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范文10篇

一近代日本文学的开端———明治文学

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尤其是进入明治20年代，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等人创作了《两个比丘尼色忏悔》、《风流佛》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赋予了写实主义之后的新的文学理念，后来被称为“拟古典主义”。该文学创作思潮的产生是以当时反对“极端欧美化”的“国粹主义”为背景，希望通过该文学思潮可以彰显本国的历史与文化的优点，维护本民族固有的精神特征。他们大多采用古典式文体，题材也大多属于过去的时代。作为文学流派或团体，他们以“砚友社”为代表。其中尾崎红叶与幸田露伴在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尾崎红叶从坪内逍遥的文学理论中汲取了写实主义精神，继承了日本文学的表现方法，吸取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幸田露伴作为“砚友社”的特邀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完全贯穿着东方的强烈意志、渊博的儒学知识和佛学思想浑然合为一体的特殊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建立始于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破戒》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特殊部落出身的年轻的小学教员濑川丑松遵守父亲的遗言把自己的出身隐瞒起来。由于出身于同一部落的前辈猪子莲太郎堂堂正正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反抗时代偏见中死去，丑松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最后，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小说通过主人公丑松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用写实手法描写了觉悟的下层阶级的代表同压迫他的封建社会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孤独的先驱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现代伦理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更广阔的社会范围来反映尊重人权的要求，因而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田山花袋是继岛崎藤村之后的又一自然主义文学旗手，他于1907年发表了《棉被》，完全是按照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写成的，当然也由此演绎成为日本“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开端。作为近代日本文学开端的明治文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对旧的文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点首先是基本上否定了旧的文学表现形式，如对江户末期的以“歌舞伎”为代表的舞台文学等的疏远；其次是对过去封建性的政治认识、道德观念、文化修养的讽刺，更多地歌颂和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理念。明治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旧的文学意识、文学理念的主观留恋和客观残留。这一特点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很多作品仍然以“戏作文学”出现，仍然带有“劝善惩恶”的旧的文学观和教化意识。当然，这一特点与处于“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社会有着直接关系，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顺应和自然剥离，并在明治后期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二近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大正文学

大正前期，自然主义文学在评论方面已出现衰微，而在创作实践方面仍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正宗白鸟等作家的佳作问世。明治末期出现的唯美主义倾向是试图摆脱自然主义的一个突破口，涌现出不少作家。但进入1916年，除了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之外，大多数都昙花一现地消失了。恰好在此时，由自我主义、生命主义发展为人道主义的白桦派作家牢牢地占据了文坛，成为势力最大的文学派别。1916年之后，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一批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他们在贵族院较早地接触了西欧近现代文学，深受欧美一些著名作家与画家如托尔斯泰、歌德、罗丹等人的影响，力图吸收欧洲文学的精华，为人类求得新的力量。他们肯定积极的人生，尊重自由的个性，主张通过个人或者个性来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他们重视伦理，认为个性的自由伸张和自我完全发展就是善、就是美，比单纯的美更美，所以要在深信生命的创造力的理想主义基础上发现伦理道德之美，因此他们的文学又被称作人道主义文学或新理想主义文学。其代表作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志贺直哉的《在城崎》等。大正后期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早在明治时期，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先声的社会主义文学就已初露端倪，主要作家有木下尚江等。进入大正时代，又有大杉荣等为代表的劳动文学的出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以1921年《播种人》的创刊为标志。其代表作家有平林初之辅、金子洋文等。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播种人》的发行遭到了禁止，第二年他们又创立了《文艺战线》，并在一年之后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联盟。由此，无产阶级文学以不可挡之势席卷了日本文坛。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等作家有许多作品问世，而评论家青野季吉在理论与思想上起了先导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镇压。作家们并没有因此放下战斗的笔，文学联盟分裂后，继而成立了全国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创立了杂志《红旗》。以评论家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为先导，涌现出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但这一文学运动及其影响随着政治的变更，即大正时代的结束而最终成为历史。大正时期的文学特征在于首先继承了明治以来的文学发育、文学成长、文学成果，这一点在小说创作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芥川龙之介的出现就是对明治后期夏目漱石文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当然，他的自杀也使明治时期的文学理想、文学斗争上走向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终结。而且，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的变革，也导致了文学上出现了剧烈的变革乃至革命。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和消失，成为了诠释这一时代的一个较好的注解。

