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范文10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移植，适用本条例；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第三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

摘要：在没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前，一个病人往往一确诊就因无法医治而面临死亡，而现在因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使得很多患者重新获得了生命。我国目前对该种犯罪类型实施严厉的打击，并进行严格的刑事规制，但是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日益多样化，我国关于此类犯罪的刑事规制比较滞后，研究人体器官移植所涉刑法效应问题，对器官移植类犯罪实行进一步的刑事规制，对我国预防、遏制和打击相关器官犯罪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器官移植；犯罪；刑法效应；医疗秩序

一、域外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实践

世界各国(地区)对人体器官的立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死亡判断标准的立法，二是对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三是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一）器官移植与死亡标准的判定。作为医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死亡标准的判定与器官移植手术密切相关，传统理论将“心脏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一标准引起了较多的争议。除了对“心脏死亡”的质疑之外，世界各国也一直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瑞典等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而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判断标准，但是高标准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关于器官移植立法中涉及死亡判断标准的问题，世界各国目前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立法模式，比如美国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统一的死亡判定法案》；另一种是将死亡判断标准在器官移植的法律中体现出来，比如1997年，日本颁布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其中将“脑死亡者的身体”界定为“尸体”。（二）活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各国(地区)针对可再生器官与不可再生器官有着不同的规定。对待可再生器官，立法往往比较宽泛，比如规定可再生器官的获取是基于治疗、诊断等合法目的即可。对待不可再生器官的移植，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均非常严格，比如英国在1989年就规定，不可再生器官移植只能在有基因联系的人之间发生。除此之外，不可再生器官移植的规定还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即器官捐献者必须亲自表达愿意捐献器官的意愿；不危害生命、健康原则，即如果器官移植会对捐赠人的生命或者健康产生危害时，那么这个器官移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我国澳门的立法除了上面的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器官捐赠者的损害赔偿权；限制行为能力人特殊保护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他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要进行器官捐献，则必须经过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三）尸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各国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除了刑事法这种实体法有相关规定之外，更多的体现在程序法中，因为尸体器官移植的规范需要严格的程序把关。尸体器官移植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程序，比如尸体器官获取的标准、捐献的准则、如何分配管理、如何移植操作等。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程序，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法律进行规范管理，如新西兰早在1964年就颁布了《人体组织法》对尸体器官移植的获取、捐献、分配、移植操作等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之后新西兰又将一些内容进行专门立法或者附于某些部门法中，比如1988年，新西兰又颁布了《验尸官法》，其中专门就尸体器官的获取进行了规定。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尸体器官的获取，就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尸体器官的获取主要分为自愿捐献、推定同意、需要决定以及器官商业化4个准则。

