或间接有地方政府或地方财政的担保，其在市场上的融资规模却很大。许多银行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出于占据市场份额、抓住快速发展的机遇，或为了维持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以期望将来能够获得更多发展的便利与机会等目的，在2008年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大量授信，使得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超规模负债问题日益严重。在此期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在2008年初仅为1万亿元左右，到了2009年末激增到了5万多亿元，2010年上半年结束，更是达到了7.66万亿元。2010年6月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数量超过了8000家，短短半年之内增加了一倍多。平台企业在市场上融资获得的资金主要来源形式为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贷款期限多超过当届政府的任期。这就容易出现现任政府过度举债、盲目举债。（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立、运作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严格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本身是不合法的。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财政不得进行赤字预算，地方政府不得发售债券。《贷款通则》中也明确规定政府不能够作为贷款的借贷主体。地方政府虽然成立了名义上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平台企业来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但这种做法在实际上已经透支当地政府在未来的财力，造成当年财政预算的隐性赤字，本质上仍然是有违《预算法》的。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大量融资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以经地方人大同意的支持性文件、地方政府承诺函、“B-T”（建设-移交）模式下的回购协议等形式为融资平台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但我国《担保法》已经明文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担保人，不得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各类打捆贷款的通知》中也明确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机构对《担保法》规定之外的任何担保责任无效。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企业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担保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平台企业的创建与运作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不合法或徘徊在法律边缘的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所获得的融资主要为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贷款期限多超过当届政府的任期，许多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同时，平台企业所获资金的投向主要为收益不高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甚至是既无任何实际社会效益也无任何经济收益的“形象工程”。因此，一旦平台企业出现违约或拒绝偿还贷款的行为，商业银行即便诉诸法律，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创建、运作过程中还存在使用同一笔资金为多家平台企业的注册资金或项目资本金，挪用关联的平台企业贷款，以及在资产转移、过户等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及有关规定的情形。（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高了房价，使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国家经济政策可操作空间下降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伴随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府融资热潮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采用“融资平台+土地财政+打捆贷款”的运作模式。地方政府以财政资金划拨、土地划归、规费注入等形式投入注册资金创建平台企业，在市场上对平台企业辅以各种形式的政府担保获得打捆贷款，然后将获得的资金用于该片土地的开发建设，以后期土地的升值收益来还本付息。土地在这一运作过程中扮演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平台企业的注册资本、基础建设项目启动的资本金、平台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抵押品等多个角色。土地的保值增值成为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模式的关键因素。只有维持土地价格在高位运行，平台企业才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流，这一融资模式才可以顺利运转。为了维持该融资运作模式，地方政府有助推地价、进而抬高房价的倾向。财政部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比重达4.6%，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43.7%。根据土地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交易价格涨幅达106%，从2008年的933元/平方米上涨到1923元/平方米。土地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助推了高房价，使得购房支出或为购房进行的储蓄大量挤占了人们的其他消费支出，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使得国家试图扩大内需、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将消费培植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的政策方针实施困难。此外，平台企业所获得的融资来源主要为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资金投向的项目主要为期限久、资金回流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等，在项目完成前需要银行系统持续的资金注入以避免“半拉子”工程的出现。因此，又可以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绑架”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同时，这还会造成国家货币政策可操作空间下降，持续的信贷注入还有可能会引致通货膨胀。（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管理混乱、责任主体模糊等问题尽管平台类企业在市场上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以国有资产独资公司的形式进行运作，但是，不论是公司的人事任免还是日常管理、融资、项目选择、投资等均由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许多平台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是由当地政府官员兼任的。加之平台企业的成立与运作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如使用同一笔资金作为多家平台企业的注册资金与项目启动资金、挪用关联企业的贷款、将诸如政府办公大楼等没有实际经济收益的政府财产来充当平台企业的注册资金等，更使得平台企业的管理混乱。加之平台企业的话语权较弱、责任主体不清，更使得不同的平台企业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融资难以汇总统计，难以进行统一的规范管理，以致地方政府都不了解融资平台企业的真实负债规模与偿付能力。