三近现代日本文学的过渡———昭和文学

1945年后，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战后派登上了舞台。其成员大多数是战后初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其代表有野间宏、中村真一郎、平野谦等。他们作品中的强烈的愤慨和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有一定的感染力，因而获得社会的好评，对日本文化的复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阴影下》等是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椎名麟三的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俘虏记》等。他们在创作上努力摆脱日本文学中以个人身边琐事为题材的“私小说”传统的束缚，强调文艺要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他们喜欢用抽象的语言，要求突破现实主义，确立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来源于近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进入50年代，日本推理小说开始流行，其中社会派推理小说尤其令人瞩目。其代表作家有松本清张、水上勉、黑岩重吾等。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日本推理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它常把侦探案的基本情节放在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或揭露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社会的黑暗，或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罪恶，具有比较明显的批判日美相互利用与勾结的倾向，因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主要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6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意识的作家，被称之为“内向派”。在这一时期，一部分新作家对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又没有勇气去变革社会现实，企图通过超脱和逃避的方式把自己引入“非现实的世界”，使思想意识内向化，由此产生内向派文学。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阿部昭、小川国夫、森万纪子等。内向派文学在内容上，着力探索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我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协调关系和矛盾冲突，并从这一点出发，用存在主义来阐释人在社会中生存的意义，但又对社会漠不关心，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使个人与自我脱离人群，脱离现实世界而无意义地存在。70年代的重要流派是“透明族文学”。1976年，青年作家村上龙发表了小说《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轰动一时，从而形成一股文学思潮。他们在作品中把现实描绘成疯狂、混乱、漆黑一团，把人描写成只是本能冲动的动物；把感觉和感性放在首位，运用感觉的语言，详细描绘由性、麻醉刺激神经等形成的感觉世界。他们的作品往往缺乏紧凑连贯的故事情节和严谨的结构，现实与梦幻交织，内容荒诞离奇。其主要作家作品有池田满寿夫的《献给爱琴海》、中上健次的《岬》，以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林少华对村上春树评价道：“村上春树的文学特点是不动声色地拆除着现实与非现实或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藩篱，像一只猎鹰一样在潜意识王国的上空盘旋着寻找更深更暗的视野底层，力图从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分离出灵魂的结构和人性的光辉。”进入80年代，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出现了二分天下的态势：一个是胜目梓的作品如《昏暗的死刑台》，故事性强、写法硬朗，但由于过分渲染暴力与色情，因而在格调上不是很高，在文坛上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另一个是赤川次郎开创的青春幽默推理小说。他的作品可谓家喻户晓，其代表作品有《幽灵列车》、《消失的男人日记》等。赤川次郎的创作首先是面向年轻人，其作品大多构思新颖、文笔俏皮、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而且节奏感强、文风简洁明快。除此以外，有影响力的作品可举西村京太郎的《伊豆七岛杀人事件》、椎名诚的《蚊子》等。而森村诚一以其角川书店出版的三部作品《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也为人们所称道。昭和时期的主要文学特征是在时间上跨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即1945年日本战败。如果以此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与关照。在前期，尽管文学形式有一定的发展和演变，但更多是受政治的强烈干预和社会的客观影响。这种影响严重地戕害了作家对现实的自我理性判断，因而出现了背离文学自身发展的畸形状态。进入战后，日本迎来的民主、自由给文学以最大的影响与活力。概括来说，战后文学首先承担了对军国主义政治进行批判的历史使命，之后的现代主义、透明族文学创作等也反映出文坛走向了自我回归。而进入经济高度增长之后，社会小说、推理小说之所以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亦因反映了社会本身趋于复杂和多变的特性与走向。

摘要：2020年，大学课堂教学迎来了各种教学形式的革新。很多教育机关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大胆尝试在线课堂，传统授课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特殊时期，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改革也成为各学科教学科研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日本文学史》课程为例，探讨该课程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考察《日本文学史》在线课堂的特征、展开形式，研究如何对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传承、如何有效地展开在线教学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教学模式；线上课堂；腾讯会议；学习通

