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范文10篇

人生哲学是个人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以及人生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应当采取的态度，简言之凡是探讨一个人生存在天地之间根本做人之道的学问，都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孔子创立的人生哲学要求的是入世，倡导建功立业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其思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也处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国民精神。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

时间：2003-2-21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一、立志高远，求新求真

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内容摘要：叔本华（1788-1860），是德国著名的非理性唯意志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批评理论家都受到他悲观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他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本文仅是沧海一粟。下文将从构成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本体论、人生观、解脱途径三方面简要介绍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内涵。

关键词：叔本华;德国;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在提倡和赞扬乐观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主流社会，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似乎无立锥之地。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曾经影响过至今还在影响着许多有着自觉意识的人。这样一个事实恰好说明了人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跟叔本华人生哲学产生了共鸣，共鸣点在哪里呢？就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所共同经历过或共同经历着的悲剧人生。这样的悲剧人生潜藏着人性共通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嫉恨。文学家以其细腻而敏锐的觉知将悲剧人生的实相诉诸笔端，叔本华则以其深邃的极富穿透力的哲学思辨能力揭示了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内涵。姑且不论这样的论断和看法是对是错、是积极还是消极，单就其对世人的影响力足可证明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体系对于解释现实人生的合理性。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揭示了人生的实相，人生的实相本就是充满痛苦与哀伤，但凡自称为“人”的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痛苦与忧愁斡旋。只是世人往往喜欢自欺欺人，习惯性地逃避各种痛苦与挣扎的折磨和煎熬，要么通过药物，要么沉溺于娱乐和交际，然而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一.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内涵

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离不开思辨主体对人生本质问题的探索与洞察。阿图尔•叔本华作为十九世纪德国著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贤哲对于人生本质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叔本华人生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冠以“悲观”二字，因为他是彻底的非理性唯意志悲观主义哲学家，他的整个人生哲学体系都围绕着人生本质是“痛苦”这个论点展开。他的“意志说”着眼于不受人控制的“意志驱动力”；他的“钟摆理论”聚焦于人类无可摆脱的痛苦和无聊；他的“解脱途径论”更是强调意志的绝对否定。这样一套人生哲学体系冠以“悲观”二字是对它最贴切的诠释。

二.叔本华人生哲学本体论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内容摘要:儒家人学的构成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将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内涵融会在一起的理论言述。伦理政治是儒家言述人生的背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儒家人生哲学体现出对于人的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因此强调人的唯义是举之作为人的尊严所在。同时,儒家对于做人的条件性来得不如无条件性重视,故对于直通崇高的人生境界加以伸张。进而,儒家对于人生中为善去恶的重要性,甚至恶的排除予善的支持的重要性,给予了人生归宿的意义。三方面结合,构成了儒家人学思想体系。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当其偏向于为政治提供价值规则时,它表现出道德哲学的理论征兆;当其偏向以政治践行某一伦理观念时,它又表现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但是不管它是道德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由于它把内圣外王作为致思主题,打通伦理与政治的问题域,最后必然融汇而成人生哲学。因为内圣的伦理一端,讲的便是人生的行为进路。由此分析早期儒家人生哲学的三大主题,可以进一步观察伦理政治情形中的人生情态。

