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基础范文10篇

一、人性的阐释

在中外思想史上，人们对人性的分析都最终归结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统一体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自然的和社会个体的存在物，其本性是“私”的(为自己)；作为社会群体的存在物，其本性是“公”的(为他人)。人性之“私”与人性之“公”，其存在都有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合理性，无可厚非。“善”与“恶”其实都不是人的本性，只能说人性之“私”有使人性趋“恶”或人性之“公”有使人性向“善”的倾向或推力。个体的私欲及其支配下的利己行为只要为所处时代客观的生活条件允许，就是“善”的；个体私欲膨胀及行为扩张超过所处时代生活条件的限度，危及甚至损害他人及社会群体利益时，就是“恶”的。然而，尽管本文不主张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本文仍将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两个概念作为先前人类对人性的认识成果来研究人性与法治的关系。

二、人性与法治关系的东西方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人治文化。在儒家看来，“人皆有善端”，并有向善发展的无限可能，只要通过适当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性完美的“至善”之人，人人皆可为“尧舜”。在社会制度设计和统治方式上，则是“为政在人”，由理想的“内圣外王”的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这么说，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传统儒家文化，把整个国家的兴盛衰亡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一厢情愿地寄托在极少数所谓的“圣王”身上，着力于把一切社会控制方式都伦理化、道德化，同时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政治化的道德社会或道德化的政治社会。这种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建立的政治秩序其后果必然是一种人治秩序。

与我国“性善论”的传统文化相反，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却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根据《圣经》的叙述，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而堕落，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这被称为人类的原罪。人原先对善恶似乎是无知的，只是偷吃了“禁果”才知道了善恶。而人一旦知道了善恶以后，“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甚至“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黑格尔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上有一熟知的信条，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并称本性之恶为原始的罪恶。依这个说法，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肤浅的观念，即认为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象除了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由于人的普遍“罪感意识”以及对人性的不信任，使人们对统治者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对政治权力的自发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并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约机制。具体的表现就是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强调法治，限制权力。孟德斯鸠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只有认识到国家权力本身也是“利维坦”，是一种必要的“恶”。人们才要对国家权力本身“心存敬畏”的同时“心存戒备”，法治观念才萌芽初开。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缺乏的认识。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与法治

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实现的。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以鼓励、承认并保护个体物质利益，并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性的、社会性经济，即每个人都是为他人、为社会生产，人的生产行为不服从于自身的消费需要，这使得人的物质欲望超出了自身最大消费的需要，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再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性经济，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你死我亡”的利益竞争关系，它突出了人际关系中的对立性，它存在着将人际关系引入“人对人像狼”境地的可能；最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为其存在和发展之必要条件的，在这里，人的消费不仅仅是生产的结果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前提，有时还是生产的手段，这使得消费脱离生产的制约，向着高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特别是激励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什么样的管理、激励理论，结果也就产生相应的激励策略。据此，持不同人性假设的教师管理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激励教师，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行为倾向。可见，在教师管理中，管理者选择何种人性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教师管理者能否正确地认识教师、对待教师、调动教师、约束教师、组织教师和使用教师，能否使教师明确学校的整体目标、自身的职责、工作的意义、相互的关系，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工作，进而影响管理绩效和学校管理系统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人性假设研究，可以有效地指导教师激励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将为教师激励策略奠定人性论基础。

一、从管理的视角看人性论

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性，通常指管理者对职工需要和劳动态度的看法。管理者要想对下级实施正确的领导，提高管理绩效，一个必备的前提是: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下级，也即关于人性的本质的看法一“人性的假设”。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沙因(E.H.Schein)把流行于西方的几种人性假设理论概括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的假设，这体现了管理界对人性认识的发展历程，而建立于人性假设理论基础之上的激励策略也随之不断得以发展和丰富。

“经济人”假设与物质激励和目标激励“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是一种经济动物，认为经济利益是其唯一需要，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权利，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管理策略是管理者必须加强技术管制，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并实行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也即是将监督和物质刺激结合起来。这一管理策略重视提高生产率，完成任务，而很少注意从情感、需要、动机、人际交往等社会因素去影响人的积极性。在奖励制度方面，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用金钱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消极怠工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实行“激励性工资与惩罚性工资”并存的激励方法。

