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范文10篇

众所周知，日本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但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刻也没有放松农业，并从加强对农业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扶持农业发展，取得很好效果。笔者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农业部“中国中青年领导干部赴日本农业现代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专题培训班”进行实地学习考察，粗略了解了日本农业的概况和特点，初步感受了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成果，尽管日本与中国国体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其通过加强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一体化管理的政府架构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重要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公共管理是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尽管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公共企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无疑，政府机构是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日本政府对此有深刻理解和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政府架构设计充分体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政府机构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次，他们都是自治体，尽管存在很多业务联系，但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设农林水产省（内阁12省之一），是主管日本全国农林水产业的振兴、食品的稳定供给、国土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农村、山村、渔村社区的发展等诸多事务的一个综合性政府机构。农林水产省设置1个大臣官房（办公厅）、6个“内局”（内设机构）和2个“外局”（直属机构，包括林野厅、水产厅），定员约5000人左右。此外，农林水产省在各地有各种派出机构（定员约20000多人），如地方（地区）农政局，是农林水产省按农业地域划分设置了东北、关东、北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九州7个地区农政局，地区农政局下设农政事务所（北海道农政事务所由农林水产省直接派出），日本全国有38个农政事务所。在地方层面，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主管农业的政府机构———农政部，农政部下也有若干个派出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科研、教育、推广和技术执法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政府机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各层面、各机构间分工协作配合良好，保证了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

日本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不足1.2hm2，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提高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于1947年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随后还陆续制定了12项附属法令，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日本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根据日本法令，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共同进行产品的销售、农需物资的采购、机械或设施的使用、存款的接收及贷款等，通过个人出资参股而设立，并作为会员进行运营的组织。日本农协组织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中央会）和市町村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综合JA）三级网络组成，日本各级政府对不同层次农协都有扶持补贴政策。日本农协的业务主要有6项：务农指导、金融信用、产品销售、农资采购、共同利用（设施）和互助共济（保险）。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农协组织体系非常健全，几乎100％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组合员）。值得一提的是，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全日本约16000人），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协营农指导员还配合政府农政事务所或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普及指导员（全日本约8000多人）共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日本农协是受农林水产省监督的社会组织，依据法令独立开展业务，其理事会和监事由农户会员选举产生，日本农协的运行充分体现“自愿、平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社会组织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为开展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奠定了体系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对中国改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启示

一、一体化管理的政府架构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重要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公共管理是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尽管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公共企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无疑，政府机构是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日本政府对此有深刻理解和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政府架构设计充分体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政府机构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次，他们都是自治体，尽管存在很多业务联系，但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设农林水产省（内阁12省之一），是主管日本全国农林水产业的振兴、食品的稳定供给、国土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农村、山村、渔村社区的发展等诸多事务的一个综合性政府机构。农林水产省设置1个大臣官房（办公厅）、6个“内局”（内设机构）和2个“外局”（直属机构，包括林野厅、水产厅），定员约5000人左右。此外，农林水产省在各地有各种派出机构（定员约20000多人），如地方（地区）农政局，是农林水产省按农业地域划分设置了东北、关东、北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九州7个地区农政局，地区农政局下设农政事务所（北海道农政事务所由农林水产省直接派出），日本全国有38个农政事务所。在地方层面，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主管农业的政府机构———农政部，农政部下也有若干个派出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科研、教育、推广和技术执法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政府机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各层面、各机构间分工协作配合良好，保证了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

日本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不足1.2hm2，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提高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于1947年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随后还陆续制定了12项附属法令，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日本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根据日本法令，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共同进行产品的销售、农需物资的采购、机械或设施的使用、存款的接收及贷款等，通过个人出资参股而设立，并作为会员进行运营的组织。日本农协组织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中央会）和市町村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综合JA）三级网络组成，日本各级政府对不同层次农协都有扶持补贴政策。日本农协的业务主要有6项：务农指导、金融信用、产品销售、农资采购、共同利用（设施）和互助共济（保险）。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农协组织体系非常健全，几乎100％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组合员）。值得一提的是，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全日本约16000人），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协营农指导员还配合政府农政事务所或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普及指导员（全日本约8000多人）共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日本农协是受农林水产省监督的社会组织，依据法令独立开展业务，其理事会和监事由农户会员选举产生，日本农协的运行充分体现“自愿、平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社会组织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为开展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奠定了体系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对中国改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启示