其一,它强调人的尊严在于他的伦理觉醒。其二,它强调人生目的是进入高尚的伦理境界。其三,它强调使人生富有意义的,是个人具有的品德如何。第一点导出唯义是举的伦理取向;第二点引至对现世条件的漠视,直逼崇高;第三点规定了善德之于伦理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一、尊严所在:人之为人的纯粹伦理定位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由于将伦理作为政治的起始点与归宿点,使他们不能不对人的设计高度重视。除了对人的基本关系准则约之以仁以外,早期儒家更将人的行为取舍,以义加以规定。这样,人,就成为一个以爱人的高尚动机出发,又以适宜的行为处理行动中的各种关系,排除了利益与权力的无谓干扰,而获得一纯粹伦理定位的人的规定性。仁的规定性,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大原则,已成为早期儒家论人的大前提,在此前提之下,人对之的践履,便是排除伦理以外的因素干扰,而完全以伦理为目的的。但在早期儒家的思路中,仁还只是一种伦理心理上的规定性,还只是一个内心的准则。因而,将之付诸行动,还质的。一是仁义的对应性规定;二是义利的对应性规定。在前一对应性规定当中,仁是作为伦理内心原则出现的,义是作为践履内心原则而定位的,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对应性规定表明,义是对“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不忍人之心”的外推。因此,义是人获得人的本质规定性,建立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寄。否则,在人禽之辨中,少了以仁制导的义,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无法显现了。在后一种对应性规定之中,义是作为基于纯粹伦理原则的行为取舍标准,而利是作为对伦理原则的纯粹性有危害性影响的对应范畴而出现的。因此,相比于仁义的对应范畴的重要性之于伦理观念的崇高性是为紧迫的而言,义利的对应关系之于伦理观念在伦理实践中的确当性,就是十分紧要的了。由.于这个原因,早期儒家对人的行为中的伦理状态,尤为注重.这种注重,主要体现于对四个方面问题的关注:其一,义是最重要的把握伦理准则的行为原则。“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强调的就是义在人的行为中所处的最前沿的伦理位置。其二,义是与利相排斥的一种伦理实践原则。二者只有在相互对应的相斥关系中,才显示为对人富有指引作用的伦理意义。如果抽象地、单独地讨论义或利,是对儒家这一原则的扭曲。为此,领会早期儒家的这类主张,就是十分必要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但是,这种对应的关系不是平列和对等的关系。因此,其三,早期儒家特别强调在伦理意义上,义远胜于利。重义还是重利,由此也成为显示人尊严的君子、与没有人尊严的小人得以划界的分界线。这是因为,一方面,“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这决定了利是绝对不能够让之处于主导地位的。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觉察到义的伦理价值,并成为君子时,他便自分界限地取义不取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同上书)“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人人矣。”(《荀子·不苟》)“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由于义重于利,君子以义为行动指南,因此,其四,义在国家政治中和个人生活中的伦理决定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在前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荀子·王霸》)在后者,“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由上可见,对做人来讲,义对于利是有绝对制导意义的;而对为君(为君虽拥国权,但其实只是一个为君者如何做好人。做好人,则国家治理易如反掌,所谓“君仁莫不仁”)来讲,义同样曾谈到“为天下兴利”(《春秋繁露·考功名》),“兼利”(《春秋繁露·诸侯》),“爱利天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其实追原他的宗旨,仍然只是以义用权而已。所以才有“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纲领性陈述。

早期儒家的仁义、义利的对举,确立了做人的伦理化思路。人,也就获得了一个纯粹伦理的定位。仅就“修己”到“修己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的伦理推进来看,这一定位对伦理政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的承担主体确立位置。因为,只有基于纯粹伦理动机,而非基于利益动机、或权力动机的人,才可以担当伦理政治的主体责任。这中间是有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其二,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运作中的纯粹伦理动力机制提供前提。因为,伦理政治的运作,不免会关涉利益分配、权力享用,即公与私、义与利的问题。倘若在早期儒家视域中不能自动发生效用的法、法权(“无治法”),没有能驱动“爱利天下”、“天下皆悦”的法、法权发挥其功效,那么伦理政治也就丧失了动力(“有治人”强调的正在此一方面)。所以,治人者务必以纯粹的伦理动机作为自己治理社会从事政治的目标。在这里,为人与为政是统一的,统一于伦理动机、伦理化约、伦理感召、人情恩惠。如此,即可保证人的纯粹伦理定位,相应地决定政治的伦理化定位。其三,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理论化解理论障碍,使这一理论获得维持其自身的充分保障。因为,从人的内心到外在行为,都以伦理笼罩住,可以使伦理从内心“圣”处一直外贯到外在“王”处。这样,干扰伦理政治的因素:夺权的僭越、争利的对抗,都可以在未形之先被克制住。即使是涉及利益权力问题,利为兼利、为一身伦理正气的君王所利天下,亦是伦理化了;权为公用,为一心为民的君王所把持,正是合于伦理的。由此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人的崇高,人与人之间的稳定相处、关系和谐为目的而致思的。现代以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与人观念,完全不在早期儒家的视野之中。相对于义与利的伦理化处理来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关于人的预设,就完全付诸阙如。所缺者一是,人是“理性人”的观念。理性人的预设,是基于对象化世界的认知需要而建构的。是指人可以以理性的筹划,认知客观对象世界,并把握客观对象的性质,进行改造策划,使之合于人的需要。由于伦理政治理论确认人是伦理人,而伦理内源于心、外推于人。内源于心而圣,外推于人而王。因此,它不必要拟定一个对象化世界的存在,哪怕把伦理投射于他人身上来感知,都是不被取法的(“小人求诸人”)。同时,由于伦理内源于心,也就没有必要建构一个认知心。切己自反,反躬自省,是伦理人伦理觉悟的“方法”。因此,有一颗圆善的道德心是伦理人的本质特征。理性认识的建构在伦理政治思路中,完全没有必要。

