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范文10篇

花大价钱引进的人才“跳槽”了，悉心培养出来的骨干辞职了，委以重任的心腹“叛逃”了，还带走了骨干团队、大批客户资源甚至商业机密……诸如此类因核心员工的“不忠”而给当事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引发企业经营震荡的事情，每年都大量发生。

如何赢得核心员工的忠诚，至今仍令所有的企业家大伤脑筋。

其实，真正让核心员工忠于你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升迁，而是认同。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金钱与升迁的欲望是无限的——你能将你的企业给他吗？而任何一家企业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模仿的。他认同了你的企业文化，就很难再真正接受另一种企业文化。认同的本质又是价值观相融，价值观决定“本性”。唯有建立在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忠诚，才是持续且难以改变的，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追随。

你无需拱手出让“江山”，也无须担心他“惦记”你的“江山”，只需你的企业文化能持续地获得他的认同。要赢得核心员工的认同，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选择“同道”者

一是通过招聘，遴选“同道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通过招聘可从源头筛选出潜在的“易感人群”和“同道者”，为企业文化获得认同打下第一层基础。只有企业和员工的价值观“性相近”、“习相投”，才有相互融合的基础，进而也才更容易相互认同。价值观本质上是在各主体的成长过程中缓慢形成的，相对固化于各自的个性之中，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的招聘过程，一方面能够准确选择潜在的文化认同者，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向这些潜在的文化认同者进行初步的价值观灌输与辐射。

本文作者：韦岚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文化认同有过系统的探讨，他指出，“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10］(P4)。但他主要是从文化认同最广泛的层面———文明认同来讨论。在关于文化认同的论述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界定。侧重于广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强调“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语言、民族血统、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历史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是民族国家确立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依据……”［11］;侧重于狭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则突出其中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认为“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12］。文化认同的两种层次是无法完全区分的，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为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的发展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文化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扮演了“载体”的角色，承载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内容。与此同时，通过渗透在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发挥影响，使人们将思想道德观念等内化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中。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物。涵盖社会实践所有方面的广义文化包括一切社会事物，社会发展的各行业进行的文化事业建设，各群体塑造的群体文化是文化全面影响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为精神产品的狭义文化则更为明确地承担着文化自身特殊的“载体”性质，科学知识的认知程度是人们认识世界、采用技术，尤其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理性依据;艺术作品以音乐、绘画、戏剧等形式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对价值观念的感性认识;价值观及其具体化的各类规范发挥着引导人们树立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作用，指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力图营造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意识形态的“观念”特性以及反映在道德、艺术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与狭义文化的特性有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文化的价值观导向是意识形态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据。(二)文化认同的力量离不开文化运行的机制。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因为“文化的就是人的或社会的，所谓‘文化即人化’”［13］。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文化的各种途径与形式传播思想和知识，使人们掌握前人创造的成果，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完善个体人格、维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是社会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培养和塑造社会成员的过程，人们通过学习、模仿、传承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知识，形成相应的行为模式，即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并予以践行。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文化选择的过程，人们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对原有文化的完全照搬，而是包含了对文化的吸收与排斥，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既有对本民族文化某些内容的舍弃，也有对外来文化的某些汲取;文化选择的过程应以批判的方式完成，在主动、自觉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前提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吸收与批判改造，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批判改造，引导人们在文化的交往与冲突中正确进行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与文化选择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再创造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并非是简单、重复的传播，文化选择的过程是通过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组合，再以更适合的内容与方式进行文化新一轮的传播，这即是文化的再创造。文化运行机制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服务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使文化更好地成为系统集合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的“载体”，从而有益于社会整合，维护社会团结。

