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意蕴范文10篇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早在1917年，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改造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剂良方，才使中国人从旧的思维框架下彻底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进而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内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说，“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方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始终鲜明地贯彻了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前提。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进步的民族，才能自觉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方法学把思想方法作为核心的根据所在。三、方法学的操作规则，深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句话不仅仅表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个哲学的人学导向。但视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的一般的人。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人民群众问题的论述，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人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方法学的群众路线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们的党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强调的一切决议和方法都必须经群众路线予以贯彻执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等都对群众路线作过重要论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路线去执行。”[10]延安时期，在1943年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全党更加自觉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观点作为指导原则贯彻到方法学当中，使得群众路线不仅成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操作规则。仅从人学层面而言，群众路线的操作规则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为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12]这里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也是方法学以此作为操作规则的直接依据。其二，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5]因此，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以满腔的热忱，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力量源泉。对此，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他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6]其三，一切科学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顺利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因此，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其四，一切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路线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这是群众路线操作规则的精辟描述，这一操作规则是一动态过程：首先是启发群众觉悟，即“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9]但是，“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20]其次是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1]再次是根据实际执行的效果和群众反馈的信息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总之，这个操作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四、方法学的科学体系，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方法学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则和各种具体方法建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内含了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学基础。其一，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认识方法当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的人学思想，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23]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存在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阶级的爱、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人性、爱、民主、自由和平等。总之，善于分析人们的阶级关系、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分析，又为我们党制定相应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二，个体和类相统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学体系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则，把这个原则具体地应用到人学研究当中，就是个体和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主张“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对一切个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把通过社会实践自觉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类共性当中最本质的内容，他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说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5]此外，还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伦理关系及审美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不同层次的共性。其三，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原则通过方法学的实事求是总体原则集中地体现出来。对人的研究，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论述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时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26]这不仅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体现了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认为，分析、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坚持科学原则，还要坚持价值原则，即要看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7]显然，人的价值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但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认为，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在于人不仅能够获得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依据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方法学，作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的价值根据的充分肯定。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总理说过，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法学，正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强调，一切科学的方法，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表明了对人生价值尺度的根本看法。收稿日期：2000—01—15【参考文献】[1]［法］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M］.哲学思想概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4]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164.[5][10]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6]韩庆祥，郭立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J］.文史哲，1998，（4）.[7][11][22][23]选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8][11][20][21][24][2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12][14][15][22]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13][25][26]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1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2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72.406.

摘要：马克思劳动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具有强烈的人学意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劳动观的核心内容，在推进新时代人民的劳动解放中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劳动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将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观，将劳动作为创造人民福祉的根本途径；坚持劳动推动人民发展的科学观点，将劳动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观；人学；；新时代马克思劳动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建具有基础性意义。马克思劳动观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况，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其所具有的人学意蕴使马克思劳动观在新时代依然具有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指导着新时代人民的劳动解放的全面发展。

一、人民主体观：劳动创造历史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关于“人类劳动”的探讨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建构了劳动观体系，复归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由此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剖析是从认识人的本质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质，提出劳动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核心内容。“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6生产活动是人超越生物属性而成为现实的人的根本标志，赋予了人的本质的首要规定。“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992随着劳动的发展，人脑和感觉器官的成熟使人形成了意识需要，进而促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提升，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5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196人的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4］531可见，劳动作为生产性活动，为人的生命存续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奠定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物质前提。但是，人的需要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需要层次的提升使物质生产资料得以改进，由此激发的创造性实践确证和巩固着人的劳动本质。而劳动所兼具的生产意义和社会属性，使劳动上升为人的普遍义务。由此，马克思将共建共享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并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3］311，进而言之，“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5］289。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而且为实现和保障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提供了基本方案。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必要的物质准备，从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深化对基本分配制度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保障和巩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在新时代，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角度认识劳动的独特性作用，提出劳动是创造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成就的根本途径，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依靠。人民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经典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唯有与劳动相结合，自然资源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中介，“居间调节的就是劳动，只有它能够让自然符合人类的意义”［6］228。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是通过人类的劳动生成的，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仅仅是工人谋生的手段，以至于工人通过劳动仅能获得其最低生存需要。因此，劳动所赋予工人的物质基础不仅不能使工人获得体面生活，更无法实现和满足工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因此，在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7］627的“劳动共和国”［8］15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由人的生存手段上升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8］435。在新时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尚不能使劳动摆脱维持人的生存的工具手段色彩，但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必经阶段，必须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好的劳动环境。明确提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9］364。可见，新时代致力于为人民创造历史的生产实践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撑，使人通过劳动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发展空间，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福祉观：劳动创造幸福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0）02—0026—04