二、激励策略与社会人

教育界普遍实行的将教师的工作绩效(往往以学生的考试成绩、班级优等生的比例、升学率的高低等指标量化)与报酬结合的绩效薪金制，属于教师激励策略的物质激励与目标激励，在这一制度下，实行按劳取酬、优绩优酬的教师收人分配原则，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这一做法具有浓厚的“经济人”色彩。

摘要：任何科学都与人性有关，经济法与人的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缺陷造成市场失灵而得以产生。道德人理念是经济法建构的人论基础，经济法的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制度都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政府干预失败是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破灭的逻辑结果。

关键词：经济人；人性根源；道德人理念；人性基础；经济法

各种科学都与人性有关。正如休莫所说：“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么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因为它们都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与其它自然科学相比，它与人的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从人性的视角来思考经济法产生和存在的依据，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认识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和经济法成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以往我们更多地探讨经济法的经济、政治基础，却往往忽视经济法与人性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就经济法产生的人性根源和经济法存在的人性基础进行初步探讨。

一、从“经济人”的人性缺陷看经济法产生的人性根源

民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经济人”理论，最先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斯密的“经济人”指的是以追求私人最大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并按经济原则活动的主体，他可以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可以是法人。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要点是：（1）“经济人”是自利的，每个人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以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大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是“经济人”的内容，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2）“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又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交易的通义；（3）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某种方式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一只无形的手”——分工基础上的市场和竞争，会将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引导到能够为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贡献的途径上去。利己性和理性（或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

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这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又符合人的本性的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及其积极性、创造性之上的一种秩序。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存在，这种具有完备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完全的自由状态下才能产生。按照斯密的观点，人具有双重本性，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人作为“经济人”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尽力去追求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斯密认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的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就越大。从个人的自利本性出发，受“利己心”支配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为了避免别人伤害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一致的共同利益。即自利之人在“无形之手”的指引下，通过完全的自由竞争，最终实现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在这种自然的经济秩序中，应当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让人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国家对此决不可以限制和干涉。限制和干涉的结果只能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影响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他还认为，让人们放任发挥自己的天性，让人间的事务在各人的偏见和私心的竞争支配下自然地进行调节，是富国强民的关键，因而政府理应奉行不干预主义，为“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提供尽可能宽松的活动环境。由此，他大力鼓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认为这是人的利己本性的表现，是“自然秩序”的规律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政策下才能充分地发挥自然趋势的作用，才能最大地促进社会利益。政府的理想角色就是充当自由经营的“守夜人”。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对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长达两百年的历史阶段里，经济自由主义占据压倒优势，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与此相适应，“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2〕在该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原则上对经济不进行干预，仅仅保障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立法上亦以体现平等、自由和意思自治的民商法为主，由此而开辟了一个民商法的时代。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对立及其根源