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蕴含风险的对策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的问题，2010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随后的11月，银监会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整借整还、风险延期暴露等问题，要求各金融机构切实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风险，落实分期还款要求，并做到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利随本清。但这些规定与措施远不能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蕴含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解决1994年国家财税改革后“事权下移、财权上移”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缺口，同时规避《预算法》对地方政府不能进行债务融资和赤字预算的约束。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思路有二：一是改革现有的财税分配制度，让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二是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赤字预算，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在市场上发行地方建设债券进行融资。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度的国家，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在市场上进行债务融资，中央政府将自然扮演最终还款人的角色，这又会引发如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同时，中央政府担心如果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赤字预算，地方政府的冲动投资、盲目投资等将会激增，引发新的财政问题。因此，尽管解决体制障碍，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与赤字预算，可以方便规范和管理现在的各地方政府的隐性赤字预算问题。但是，由于改革现有的法律与体制牵涉的面太广，这种方法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只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一个长期构想。近期关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方法的一个热点讨论是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中长期贷款证券化。[8][9]资产证券化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的风险过度向银行系统集中的问题，并能解决由于向平台企业投入的中长期贷款过多引起的银行系统流动性不足问题，还有助于增加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但是，资产证券化也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严重的金融风险。银行将信贷资产证券化，虽然有助于银行系统分散风险，增强自身的流动性，但是并未减少该信贷资产原有的风险，只是将风险转移给证券投资者；并且银行新增的流动性很可能再次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此往复循环，金融杠杆成倍放大，一旦证券化资产的现金流断裂，很可能引起整个金融系统进而整个经济的崩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得资金的投向一般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的项目，大多数项目本身盈利能力就有限，盲目的资产证券化不但解决不了现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还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融资规模的激增，源于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冲击。在国内不完善的现行金融体制与法律条件下，在现在国内外学者都对资产证券化持审慎态度时，使用一个引发此次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出现的问题，不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上来看，都需要谨慎对待。针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负债规模激增的状况，现阶段最可行的方法是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尽快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设立、运作、融资、投资流程，建立起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统计、统一公布平台负债与资金流向的机制，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在地方财政预算中，从财政资金中拨出专项资金用作融资平台的还款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对地方政府来说，应详细了解自身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偿付能力、所融资金流向以及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对于有着较强盈利能力的项目，如机场、开发区建设等，可以成立与政府相分离的企业进行市场化运营，而无需政府继续为其融资、投资等进行全程管理；对于有一定盈利能力，但盈利能力比较差的项目，地方政府可以特许经营权、财政补贴等形式，保证项目正常的市场盈利空间，成立一个政府主导的企业来进行全面的运作，但是对该企业除了必要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外，不再干涉其日常运营情况；对于一些盈利性极差甚至根本无盈利的项目，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将其纳入地方的年度财政预算或向上级政府申请财政资金，不再以融资平台的形式对其进行融资。对于银行系统来说，政府融资平台一般所需贷款额度较大、期限较长，如果仅一家银行对其授信，不仅自身的流动性受到一定限制，而且自身对平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真实负债规模与偿付能力难以全面了解、风险过度集中。因此，当地的各家银行可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信贷平台，以银团贷款的形式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授信，这样既可以避免风险过度向某一家银行集中，又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更容易规范银行系统的资金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流入，易于实现对融资平台的信贷授信的监管。总的说来，针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负债规模的急剧扩张，应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立、运作、融资与投资进行疏导与整治，尽快将其纳入合理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应该对其融资平台按负债规模、还款能力、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等进行划分，将有较强盈利能力的平台企业与政府分离、推向市场，将盈利较差的项目与企业纳入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计划下，并完善地方财政预算。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在其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作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违约风险。同时，银行系统可以采用银团贷款的方式对投资平台企业进行授信，并控制总体的信贷授信规模，以克服在对融资平台进行授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过度授信和风险过度向某一家银行集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1994年财税改制后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为规避《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不能进行赤字预算的规定，地方政府组织一批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平台类企业在市场进行融资，以解决地方财政支出的资金缺口，达到隐性赤字预算的目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的文教卫生条件、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作出了较大贡献。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是为配合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负债规模的激增，其所蕴含的各种风险与问题也逐渐显露，规范平台的成立、运作、融资、投资已经势在必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就必须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这需要改革现行财税分配制度；或者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赤字预算和债务融资，这又需要修改现行的《预算法》与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两方面牵涉面都很广，短期内均很难实现，可以视为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一个长期趋势或导向。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从地方政府与银行系统两方面入手，规范融资平台运作的各个环节，从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资金流向、还款备付等方面，规范与管理融资平台的运作。从政府方面来说，地方政府应尽快核实自身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融资来源、资金投向、还款准备等，将同级的融资平台纳入统一的管理之下，统一统计、统一公布信息，并在地方财政预算中，从财政资金中拨出专项资金用作融资平台的还款风险准备金。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对所投资的项目按盈利能力等方面进行分类，将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项目与政府分离，直接组建独立的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运营；将盈利能力比较差或根本无盈利的项目尽快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下。对于银行系统来说，当地银行可以组建一个贷款平台，以银团贷款的形式对融资平台进行授信。这样，参团的银行之间就可实现信息共享，并分散一部分风险，同时也便于控制银行系统对融资平台的整体授信规模。在相关环境成熟时，银行系统可将部分中长期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以转移、分散银行系统的风险，并充实银行系统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