二、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效应问题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行为的刑法效应。1.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犯罪化的正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罪状描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笔者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把人体器官当作商品看待，在其概念中，人体器官具有商品的性质，也就是说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组织出卖者在自愿的前提下将自身活体器官作为商品出卖的行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组织者同时也违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从该《条例》中可以看出，人体器官已经不再考量来源，也将尸体器官在内的器官列入名单中。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考量，生命健康权是我国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是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最基础的法益，因此，也是刑法保护公民最主要的目的。2.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的定义，刑法明文规定，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触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违法行为危害性的标准之一便是犯罪客体。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社会管理秩序，所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的特征。犯罪构成的另一标准是犯罪的客观方面，客观方面主要包括犯罪的实行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方法手段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实行行为有两个，即组织和出卖。笔者认为，因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对组织这一行为的认定一定要相对宽泛，对组织以此扩大理解，不能设置过多的限定。由于目前没有关于此罪的司法解释，根据司法实践以及学术观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行为主要是指为了实现顺利出卖他人器官的目的所进行的一些行为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供体往往是被高额的报酬所吸引，从而做出伤害自己的承诺。在整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组织者、中介组织、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器官移植的受体、人体器官收购者、协助者等都属于器官交易犯罪的交易者。值得注意的是，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由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需要医学领域的支持，所以医院以及相关医疗单位在犯罪环节中必不可少，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仅仅在《器官移植条例》相关规定中对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这就表明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并不会收到刑事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3.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适用。就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强度来讲，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的大小所决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侵犯了公民身体健康权的同时还破坏了我国医疗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刑罚的惩罚强度应该与该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决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给无数患者带来福音，造福人类。因此作为立法者，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并且从有助于人体器官移植的角度考量设计合理的法定刑。（二）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首先违背了公民的自主决定权，我国《刑法》保障公民的自主决定权，因此，在器官移植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器官捐献者的自主决定权，这种权利包括器官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拒绝以及临时放弃的权利。从我国《刑法》中可以看出，刑法要求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绝对保障。非法摘取、骗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被刑法绝对禁止，这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行为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更加严重，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恶劣，因此，更应该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犯罪是指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摘取器官；或者摘取的是未成年人的器官；除了欺骗别人捐献器官，还有强迫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刑法法条中所指的“本人”是指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作出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那么应该视为正常意愿，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笔者认为，刑法中关于此类犯罪中所用的强迫一词应该做广义的解释，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器官供体的生命健康权。针对器官捐献行为，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正常的时候所做的决定才能够视为自愿行为，其他的比如未成年人等限制行为能力人都不能够自主决定是否捐献器官，行为人的监护人人也没有权利作出类似决定，这是为了保护器官捐献者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器官类犯罪中，还有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比如用暴力的手段、威胁胁迫、欺骗的手段摘取受害人器官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以上这类行为，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理解强迫一词。3.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面对当前这种严重的形势以及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对公民个人以及社会的危害，我国应该就此类犯罪单独进行法定性的设定，当然这要基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以及刑法结构来综合考量。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类犯罪日趋多样化，并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犯罪也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针对不同情况，应进行合理的法定刑设计，以满足对我国打击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需要。自由刑在刑种方面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基本刑罚，除了自由刑之外，对此类犯罪中涉及经济利益的，应该增加罚金刑以显示对该类犯罪打击的决心和力度。（三）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随着现代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出台相关条例明确了对活体器官摘取的限制，从而导致在器官移植的实践中，相对较多供体的捐献源来自死者。所以在器官移植中，不能与人体器官移植的基本伦理价值相违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充分尊重死者的生前意愿，如果本人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人体器官，就不能在其死后以任何方式摘取其器官。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实质上是对尸体的一种破坏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对逝者家属的情感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违背本人生前意愿的意思是说本人生前明确表示不捐献尸体器官而出现摘取该名死者身体器官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中，除了本人明确拒绝的情形还包括对死者器官摘取的程度或者种类与其生前所允许的程度跟种类不同的情形。在“违背本人生前意愿”中，对“本人”一词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未满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未成年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未成年死者捐献器官，所以，如果未成年人在死亡之前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并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允许未成年死者捐献尸体器官。“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国家规定，这里是指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一些相关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如果死者生前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尸体器官的，法律就推定为“没有表示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就具有同意捐献该死者人体器官的权利。在这里判断“近亲属”的范围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近亲属限定在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范围内，明确了同胞兄弟姐妹无这项权利。3.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在破坏了死者尸体的完整性的同时也伤害了死者亲属的情感，与死者生前的意愿或者死者家属的意愿相违背，此类犯罪以盗窃、侮辱尸体罪论处。只要存在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就是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利用尸体器官的行为，值得我们单独探讨。有学者认为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擅自摘取死者尸体器官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虽然没有经过死者生前或者死者近亲属的同意，但是医生是为了拯救更大的法益而牺牲了较小的法益，况且医生主观上没有盗窃、侮辱尸体的故意，医生所为目的也具有正当性，因此，不应该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尸体虽然处于医院的控制范围以内，但尸体的归属权并不属于医院，而死者尸体的归属权只能属于其近亲属，因此医院对尸体没有支配权。其次，如果对这种行为不进行必要的刑法规制，而仅仅是进行民事赔偿亦或是行政处罚的话，极有可能出现将器官变相买卖的情况，因为医生也是普通人，我们在肯定他们为医疗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应当预防因为对此类行为的放纵而引发的犯罪。再者，不论是谁，只要没有合法的程序，其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的行为都是对尸体完整性的破坏，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伤害更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何种善意的目的，都不应该以牺牲死者的法益以及死者家属的情感来成全患者的要求。如果出现此类行为，完全可以按照侮辱尸体罪对其进行处罚。而对于一些医疗工作者参与中介组织买卖死者器官并从中获利的行为，则可以参照盗窃罪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医疗需求、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才队伍水平等综合因素，制订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并报卫生部备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报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严格控制数量，严格技术准入。

