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范文10篇

摘要：日本在20世纪经历了一战、二战，经历了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经历了数次的经济危机，仍然拥有世界第三的经济实力，拥有占世界35%数量的百年企业。本文试从战略文化、企业经营理念等四个角度解析日本企业经营的智慧。

关键词：日本企业；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共存；共赢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的停滞期。破产、倒闭的企业数不胜数。整个日本被少子、老龄、低欲望等社会问题困扰。虽然如此，日本仍然拥有占世界比例最多的百年企业。部分日本企业，如优衣库、seven-eleven等仍然获得了逆势增长。如此低迷的外部环境，日本企业是如何斩获如此亮丽的成绩。抛开外部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从日本这些企业身上找到了它们在战略文化、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有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经营理念，就是管理者追求企业绩效的根据，是判断企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的依据。1910年，“森田范次郎商店”开业，1964年，更名为“森田商事”，主要业务是销售合成洗涤剂。1974年，森田社长认识到化学洗涤剂对身体的害处，决定改变经营方向，决心即使亏本，也“不销售自己都害怕，不敢使用的洗涤剂”，要生产无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肥皂。结果，当年主要商品的销售额从每月8000万日元，锐减到78万日元。公司业绩从1974年起持续亏损18年。在这18年中，公司面对连年赤字，仍然坚持“一切为了客户，让客户用得放心、用得安全”“守护健康的身体和干净的水”的初衷。终于，1992年，在公司的不懈努力和宣传下，消费者意识到无添加剂肥皂相对于合成洗涤剂的优点，开始购买产品，企业业绩渐渐好转。2014年，这家只有70余名员工的企业，销售业绩达到62亿日元。正是由于有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才能使“森田商事”面对长达18年的亏损，面对不接受新产品的顾客，仍然不惜付出时间和成本，直至迎来事业的成功。企业的经营理念解答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将往何处的命题。是企业领导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久远。日本为什么有将近世界35%的长寿企业，正是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立足于长远、不贪一时之功的经营方针

1989年，日本引进互联网。2010年，日本利用网络的人口已经达到9462万人，占日本全部人口的78．2%。网络在日本已经普遍用于通讯、政府办公、电子商务、媒体宣传、电视节目等媒体信息传播、地区信息、远程医疗、普通教育和远程教育、自动翻译、军事、安全等广泛领域。近年来，中国尽管已经在网络用户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毕竟是当今世界引领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极少数国家之一，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学习;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和漏洞，需要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及早防范。弥补不足与纰漏。

一、互联网已经成为日本的政治工具

在日本，互联网已经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大选等政治活动。日本一批政党和政治家，早在2008年即开始利用互联网宣传自身的政策理念，树立个人和本党形象。除了在网上的直接政治活动以外，日本的网络还肩负着传播政治新闻，进行有关政策和政治领导人支持率调查等工作。这些工作是政治组成的一部分，发挥着政治职能的作用。2008年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辞职，此举牵动日本国内政局，日本自民党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想在首相竞选中占据优势。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麻生太郎制作了手机动漫视频，在网络和手机上传播，为自己竞选首相做广告并造势。这种作法赢得了一部分青年网民的喜爱，取得了良好的竞选效果。这是日本政治家首次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宣传自己，在日本开启了运用网络进行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的先河。

二、日本经济依赖于网络媒介而发展

网络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日本经济依赖于网络媒介而发展。网络本身的成长对一向重视实体经济的日本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1年，日本开始执行“电子日本战略”(“e－Japan”)，计划让“FT－TH(光纤到户)覆盖日本90%的家庭”。政府甚至将2003年定为“光纤上网元年”。2004年，日本推出互联网国家信息化战略，在发展方向上，计划到2010年将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甚至汽车等与网络整合到一起，实现办公和家庭生活的信息化、自动化、互联网化。2006年，日本IT战略本部制订“IT新改革战略”。同年，针对宽带网络的建设，提出“新一代宽带战略2010”。2007年底，日本召开的“消除数字鸿沟战略会议”，部署未来3年的信息通信发展规划。会议重申，到2010年，90%以上的家庭实现高速上网目标。截至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上述计划目标。当前，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政府的电子化与网络办公，还将网络大规模应用于教育、医疗、商务经营等领域。2009年，日本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达到了7万亿日元，大概是5000亿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2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互联网发展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1)日本的主要门户网站都掌握在美国垄断公司的手中，如日本排名前四位的门户网站Yahoo、JA-PAN、Google、goo中有三家属于美国，尽管日本软件银行公司已经掌控了Yahoo、JAPAN40%的股份，但毕竟其主要股份和管理仍归美国母公司掌控。这是日本互联网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并受制于美国的一个重要瓶颈，也给日本的经济安全带来了隐患。(2)推动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尚未获得突破，物联网技术很多还都停留在设想阶段，尚未能够大规模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当前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与特点；日本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借鉴；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行为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管理具有二重性、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从劳动管理扩展到企业管理的其他领域、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从朴素走向科学，边界得到了拓展，内容得到了充实，方法得到了更新。管理学朝何方发展，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任务是什么等问题，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