2020年，随着“在线课程”时代的到来，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开展学习成为可能［1］，这种大规模、开放性［2］的学习模式给传统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在线教学模式，慕课和微课早在几年前就已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在线学习资源”也给各级教学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将线上课程模式应用于高校日语课程，能够有效促进日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整合优质的日语教学资源，改变传统的日语教学方式，促进日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对于日语人才的高质量输出具有重要意义［3］。有学者认为，各类日语的在线课程，应发挥知名院校的影响力，集聚师资力量，打造优质课程［4］。但是，从传统的课堂一下子转为在线虚拟课堂，也极大地改变了教学工作者的思维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在线虚拟课堂的挑战，教师们纷纷思考如何将在线课堂顺利地嫁接到传统的“教室课堂”，以期在遵循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探索出适应在线科技教学软件和在线课堂的新模式。笔者所担任的《日本文学史》课程的在线教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展开了探索。

一、《日本文学史》的课程性质

《日本文学史》课程是日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也是日语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素养课。本课程通过对日本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概况进行描述，对其从古至今的各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日本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从而了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引导和启发学生多角度地认识和理解日本各个时期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能够对相关的文学现象和内容进行独立的思考，具有问题意识，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同时，引导学生分析和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对基本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积累。进而促使学生对日本的文学现象有一个全局性把握，并在与我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体会中国文学史的博大深广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日本文学史》是日本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与本科阶段的《日本文学史》相比，研究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更加体现了上述的课程性质，更注重突出课程的“文学史”的比较和发现，更注重培养学生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把握《日本文学史》，培养学生用考据和考证的方法去挖掘日本文学“史”的源流等。培养学生去探索“日本文学史”中，成为“史”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过何种程度的继承，又努力作出何种程度的创新，从而形成日本独自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性质，是以往的《日本文学史》传统课堂的教师们一向高度关注的课题。这种培养学生寻找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课程，在数字化教学，在线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的冲击下，该如何实施，又该如何与时代接轨，寻找出符合新时代教学形式的线上课堂教学新模式，这是每个文学史课程的教师不得不面临的课题。换言之，新时期的《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不仅要遵循《日本文学史》这门课程本身的课程性质，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借助在线课程的形式，既满足以往传统的教室课堂的“培养综合能力”的课堂教学效果，又要实现《日本文学史》的线上教学的超越性。

二、《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的达成与超越

在我国，对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十分活跃。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单行本超过15部的作家就有20多位。在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许多译者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从而使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日臻成熟，忠实、完美地向读者传递了作品的原始信息。笔者在比较日本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后发现，译本中异化现象日渐增多，词语的使用逐步向原作靠拢。下面以日本社会小说作家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为例，通过对不同汉译本的比较探讨日本文学译本中词汇使用方面出现的异化现象，并对这种异化现象的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提出拙见。

1．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

异化和归化理论的最初表达出现于19世纪初期。上世纪末，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将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具体化，并根据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的理论提出了“非译文通顺优先”的翻译策略，其宗旨就是“存异”。在《译者的隐身》(1995)中，韦努蒂正式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将“隐身”诠释为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痕迹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韦努蒂甚至认为“异化”策略是“对英语文化中透明翻译的霸权地位的抵抗”。(郭建中，2000:51)近年来，这种西方翻译思想在我国的日本文学译介中得到很多体现。

1.1异化现象的主观因素:译者的作用

在讨论文学翻译到底应该求同还是存异时，我们首先要探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到的主导作用。译者的文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及译文风格。依玛塔•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指出，当民族文学处于“危机或转型期”，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时译文会注重“充分性”(adequacy)，即尽量忠于原文的结构、内容，(姜秋霞等，2003:32)也就是常说的异化。综观我国日汉翻译史，当译者处于特定的背景条件下时，异化风格便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可以从鲁迅的翻译作品中略窥一二。在译作《与幼小者》中，鲁迅不仅在词语的使用方面，甚至连语法、语序等都尽量模仿原著。例如:(1)而我的万年笔(万年筆)将停未停之际，……(2)又突然发了原因不明的高热(高熱)。(3)一到停着自动车(自動車)的处所，……(4)……死终于杀到(殺到)了。(2007:151－157)梁实秋将这样的翻译策略判定为“硬译”“死译”。对此，鲁迅撰文说:“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1973:11)可见，鲁迅采用“异化”策略的出发点是为了拓展汉字的功能，丰富汉语的词汇，并通过“新造”等手段向国人积极介绍外国文化。近年来，日本文学作品的汉译偏重保留原著的表达方式，异化现象明显，其更多体现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而非差距，更不存在民族文化优劣的问题。译者通过译文想传递的不单单是作品本身，还希望读者能够深切体会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何真切地体现日本文学的独特美学，如何真实地传递每部作品的个性特征，对译者来说，其手段之一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减小对原作字词的替换，引领读者从最直观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美意识，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许多译者在词语的使用、搭配等方面尽量贴近原作，以达到异化的效果。可以说，译者这种翻译理念的变化是异化现象的主观因素。