**、**、**市卫生局，各有关医院：

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卫办医发〔20**〕87号）要求，我厅与**军区联勤部卫生部联合于20**年6月18日至7月1日，对我省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的医院名单及由省卫生厅和**军区联勤部卫生部根据区域卫生工作需要和医疗卫生布局拟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医院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后，我厅已将准予开展及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的名单（见附件）报卫生部。

请已被准予开展及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及时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诊疗科目变更登记，各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卫生部关于修订〈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部分科目的通知》（卫医发〔20**〕174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

凡未获得人体器官移植资格核准或未进行相应诊疗项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一律不得开展相关人体器官移植工作。获得资格核准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及相关的技术管理规范，加强管理，依法执业、规范行为，确保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益，现将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关于印发<市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卫监字〔2012〕7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以下意见，认真抓好落实。

一、认真传达学习。人体器官移植涉及重大伦理和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监管，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赋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法定职责。3月21日上午，市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印发了《关于印发<市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卫监字〔2012〕7号），对全市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通过三个阶段进行组织实施，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县各级医疗机构（包括县级医疗单位、镇卫生院、专科医院、诊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组织行政管理人员、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市局方案”等法律规定和工作要求，切实增强依法执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建立医院、科室、人员三级岗位职责，坚决杜绝非法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行为。

二、深入开展自查。全县各级医疗机构要认真对照3项“工作重点”进行自查，深入查摆医院及医务人员是否组织、参与非法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是否组织、参与摘取健康人体器官的行为，是否为非本院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提供移植配型实验情况，是否为非法从事器官移植相关工作提供场所等行为。

县卫生局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求对存在违法问题的单位或个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三、郑重作出承诺。全县各级医疗机构、各级医务人员要签订《依法执业，不从事非法器官移植承诺书》，郑重作出公开承诺。承诺：坚决抵制非法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不提供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场所，不进行非法人体器官移植配型检验；医务人员不组织、参与非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麻醉、护理等工作，不向非法人体器官移植活动提供配型检验结果，不向非法器官移植活动提供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以及其他承诺事项。

摘要：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颠”的器官移植是指为恢复患者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的功能，而相应地将他人健康的器官移植于患者的一种医疗技术。它的出现使患有器官功能障碍患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然而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与该技术相关的某些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其中不乏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刑法学问题。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有关器官移植行为，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当罚性的刑事犯罪性质的行为，则需要从刑法学的角度，分析研究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刑法问题。

关键词：器官移植；刑法；犯罪

1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犯罪概述

1.1器官移植与刑法的关系

根据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不同于一般医疗过程，它不仅涉及医生和患者双方，而且很大程度需要依赖第三方，即器官捐献者才能完成整个医疗过程。同时，由于供需严重不平衡所导致的潜在的巨大“商机”使得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医疗技术，更多的涉及了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买卖、偷取尸体器官等，就是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

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摘要：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福音，但它也引发了大量刑事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关于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专门规定。

关键词：犯罪；器官移植；刑事责任

Abstract:Whileorgantransplantationconducestorecoveryoftheinjuredorsickman’shealth,italsotriggersoffsomeissuesincriminallaw,onwhichheateddebatesareprovokedinlawcirclesallovertheworld.Consequently,statutesprohibitingsellinghumanorgansorcompulsorilymovingother’sorgansareenacted,which,tosomeextent,ishelpfultothemaintenanceofworldwideorderoflifeethics.InrecentChina,organtransplantationengineeringhasacquiredsubstantialaccomplishment.However,nospecificprovisionpertainingtothecriminalliabilityarisingoutoforgantransplantationhaseverbeenincorporated.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ustosupplementprovisionsspecifyingillegalorgantransplantationandrelevantsanctionstotheCriminalAct.