每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环境。18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以机器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成为现实，工厂以及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20世纪初到30年代，以泰罗（F.W.Taylor）的“科学管理”、法约尔（H.Fayo1）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M.Weber）“组织理论”为代表，形成了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企业组织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理和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理论方法。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管理问题，反映了当时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对管理上的要求。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许多管理学者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提出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行为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赫兹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波特-劳勒模式。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现代管理理论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犹如雨后春笋，滋生蔓延，林立丛生。孔茨（H.Koontz）将之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有6个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案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及早期的行为科学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增加了系统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等，发展为十一个学派。这些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盘根错节。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竞争；贸易政策FTA；区域主义；东亚共同体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内容摘要：中国和日本是屹立在东亚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在文化层面上具有鲜明的共性。随着近几年来我国对日本文化及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日本语言文学中的主流意识及社会文化进行交流探讨，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日语语言文学中的主要特点进行了相关阐述，再对日语语言文学中所包含的家园意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希望可以为日语语言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分析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的文化具有深层的底蕴与广泛的共同点。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影响，从而保留了很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印记。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文化开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日本还存在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两种文化最终融合形成了日本先进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完善我国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来了理论体系。

一.日语语言文学的主要特点

1.1日语语言文学中具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语语言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及固有的印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进而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字虽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但日语的发音及拼写规律与汉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日语语言文学便带有鲜明的印记[1]。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并不是简单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新旧文化不断交替融汇的过程。

【摘要】日本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其危机管理水平较高。这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起的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密不可分。从形成原因来看，健康危机管理牵涉领域较广。在体制成型过程中，日本注重对相关领域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在预防机制和应对机制方面，政府各级部门间能够做到权责明确、相互协作。国家层面加强了首相对于危机管控的能力，地方层面则注重发挥地方保健所的作用。这凸显出了法律体系完备、各部门配合密切、地方保健所担负主体作用、重视地域医疗人才培养的特点。从总体来看，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是科学、合理、高效的行政体制。在守护日本国民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健康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社会治理

日本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在公共安全领域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与其完善的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健康危机管理体制是日本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方面。健康危机管理是伴随着危机管理而产生的。根据《内阁法》第15条规定，所谓“危机管理”是指“当日本国民身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可能爆发紧急事件时，日本政府采取行动防治该类事件的行为”[1]。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有时会使用“危机管理”一词探讨关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话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仍然属于商界常用词汇。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危机管理”的概念开始逐渐为日本政府所重视。自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起，危机管理开始迅速扩展到国家安全的相关领域。在公共卫生方面“危机管理”被具体称作“健康危机管理”。1997年1月9日，厚生省颁布了《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基本指针》（后改为《厚生劳动省健康危机管理指针》下称《指针》）。该《指针》对于“健康危机管理”做了明确的定义，即“对由医药用品、食物中毒、传染病、饮用水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危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采取防止健康受损的预防活动、防扩散活动以及治疗等行为”[2]。从此以后“健康危机管理”开始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用语被广泛使用。

一、文献综述

我国对于日本的健康危机管理（亦称公共卫生管理）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都康平在《公共卫生与疾病控制》杂志上发表了《日本公共卫生见闻》，主要在历史沿革、组织构架、作用等方面，对地方保健所、卫生研究所、神奈川县预防医学会进行了介绍。然而此时日本的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尚未成型，因此都康平只是根据自身考察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扩大，中国对于日本的研究日益加深。2006年发表的《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中，王德迅从法律依据、体系运行、传染病防治3个方面解析了日本的健康危机管理。之后关于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的论文鲜有问世。2020年在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学界积极响应“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建立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号召。《日本学刊》《日本研究》和《人民论坛》等杂志纷纷推出了疫情治理的专栏。在梳理这些论文之后，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紧紧围绕健康危机管理体制来论述，但是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俞祖成的《日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及启示》立足于日本的法规政策，重点介绍了地方保健所的功能，指出了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地方保健所为核心的健康危机管理机制[3]。田香兰的《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特点及应对》关注了从SARS到肺炎疫情日本的健康危机管理有何变化，之后作者指出了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具有法制化和程序化、专门化和科学化、系统化和信息化的特点[4]。周致宏、刘兵的《日本公共卫生体系的结构与疫情的应对》梳理了日本公共卫生体系形成和发展简史，并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管理体制、保障体制、国民教育、医疗体系与医疗保险对公共卫生的保障作用4个方面研究了日本公共卫生体系。最后，总结了日本应对疫情的状况，简要地总结了其经验和不足[5]。第二种类型是在论述日本危机管理体制时涉及到健康危机管理体制，但未作为重点来展开研究。王德迅的《日本危机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及其特点》重点对日本的危机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胡澎的《日本“官民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及其启示》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日本应对危机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疫情防控指出了“官民协作”的防控之路[6]。李征的《日本突发事件危机管理探析》主要从防治自然灾害的角度，在组织原则、制度建设、技术保障、管控力量4个方面解析了日本如何应对突发事件[7]。从论文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对于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少。从发文时间段来看，主要集中于2020年。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健康危机管理体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从形成原因、运行机制、体制特征3个方面，力求对日本的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做较为全面的剖析，以期补充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处理大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提供些许参照。