(一)两种人性假设及其教育价值历史上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人性进行的假设不计其数，这些假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育的价值追求。如果从人的生物性与意识性的关系看，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伦理取向的人性假设和科技取向的人性假设。这两种人性假设的融合与对立构成了教育价值研究的历史发展的内在主线。1、伦理取向的人性假设及其教育价值。伦即人伦，也就是人的血缘辈分关系;伦理，即调整人伦关系的道理、原则，对人伦关系的研究主要属于伦理学的任务。伦理学的原始本义是创建可以安居其中的有意义的“家园”，其基本问题是“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所以对伦理关系研究是指向个人的，是指向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是对人的“善”的执着追求，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人伦关系的和谐。作为伦理取向的人性假设主要集中在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上，代表人很多，中国孟子、荀子，西方的卢梭、“宗教人”是其典型代表。伦理取向下的人性假设通过对人性的“善”“恶”的判定指明了人生的意义，指向的是人的“心”，即人的精神世界，其潜在地蕴含着“身”、“心”二者的主次关系，强调的是人的“心”，因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教育作为实现人生活意义的有效工具则需要承担起丰富人之为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对“身”的超越。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性的“复归”，即通过“扬善”或“弃恶”的方式促人向善，儒学的“成仁”、宗教的“皈依”正是这一价值的集中体现。2、科技取向的人性假设与教育价值。科技(ScienceandTech-nology)是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统一，是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及其应用。由于科技是一种致力于物改造的对象性活动，采用的是因果必然性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还原的方法，所以在对人进行认识时，它们首先将人物化，然后进行一步一步的分解，使之形成“原子”，再运用科技的方法对各个原子的局部性能进行“科学研究”，并以机械的方式组合成“整体”，从中求得人性的认识。这种将人置于世界万物之中，以“探求万物的统一性”为目的，以机械还原的方法对人性的思考正如吴文新对科技的人性公设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从人作为主体来说，可比附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称作“科技人”;而从人作为被支配的对象来说，可借用“机器人”的名称叫做“机器人”或“机械人”，如果总起来看，就可以通称为“理性科技人”科技取向的人性假设在人的“身”与“心”之间强调前者，并以追求因果必然性的科学精神为旨趣，以机械还原的方法关注人的身体结构及其运行原理，以求得对人认识的精确性，想彻彻底底地知道人究竟是什么。科技取向下的人性假设不仅确立了系统知识在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而且通过其对人生理和心理的精确研究，为人“高效”获得系统知识提供了“可靠”的途径。这样，由可测量的教学目标、系统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教学步骤、准确地的教学监控等所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应然而生，教育成为了一种能够准确预测和监控科学活动。(二)人性假设的对立造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野伦理取向的人性假设注重在人的关系中寻求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并以此为价值追求构建出一套以“领悟”、“沉思”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文化和体系，即人文教育;科技取向的人性假设注重通过对人身心能力的研究构建人的严密逻辑能力和系统知识，并以此为价值追求构建出一套以“必然性”、“精确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文化和体系，即科学教育。在早期人类教育中，两种教育体系作为教育的两种基本存在形态并未出现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直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旨在确定人主体性的思想运动，在扫清阻碍科技发展的一切障碍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发展，为人类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汇报。然而，正当人们欢天喜地地为科技高唱赞歌时，人的主体性却被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慢慢地给吞噬了，人反而成为了科技的附庸，人的主体性仅仅体现为掌握科技并为科技服务，并且越演越烈，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被物质欲望所占领。“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关系到它产生的知识、它确定的行动和它改造的社会。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来带奴役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在这样一个充满技术理性的社会里，科技以及形成的科技文化占领着一切，统治着一切，吞噬着一切，教育成为了人们获得知识，掌握科技的一种纯粹而有效的技术，教育的“空间”和神秘感不在了，伦理的“善”既不符合科技的直接目的，也没有其存在的生物性基础，教育的世界真的是“去魅”了。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道德的沦丧、自我的迷失不断地进行“重演”时，人们突然发现需要“找回自己”。从卢梭在他的征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做出“科学艺术越进步，社会道德便愈加堕落，人的良心愈加泯灭”的论断，到近代人们高呼“人需要诗意地栖居”莫不显示出人们对科技与人文对立的失落以及对人的精神回归和个性发展的诉求。两种文化、两种教育的形成与对立，或明或暗地受制于其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塑造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价值追求。这种以科技对人文的僭越为集中表现的对立，既是人类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更是在社会畸形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人性认识的简单化而导致的结果。人是天地间的灵物，是一个很难琢磨得透的复杂整体。对人性这个复杂整体如果仅仅采取生物学主义的(仅仅从自然生物方面研究人)或文化主义的(仅仅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人)简单化的认识态度和方法，都只能得到人性的片面理解，都将割裂人的整体性，都将形成畸形的文化，形成畸形的教育，犹如科学教育或人文教育。