一、立志高远，求新求真

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摘要:“成人”是我国教育传承自古的目标。教育要促成个体的成长、人格的完善，根本是解决人生价值的取向问题。儒道哲学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有其完整体系。本文分别从人性论、人与社会关系论、人生态度论和人生境界论四方面进行对比阐释，揭示二者独特的“成人”之道，从互补融通角度讨论儒道哲学对现代“成人”教育的适应性。

关键词:“成人”教育;儒道人生哲学;互补;融通

“成人”，指人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年龄长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人”，只有具备了自觉道德意识和知识、思维能力，再施以教化，才具备成人的德行。冯友兰说:“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1］因此，“成人”必是中国文化培育出来的人，应从儒道两家的人格养成之道中汲取营养。本文试从人性论、人与社会关系论、人生态度论和人生境界论四个方面对比分析儒道人生哲学，探讨现代社会“严肃又超脱”的成人教育内涵。

一、儒道人生哲学的四元构成

(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首先要把握何为人、即人的本质问题。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从孔子主张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开放式观念，到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主张，总体上是以性善为中心的。儒家虽承认人有自然属性，但更张扬人的社会属性。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因此，孔子围绕人与人的关系确立道德规范(五伦)，建立了“仁”学的基础，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似有共通处。与儒家注重社会性不同，道家注重自然性。人的生命来源于“道”，所以人的本性取决于“道”的本性，而“道法自然”，因此人道也要法自然，固守天道赋予之德性。道家多用“真”“朴”来说明生命的德性:“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朴”是一种浑然未分的状态，都指未经雕琢而保有的本然状态。因此，抱朴守真才是生命完成的路径，一切人为矫饰、违背自然天性的行为都会对生命造成戕害。伯乐善治马却几乎将马治死，倏与忽为混沌凿七窍却害死了混沌，都强调天道无为、人性自然，反对人为对自然的改变。(二)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人怎样发挥自己的本性，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是儒道两家都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儒家认为人生活在人伦世界中，人的价值实质也即人伦世界的价值，因而只能在人伦世界中对象化、客体化自身才能实现主体人格。孔子在回答子路怎么做一个君子的问题时，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自我完善要通过发挥在社群中的作用来实现。孔子以“仁”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3］，其核心是爱人。爱人的起点是“亲亲”，再推广到“泛爱众”，前者合乎天性，后者合乎人道。爱人与自爱相互启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忠”与消极的“恕”，构成了爱人的两面，背后的逻辑都是由己推人。道家对社会采取回避趋向。上古社会“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人相交则争，不如无交而自得其乐。道家对仁的看法是悲观的，“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仁义道德是自然德性被破坏后的次等诉求，起于人的伪饰。同时，仁义的提倡进一步败坏了人的真朴本性，人为了追求仁义之名而丧身、丧性。注重生命价值的道家提倡，相濡以沫而丧身不如相忘于江湖以存身。(三)对人生方向与处世态度的认识。道家既反对人为改造自然，在处世中必然选择消极的态度，但消极中同样蕴有一种主体性精神，“无为”比之“为”，亦是一种理性选择。道家重身贵生、安时处顺，首先是应对乱世的生存法则。老子说，无为以无不为，避免涉入纷争带来的生命损害，同时得以保持本性。人应尚谦、贵柔，不敢为天下先，亦是依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天道逻辑。庄子更关注人道，以生命为最高价值，反对殉利、殉名、殉业、殉天下。从庄子的人生实践来看，他拒绝了楚王的国相委任，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他从“濠梁观鱼”中体会自得之乐，通过“蜗角之争”的故事批判现实，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四)对理想人格与人生最高境界的认识。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具最博大的爱人精神，外具安定天下的领导才能。内在修身行仁便能外在治世安邦，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圣王之道有时代性限制，亦非常人所易至，更有启发意义的是儒家境界的日常化诉求。“所谓人生境界，是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4］这种境界在“孔颜之乐”中得到了呈现，身处简陋的物质环境中，个体精神因学问道德的完善而得到满足，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超越。道家亦追求“圣人”人格，但与儒家的内涵不同，从而这种人格所抵达的人生境界也有差异。庄子的《逍遥游》以鲲鹏展翅的想象画面描绘了一种无形无碍、游心骋物的自由境界。自由的本源在于无待，即无所依赖，“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伎于众”，排除世俗、外物、他人、群体对自身的约束，才能实现自由人格。功名、自我尤是自由的屏障，无己、无功、无名才是修行的境界。难得的是，道家还提出了抵达这种境界的方式:齐物和虚静［5］。齐物则放弃分辨，回归道之本然的混沌和整一，“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虚静的状态下人忘形去智、物我两泯，才可以体味大道。