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这种说法指明了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的方法学体系。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摘要]南国农是我国电化教育界较早且持续关注“人”的老一辈专家，文章从饱含人学意蕴的电化教育观、关注入的全面发展、科学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其入学思想进行梳理和解读，南先生电化教育入学思想对我国教育技术当前及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该从认识、实践和方法上予以更多关注。

[关键词]南国农；电化教育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技术的关系

一引言

何谓入学?韩庆祥认为人学是“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黄楠森在其主编的《入学辞典》将人学解释为“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陈志尚认为“入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之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尽管对于入学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揭示出其研究人之基本问题的本质。对待入学，我们“应站在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体察、体认世界的视角的立场上去理解”。何谓教育人学?扈中平等认为“教育入学是在入学世界观的信念指导下，整体地把握与透视教育”，“教育入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以入学世界观为基点，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使真实的人、大写的人凸显于教育中，并使这种教育入学世界观深入教育者的内心，成为他们的内隐的教育观念。”王啸认为，教育入学“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入学——的产物，同时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所致”，“是教育得以成立、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和合法依据。”电化教育入学是教育入学的下位概念，对电化教育入学界定时，除去考虑其在逻辑上继承教育入学的方法和品性外，还必须关注其独特的生境，以及该学科的性质与宗旨。基于此，我们认为电化教育入学是以入学世界观为指导，整体把握电化教育的学问，其在技术特质弥漫的生境中凸显出入的因素，关注入的全面发展。辨证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电化教育入学为电化教育摆脱“技术至上”、“重物轻人”的物化倾向提供哲学方法，为电化教育保持教育性指明回归路径。

作为电化教育界老一辈的专家，南国农先生几乎亲历了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化教育的诸多发展。南先生常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丰厚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思想瑰宝，“研究南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南先生八十大寿及九十大寿之际，不少学者对南先生的人生轨迹、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都做了精辟的总结和梳理，这些研究对传承先生的电化教育思想、对促进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无名小辈，在系统研读南先生论著及诸学者对南先生思想的多视角解读后，斗胆从一个新的视角——入学——且仅从该视角去重新品读先生的思想。南先生的电化教育入学思想散述于其等身的著作中，对先生入学思想采撷和整理的过程实质上是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而此过程也让笔者愈发感受到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故文中对先生入学思想论述不当之处，恳请广大同仁不吝赐教。