KeyWords:crime;organtransplantation;criminalliability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摘要：器官移植过程中会发生各种损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情况。为此，需要我国制定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与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需要在该法中将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并建立包括器官来源审查制度、器官移植许可证制度等在内的多项器官移植安全保障制度；此外。还需要在刑法、民法中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一、我国面部器官移植制度之缺憾与反思

（一）国家暂无器官移植统一立法。1．我国面部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目前，我国有关面部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国务院曾于200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之后的几年，曾有人大代表向国家提出制定器官移植法的相关议案，但是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最终没能实现启动其立法的程序。我国在器官移植的立法上明显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及管理制度也相对缺乏，医疗机构把一些地方性法规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一般性法律依据。如广州、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规章制度，如《遗体捐献条例》《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来解决在我国器官捐献及移植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法律纠纷、法律问题，所以这些地区及城市颁布和实施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为医疗实践活动中对发生的器官捐献及移植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及依据，但由于受各方面的影响，存在其范围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范围内在面部器官移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足与缺憾。国务院于2007年5月1日颁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该条例是行政立法，只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其法律权威性和强制力偏弱。《条例》中主要对关系到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事项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没有对器官的捐献者、器官的接受者之间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规定，只依靠现有的《条例》来规范与约束法律主体之间的医疗行为是不合适的。为使供、受体之间的合法权益得到更为周全和细致的保护，现行法规还需做进一步的完善。这几个法规，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与缺憾：（1）规定范围模糊，缺乏一定解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有部分内容已不能解决当下器官移植手术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新矛盾，特别是本文中研究的对象——面部器官，在该条例第2条第1款中对于移植范围的规定中，就没有涉及对面部器官的内容，所以该条规定的器官范围过窄，不利于对面部器官移植技术的法律保障。（2）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弱，难以有效遏制器官移植中的违法活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行政立法，只属于行政法规，所以没有如民法、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这样不利于调整人体器官移植的各种法律关系。因为是行政法规，所以《条例》主要对关系到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事项做出了一定的规定，没有对器官移植中法律主体的行为进行立法说明。（二）对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的反思。笔者对我国器官移植法律立法现状的研究，总结出我国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有所反思：一是我国医学专家与法律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最终形成的《条例》是以行政法的形式颁布的，法律位阶较低，无法适用于现实的所有需要。所以在现有《民法》《刑法》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对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主体的法律内容是必要的。二是在面部器官移植方面的规定太少，《条例》及地方法规中对心脏、肾脏等大器官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对面部器官没有提到，在实施中我们只能参照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项医疗项目的应用及发展。而且现行法规对活体器官移植的内容规定得较多，对尸体器官移植的内容规定得较少，而本文研究的面部器官移植必须是尸体器官进行的移植，这无疑是另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在器官移植的立法道路上已经迈开了步伐，正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预见，通过我们的努力，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将越发成熟，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终将完善。