二、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形成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

内容提要:面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的状况，为适应全球性FTA的新局面，日本－东盟召开了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这对加强日本与东盟“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促进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然而，因日本农业自由化的障碍，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经济连携协定的谈判未必顺利。

关键词：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经济连携。

继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12月11-12日,日本-东盟领导人又在东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是东盟10国首脑和外交部长第一次在区域外与其他国家召开的会议，受到了日本和东盟各国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除各国共同参加的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外，日本还分别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进行了双边会谈，以经济连携为中心,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和其他领域广泛而全面的合作进行了协商。这次经过一年多策划和准备的会议,顺利签署了《为实现新千年活跃的持久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以下简称《日本-东盟东京宣言》）和《日本-东盟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基本上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日本-东盟东京宣言》被称之为日本-东盟关系的里程碑，不仅对发展和加强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意义深远，而且对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的背景

（一）会议的提出

内容摘要：本文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探究二者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日本对我国的FDI在短期内是会提升我国对日本的进口贸易，而在长期内则会阻碍其在华出口贸易的增长。然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在华的进口贸易都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缓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

关键词：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贸易关系；影响机制；投资总量

在中日两国的贸易合作日趋深化、中日贸易存在很大发展空间的背景下，研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一方面，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关系之间的关联能够帮助我国制定与完善对日贸易投资相关的政策与措施，助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两者关系的探究也能够为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现状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能助推我国经贸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我国改革开放一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经持续多年，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为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来说，从中日两国建交到现在，日本对我国FDI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即萌芽探索（1979-1990年）、快速增长（1991-2000年）、继续深化（2001-2010年）与优化调整（2011年至今）。在萌芽探索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与相关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和规模都比较小，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与珠三角地区。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实际利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9.9亿美元，投资的行业类型主要是非制造业，占比约为72.3%。在快速增长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日本出口企业对我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投资逐渐发展到长三角地区。数据表明，在日本的FDI中，对我国直接投资占比由第一阶段的1.2%上升到3.8%，且在该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实现了由1991年的5.3亿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29.2亿美元的巨大突破。此外，该阶段日本在华投资的行业转向为以制造业为主，占比为74.9%。在继续深化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跟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并逐渐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此时日本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机电机械类。在优化调整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波动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上涨约16%，随着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加剧，投资总额逐步下滑，到2018年才出现明显的回升态势，实际使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同比上涨约18.1%，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又有所下降。在该阶段，日本也逐步加大了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行业的投资力度，数据显示，在2018年计划增加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占比由44%增长到51%。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了生存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从二战的溃败到今日具有世界科技强国之称，日本的飞速发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日本能够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与其在不同时期采用合理适时的科技政策大大相关。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发展的经验，认真分析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历史，使中国科技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史

（一）战前和战中的科技体制。日本最初设立的研究院，是模仿欧美个别发达国家研究院的形式，1879设立了东京学士会院，在1906年东京学士会院改组为帝国学士院，帝国学士院负有促进学术发展，加强文化教育的使命，从制度上作为国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支援。之后根据需要日本相继设立了理化学研究所、测地学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其中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建立促进了军事、产业、官厅、民间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这也是促使日本科技体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科技体制。由于在二战战场上战败，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经济难以得到自立，1955年日本制定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为振兴科技未雨绸缪。在原子能的开发问题上，政府推进了第一艘核动力船“陆奥”号的开发，并设立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二、日本振兴发展的科技政策实践

（一）创造性的科技政策。1981年是日本的创造元年，这一年是明治政府以后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创造性科技振兴方案。政府设立的目标是建立流动研究系统，以及由科学技术厅推进的创造性科技制度和九十年代技术立国的通产省的二十一世纪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可以做下对比：日本以前的科技就像从外国购进种子在日本成熟收割的“收割型技术”，现在是日本播种后成熟的“播种型”技术。创造性科技的制度就是通过寻找科学和技术的衔接点，发掘和培养素材的新特性，从而开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