二南国农电化教育人学思想

一、时代意蕴与国家发展创新的内涵审思

意蕴，顾名思义，意义蕴含之谓也。它是事物内容和含义的蕴蓄、蕴藏和蕴藉。时代意蕴是时代所赋予事物的内涵蕴蓄和特征呈现，或者说通过事物所展现的时代风貌和气韵。陆机在《文赋》中写道：“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时代“山川”的辉煌与妩媚，依赖于其“蕴玉”“怀珠”的内在质地和包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能置身于时代之外，他们都是与时代伴生的，并且在推动和创造这个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的“黄金期”和世界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亦可以说，是创新赋予了这个时代“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展的潮流中发展”（博鳌亚洲论坛演讲）的时代意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无不演绎和昭示着这一根本的时代意蕴。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审视。（一）经济发展是时代意蕴的“硬核”。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大国地位日益彰显，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举足轻重。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有目共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在航天、高铁、射电望远镜、超算、载人潜水艇、卫星定位、5G技术、量子通讯技术诸多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已实现全面赶超，赢得世界喝彩。靠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和拼搏历程站立起来的巨人，靠着自主创新底蕴支撑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势头不可阻遏，我们的崛起脚步坚实有力，我们的创新喷发方兴未艾。这就是创新的“硬实力”赋予我们的国运，这就是创新的能量形塑的时代意蕴。（二）改革开放是时代意蕴的“真髓”。改革开放的本质内涵是创新。改革是向内的革故除弊、释放活力的创新，开放是眼睛向外、吸收引进的创新。前进与发展、改革与开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崛起的真谛、根本的经验。恢弘四十载，中华民族砥砺奋进谱写了创新发展的壮丽史诗。华彩向百年，龙的传人还将不忘初心力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近由英国知名智库列格坦研究所对167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个人自由、治理、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企业条件、经济质量、市场准入与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健康、教育、自然环境等12个方面进行测评所的全球繁荣指数显示，中国的全球繁荣指数从2018年的第82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57位，一年提升了25位，其迅变和跃升的态势令人惊叹。此外，2020年4月8日《环球时报》刊文报道，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2019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达5.89万件（美国5.78万件），成为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位列世界第一，日本、德国、韩国分别位列第三、四、五位。这说明世界创新格局正在被改写。而1999年中国申请专利数仅为276件，二十年增加了213倍。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发展红利和创新成就。改革开放永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不变宗旨，是新时代及迈向未来必须遵循的永恒坚守和主题，是时代意蕴的“真髓”。（三）创新超越是时代意蕴的“高标”。创新超越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追从的目标。创新超越，创新是手段，超越是目标，它们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是时代意蕴的“高标”。创新与超越，超越是向着一个更高超的东西的升华和提升，从A向B的超越，一定意味着A是向着B的提升并升华到一个更高远博大的境界中。但创新更具基础性地位，它是超越的前提和依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在党的报告中，“创新”这个关键词共出现了59次，足见党和国家对创新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的排名连续四年上升，再创新高（2016年第25位，2017年第22位，2018年第17位，2019年第14位），说明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二、职业教育呼应创新时代意蕴的价值追问

创新是人类最高本性的弘扬，是人的高水平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前进的杠杆，社会进步的核能，优秀文明的根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职业教育的存在价值和命运与时代意蕴息息相关，与国家创新紧密相连。在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职业教育作为时代长河的浪花要追随时代奔流、绽放，并映现时代的面影。因为它的价值存在于新时代国家创新意蕴的追求之中，它要呼应、跟进、拥抱国家创新，让浪花融入长河，让创新成为常态，为国家创新助力，为时代意蕴添彩。职业教育的时代意蕴及其价值体现在与国家发展紧密对接和对于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追求和建构之中。（一）国家“强起来”阶段的时代召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国家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级跳。“强起来”的中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气象、新的样态、新的发展，需要教育的心脏和着时代的脉搏强劲律动，需要创新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跟进，需要职业教育培养更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换言之，需要职业教育与祖国的发展进步相匹配、相适应，这是经济发展、强国使命对职业教育的召唤和期盼，也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时代担当。（二）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职业教育跟进对标。时代意蕴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历经三十五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目前已进入中高速发展期。我国的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跨上了2019年10000美元的台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会上强调，这一台阶的跨越说明了“我们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中国为人类进步的贡献进一步加大”。但紧接着，就需要破解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需要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创新突破。其根本的对策在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对标，提供适应转型升级需要的人力资本的铺垫：人才资源的支撑。正如马建富教授指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共同的路径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重视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促进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1］。在于同步拉抬职业教育的层级、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才有本科高职的应运而生，才有提质量、创“双高”、争一流的发展高标成为职业教育的新追从、新诉求。反之，任何削弱和架空职业教育的行为，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后坐力”，都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釜底抽薪。（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演进逻辑使然。从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到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为“大力发展”阶段。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编制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为“加快发展”阶段。至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若干意见》，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则为“深化发展”阶段。这其中演变发展的发展取向、阶段诉求和目标定位十分鲜明，推进递升的逻辑脉络也十分明晰（见下表）。可见，当下的发展已推进到了“深化发展—出质量—做强职教”的新阶段。这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也与国家发展“强起来”时段的大逻辑吻合。（四）解决职业教育深层问题的应对之道。《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有利于职业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育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我国的职业教育自进入21世纪高速扩容和迅猛发展以来，历经二十年的蓄势积能，已经到了提质纾困、治理深层问题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依然停留在平庸的办学层面裹足不前、久拖无为、毫无突破，就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一个弱环，一块“短板”，所以是到了该“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所作为的时候了。而治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突破这个根本入手。