日本人多地少的农业经营特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因此其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健全完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做法和经验很值得中国参考借鉴，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还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动国内工作。

一、考察农业问题的三个层面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方面，农业要承担起其作为一个产业的职能，即要以自身的贡献去支撑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要在履行产业职能过程中使自身的产业素质得到提升，即要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此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农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农业问题是在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农业问题也必须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

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摘要]日本和我国同属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重要因素之一。在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日本农业科技信息保障体系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农村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但是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条件。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特点

1.日本政府重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乡镇级以及地方综合农协在信息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日本农村除了有线电视和电话、报纸等媒体很普及外，计算机也很普及。日本农户购买微机可得到一定补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员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举办各类培训班，承担了面对农民的微机教学工作，促进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农民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为主3种形式，适应于不同经济实力、人口密度、距离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称为“高度信息化农村系统”的计划，直接服务于农民。目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制定一项名为“21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实农村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信网络。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1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思路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我国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必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总蓝图，是解决“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总抓手，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2018年1月2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高度凝练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日本与我国相邻，同属东亚文化圈和小农经济区，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发展脉络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2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都是在“发展主义至上”理念进行；社会发展模式大致都属于“赶超式现代化”[3]。研究日本乡村振兴运动，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思路。国内学者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政府布局乡村振兴运动的政策研究。日本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推动农地改革、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发挥农协多元化功能等来推进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解决农民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空心村”等问题[4]。（2）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目的、影响因素和实施重点进行研究。通过土地因素、劳动力因素和资本因素来推动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将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农业的收益转化率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等作为实施重点[5，6]。（3）引导日本农业协同工会（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s）来协助推动乡村振兴运动，具体包括建设优美社区、对协会成员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指导、集体销售农产品和开展相关金融保险业活动[7]。（4）深入分析日本通过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来加快乡村振兴运动[8，9]。通过对日本开展乡村振兴运动的背景、历程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国际经验，以期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2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史背景

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粮食产量匮乏，日本政府通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得粮食产量增产效果明显。但是，随着城镇一二产业的发展和日本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被抑制，农民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也相对减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数据显示[10]，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占社会整体平均收入的比重从1955年的77%下降至1960年的68%。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日本当时的主要矛盾。2.2农业生产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主体。二战后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先是强制要求地主将土地转让给佃户，但收效甚微；后来则将租佃地低价转让给佃农，实现了地主制度的瓦解。1952年颁布的《农地法》，标志着“碎散的家庭小农私有”的农地制度以及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的形成[11]。1950年日本农户所经营的土地户均规模为0.82hm2，到1980年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1hm2。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经营主体，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日本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处于劣势。2.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数据显示[12]，1965年日本国内总就业人数较1955年增加了837万人，其中从事二三产业产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提高到77.2%；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1955年减少了41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下降了15.4%。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多为高龄老人和妇女，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逐渐形成了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并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2.4日本农产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1955年日本加入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加快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工商业发展和工业商品的出口，采取了扩大农产品进口规模的措施。大量农产品的进口严重影响了日本本土粮食的投入产出能力，最终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严重受挫。1955～1959年日本进口农产品的比例上涨了49%；有43%的农产品品种完全对外开放，1963年该比例达到了92.1%[13]。2.5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0世纪50年代日本推行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理念，使得城镇化和工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投放到了生态环境中，严重破坏到水质、土地和植被。在此期间日本境内发生了“琵琶湖事件”“米糠油事件”“痛痛病事件”“水俣病”等事件，均于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有关，给日本农村受污染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

3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程

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实施共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1956～1966年）乡村振兴运动，第二阶段（1967～1978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造町运动”。3.1第一阶段：乡村振兴运动初期。1956年日本开始实施乡村振兴运动，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财政倾斜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激发乡村发展内在动力。具体内容包括：划定新农村建设区域；成立农村振兴协会；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出台专项法律来提供保障。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运动经历了7年，完成了划定建设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通电通广播和公共设施等，以及完成了耕地整治工作，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耕地利用率。农民的总产值从1955年的16617亿日元提高到1962年的24381亿日元，总产值同比增加了7764亿日元，农户的年平均纯收入增长高达47%[14]。3.2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日本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主张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努力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同时加大就业岗位的提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体内容包括：加大政府投资；改善乡村环境；为失业农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该阶段大概持续了12年，期间通过政策保障和财政支持，日本乡村建设发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不仅提高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和电气化。在此期间日本的农业生产总值从1967年的41661亿日元提高到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共增加73979亿日元，增幅比例高达178%。而到了1979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了533万日元，比城镇普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出13%[14]。3.3造町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造町运动”。具体内容包括：因地制宜开发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对农产品进行粗加工，提高其附加值；激活农协组织的作用；加大对农业人才的培养。通过“造町运动”，有效降低了城乡差距；2002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550万日元，其中非农收入在其收入比例中占86%[15]，已经超过城镇家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刺激了农村地区的消费购买能力。把青壮年吸引在了农村，不仅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保护开发，还提高了农村福利水平和农民健康。