二、“动态生成”人性观:对人性的一种新的理解

埃德加•莫兰在在反对科学认识的简单化时指出，“无论在认识自然世界的领域里还是在认识历史的或社会的世界的领域里，都不可能把我们的观念归结为或是单纯的无序或是单纯的有序”。由于世界是有序和无序的交混，是统一性与的多样性统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认识必须要有复杂的态度和方法。世界的复杂性并非否定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是反对认识的简单性，是要告诫我们，对于复杂的世界我们不能归结为一个关键词，一个规律的简单化认识，而要关注事物的多维度、多样性，以动态、生成的情怀给予无序性以足够的空间，因为它是意义和价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需要系统地、整体地对人性进行思考，要全面分析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与目的，并在二者之间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动态、生成的方式看待其运动变化的过程。作为人来讲，首先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其次是超生物存在，即意识性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在生物性存在与超生物性存在的关联中，人所处的社会起着关键作用，它是促使人的生物性存在与意识性存在产生关联，是把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意识的可能性与作为意识存在的生物性条件进行相互转化，并使之成为人的现实的整体性的资源平台和不竭动力。因此，人是由生物性系统、意识性系统以及促使二者产生和形成关联性的社会性系统共同组成的“巨”系统。在这样一个“巨”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基于自身固有的功能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作用，并在不断的运动中建构、生成着人性。人的生物性系统指由人视觉系统、听觉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组成的纯粹生物性系统，以及基于这种纯粹生物性系统自身的功能而产生的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活动，如新陈代谢、视觉、听觉等。人的生物性系统既有与其他生物相同的一面，也存在着相异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指诸如饥饿、趋避等生物性本能;不同的一面主要是以神经系统为核心的各个子系统的特殊构成，这种特殊构成使得人在具有与其他一般动物相同的生物性本能的基础上具备了意识产生的无限可能。人的意识性系统是在人的生物性系统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极为复杂的、无形的抽象系统。这个系统以人的意识性为基本特征，以“自我”为中心审视着他者和自身，塑造着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有学者将意识性系统分为工具意识系统(包括手段、中介意识或工具、方法意识，还包括好奇心、求知欲及智能素质、各种知识和操作技能、意志等)和价值意识系统(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体系，人的目的、动机、愿望、理想、目标、志向等，以及人的情感、情绪、兴趣、情趣和志趣等)，并且认为工具意识代表着意识的能力，是完成实践活动的主要力量;价值意识系统代表着“领导力”，对为何实践以及如何实践进行着规范引导，二者互为依存。生物性系统是基础，意识性系统是目的，而人实现基于生物性系统的意识性系统的完美统一则需要在社会性系统中实现。人与其他一般动物所不同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成员、一个团体和社会成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共同体之中，都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当这种社会关系被人的意识所“捕捉”，便成为了人的意识性系统的“原始材料”，为实现人的生物性超越和整体性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为确立自身的社会角色，实现基于生物性本能的人的主体性，体现自己的“是其所是”时，将不断地借助社会性系统的平台主动地超越和成就自己。人性的形成不是某个系统单独作用的结果，每个系统或每个系统内部的要素都只能反映人性的某一个方面。人性是三个系统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动态生成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在基于人的固有属性与人的“自然目的”之中的动态过程。人的这种复杂性、动态性和生成性告诫我们，不要轻易说“认识了你自己”，因为人性不在起点，也不在终点，而在过程之中，在不断生成之中。