三、职业教育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适切路径

职业教育是和经济发展紧密对接的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如果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力、造就的劳动者缺乏创新能力，势必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形成整体创新能力的“短板”。所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职业教育义不容辞，必须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时代担当。《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直接将“创新型”锁定为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怎样切入才最为适切、效果最好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思维是人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认识活动的过程。［2］人是有思维、有理性、有智慧、有文化的高级动物，思维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笛卡尔认为：“人是会思想的存在。”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3］思维是人内隐的思想机制，是形而上之思，具有指挥人外在的形而下之行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创新从本质上说都是思维的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其思维品质。1.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九诠说：“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和认知能力。”［4］高阶思维是与情境相结合的整体性思维。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心智技能。因为只有心智技能才能更完美指挥人的动手操作并成全人的技术技能创新。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必须依靠具体情境或任务实施。因为一方面，“脱离了情境教学和情境学习，习得的知识必然是惰性的”［5］，它往往是靠教师满堂灌和学生死记硬背获得的知识，必然是低阶思维的。另一方面，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思维支架和情境卷入的，把这些都拿掉，就是对职业教育的釜底抽薪，遑论学生的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2.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一种普适性的高端思维，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绝对离不开它的助力。如设备的升级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人的技能的提升跟进，都是技术技能人才分内的事，都离不开创新思维的支撑。地质钻探大国工匠朱恒银，以定向钻探技术彻底颠覆传统，取芯时间由30多个小时缩短为45分钟，让钻头行走的速度和深度矗立为行业的高度，这就是技术创新突破的典型案例。这一技术创新在全国50多个矿区推广应用后，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数千亿，填补了7项国内空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要培养学生打破常规的突破思维。教师除了结合专业挖掘一些案例，还要做有心人，注意收集积累一些典型案例，并有机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必能取得一定教学效果。（二）培养学生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和生活经验相关的。实践智慧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它是对具体事务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断。［6］实践智慧是指主体在特定的职业实践中表现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实践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思维解决人的认知识见能力，解决问题体现人对事物的施为能力。二者合成人的实践智慧，本质上亦是人的创新能力的体现。对学生实践智慧的培养可以采用感知、分析、抉择、行动、审核“5A”培养方法和模式。感知（Awareness）即感受和知会学生实践智慧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情境、冲突或矛盾等。如汽车的发动机漏油的检修、发动机异响的检修、发动机颤动的检修。分析（Analysis）即让学生根据先在的知识经验或教师讲述的理论，对感知到的问题现象进行排查、思考、分析和判断。抉择（Alternatives）即根据分析认定对问题或故障的原因根由作出选择决断。行动（Actions）即根据对问题的分析和决断，进入到对故障维修的解决问题程序。审核（Auditability）即对行动结果的检审核验。这一“5A”流程既有认知的思考分析判断，又有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施为能力培养，是完全符合实践智慧培养的内涵规定的。培养学生（当然也包括老师）的实践智慧，还可以从职业院校专利获取数量这一外显指标入手。据统计，2019年高职院校申请专利合计11836项，校均专利8项。其中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247项专利名列第一，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专利申请数在200—230之间；19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00—199项之间，217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1—99项之间，436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在1—10之间，748所高职院校专利申请数为0。［8］显然，职业院校如果能抓住这一载体，寻求专利申请的突破，必能在培养师生的实践智慧和创新能力上有所作为，结出硕果。（三）打造学生的核心能力。人的所有能力中，创新能力应该是最上位的能力，其他能力都是为之服务或保证其实现的能力。人的创新能力是基于核心能力之上的一种建构。核心能力是人立世生存的关键能力。德国教育界将这一能力界定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专门技能和专业知识；方法能力是指人掌握的选择、驾驭和使用方法的能力；社会能力是指人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包括学会求知）的能力。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选择应该在着力打造学生的这些关键能力上发力用功，尤其是专业（职业核心）能力是学生“造饭碗”的看家本领，它是学生的谋职就业之本、安身立命之基、才略智能之长、个性发展之根，是职业教育学生能力结构的灵魂与核心价值。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选择必须把能力放在首位，以专业能力带动和促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学习长进，以方法能力、社会能力服务和支撑专业能力的提升和精进，为学生赋能、奠基，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摘要]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吉祥图案，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含义而富有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本文拟从远古先民的自然信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富有浓郁特色的民俗等方面全面诠释传统吉祥图案所透射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吉祥图案，文化，意蕴，信仰，思想，民俗