马克思曾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过论述，他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P539)统治阶级在观念上表达自身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必须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100)。虽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曾有过“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的阐述，但并未讳言意识形态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以及文化认同的力量源泉与机制保障，为构建文化认同视阈，寻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推动力提供了可能路径。1．遵循文化自身规律，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文化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依照规律开展文化建设，才能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作为社会文明程度使用的广义文化还是具体表现为科学、艺术等形式的狭义文化，都首先是一种精神生产，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由人作为主体进行文化的创造，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实践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意识的指导即是文化的指向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为人们认识自然界与现实社会提供基本观点，设定从事实践活动的目的与任务，并根据普遍认可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等价值标准进行实践结果的判断或评价。其次，文化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文化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创造的，而人们在创造的过程又是在由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因而无法回避“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的创造过程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利益以及规范等内容的转化过程，不同的民族或是国家试图“烙印”的文化很可能相距甚远。再次，文化反映时代精神。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社会关系、价值规范、成员形象等方面认可的文化内容，尽管有文化传承中较为稳定的一些共同之处，但各个时代强调的核心部分是与具体的时代要求相呼应的。坚持文化的时代精神，反映现时代要求，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最后，文化产品是双重属性的复合物。通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载体生成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例如书籍、音乐欣赏、电影观赏等，是体现价值观念、渗透意识形态与影响的途径，但同时这些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某种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文化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考虑消费群体的文化层次以及价值选择取向等因素，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这一方面要求文化产品必须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味地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利益，进行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文化生产，干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作为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决定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不是可触摸的实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的，将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要求渗透到文化影响中必须重视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占领文化生成过程的核心区域，自觉体现在人们的基本观点与评价标准中。文化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发展背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将在文化发展中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观念完全地割裂与抛弃，而应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将其适当融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既保持人们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承袭，又在其中增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传统观念的新阐释。文化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全球化时代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挑战，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逐渐被认可与肯定，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源，文化的内容开始呈现多元化，意识形态建设也要适应时代环境，既要巩固核心价值观念，也要合理地接纳与更新。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急速涌入我国，尤以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产品的进入为主要方式，以此传播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应警惕由此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大力发展符合人们认识需求，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文化，以贴近民生的特点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认同及其相关的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中心，在这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将认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之一。”［15］Theodorson的现代社会学字典认为，“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6］。认同研究的学者巴特勒则认为认同是由社会结构所建构并受其影响的，因而社会的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对个体的认同产生影响。还有学者从个体、社会两方面来探讨认同，认为“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17］。文化认同的探讨离不开对认同的基本认识，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12］。文化自身的特性是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并在文化的共同辐射下重新投入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文化圈”以及借助文化“载体”获得理性知识、感性认识和思想观念。文化运行的机制保障文化认同力量的发挥，个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实现个体社会化，沿袭经过长期积累的社会文化，形成基本认同;文化选择的过程尽管有舍弃也有汲取，但是批判改造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客观与准确的认识，增强了认同感;文化的再创造以不断循环的方式丰富文化内容，更新文化发展，从而巩固了对文化的共同象征、共同意义的认同。个体按照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标准与期望对自己应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行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对社会的归属感，获得个体行为的持久动力。文化认同的力量与认同对个体成长的意义密切相关，认同蕴含的价值标准、社会期望的同化与内化指向，对于个体具有内在的指导性，引导个体以符合认同要求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自觉融入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即是包含认同因素的过程，被一定的文化传统所肯定或认可的事物或行为，人们普遍对此加以赞许，从而进行实践;反之则持疑虑甚至否定的态度，与这类事物或行为作出界限的分割。文化的认同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使人们在文化的广泛影响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达成基本一致的价值观。无论是侧重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还是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都特别强调对价值观、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共同确认。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人们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内化为自身的品格与素质。文化认同在塑造社会共同价值观上的力量应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重视，并合理运用，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积极发展各项文化事业，以吸引人、教育人、鼓励人的文化建设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与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使人们自觉、主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3．营造先进文化环境，保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文化发展的环境在全球化时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渗透到各个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中，另一方面我国正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原有的文化传统遭遇调整，甚至受到质疑，而新的文化体系又尚未完全形成。文化发展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是文化发展困境的体现，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呼吁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在文化发展的时代巨变中占领主导地位。党的一系列报告与决定已经注意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深刻阐释。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和谐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先进文化环境，首先需要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准则开展文化事业，提供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服务，坚决抵御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侵入;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市场行为，既要保证符合规范的文化发展得以顺利开展，又要惩治恶俗文化、腐朽文化，净化文化发展环境;最后是扩大先进文化的覆盖面，提高先进文化影响力，先进文化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才有可能上升为民族凝聚力、国家软实力，先进文化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中才能广泛、有效地对人们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难以达到相应目的，与先进文化的内涵相距甚远。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为掌握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从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奠定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保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发挥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因素，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围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文化的时代内容，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倡导先进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将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增强人们对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建设的信心，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局面，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保持意识形态的旺盛生命力。四、结语文化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观念特质使得从文化的双重含义来说，文化与意识形态都是密不可分的，当文化被专指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时，两者的关联就更为明确和清晰。文化具有的认同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文化运行的机制，通过文化认同推进的价值观引导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基于文化认同视阈的构建，通过遵循文化自身规律、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和营造先进文化环境等举措推进文化发展，就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决定正是在深入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下形成的深刻认识，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于立法方面两级立法机制的制度安排、司法方面司法的独立性不强、裁判说理不足以及法律与道德冲突引发的民意与司法的较量等原因，存在着一些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不相适应的现象。通过增强裁判说理，兼顾裁判的法律与心理标准，加强普法宣传以缩小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误区，进而强化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