1.2异化现象的客观条件:汉字

一、原理——女性自我的反吸收

男性往往把妻子的自我封闭在性别分工里，当作自己的自我延长来认识，因此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丈夫不再承认妻子的自我是他者的自我了，实际上已婚妇女的自我并不能简单地变成丈夫的自我延长，只有妻子确信丈夫是爱自己的时候，才能把自我交给丈夫，恋爱是自我成长的食粮。这是指把他人的自我当做肥料的单方面的成长，特别是对女性自我的充实而是封闭，也许不成功的恋爱才会勉强帮助他成长。女性自我意识逐渐改变了现代恋爱的方式。对男性而言，成为别人妻子是交换爱情类型的自我第一时间的交易，恋爱婚姻成立的同时，女性的自我第一时间成为丈夫自我的一部分，按家庭逻辑来说，女性自我应是丈夫自我的延长，女性被男性怀柔掉了。家庭则是男性自我意识地根据。但事实是，无论在爱的任何形式中，女性的自我都是不可溶解的。女性在爱情中只是为了寻找自我的充实，这和男性逻辑中女性的充实（女性将自我融入家族共同体便是充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于是面对男性自我的吸收，女性开始本能地反吸收。

二、理想的爱情——[原理]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一）岛崎藤村的《新生》

《新生》是作家岛崎藤村的一部告白性质的私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与女性自我的纠葛。主人公岸本因肉欲与侄女节子发生乱伦关系，节子怀孕，岸本却出国外并与别人结婚。他觉得节子按常规结婚便可幸福，并获得新生。归国后两人旧情复燃，节子要求岸本明白他们之间平等的恋爱关系，岸本吸收不了节子强烈的自我，打算通过写作方式，以忏悔的形式将关系公布于众。他认为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节子也将获得新生。可对于节子而言，这是背叛与亵渎，生活上的坦白只给女方留下怨恨，使节子毁灭。

（二）小岛信夫《拥抱家族》

1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日本文学史概述

2．1古代文学

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2．2现代文学

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以及部分物质文化的发展日趋全球化、一体化。那么，含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伦理文学的精神文化发展是否也会出现一体化的趋同形势呢？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必要，或者说，精神文化有没有一定的可能朝着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呢？尤其是与多元化文化紧密相联的日本文学。

一多元文化的形成

一直以来，历史的发展是事实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纵观历史三千多年，深刻影响人类的不仅仅只有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同时发生，共同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依旧具有不可磨灭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友好态度和开放心理。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艺术、文学以及宗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印度佛教，而印度佛教在中国也获得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欧洲文化之所以到今天依旧生命力旺盛，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大大引进了外来文化，即在丰富自己文化体系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总而言之，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宝库的形成来源于差异中的不同文化，而这些差异又是激发人们灵感和创新力的源头，它们共同促进了文化的与时俱进和不断革新。文化的差异成就了文化的多元性，成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

二日本多元化文化的特点

1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单一性复合文化对于单一性复合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较难，但是站在英语的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比较容易些，也就是日本文化包含于Mono-Bi-Culture。其实，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简单，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不少先进而堪称精髓的文化内容，而这也从一定程度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并使其展现出复合性文化的典型性特征。例如：漆器，英文中叫做“Japan”；陶器，英文中叫做“China”。而事实上，无论是漆器还是陶器以及最后日本传统文化里的漆器技术最初都来源于中国。但是，日本却将这种复合性文化慢慢地转变为具有本国特色的单一性文化，以致后来漆器成为日本的国粹。换句话说，日本最终形成的单一性文化最初来源于复合性文化，在后来不断地加工、消化以及统一的过程中，才逐渐显露其特色。