二、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之理论构建

纵观各国器官移植的法律制度，根据我国国情，笔者从理论的层面对未来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活动中的立法工作进行理论性探讨，将从此角度来分析在立法过程中可能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可以加以规范，更好地指导实践中的立法工作。（一）厘清面部器官移植的立法目的。1．保障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立法须以医学伦理学中强调的“救死扶伤”为目的，使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或使容貌恢复正常等，从而保障面部器官的供体和受体的合法权益，并促进该项医学技术健康有序的发展。2．从根本上解决器官紧张的社会状态从我国现行的器官捐献的法律措施上看，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通过研究调查数据，近五年来，我们每年有100多万人需要器官的移植，2016年登记捐献器官的志愿者只有66336人，其中6529人通过器官移植获得健康。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我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会逐年大幅度递增。器官捐献量年均增幅达到32%，器官移植手术量年均增幅达到23%。截至2019年，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达到116万人，成功实现捐献的人数达到2万例。［1］我国年捐献量现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如何改善现行的捐献及移植制度来保障我国公民器官移植的医疗全过程是我们亟待找寻的答案。（二）厘清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前提。因为面部器官移植的器官有医学的移植标准，并非所有的自愿捐献者都可以成为供体，正如前面所说，捐献者的血型、白细胞等指标都必须和手术患者相匹配，对年龄也有一定的要求，最好是以青壮年为佳，且脸部在死亡时保存完整，从捐献者的面部进行器官的剥离、修剪到移植，直到移植至手术患者脸上的整个过程必须要在4个小时内完成。捐献者不能有遗传病史和传染病等，而这些都需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因为捐献的面部器官有移植时间的限制，所以目前很多国家在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中大多确立了脑死亡标准。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特设委员会提出“脑死亡”的定义，迅速深入人心，并进入许多国家的立法层面，使得摘除器官手术本身的法律与伦理困境得以破冰。科学意义中的脑死亡学说是以脑死亡为真正的死亡结果，有利于进行如面部器官移植这样的器官移植活动。中国现行关于界定脑死亡的标准是全脑功能的丧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状态，即昏迷的原因明确，排除各种原因的可逆性昏迷。但是由于我国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的不同步，在我国的立法现状中，尚无对脑死亡的定义与标准，因此，确立脑死亡标准作为面部器官移植立法的前提条件是具有现实的适用性意义。（三）明确面部器官捐献的原则。1．自愿无偿捐献原则按照《条例》规定，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对于面部器官的捐献行为，死者生前已经表达自愿捐献意愿的，只要有书面的证明材料，供者的愿望即具有法律效力。2．知情同意原则实施面部器官移植手术前必须注意供、受体双方的知情同意。在面部器官移植过程中，供体是捐献者的遗体，手术从切除供者的面部器官到移植至受体的时间必须是有医学标准的，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如果超时，可能造成器官的浪费，而且必须有足够的理论研究去论证患者只有通过此类方法获得最大的收益，证实该方法对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并没有可以替代的其他方法，最后要求供体或供体的家属与受体及其家属签署必要的协议。3．秘密原则在该《条例》中，规定医务人员应当对器官的捐献者、接受者及申请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因此，在人体器官移植中也应该引入此类的原则，不仅是个人资料的保护，而且对双方的身份等一切可能知晓对方的内容也要进行保密，除非供、受双方达成见面协议，这样做一方面解决了潜在的伦理危机，另一方面保证了其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所以，在脸部器官移植的相关规定中，应该规定供、受体双方的保密原则及互盲原则，以此保护各自的民事权利不受侵害。4．无偿原则《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问题是如何能以法律的形式切实界定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比如，在这个供体难求的现状中，如何规避隐性的器官买卖行为，如何避免实施手术的医务工作者从中获取暴利的行为。5．手术适用原则（1）受体要符合医学中的标准。郭树忠团队在《换脸换的是什么？关于中国首例脸部器官移植的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进行器官移植的适应人群需要纳入医学标准机制。目前我国专家共同认为可移植的受体包括肿瘤、外伤、感染、先天畸形等导致的，面中部或全面部的复合组织缺损、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使用传统的修复与重建外科方法修复效果不佳的患者［2］。其次，受体要有面部器官移植的愿望和承受手术后带来的所有问题的心理素质，因此在手术前对受体要进行必要的心理测试及心理疏导工作。例如，从我国首例“面部器官移植”患者的死亡案例中可以看出，该患者由于在术后对医嘱认识不足，没有按照医嘱按时服用药物，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因此，医疗机构在选择患者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各项指标是否符合进行器官移植的要求，确保患者和医生建立长期和谐的医患关系，保障术后长期的抗免疫治疗能够正常进行，而这些，都应该被纳入到立法的范畴中。（2）受体要符合法律中的标准。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刷脸”成为个人电子信息认证的手段之一，而面部器官移植就可能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途径，所以，在受体进行面部器官移植前需要对受体的手术资格进行合法层面的核实与确认。比如，可以在术前由医疗单位联合公安机关对受体的身份及其是否有犯罪记录进行核实，并且建立相应的术后身份变更制度，录入相关的电子身份档案，由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开具相关证明，到公安机关按照一定要求重新办理身份证。6．公平、公正原则由于中国器官捐献的现状是器官供体短缺，受体很难找到合适的供体，当在供体来源紧张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安排受体实施移植手术时的先后顺序，就成为一个关乎患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了。所以，必须从立法的层面进行规制器官分配的行为。7．法定许可原则进行面部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从事器官移植相应的技术水平与业务能力。对于不具备相应资格与技术的医院、诊所及个人是不能从事面部器官移植手术的，否则会造成违法犯罪。（四）明确面部器官移植的程序。至今，我国尚无专门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更没有针对面部器官移植的机构。器官移植现状比较混乱，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供、受双方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可能出现医疗机构开展此项技术的资格认定问题，医疗机构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移植器官的程序也各不相同，供体有意捐出自己的器官却无处可捐，患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器官，只有靠医疗机构自寻器官等现象，而这些问题的凸显都是由于我国对器官移植的组织管理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所造成的。所以，应成立专门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移植程序，规范医疗机构对器官的管理，如首先对医疗机构建立许可证准入制度、备案登记制度，在供、受体进行器官捐献与移植前，到本地公安机关备案，确定身份的合法性。