关键词：司法裁判；社会认同；裁判说理

1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

司法领域中的可接受性是指在司法程序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案件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案件的司法表现形式与司法表现结果的认可。社会认同这个概念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认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义词有“同意”“认可”“赞同”“首肯”“确认”等等，那么社会认同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某一项问题的选项，社会普通大众对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认可程度，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低，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低。社会认同程度高，说明这个选项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有很高的呼声；社会认同程度越低，说明这个选项在老百姓心中的价值和地位越低。司法裁判不仅仅要在具体案例中得到案件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等的认可和接受，也要在相似或同类案例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可和接受可以代表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家庭环境、关系人影响、性格爱好、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观察事物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决定了在当今社会中，每个公民对于司法裁判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待相关法律事件的角度和眼光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社会大众就不可能对于司法裁判有着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们对于案件的司法裁判有着不一样的接受能力。法律是国家运行机制中具有强制性的主要约束手段和调节工具，而司法裁判是在具体案例中实现国家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司法裁判在我国社会中是否得到足够认同和接受，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更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科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我国目前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现状

2.1我国“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为防止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过于具体，司法或执法机关从立法机关那里得到明确或默认的委托和授权，针对实际区域发展水平，从各个角度出发，经过相关利益的平衡，调整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这种“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使立法机关不能直接制定细化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是规章制度，从而使立法权逐渐向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靠拢，而这种状况也影响着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2.2我国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道德不相适应的，因为法律是随社会发展而逐渐修改的，因此便必不能与社会思想同步。法律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一种强制约束力，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取决于社会发展，而伦理道德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滞后于伦理道德的改变，法律的演进一定会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公众在网络环境下广泛参与司法的现实疑案，他们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他们看待案件的角度和对待案件的态度，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公众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总是不相适应的。2.3我国亟须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法院的司法裁判能被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树立我国司法权威的前提和保障，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同，这导致了我国司法权威的严重缺失。从一些公众传媒最新公布的结果来看，有很多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能让当事人信服，很多人选择了上诉、复议等方式想要申请更改裁判，这正是说明了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急需通过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进而树立我国司法权威。

一、当前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偏误

多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及怎样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等问题上，人们的思维是偏误不清晰的，虽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热切给予其关注，但毕竟普罗大众或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他们关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价值合理与否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衰走向。

1.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谓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内容是多元丰富的，“有视觉形象的，有听觉形象的，也有听视觉结合的;有在空间中展开，有在时间中展开的”，诸如风景名胜、民族建筑、宗教场所、宗教信仰、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歌谣、服饰、手工艺等;所谓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项构成的“文化场”所孕育的“思维心理或价值精神”。当然，“表”“里”是“如一或统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融的关系，如果民族“文化场”受到结构性破坏，则会使得民族文化精神无载体可依存，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记忆回想”。当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维心理“变样了”也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的迅速“瓦解”，就如同当下人们担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该有着系统性思维，而不应像当前虽有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形”，却无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实”，因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内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过滤化”的，更多是从“观赏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来选择、组织和设计，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够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护“项目”，又能借助其来获取“政绩”，还能赢得经济“效益”。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有着“便利化”倾向，人们“多快好省”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内容来完成“任务”或“钻营利益”。

2.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既然是民族社会成员，那么民族社会成员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对象，唯有民族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实践，民族文化发展才有最坚实的“人力”基础。然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薄弱无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则都被“学校教育”所“取代”，这在民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尤为“深重”。换言之，当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往往进行的是诸如“舞蹈、手工、音乐”等内容，这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常常是断裂的，会受“行政、成绩”等因素影响而“中断”。因此，当前依靠学校教育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是“偏狭”或“有限”的，毕竟学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加之其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的相对“固型化”，很难让中小学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须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念，这离不开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影响，使之形成在追赶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个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走“学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须要在形式上与“非学校化教育”形成互补协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受教育“启蒙觉悟”的转变，将教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变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才是“强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习惯在影响着民族社会成员及其民族文化发展。