三、“动态生成”人性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从对立走向统一

简单化的人性理解导致不同教育价值观的对立，基于复杂性理解的“动态生成”的人性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简单化，也就为不同价值观关系的认识奠定了人性基础。(一)人发展的“自然目的”预示着教育的终极价值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自在的东西，实体，按其本性而言比关系优先，因为关系也就等同于存在物的附属品和偶性”，任何事物都有着基于自身属性的“自然目的”，这意味着事物本身的固有属性决定了“观看”这一事物的方式。我们只有充分地、全面地认识人的“潜能”，才能获得事物的“形式”。人本身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如果一定要进行精确性的描述的话，至少有“物性”、“类性”和“个性”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物性指人同其它生物共同的属性;类性指人类在物性基础上所具有表征与其它生物不同的“类”属性;个性则是在物性与类性基础体现“我是我”的个体特有的属性。在这“三性”之中，物性是基础，提供着物质前提与可能性;类性是过程，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个性是目的，是人性的充分展现和人发展的终极追求，三者以整体的方式动态地发展和生成着。教育作为人发展的重要手段，不能偏离人的“自然目的”，其终极价值是追求基于物性和类性的人的个性，即健全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因为“从现代人的发展来看，只在前两种属性上得到发展的人，决不是健全发展的人，只有当一个人不断地朝向精神世界发展、提升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更像一个人，才有可能在自主活动中更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必要的、合理的手段人不是基于生物原理的“生物人”，也不是服务于、屈服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人”，更不是单纯的“精神人”，而是一个整体，一种合金。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是促进人整体发展的手段，只是在促进人的发展过程中是在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对人发展的支持，其本身并不存在对立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与冲突是人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而导致简单理解人性，并将其无限扩大的结果。因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作为一种手段，只要在人性系统中具有其相对应的“自然目的”成分和属性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只是我们在审视这两种教育时，需要根据人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生成性进行超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单一性的理解，而走向科学人文教育，走向人的教育。既然如此，何来对立?(三)人发展的动态性、生成性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共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人性系统是整体的、是复杂的，不管是其内部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还是人在发展过程中与外部各种条件之间，都存在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呈现出动态、生成的基本特征。在人的这一动态、生成的发展过程中，永远交互着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交互着整体的发展和部分的发展，交互着发展的有序性和无序性，任何促进人发展的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种价值特征。因此，科学教育必然具有人文色彩，人文教育也必然具有科学色彩，这是人性使然，也是基于人性的教育手段的必然存在形态。

一、人性问题概要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

[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

[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发情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

[摘要]目的研究护理人员实施人性化管理的效果。方法选择27名该院儿科护理人员，对比人性化护理管理前后护理工作评分及护理管理满意度。结果与管理前相比，管理后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清洁消毒、服务态度、心理干预等护理工作评分较高，管理后护理管理满意度（96.30%）与管理前（74.07%）相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儿科护理管理引入人性化管理形式，其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人员工作质量和效率，护理人员护理管理满意度水平较高，应予以推广。

[关键词]人性化管理；儿科；护理管理

儿科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有着极大的不同，儿科所收纳的患儿年龄较小，其认知能力、自控能力、自我约束能力较低，同时，患儿在治疗期间极易出现哭闹现象，患儿之间不良情绪感染力较强，往往出现多名患儿同时哭闹问题[1]。因此，儿科临床中护理工作具有难度，极易造成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问题，对患儿治疗效果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2]。鉴于此，该研究选择2017年2月—2018年2月该院儿科护理人员27名，在儿科中实施人性化护理管理方式，在提升护理人员工作能力评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该院儿科护理人员27名，其中，男性护理人员3名，女性24名。最小年龄24周岁，最大年龄47周岁，中位年龄（35.94±8.11）周岁。从业时间最短2年，最长18年，中位病程时间（9.05±2.52）年。有护士15名、护师9名、主管护师3名。学历方面：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8名、大专学历14名、大专以下学历5名。纳入标准：①护理人员在了解该研究内容基础之上签署相关协议；②护理人员工作时长≥1年。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该研究；②配合度不足。1.2方法。儿科人性化护理管理措施：①组建人性化护理管理小组，护理管理小组由护士长及高年资护理人员共同组成，根据科室内实际情况，结合患儿护理工作相关内容制定规范化护理管理制度，保障护理工作的全面性及科学性，使患儿和家长能够感受到护理人员的人性化关怀[3]。护理管理小组对护理人员日常工作予以评估，了解（下转第5页）护理人员工作质量情况，根据其护理工作实际情况总结护理管理相关问题，找出护理管理优化措施，全面提升当前护理管理水平。②重视护理人员服务态度及管理原则，以人性化管理为主要原则，充分发挥护理人员主观能动性，在护理过程之中保持和蔼、友善的态度，落实儿科人性化护理管理制度及措施，合理安排护理人员资源[4]。由于儿科护理工作难度较高，其职业之中的风险较高，极易发生护理风险事件。对此，人性化护理管理小组对护理风险予以评估，并按照其风险构成情况制定其对策，提升儿科护理质量及安全性。③加强护理人员职业幸福感培养，职业幸福感是指人在工作中产生的愉悦感和积极性，鉴于儿科护理工作强度较高，需给予护理人员予以心理疏导及干预，消除护理人员不良情绪，促使护理人员相互关爱和尊重，形成护理团队凝聚力及协作精神[5]。④提高儿科护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因儿科护理工作难度及风险较高，因此对护理人员工作能力水平具有极高的要求，对此，需为护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机会，通过理论教育及实践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完善儿科护理工作的全面落实。同时，通过小组培训方式培养护理人员团队协作技能，团队之间成员彼此关爱和尊重，共同完成临床儿科护理工作。⑤针对儿科护理人员实施人性化管理相关措施，因本科室护理工作难度较高，儿科护理工作压力过大造成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鉴于此，护士长需重点了解护理人员心声，加强对护理人院的沟通，以此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可通过实施弹性排班制度，给予护理人员人性化管理方式，从而保障儿科护理工作得以全面落实的基础之上，降低护理人员工作强度，避免发生职业倦怠问题。1.3观察指标。对护理人员实施人性化护理管理后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清洁消毒、服务态度、心理干预等评分[6]。通过匿名问卷方式了解护理人员对护理管理工作的满意度水平，总分20分，0~10分为不满意、11~15分为一般满意、16~20分为十分满意。1.4统计方法。该研究27名护理人员相关数据录入SPSS19.0统计学软件之中，护理人员实施人性化管理前后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清洁消毒、服务态度、心理干预等护理工作评分数据行t检验，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护理人员护理管理满意度情况行χ2检验，采用[n（%）]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摘要：知识信息和文化多元化时代降临过后，大学生个性变得愈加张扬，保留较强的自主意识，此时涉及传统教育管理体制明显难以迎合社会改革发展需求，由此看来大学教育管理体制变革活动势在必行。而大学教育管理体制想要予以完善，就必须预先凸显管理的人性化特征。由此，笔者决定针对大学教育管理体制中的人性化管理重要性，对应的具体贯穿应用措施等内容，加以细致化探讨论证，希望能够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竞争发展，提供极为强劲的支持辅助动力。

