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范文10篇

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对于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4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对于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正文】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对于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摘要：近年来，体育舞蹈受到广大学生群体的喜爱，很多学校体育舞蹈选项课，在学期之初学生就已经早早预定。本文基于对人文思想下的体育舞蹈教学的改革做了相关的分析探讨，阐释了人文思想下的体育舞蹈教学实施的意义；人文思想下的体育舞蹈教学改革策略，就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此来为今后的体育舞蹈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关键词：人文思想；体育舞蹈；教学改革

1．引言

体育舞蹈这是融合了体育和舞蹈于一体的一种体育实践活动。它不仅具备娱乐的特点，也具有社交的特点。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学生非常喜欢这门课程。在我国的一些学校，体育舞蹈教学起步并不早，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当的迅速。现在，这门课程已经是我国学校当中的基本课程之一了。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提出，学校强烈要求教师进行素质教育。人文思想有着现代文化的特征，它渐渐地对于我国学校的体育舞蹈教学当中所涉及到的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体育舞蹈教师要培养每一位学生的个人气质，以使得他们获得全面的发展。

2．人文思想下的体育舞蹈教学实施的意义

2．1增强人际交往的能力当教师在进行体育舞蹈的教学的时候，一般是将两位或者多位学生组合到一起，这样能够促进学生之间形成互相帮助，共同来完成相关的一些动作的氛围，这也给学生在今后的训练或者是比赛中形成一种高度的默契感奠定基础，便于养成人际交往能力，能够非常有效地完成一系列的体育舞蹈学习任务。针对于在学校的体育教学而言，在体育教学当中，体育舞蹈课程这是一门选修课，学生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教师通过实施体育舞蹈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学生的学习注入新鲜的血液，可以对体育教学的改革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这也可以增强学生学习体育舞蹈的积极性，逐步扩展学生的社交范围。

[摘要]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教学人文精神培养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我认为，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对于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4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纵观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我们认为，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矛盾论”哲学思想。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思想，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一、市场营销岗位的特点决定了其专业能力与素养的培养方向

认真分析市场营销岗位的特点，才能确定其专业能力与素养的培养方向，从而进一步实行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市场营销岗位的特点有：（1）职业门槛低。国家鼓励创业，几乎人人可以“练摊”或开店，似乎人人可以从事营销工作，看似简单、无需高深的技术和能力。（2）服务性强，主要表现为与人打交道，也就是与人沟通、表达以及协作的能力。（3）综合性要求高，具有挑战性。因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任务艰巨的营销，要面对面地把产品销售给购买欲望不高的顾客，要开发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上述职业特点决定了本专业培养的能力，诸如，敏锐的观察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和管理能力等。该职业的主要特点是与人打交道，市场营销人员每天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可以说每天都要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素质，并由此而展示他所代表的团队或组织的“素质”，相当于是“敲门砖”。如果你的某些显而易见的令人不能赞同或反感的行为，就会使得营销活动“到此为止”。也就是说，该专业方面的人文素养对于专业能力的发挥具有限制性的约束。所以，该专业的行为素养的培养某种程度上讲要比能力的培养还要显得重要，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如营销人员穿着要得体、谈吐要优雅、表现出干练专业的形象，还要有浓厚的职业兴趣、愿意接受挑战、不怕吃苦的奉献精神等。

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必须把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优秀营销人员的个人素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品德修养和人文科学品质。营销人员的推销工作推销的首先是自己，只有获得客户信任、尊重、佩服，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营销人员要塑造个人的魅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欢迎和受人尊敬的业务人员。首先是品德修养的培养。营销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营销人员和客户之间要以诚相待。营销活动，绝不能生拉硬拽、巧舌如簧、连哄带骗，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公司的客户发现营销人员的品德有问题或者营销人员的品德低下，就会对营销人员提出的开拓市场的建议和意见产生疑虑，怀疑营销人员和公司措施的真实目的，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营销人员在同客户交往的过程中，要尽量表现出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等诸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其次是人文科学品质的培养。人文科学涵盖的内容很宽泛，是指一个人所掌握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法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很难从具体的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的人文素养非常高，基本上只能从一个整体的概念上评价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格修养、道德品质、文化知识、诚信责任、法律和公民意识诸方面教育的整合体，其重要性在于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形成合理、优化的知识体系，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完整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学生能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做人、如何关注世界，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品格素养和综合能力。