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简缩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活”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它通过民主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显现”，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实践化”的，其重点不在于要划清“楚河汉界”，一定要判别“认同什么”和“不认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们“做了什么”，这才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所在。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却没有呈现出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特征，其思维存在着“对象化”倾向，也就是人们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从未真正使其走进人们的生命生活中，他们是“站在”教育之外来“办教育”，这表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就行政部门和学术界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书斋化”的，讨论虽然热烈却未形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推动，其价值可能真的只在“学术圈内”或“政绩”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培育没有形成太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就民间基层而言，许多社会成员对待教育的思维态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们当成要“算计”的事宜，如果没有得到教育的“甜头回报”则对教育“无动于衷”。因此，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收效甚微，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接受和感兴趣于“有利可图”或“娱乐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而对须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项却加以“躲避”。总之，当前人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简缩性”思维，将本是“活”的复杂动态之民族文化认同“简缩”为“死”的单一静态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们以一种“作壁上观”的思维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二、“三位一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定位

一、“中国梦”与政治认同的内涵

人类社会在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理想追求凝练为“中国梦”。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基于历史自觉和现实国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期盼而形成的理想追求。中国梦体现了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共同的利益关切，记录着中华民族自强奋斗的历史轨迹和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而言，已具有共识，就是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涉及国家、民族和个人等多个方面，将国家富强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密切联系起来。在“中国梦”的内涵中，国家、民族、个人三者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民族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和关键，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和归宿。就其实质而言，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人民幸福梦。正如所指出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国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大众特色”，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使命意识和人本情怀。关于“中国梦”的实践维度，即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把道路、精神、力量契合到一起，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遵循和实践维度。当前，“中国梦”作为新一届党中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政治宣言，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共识。它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心声，是增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激励社会各阶层力量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形成及构建的导向引领，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固本强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关切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现存政治客体（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及政治权威人物等）表现出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和价值需要而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质言之，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关系的反映，它既体现为人们对所属政治体系的心理归属，又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服从和行为支持，是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有机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治认同不仅表现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而且表现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的价值接受和社会践行的统一”。从以上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可知，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是生活于一定政治体系中的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在对象或内容上则主要包括对民族、国家、政府、执政党、政策、利益、价值体系等的认可和支持，其本质是对政治权力及政治价值的认同。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凝聚社会成员和实现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培育政治合法性和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也就成为统治阶级一项重要的执政课题和历史任务。任何统治阶级都会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极力塑造政治合法性，培育公民的政治认同。培育和构建政治认同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政治认同的形成并非理所当然、一蹴而就，它的构建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并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律。当前，“中国梦”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它的提出及其付诸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梦”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

“中国梦”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中国梦”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培育和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形成又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动力支撑，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也是民众政治认同不断提升的过程。

（一）“中国梦”是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理想愿景与奋斗目标相统一的“中国梦”，以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所阐释的“中国梦”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追求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群众新期待有机统一起来。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形成及培育须臾不能离开“中国梦”的导向和引领，“中国梦”也就成为培育和提高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梦”的提出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历程紧密相连的，它是这段伟大奋斗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延伸演绎。近代中国历史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它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伴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由此也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在此背景下，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任务和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时期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们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而且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们具备了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梦想的强大保障。中国梦不仅是国家、民族的远大追求，更是每个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正如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一种凭空的想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进步性、科学现实性和人民大众性。有学者指出，“中国梦不是一时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标榜”⑩，它“贯穿着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历史主轴，连接着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前途命运，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丰富内涵”11。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终究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其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它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理想夙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同时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心声。“中国梦”一经提出，立刻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共识。当前，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它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激励了斗志，有效地凝聚了改革共识，大大强化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践行。

【摘要】电视剧《国家孩子》围绕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牧民收养上海孤儿的文件进行叙事，将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路转化成一部精彩的年代画卷，使少数民族的历史情怀与身份认同融入作品的叙述当中，成为反映民族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佳作。本文从电视剧《国家孩子》的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角度对民族情怀与民族身份的建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诠释民族想象与家国认同的层次关系，通过独特的影像叙事彰显主旋律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帮助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共同体观念。

【关键词】《国家孩子》；民族情怀；民族认同；叙事线索

如何通过影像叙事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影视创作者亟待挖掘的重要内容。①电视剧《国家孩子》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又立足于汉族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交流，通过讲述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旅，充分探讨人类生存与繁衍的伟大母题。电视剧一方面以代表汉文化的“上海孤儿”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叙事对象，拓宽了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利用叙事主体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重塑少数民族文化想象的过程中，充分寄托了创作者的爱国主义情绪，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增强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本文以电视剧《国家孩子》为例，从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不同层面分析其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怀的表达，以及通过边疆叙事的合理想象建构起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概念，进一步阐释民族想象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次关系，从而对电视剧的文化本质和精神内核具有更深入的思考价值。