关键词：大学;教育管理;人性化;应用措施

1前言

大学生始终处于身心不够健全的快速过渡发展阶段，此时一旦说缺乏教师正确的引导，他们便会遭受外部不良环境因素侵蚀，产生诸多不良行为习惯和思想问题，如今表现最为显著的便是大学生情商和人文素质过低的消极状况。所以说，在既有大学教育管理体制中融入人性化管理理念，对于促进大学生人格、生存技能健全结果，有着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

2大学教育管理体制中贯穿人性化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首先，为推动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贡献更为强劲的支持力量。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当前国家政府的一项重大使命，在此类背景下，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就更加奠定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在大学既有教育管理体制之中贯穿融入的基础。其次，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化改革需求的必然结果。大学生教育管理体制之中贯穿人性化管理理念，是时代和高等教育事业进步的一类时代性标志。透过教育对象层面观察审视，教育不过是沿用对应的教学内容进行指导培训，目的是加强受教育人群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这类结果可以说正是人性化教育理念的彰显，能够大幅度提升教学实效之余，迎合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最后，加强学生自我发展实效。大学教育管理工作的基础属性，就是由教师向学生提供科学化指导服务，令学生专业技能和素质获得更高水准的提升；而透过学生角度观察，实时性地接受合理的教育，更加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前提。所以，鉴于该类特征，有关大学完全有必要进行传统教育管理体制革新改造，而其间人性化理念的贯穿和落实就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众所周知，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心灵的弱化，感觉能力的增强。人性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借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潮流，在推波助澜之中一发不可收拾。“人性”这个词对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许是探索人性吧！我最初接触“人性”这个词是无意之中看到英国休谟《人性论》，这是一本具有深远见识的关于“人性”的大百科全书，不过这是晦涩难懂的书没看几多。由于学习精力上逐渐转移到刑法上，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也许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