三、在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闪亮的人文思想的发现与培养

从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结合该专业的特点，拟在市场营销学课程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多年的教学与思考，发现该课程蕴含了大量的人文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市场营销学的学科性质角度认识其人文特质。世界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市场营销学原理》序言中是这样写的：“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上的应用科学。”这就清楚地阐明了市场营销学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市场营销学其实是一门人文学科，即怎么更好地与“人”打交道，包括市场营销渠道企业（资源供应者、营销中介）、目标市场顾客、竞争者和公众，最终怎么与消费者实现交换。这个交换强调互利，认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与满足企业获得盈利的要求是并行不悖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满足的交换关系。这里体现的人文思想是平等、尊重、互利、共赢。顾及他人、考虑自己；心中有他人，他人心中才有你；“欲取之，必先予之”，也就是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不难发现，在诸多人文思想指导下的交换活动变得轻松、成功、有趣；而不是我们常见的拒绝、失败、痛苦。（二）从市场营销学的经典理论把握其人文内涵。首先是社会市场营销观念。作为优秀的营销人员，需要清晰地了解正确的现代营销的发展方向。现阶段正沿着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关系营销理念、社会营销理念方向发展。社会营销理念的一大特点表现为强调社会环保，凸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模块，讨论食堂就餐的整个过程的一些现象。另外，还有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因素、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员推销的策略和技巧、市场营销控制等。（三）从市场营销学中神奇的营销组合理解其蕴含的人文思想。企业市场营销管理过程的步骤之三即确定市场营销组合，即发展市场营销组合策略。除了大家所熟知的“4P’S”之外，笔者梳理了一下本课程中出现的组合如下：（1）分析、评价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的方法和对策；（2）产品生命周期中投入期的策略或定价决策与营销组合；（3）分析现有业务（或产品）组合的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法；（4）企业增长战略中的密集型增长战略。这里体现的人文思想是团队作战、合作共赢，多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有创意的、创新的营销手段和方法。总而言之，充分结合上述内容加强渗透正确的人文思想和人文观念，从实际出发，弥补中职学生的“短板”。从而真正注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从人文素质到知识，从知识到能力，从能力再到综合素质的全方面的培养，真正实施教书育人的目的。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摘要：《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一直以来，哈姆雷特复仇中的“延宕”和他的死吸引人们去思考，去探寻其原因和意义。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本文从哈姆雷特的语言和行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忧郁的王子不仅身处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精神上更是备受煎熬。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不仅是为父报仇，更是对社会的重整。但是如何去做，却始终束手无策，一直处于在孤苦焦虑和对人和社会的绝望中；最后既然决然地接受挑战，慷慨赴死，与敌人同归于尽。哈姆雷特永远是人类文学史和文化史一个光辉的形象。

关键词：哈姆雷特；孤独；人文主义；献祭者

一、简介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它代表了莎士比亚最高的艺术成就。它是莎士比亚戏剧“王冠上一颗最灿烂的金刚钻”。自问世以来一直倍受关注和推崇，吸引这后人不断的挖掘，钻研和再创造。在对哈姆雷特的角色的分析和理解中，他在复仇过程中出现的“延宕”，是最受人关注的话题。“自1736年托马斯．汗莫爵士提出复仇的延宕问题后，历代莎评家对此多有论说。许多人从内部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哈姆雷特性格懦弱而不堪重任（如歌德），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和琼斯）等。然而性格懦弱至多是出于思想困惑，哈姆雷特在复仇行动中还是有其刚硬果敢的一面的；至于恋母情结说，则纯属精神分析学派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其视野之狭隘足以使受蛊惑着忽视剧作中于人生真正吃紧的问题。”（梁工，1086）在作者看来，哈姆雷特是一个孤独无助，忧郁深结，同时有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过于理想，过于追求完美，是自己理想的献祭者。

二、孤独忧虑的归国王子

哈姆雷特王子的悲剧人生自一次生活突变开始了。短短一个多月间，父王暴卒，母后改嫁，王位继承权他落别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无可避免的流失，无法挽回。孤苦，忧虑，对个人生活的脱节的郁闷便成为他生活唯一可抓住的东西。在刚出场时，哈姆雷特那一身的黑衣与宫廷的富丽堂皇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纵观全局，能算上哈姆雷特的朋友的，为他提供帮助的只有霍达旭。虽然“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朱生豪，168），在国王眼中“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他们盲目的崇拜想一道使树木变成石块的魔泉一样，把他所有的错处都变成优点；我的箭太轻太没有力了，遇到这样的狂风，一定不能射中目标。反而给吹了转来。”（朱生豪，180）；虽然雷欧提斯的聚众造反说明了社会的矛盾激化和动荡不安；但哈姆雷特始终都放弃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民众暴动策略。不仅是由于他不愿意，而且更是因为在那最初的打击后他的不知所措，傍徨无助。对此，他以反讽，黑色幽默来消解和打击。“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朱生豪,104)这一语讽刺了叔嫂的乱伦；“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这一句戳穿老波洛涅斯的虚伪。自己的母亲乱伦背德，背叛了父亲，嫁给了那个弑夫，弑父掠国的凶手，自己那洁白无辜的情人也不理解自己，反而任自己的敌人利用并帮其隐瞒。自己以前的老朋友甘愿受新王的指使刺探并加害自己。哈姆雷特何其孤独；何其无助。又几多的忧郁烦闷。无怪，哈姆雷特呼出；“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朱生豪，103）。在获悉父亲的被杀真相后，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哈姆雷特开始装疯，以迷惑克劳狄斯。但在那日日夜夜的身心煎熬中，他是否是完全清醒的非常值得商榷。梁工先生认为：他（哈姆雷特）并非时时处处都那么冷静。他明知道克劳狄斯在幕后窥探，却喊叫出“已经结了婚的，除了一个人，都可以准许活下去”（第三幕第一场）这种自我暴露的话语。他在王后寝宫误杀了波洛涅斯，似乎也与他当时的歇斯底里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