一、电视剧中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首先，家国情怀是培养爱国情怀的核心要素。在民族文化加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将家国情怀融入作品的民族情怀之上，使影视创作者自觉承担起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述和主题建构，也是民族精神从自我表达转向集体表达的变化过程。培养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主旋律电视剧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展现。②对于表现民族文化交流的作品而言，往往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再现各地区的多样化生存方式，关注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对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民进行由衷歌颂。电视剧致力于从家国情怀上升到爱国主义精神，创作者也从基于个体化的民族想象拓宽到整个家国情怀的构建，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还原基层群众真实的生活场景，也为中华各族人民描绘了一片宏伟蓝图，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形象化展现。以《国家孩子》为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剧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再现，电视剧从重要的历史规律和现实视角出发，通过讲述个体人物与民族命运的深层次关系，并将青少年的发展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充分激发电视剧观众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其次，民族认同是构成家国认同的重要起点。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家国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最终目标。主旋律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输出，首先应当以各民族的身份认同为前提，在提高民族身份认同感的过程中承认中华民族的统一。③由各族人民聚集起来的族群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社会认同感，其间既有属于各族人民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又从中凝练出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文化。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不仅体现着族群文化寻找精神依托的重要过程，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同胞慷慨大方的团结精神。《国家孩子》在充满民族风情的镜头语言之下，着力强调了该地区人民对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这种情感建构在叙事对象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对民族真实生活的全方位解读，同时也饱含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赋予电视剧作品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情感穿透力，真正意义上建构起民族文化，捍卫中华民族认同的统一。

二、从叙事策略层面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摘要：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但在现在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情状况、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对自身的定位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和误读，这种偏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的实现。中国现在应该重视认同战略的实施，加强他国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身份；认同；认同战略

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努力成为世界性强国的世纪，未来10年是能否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的重要机遇期。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主流声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必须取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身份与认同

身份与认同，着两个概念常常会根据中文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实它们来自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dentity"。在哲学层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亨廷顿认为，"identity"的概念虽不明确，却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在亨廷顿看来，人们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因此，就有必要为"identity"下定义，他认为"identity"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艺术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2]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同样认为，"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个传统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常常被翻译成"同一性"。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见够而成的。这种内在--外在关系的特征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身份不是单一现象，可以有一个一般的定义。"[4]

摘要: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启蒙阶段的关键人物，幼儿教师的工作对促进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针对教师研究的一个关注焦点，与教师对工作的积极性和教师对职业认同的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工作投入

1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概述

个体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导致他们在职业的认同感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教师职业认同（professionaliden-tity）是教师个体与职业有关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主要是老师对其工作及个体内化的在工作单位和工作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积极觉知、体验与行为倾向的统一体，是教师个体的体验与其所在的环境、社会文化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1,2]。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主要是幼儿老师从自身心理出发对职业的认同及肯定，幼儿教师产生的对自身职业角色认同、对职业的心理归属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3]。

国内的相关领域的学者研究表明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的特征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社会角度来看，主要涵盖了社会文化、地位、薪资待遇等。研究发现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较高，原因主要是国家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加了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巩固了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增加了其社会影响力，从而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加强了幼儿教师自身职业的认同感[4]。在幼儿园的老师而言，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他们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薪资酬劳这些方面仍然会出现很大的差别[5]。

在个人层面上，如幼儿老师的性别、年龄、教龄、专业背景、学历等。就男性幼儿老师流失的原因调查中发现，男性幼儿老师辞职或换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该职业的价值观普遍偏低[6]。还有在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调查中，幼儿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时间的不同也会造成其对职业角色认同与对职业的情感上存在一定差异，并与职业认同存在一定正向的关联；另外，幼儿教师学历成就越高，其职业认同水平反而越低，反之亦然[7]。就专业背景而言，从事过相关专业的经历也会造成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出现显著性差异，其他专业毕业的幼儿老师的职业认同度反而偏高[8]。而且相较于年轻老师，年纪越大的职业意志越坚定[9]。

一、引言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而言，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程度是其重要的政治起点和有效的政治保证。但是，目前农民生存状况、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状况仍然制约和影响农民对党的认同，认识并下气力解决这些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中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为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是，农民对党的认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农民生存状况与农民对党的认同

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评价执政者的主要标准。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农民的生活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