不论是法律也好、道德也罢。这些归属于上层建筑家庭的一员。都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共存于社会这体现框架之内。人作为社会中的人，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以为为中心的结构星系体系开始建构。“人性”应该处于其最核心的位置。这一切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刑法体系之中无不体现着“人性”这一光环。从人性的视野去察觉“刑法”这一体系规范，刑法是研究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犯罪的核心是行为，追根溯源还得从“人”出发，刑法规范本身就是对“人”行为的合理、有效地调控，着眼整体、兼顾局部，构建和谐世界，科学的刑法观念。这不仅仅体现其内部规范结构体现的协调，在其内部有其证成的基点，在其外部有其立足的依据。在这里，我着重浅谈本人关于其外部立足的依据，要想寻求刑法正当化，简单一点讲就是立法依据，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集于一身的人。人与人相结合所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亦载舟，亦能覆舟”这从某种角度上都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对于大众来说，人及其共性之处，虽有个别差异、例外，但不会影响其规范体系。其人性的共性是其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满足人的需求是其自身演变的不竭动力，也许刑法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柔性色彩。人性的伸缩会不时呼应着刑法规范的刚性要求，使其在潜移默化地嬗变。这其中深刻的体现中相互作用力，不断发展的规律（意识作用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种意识地形成逐步演变成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在以前社会形态中，罪行擅断、践踏人权色彩浓厚，“盖古代法与道德，宗教之不可分性，身份之不平等性，刑罚之苛刻性，罪刑之擅断性”。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不断闪耀“人性”的光芒，释放“人性”的能量。这一潮流在基于其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星火之上，借助于这腐朽封建王朝压抑已久的“人性”能量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不体现“人性的美”在美术作品中、文学艺术上等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旗帜，尽情展现“人性”。突出人的作用，体现人的价值；改变以“神”为中心观念代之以“人”为中心。之后，人类认为自己的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观念指导下，发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革命的动力，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世界。“民主”、“科学”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成为两翼，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都追求民主，因为只有这样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国家才能长久存在。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这是其存在正当化理由，是其存在的基点。与此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员的刑法也应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最大限度的兼顾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刑法本身就带有普遍性、抽象性，囊括纷繁复杂的个体差异。刑法适用对象这种开放性，不仅使其生命延续得更为久远，就像具体的法规条文随社会的变化会窒息会诞生。而超法规文本因其普适性而生命更长久。刑法的理论建构和价值设计无不体现“人性”这一核心命题，从定罪、量刑、行刑上都因带上“人性”色彩，而软化了其刚性规范，更符合刑罚目的，更具人道主义、人文精神。

纵观刑法规范体系始终，无不体现和保障人权。陈兴良教授在其著作《刑法的人性基础》着手于从经验、意志、自由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体现其带有哲学气息，而这也许是其适用差异化的对象而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证成。从罪刑法定主义经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志士的不懈努力从学说成为刑法上的铁则后，其限制刑罚、滥用权力，保障权力就成为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重要准则。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取得的重要成果，由不成文到成文的转变。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和自由得到了保障。

这种保障人权基于人人平等，当孤立的个人面对的统治阶级对其刑罚的诉求，对孤立的个人的倾斜，而立法者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一、人性问题概要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论文。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发情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三、人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这时,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的束缚后,又一次受到物质利益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逐成为人生之第一要义,人们生理官能上的满足成为人们生存的动力。这时期的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人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问题,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种对现实经验的关注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对生理体验的关注限制了对想象力的塑造;对生理官能的满足阻止了内在生命的激情;对个人、集团利益的关注阻碍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更多地贴近现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柴米油盐等生活的细节,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一时间,经济的繁荣淹盖了社会悖论的客观存在,时代的尴尬充斥于社会之中,人们在无奈之中麻木了灵魂。正如希尔所说:“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在失去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人们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一直困惑着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复理想的和谐,这一责任又一次交给了理论界与文学界,我国理论界又一次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声。然而,这一呼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高声叫卖中,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听到了这一声音。文学作品大多流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描写,只有张承志、张炜等少数人,以他们的《心灵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扬传统精神与理想主义,要求人们抵御着世俗的一切,追求心灵征服的巨大冲动,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护着心灵的堤坝。人性的张扬在当代文学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状态,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又一次分裂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同,这次的分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们把感官上的快适,作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应该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质,也影响到文学对历史的宏大叙述。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歌颂,应永远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文学的振兴、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9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8.[3]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54.[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