品牌农业是本指经营者通过取得相关质量认证，取得相应的商标权，通过提高市场认知度，并且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口碑的农业类产品，从而获取较高经济效益的农业。中国是农业大国，但中国的品牌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却屈指难数。随着农业领域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农产品面临着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作为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创建品牌、培育名牌已成为提升农产品价值及形象，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日本素以农产品价格昂贵著称，而且日本国产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进口产品，在日本人心目中，本国农产品的地位不可动摇。这与日本推行“品牌农业”，着力打造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分不开。《日本经济新闻》曾评述日本“品牌农业”战略称，正在日本迅猛发展的“品牌农业”表明，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牵引力。本文将研究日本打造“品牌农业”的国家战略、途径和方法，以期给我国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事业提供经验及启示。

一、从区域到国家的“品牌农业”建设

日本的“品牌农业”的发展通过创新和建立调动农民智慧的机制，注重发掘各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品牌农业”建设。以1979年大分县开始的“一村一品运动”为契机，逐步创建了大分香菇、松板牛、高知酱油、富士苹果和越光大米等著名的农产品品牌。所谓“一村一品运动”，指发动各地村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推出特色农产品从而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日本“一村一品”品牌建设的经验就是“必须面向市场挑选最能体现当地优势”的产品，因此“一村一品”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最能占领消费市场；

（2）能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

（3）靠质量打响产品的知名度。我国各地打造农产品品牌时也应该思考是否满足了市场的条件。

我们赴日农经考察团一行五人于20*年7月10日至21日，对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的发展过程及现状进行了考察。考察团拜见了大阪府农协中央会，走访了基层农协会员。通过日本农协职员的情况介绍和实地走访，对日本农协的形成、发展、职能和作用有了粗略的了解，特别是对日本农协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些粗浅的认识。

一、日本农协的基本情况

(一)日本农协发展的历史简况。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制定了《农地改革法案》，实行农地改革，解决农村中地主与农民之间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主要内容就是将大地主所有的大量土地无条件地分给农民，从而确立了战后日本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束缚，家庭经营的弊端和问题相继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生产上的盲目性，供求关系失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均得不到保证，归根结底就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为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日本也曾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如搞美国的家庭农场的办法，只是由于日本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平均每户只有1.2公顷，仅相当于美国家庭农场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加之东方农民特有的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影响，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实行家庭农场的作法。1947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农业协同组合法》的宗旨是：“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按照这一宗旨的要求，日本农民通过协作的方式来谋求农民经济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从1947年到1950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本各地的基层农协都建立起来了，全国成立的基层农协约有4000余个，有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二)日本农协的主要职能

日本农协在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农民意志的统一体，代表着农民的利益，所以其职能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日本的农民教育模式

日本是东亚模式的代表国家。东亚模式是指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难形成较大的土地经营规模的农业生产特点，以政府为主导，以国家立法为保障，以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培训主体对农民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目标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一)开设农业高中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日本专门设立农业高中，培养农业劳动力，普及农业知识和技术教育。日本农业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包括自营农以及从事有关农业产业的技术人员，并十分重视两者的兼顾。1994年日本农业年鉴统计显示，在日本各都道府县中设有农业高中378所。在日本各都道府县中，设立农业高中最多的是北海道，有32所；其次是千叶县、福冈县、宫城县、福岛县、长野县等。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提倡全民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因此，不管从事哪个行业的人，都面临一个如何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的问题，农民也不例外。在日本，为农民提供继续教育和深造机会的机构主要有农业者大学校、农业大学校，民间团体设置的进修设施以及实施国内外留学制度。

(二)国内外留学制度

为使务农青年学到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经营方法，开阔视野，日本采取了把青年派往国内外先进农家或团体去进修的做法。派遣工作主要由社团法人全国农村青少年教育振兴会和社团法人国际农业者交流协会负责。该团体开展这项事业的经费由政府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