2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南北结构问题日本南北纬度相差大约二十度，因此气候冷暖悬殊较大，而这也造成了住在南方的人向往北方，而住在北方的人对南方满怀憧憬之情。这样的情节在日本一些文学著作中也曾提到过，如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而《奥洲小记》这篇著名游记所阐述的正是南方人对北方在精神上的向往、追求与探索。日本风土本身就有着不一样的南北结构差别，因此在日本文学理念里，也存在着南方和北方两种因素；但它拒绝单纯于北方，抑或是纯粹于南方这样单一的精神追求，而是南北方两者的高度结合。在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里，在北方诞生的平田冯岚从师于南方的本居宜长，他一直抱着敬仰的情怀，但在其灵魂深处却有着不一样的理念，甚至完全相反。在本田宜长眼里，可悲的是死亡，但其拥抱的是以人为本的处事观念。值得一提的是，中西进认为，文学家的出身地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精神的归属点。

摘要：三岛由纪夫是日本现代最有才华的文学大师之一，他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被称为“日本的海明威”。但是，这位极具才华的全能型文学大师却有着怪异的人生和怪异的文学风格。纵观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特色和人生结局,都称得上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一絕。本文将分析和论述三岛由纪夫怪异的文学和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怪异的文学;产生的原因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著名作家，也是日本现代最有才华的文学大师之一。他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被称为“日本的海明威”，他也是日本近代少有的全能型的文学大师。他是杰出的小说作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是著名的剧作家，也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他是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也是优秀的记者和电影演员。他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戏剧、电影都十分优秀。但是，这位极具才华的全能型文学大师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怪异人生和文学风格。纵观他的人生经历.文学风格和人生结局,都称得上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一絕。本文将分析和论述三岛由纪夫怪异的文学和产生的原因。

一.三岛由纪夫怪异文学的主要特点

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同平凡的人生经历往往都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风格，使他们的作品能够独树一帜和特点鲜明。三岛由纪夫就是这样的。三岛由纪夫之所以被全世界公认为怪异的文学大师，是由于他的文学理念﹑写作方式和文学作品特别怪异，与众不同。1.怪异的文学理念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最有才华的作家，其文学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又是日本文坛精神最怪异的作家，他具有文士和武士的双重性格，因而他写出的作品也具有怪异的文学风格。三岛由纪夫的文学理念与众不同，首先他推崇忠君美，他崇尚武士道精神，把切腹自杀视为“樱花凋谢之美”；他主张“忠君”，把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视为文学的纯粹之美。其次他推崇男性美，喜欢描写男性的阳刚﹑健壮和勇敢，他的这种美学观在日本文坛是独树一帜的。2.怪异的写作方式三岛由纪夫的写作方式也别具一格。他采用的是“文武两道”的写作方式，文道的作品充满柔情和温馨，武道的作品则充满血腥和毁灭。他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统一，但他写出的作品却完全不统一。他最喜欢的写作方式是逆反，他喜欢描写逆反的，也喜欢描写异常的性欲，因而他的写作方式变化多端，反复无常，这在世界文坛上也是罕见的。3.怪异的文学作品。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作品也与众不同。他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是主要描写青年男女的性苦闷和浪漫的爱情故事，写得十分优美和动人，代表作是《潮骚》等。第二类作品则是充满了血、火、死亡和自我毁灭，写得十分阴暗和血腥，代表作是《金阁寺》、《丰饶的海》等。两类作品反差极大，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也许是作品的特点鲜明和独树一帜，使三岛由纪夫成为了日本现代最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在国内，他的作品很受青年人的喜爱，使他成为了战后日本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在世界，058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国的读者喜爱，他是作品被翻译为外国语版最多的日本现代作家。

二.三岛由纪夫怪异文学的产生原因

内容摘要：中国和日本是屹立在东亚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在文化层面上具有鲜明的共性。随着近几年来我国对日本文化及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日本语言文学中的主流意识及社会文化进行交流探讨，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日语语言文学中的主要特点进行了相关阐述，再对日语语言文学中所包含的家园意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希望可以为日语语言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分析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的文化具有深层的底蕴与广泛的共同点。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影响，从而保留了很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印记。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文化开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日本还存在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两种文化最终融合形成了日本先进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完善我国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来了理论体系。

一.日语语言文学的主要特点

1.1日语语言文学中具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语语言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及固有的印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进而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字虽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但日语的发音及拼写规律与汉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日语语言文学便带有鲜明的印记[1]。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并不是简单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新旧文化不断交替融汇的过程。