“吉”，与凶相对。《易系辞上》：“吉，无不利”。《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后来，吉祥专指吉兆、歌颂之意。中国传统装饰吉祥图案其实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满幸福，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艺术，决大多数都是中国祈吉纳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蕴藏在中华各民族的博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华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

几千年来，中国工艺美术中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与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观念得以产生。据史书记载，早在尧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经崇拜天文，视山河为神灵并重视吉凶之兆。商周之时巫术盛行，预卜凶吉，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为基础，汉代出现的道教教义与儒学经学譏讳思想相互影响，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汉代的装饰图案中，就有吉祥汉字的出现。隋唐之际，在与外来纹样的融合中，创造出了诸如宝相花，唐草纹和陵阳公祥等富有吉祥意义的民族新纹样。宋元时期，吉祥纹样不断受到来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影响，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到了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封建上层意识与市民意识相互渗透、融合，传统的祥瑞思想转变为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清代装饰吉祥图案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装饰吉祥图案发展到了极致，并被广泛应用于印染、织绣、服饰、工艺品、建筑彩画及民间艺术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是中华民族在持续不断达数千年的造物活动中，融合中国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作设计才华，不断融合中国的道教、玄儒、政治伦理和民情风俗，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体系。

[next]

一、信仰的意蕴

一、对“以人为本”内涵的理解

1.对“人”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机械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

2.对“本”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使用的。

3.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时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畴，在具体条件下应适当兼顾一定范围内类或个体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为本，其本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同时对其他人也要讲人道主义原则，尊重一切人作为人的权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尊严、主体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就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以简单的个人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为本，看作以社会中的强者或有贡献者为本，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否则都会背离以人为本的真谛。

二、“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底蕴溯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学意蕴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一、对“以人为本”内涵的理解

1.对“人”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机械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

2.对“本”的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使用的。

3.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本，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时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畴，在具体条件下应适当兼顾一定范围内类或个体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为本，其本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同时对其他人也要讲人道主义原则，尊重一切人作为人的权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尊严、主体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就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以简单的个人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为本，看作以社会中的强者或有贡献者为本，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否则都会背离以人为本的真谛。

二、“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底蕴溯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学意蕴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