三、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之立法构建

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较其他国家而言相对落后，虽然已有一些法律规定，即2009年我国卫生部办公厅的《颜面部同种异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其规范的内容只是从面部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参与面部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及相关的技术管理做了法律上的规定与要求，没有涉及面部器官移植中的供体和受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因法律制度的制约使临床救治工作举步维艰，因此尽快对面部器官移植进行立法是十分必要的。在此，笔者认为，第一要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较为全面而具体的器官捐献及移植的法律制度，为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保障；第二是从法律的角度制定相关配套的保障措施来弥补不足。（一）尽快完善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1．形成规范统一的法律法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只是一部行政法规，没有对器官移植中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我国有必要进行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曾指出：“器官的来源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我国器官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建立《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以及《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这样一种“三法一指南”的立法思想，这对完善我国器官移植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面部器官移植一种特殊的医疗技术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除了医学范畴外，还受到诸多外因的制约，如前文提到的脑死亡问题、尸体捐献的问题等，那么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是全面而具体的，如应该尽快制定相关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此加以规范。在器官移植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对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等方面也可以发挥出正面且积极的作用。2．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综前所述，总结出一些个人的观点及看法：（1）规范及修改具体条文及法律解释。对于现有法规中很多的内容因要涉及具体的操作，所以要在立法上保证法条的适用性。对于无法在法条中明确出来的内容或容易造成歧义的内容，可以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其进行解释说明。（2）明确规定器官分配的程序。为了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应在器官移植法中对器官分配的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针对器官分配的原则及程序等进行单独的立法从而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与公正。（3）修订现行刑法，增加器官移植犯罪的内容。建议增设器官移植犯罪的相关规定，进而可以修订和完善刑法。可增设如“非法买卖、摘取人体器官罪”“强迫出卖人体器官罪”等。现行法律规定，对于非法摘取公民器官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第二十六条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可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却没有针对器官移植犯罪做出相应的处罚性规定，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内容是必要的。（二）尽快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提高供体数量与质量。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影响，目前对脑死亡的定义与标准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从世界上多个国家相继完成面部器官移植手术时，因为捐献的面部器官有移植时间的限制，所以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确立了脑死亡的标准，使得摘除器官手术本身的法律与伦理困境得以破冰。对于脑死亡的立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脑死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器官的质量及符合器官移植的医学要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脑死亡是不可逆的一种死亡状态，医疗机构可以停止做无效果、无意义的各类抢救活动，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实行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可以有效地保障医疗机构合法行为，在临床上也可以避免医患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当下社会，将宝贵的医疗资源集中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才有更大的意义。可是如果立法上不承认脑死亡这种死亡认定的标准，那么器官的摘取就成为问题，其摘取的行为本身有可能也成为犯罪。所以尽快对脑死亡进行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充分凸显出人类对生命的敬意。（三）制止器官移植犯罪，严禁器官交易与买卖。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刑法具有特殊的规制效果。由于本文研究的面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关系着法律关系中个体的健康发展及生命的质量，严重威胁到国家器官移植活动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于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我们应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规范，不能只用道德伦理的约束来限制此类活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往往治标不治本，这也跟社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根据我国现状，将器官移植犯罪纳入刑法的范畴成为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一部分，是确保我国面部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法律屏障。对于人体器官移植而言，器官的买卖与非法的交易是最严重的犯罪，它带来的恶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严禁器官的买卖与非法的交易，必须要用立法的形式，用法律的手段，积极打击各类器官移植犯罪，做出保障器官移植活动合乎法律的规定，保护器官供体、受体、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