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述调查结果有管中窥豹之嫌吧。但是，正如著名日本语言学家阪仓笃义所说的，文学教育之根本就在于指导学习者要关注一个问题，即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运用句子与句子的搭配或措辞的选择这样的、经过锤炼的表现方式而创作出来的，并使学习者有意识地去理解其效果［2］①。从中可以看出，教师在文学教学中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因为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去品读、引导学生去理解，正像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那样，“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那么，教师如何能够正确地指导或引导学生呢?这就需要在教学法、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多下工夫探究了。另一方面，日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日本文学之前基本上也都接近于零基础。其实，这一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纵观我国教育事业，虽然屡屡强调教育改革，但不可否认的是应试教育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特别是为了备战中、高考，学生们都是努力钻研课本知识的，除了课本中选用的文学作品之外，根本无暇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据笔者所查，新课标初中语文教材中没有一篇日本文学作品，而高中课本中涉及的日本文学作品似乎也寥寥无几。等到升入大学之后，日语专业的学生又往往重语言知识的学习、轻文学文化常识的积累。因此，日本文学基础薄弱可见一斑。所以，归根到底，“一”中所述问题在日本文学教学中同样存在。

比较研究应用于日本文学教学中的可行性

发现问题之后就必须解决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老实说，就目前现状来看，学生日本文学基础薄弱这一点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它既有社会因素、教育因素，也有个人因素等，可以说，诸多因素制约着它。因此，笔者在此不加以赘述。下面主要从教学法和教学内容上做以分析。

(一)教学法

教学工作是一种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共同合作的活动。如何搞好教与学工作，教学法至关重要。因此，有关教学法的研究比比皆是。目前，教学法通常有传统教学法和现代教学法之分。所谓传统教学法，指的是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习作业法、练习法、实验法和参观法。与此相对，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发现法、探究—研讨法、纲要信号图式教学法、暗示教学法、范例教学法和非指导性教学法被通称为现代教学法。在教学中，日本文学隶属于语言类课程。虽然各类课程在学生的学习程序与方法上具有相同的要求，但是每个领域各有其独具的发展方式。所以，教学法的选择也要根据课程而定。通常情况下，教师在讲授日本文学课时基本采取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和实习作业法，也有部分教师辅以纲要信号图式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和范例教学法。除此之外，是否能够根据该学科特点而采用其他的教学法呢?众所周知，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现已受到众多学者、研究者们的重视，并得以广泛运用。试想一下，比较研究是否能够运用到日本文学教学中去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首先，相对而言，学生的中国文学基础较为雄厚。据悉，新课标初中语文教材中共收入外国文学作品39篇，占所有课文的23%以上。换句话说，大约77%是中国文学。所以，日语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对中国文学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与掌握。这就为运用比较研究奠下了基石。其次，中日两国文学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公元607～894年的遣隋使、遣唐使就是一个史证。还有，日本文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国风暗黒时代”，指的是日本本土文学的代表—和歌衰退、汉诗盛行。足可见，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影响之深远。因此，运用比较研究，可以有益于学生掌握深奥难懂的日本古代文学。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社会影响深远，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价值观概述为“礼、义、廉、耻、仁、爱、忠、孝”。其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思想深受日本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比如《落漥物语》、《平家物语》、《南总里见八犬传》等。通过对中日古典文学作品的比较，了解儒家思想在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及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引导学生反思中国当今社会。最后，中日两国近现(当)代文学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近现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有很多不可否定的相似之处，这一时期的两国文学又都处在传统与现实，东西方文化相撞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两国文坛上都先后出现了政治与文学、文学的主体性、西化与民族性等类似的文艺思潮和论争。比如说，在讲授日本近现代文学时，一大难点亦为重点的知识就是文艺思潮，所以，通过比较研究，学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知识点。总之，要改善当前日本文学的教学现状，就需要新的教学思路，打破旧有的教学常规。通过比较研究，既可以让学生对中国文学温故知新，又可以巩固加深学生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可谓“双赢”。不仅如此，也能使学生对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有一定了解，在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对中国文坛和社会进行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1896年6月15日，13名学生作为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学生抵达日本，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日本，中国出现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籍的热潮。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指出“从二十世纪初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一百一十种。其中，欧美部分约三十五种，俄苏部分约三十二种，日本部分约四十一种，日本文论接近百分之四十。”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大类留学生群体（欧美、俄苏、日本）也以日本留学生的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中国作家接触到日本文学，并通过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日本作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就是借助日本了解西方丰富的文学资源，汲取日本文学的特殊养料。然而，日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传递给中国的作家，日本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潮与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融入了本民族的特质，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质。