二、从儒道互补树立“成人”教育目标

前言

有人認為一部哲學史便是人類自我覺醒、自我發現與成長歷程的紀錄，當人類在自己存活的自然環境中覺醒，發現到人與自然的區別之後，便開始嘗試去瞭解自然、瞭解自己，發掘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類幡然醒悟到認識人自身、解開生命之謎、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生命在自然中奮鬥、存活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說認識人本身，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終極關懷的首務。從剛開始素樸的理解到現在多學科的發展，例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一言以蔽之，無不是在探究與解釋人類生命過程中的各種現象而已。

然而由於近代以來，學術的分工，專門化、部門化的發展，固然深化了各個層面的理解，相對的，也造成各個學科都只偏重研究人類的某一個面向；再則由於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各學科對人的研究也都傾向於把人當作一個客觀事實來研究，並嘗試經由經驗歸納去表述和證明「人」這一客觀事實。長期以來，造成人被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並且被割裂地去研究。相較於這種割裂分析的研究，哲學則採取較為宏觀、整體的觀點去思索人的問題，哲學不是將人割裂地、當作一個客觀對象而已，哲學所要研究的是做為一個整全的人是什麼；主要探究的不只是當下的人，而是探索人始終是什麼的問題。主要問題有：人開始時是什麼？什麼力量賦與人去改變所遭遇到的環境？在主體性的意義上，屬於人自身的東西是什麼？人可以相信些什麼，能運思些什麼？人應當在什麼範圍內懷疑自身所要求的對象的確定性？人能對其自身所遭遇而又參與其中的日常生活和活動指望什麼？在艱難的人生過程中，人繼續生活的勇氣從何而來？超越自身、超越自身所接納的對象的人本身是什麼？人生命終止於何處？此種種便是哲學所探究人類生命問題的主要課題（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換句話說，從哲學立場整體地去探索生命，可以避免把人當作對象物、割裂的研究傾向；而且透過哲學性的探索，不僅只是知道現實上的「人是什麼」、「人能知道什麼」而已；更可以瞭解到作為一個理想的人，「應當做什麼」，「可以期望什麼」。如此哲學性探索的方向，可以作為人類謀劃未來，應當如何行事的參考，更是有關人的生命教育課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學科。有關探索生命的課題相當多，無法一一陳述，在此僅嘗試就哲學的立場擇要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問題。對其他生命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則可進一步閱讀有關生命哲學的相關著作。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