本文作者：何行曾本强工作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四川广汉中学实验学校

2005年随着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的成立，标志着民营航空公司登上了国内民航运输业的舞台。随后鹰联，春秋，东星，吉祥，华夏航空相继出现。一时间，国内民航运输业竞争加剧，确实得以快速成长。然而，随着这波高潮而来的是2008年奥凯航空停航又痛失联邦快递货运业务；鹰联航空告别民营，投向川航怀抱；东星航空拖欠员工工资，飞机租赁费、机场起降费、航油费、保险费数额巨大，宣告破产；春秋航空的盈利大幅缩水，这一切都最终归结为民营航空缺乏资金的融资困境。因民营航空注册资本低，机队规模小，股权结构分散，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民营航空公司刚刚成立而缺乏资信记录，抵押贷款这条路也走不通。民营航空股权价位低且股权分散，股权融资因各股东利益诉求不同而很容易产生矛盾。通过境外金融机构飞机融资租赁也存在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拖欠租金而无力偿还就面临停航的危险。除了贷款难，民营航空也难以获得国家财政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航全行业亏损28亿，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均获得政府数十亿元的直接注资，民营航空则或陷人破产、或被政府注资收购［1］。在欠款问题上，国有三大航空尽管比民营航空多得多，但却很少有人追究，而民营航空公司一旦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没有按时还款，就会被制裁、被停航。民营航空尚处于起步阶段，能否顺利成长在行业形成竞争优势，取决于民营航空公司是否能走出创业期的融资困境。这已经成为我国民航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宏观上决定着未来民航运输资源的配置结构和配置效率。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民营航空的行业外部环境约束和公司内部影响因素的视角，探讨和分析民营航空融资困境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融资的定义

融资是资金融通的简称。是指资金从剩余部门流向不足部门，即购买力转移的现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融资的理解是：融资是指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的货币交易手段，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所采取的货币手段［2］。融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融资指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流动。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资金的融入，也有资金的融出。从狭义上讲，融资仅指资金的融入。企业为了购买设备、开发产品、满足资金周转、偿还债务和改变资金结构等，通过各种筹资渠道，运用筹资方式获取资金的行为。融资自产生以来一直不断发展创新。从初期仅有的内缘融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到后来的存货融资、票据融资、金融租赁、可转换债券、存托凭证。BOT等金融创新也充实了融资的手段。当今，融资早已突破地域和国界，走上多元化、国际化道路。本文从狭义的角度理解融资，结合民营航空融资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探讨民营航空公司融资困境的解决对策。

2民营航空融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民营航空融资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即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中经济环境最为重要，经济环境中又包括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状况、政府货币政策、金融环境、税收环境以及行业环境等等，民营航空内部影响因素包括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机会、运营能力、偿债能力、控制权集中度以及有效抵押价值等等。这里所研究的融资内部影响因素是融资的战略管理对象，通过改变公司内部影响要素，实现对公司融资结构的调整和融资能力的改善，使其能更有效地以恰当的成本、在恰当的时机获得适当风险的资金。而融资的外部影响因素指的是制度性因素的变革，尤其是税收环境、金融环境和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的目标是为给民营航空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以实现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