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和逐步得到发展的。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义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本方向，确定了整个二十世纪至今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尼采认为人和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未定型性和无限可塑性，其个人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个性的突现问题，他把个人的个性、自我价值和内在精神等看得高于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激起了日本理论家的强烈兴趣。“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维新”的目标，这一时期，进行精神文化建设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理想主义的背景下重新得到发现。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日本文化界广受欢迎，德国的“狂飙文学”、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在日本文学界此起彼伏。日本文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的洪流时保持了他们惯有的清醒的头脑，依然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个性，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唯美派、白桦派等。1910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白桦派成员，通过文学创作来解析人性的善恶并希望以此引导个性健康发展。他们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呼吁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日本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文学家用创作实践重新诠释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使个性主义在途经日本的时候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而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日本文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他们结合中国的现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思想中适合中国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有益的成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中国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涌动，与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们在日本受到个性主义思潮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上的individualism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介绍到中国来后，这个词很快变成了中国有关自我话语领域的特定标志。”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最先认识到个性主义思潮对重塑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若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让所有的个人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将“新民”看作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对于个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个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开了先河。在《新民说》一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由”、“自尊”、“自爱”等问题，论述了个人自尊与国家自尊的关系。在梁启超的积极努力下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大规模展开。新文学先驱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宣扬个性主义，追求个性解放。陈独秀、、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高昂的热情宣传个性主义。《新青年》最初的六位编辑中，除胡适留美外，陈独秀、、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五人均留学日本。日本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学的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理论主张，在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自己的新发现。“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还是对人的解放。而对人的解放，则与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幸福意识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个人幸福的需要和满足，‘五四’恐怕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可以说“五四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个性主义的文学。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论及时说：“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在这里“我”成为中心，成为一切的基础，没有“我”便没有其他一切。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同样强调文学的个体认知。他所说的“个性”特别强调Individuality，即个人性，与传统观念所强调的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去审视自我不同，他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审视世界，体现了“个性解放”时代精神趋向。作为现代文学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创造社提倡“自我表现”，把新文学创作的中心转入对个体的真实表现。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提到：“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纯是自主自律底必然的表示故真，永为人类底Energy底源泉故善，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故美。真善美是生命底文学所必具之二次性。”在中国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周作人和鲁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均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吸收。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让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核心概念，成为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纲领，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最初留学日本是寄希望于用科学拯救中国，在日本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是无法医治愚弱的国民的，“改造国民性”才是救国的根本。他在日本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文章，都宣扬个性主义。”鲁迅留日期间，正值日本“尼采热”的高峰。鲁迅非常推崇尼采，把他视为鼓吹个性解放的典范。鲁迅和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一样，把尼采视为与西欧近代文明相对立的“文明批评家”，并且根据尼采的思想归纳出诸如“严于自省，倨傲坚强”等理想人类的性格。鲁迅认为文学可以发现人性的光芒，能够让真的猛士自由地发出内心的“呐喊”，并且他相信文学艺术和科学、国家并不对立。“鲁迅则通过尼采，找到了东方所没有的、代表着近代西方精神特征的‘个人主义’，在其中看见了‘真的人’。”从深层上说，鲁迅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国家的贫弱源于国民人性的愚钝，提出通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来引起疗救的希望。既然鲁迅已经认识到需要用文学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他所需的是有强有力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而白桦派所宣扬的改良人性的主张恰恰契合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它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让鲁迅在强烈的共鸣中看到了希望。此后，鲁迅翻译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译的一篇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他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高度评价了其在思想上的一些优点。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应该说也是受到过白桦派理论主张的启发的。“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了‘利己又利他’的主张，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而是直接受到了日本的白桦派观点的影响。”结语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近代以来，日本理论家在引入和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加入了日本的本土特色，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特质，日本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到的资源优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为。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流变时就不能忽视日本的“中间人”角色。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本身也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新文化先驱们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并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做必要的梳理，分析其源起，有利于深入地理解其内涵，拓宽中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