在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之前，首先必須要澄清的是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在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也不是在問「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是有關「生命」的本質是什麼的詢問；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是在追問「生命」本身有什麼意義。本文所要探討則是「生命的意義」本身是什麼。人的「生命」從人類受胎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始於人的受胎成形，也不是天生現成的，而是人在有所自覺之後才開始自己構畫賦與的。誠如諾齊克（Nozick）所說的：「生命的意義：一個人根據某種總體計畫來構畫他的生命，就是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只有有能力這樣構畫他的生命的人，才能具有或力求有意義的生命。」（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2001，頁596）「生命的意義」是人類自我所賦與的，是在人們根據某個總體計畫，或者說是依照某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時才賦加上去的，也就是說隨著每個人所選擇總魯生命藍圖的不同，所構畫出的「生命的意義」也有所差異。在這層理解之下，當我們面對生命，或許不必先急著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要先問：「人應該如何賦與生命意義」，或者說：「人應該如何去構畫出生命的意義」，只有人們開創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而後才能去追問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去對人所建構出來的生命意義進行肯認。因此不必惋歎生命沒有意義，畢竟「生命的意義」是在每一個人如何去構畫自己「生命」的活動中賦與的，責任在每一個賦與生命意義的人，只有人們去構畫自己的生命，並努力成就自己的生命，生命才活出了意義。

如何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1.中的哲学

理性与经验对立是西方哲学的1个本质，也是对西方哲学的1个基本分类，如演绎与归纳、与综合、先验或抽象与实证等等，但这种对立却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基本框架，西方哲学是以理念、概念、范畴、逻辑等方法表达哲学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理性意义的，即便是与理性对立的经验仍是用概念、逻辑等方法和形式予以表达的，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是关于知识或知识形式的，而且总是以知识的形式被表达而成为哲学的，西方哲学就是关于知识或真理的本质、来源、观点、方法等等的理论，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基于知识或真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理性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还是它自身表达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因此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理性与经验即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共存的形式仍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经验事物只有在被理性意义的形式化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质的是理性的，理性与经验的对立仅仅是在他们达到目的的功能关系上，即哲学的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在它们的哲学本质上。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原因的追求就是对终极理性的追求，理性最终是经验的归宿，它们1起被表达为外在于人的知识形式系统，而且最终的知识被归结为神，因此神学的真正本质也是最终的理性哲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1致性，但这不是理性与经验的内在的1致性，而是超验的同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就是超验的理性。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西方哲学中己开始得到理解，比如威拉德·蒯因(WillardV。O。Quine1908-2000)在他的名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文中，认为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是1种教条，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教条是没有根据的，他以知识系统代替了先验的知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他的这种努力正好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经验与理性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它。

理性的哲学是基于事物的知识，因此它首先就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本质意义的学问，因此理性的真正的原始本质是物性，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性和客观性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意义上，亚理士多德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因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哲学是原始地基于物性的理性意义的，因此真正与这种理性哲学的对立不是在它的自身理性的框架下与理性对立的经验，而是与这个理性的框架本身的对立的非理性，在它的根基上就是与物性对立的人性，但他们总是以非理性思潮出现的，而且非理性思潮总是对它当时的西方哲学的现有的框架的突破而表现出1种神秘性或革命性，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基于人性自身的框架体系，非理性思潮也无法成为纯粹的专门化哲学，最多被理性化或被理性的哲学所吸收，同时也就失去了非理性的意义。

真正与理性意义的物性本质相对的就是人性，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知识形式能够真正正确地定义或演绎人性，它才是真正不在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之内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观点、逻辑不定义它，形式地演绎它，因此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总意味意1种突破，1种革命性的神秘，比如文艺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它对中世纪的反动就是对神学理性的革命。又比如以人性的观点理解，就区别于从物性的观点理解自然，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广泛表现，所以与理性对立的人性就是西方文化中1切非理性思潮的本质。但是如果认为非理性思潮就是本质上反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非理性思潮反对的只是形式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是形式化的人性躯壳，非理性思潮在最深刻的本质仍然是理性的，只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下无法表现这1点而已，只有在大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充分解析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非理性思潮的进步意义，无法理解西方非理性文化思潮的革命性，同样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才能理解在文化的框架下反文化并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性。

人的哲学就是指以人性或从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的哲学，不管实际上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是以人性为世界性。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这是因为世界总是由于被理解而具有意义，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世界人性化了，世界获得人的意义，承认人是世界的部份或者是的部份是理性的哲学，而认识到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就是人性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最精湛的人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人是世界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共存，所以天人合1，因此中国古人无须创世说，儒家文化也不对神异感兴趣，只要有人的存在，世界就当然存在，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就能懂得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是西方哲学中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