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范文10篇

1、“人身关系”Ⅱ考

“人身关系Ⅱ”是一个出于好奇心的问题，与中国的立法和理论现状无关，它发生于阅读外国文献的译文或原文的过程中。

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88页中，有“对人权的原则”、“对人权(或人身权)的性质和取得”的标题。所谓对人权，指“占有另一人积极的自由意志，即通过我的意志，去规定另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去做某种行为的力量”。(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8页。黑格尔为了反驳康德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使用了“康德所说人格权，是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的表达。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9页。)不难看出，这样的对人权实际上就是债权，它肯定存在于一种叫做personalrelations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当然也不是前节考察的personalrelations，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人身关系Ⅱ”。

1871年阿根廷民法典的作者达尔马修•萨尔斯菲尔德(DalmacioSarsfield)在其法典的第497条中规定：“所有的对人权(Derechopersonale)都与对人的义务相对应。没有与物权(Derechosreales)相对应的债”。在这一条文中，萨尔斯菲尔德把对人权设定为与物权相对立的权利，显然就是债权。在对该条的注释中，他提到奥布瑞和劳(AubryyRau)在其著作的第296节中把这种区分追溯到法国民法典。称：“法国民法典在将权利区分为对人权和对物权的同时，也将义务区分为对人义务和对物义务”。(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译文参考了徐涤宇对该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译本，在此向徐涤宇致谢。)我未在法国民法典中找到作这种区分的明确条文，学者们很可能是在注释该法典第1101条关于债的定义时根据当时的学说演绎出了这样的区分。

在同一注释中，萨尔斯菲尔德还援引了奥托兰(Ortolan)在其《概论》第67节中的话说明对人权和对物权各自的特征：“一个人单个地成为权利的消极主体时，该权利为对人权。任何人均非单个地成为权利的消极主体时，该权利为对物权。或更简单地说，一项权利赋予的权能乃是个别地约束某人供、给、提供某物或对某事的作为、不作为时，为对人权。一项权利赋予的权能乃是或多或少地从某物中取得利益时，为对物权”。(注：VéaseCodigoCivil,RepublicaArgentina,Zavalia,BuenosAires,1990,p.161.译文参考了徐涤宇对该法典完成的未刊的中译本，在此向徐涤宇致谢。)此语无非是说，相对于对物权，对人权有一个特征：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而非不特定的，因此它是对人权而非对世权。这一特征与现代债的特征完全相合。

由于阿根廷具有使用“对人权”概念的传统，1998年12月18日完成并提交给司法部的《阿根廷共和国整合了商法典的民法典草案》仍保留了这一概念。这一草案的第4编为人身法(DelosDerechospersonales)，实际上就是债法；第5编是物权法。(注：Cfr.ProyectodeCodigoCivildelaRepublicaArgentinaUnificadoconelCodigodeComercio,Abeledo-Perrot,BuenosAires,1999.)看来，时至今日，还有把“人身权”理解为债权的康德信徒存在。

摘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经济新常态对人身保险市场的影响巨大，以宜昌市城镇居民为例进行了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调查、佐证与分析，并从保险公司角度提出了策略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人身保险；消费行为；保险服务

“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一个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运行态势。经济新常态对人身保险市场影响体现在2个方面：①人身保险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愿。当经济运行在“新常态”时，保险业作为风险保障的典型化市场手段，能够主动弥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点。②保险服务领域扩宽，面临跨界竞争更加激烈。在经济新常态下，从国家战略上看，“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都蕴含着巨大的保险市场，另外，在养老、健康、政府采购、责任险、农险等领域，保险业也大有作为。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凸显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广大消费者的保险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保险业必须进行大调整，包括产品、渠道、服务方式等根本性调整，通过调整加速转型升级推动大保险、大养老、大健康格局的形成，实现保险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1消费行为问卷调查概况

影响消费者保险消费行为的因素众多，但从消费者本身的影响因素看，主要是收入、人口特征和社会阶层。课题组设计了“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调查问卷”，问卷分为5个部分，共52题：①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涵盖了最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及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信息等内容；②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的风险认识，涵盖了符合一般意义上对被调查者客观风险的度量信息及其自我主观感受，体现了将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相结合的思想。③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保险认识，涵盖了被调查者对保险产品的基本看法和具体的保险消费行为和未购买保险的原因等信息。④第四部分为被调查者对保险行业包括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人的基本看法等信息。⑤第五部分为被调查者对政府在保险消费活动中的影响力的看法。

2问卷结构

人身保险按照承保标的不同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随着保险实践的发展，上述三种人身险出现相互间逐渐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已经成为产品创新的重要形式，使保险产品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满足了市场需求；但同时也伴生一些新的问题，对公司管理和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一、人身保险的传统分类

《保险法》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一般认为，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死亡或在约定期限内仍然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由于人寿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较长，为附加投资功能提供了条件。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罹患疾病，或因疾病、分娩导致残疾、死亡以及产生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支出等财产损失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残疾、死亡以及产生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支出等财产损失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

二、人身保险融合化的具体表现

（一）人寿保险中以残疾为给付条件。人寿保险因其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寿命，通常以被保险人死亡或满期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人寿保险也因此被细分为死亡保险、生存保险和生死两全保险，以被保险人残疾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情形通常只出现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但现实中常出现以被保险人残疾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突破了人寿保险只以被保险人死亡和满期生存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界限，如某公司的“美满人生终身寿险”。

（二）健康保险与意外伤害保险赔付条件互融。通常情况下，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事故分别为疾病和意外伤害，但现实中某些健康保险产品在设定给付条件时，将因意外伤害造成的残疾或死亡也包括在内，如某公司的“康宁重大疾病保险”；而某些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在设定给付条件时，将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死亡或残疾也包括在内，如某公司的“学生幼儿平安保险”等。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研究了人身关系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民法中的3种存在形态，证明了人身关系法是市民社会的组织法，揭示了人格关系法与人格权关系法的区别：前者是关于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后者为晚近产生的关于主体的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为人身关系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先于财产关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人身关系、人格关系、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

一、序言

人文主义和物文主义的两派民法学者都承认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学派的差别在于对这两类关系的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比较两类调整对象、权衡其轻重的前提是比较者对这两者都完全了解，在此基础上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但什么是“人身”关系?到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正式表述是由民法通则第2条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请看该条的英译文：“TheCivi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halladjustpropertyrelationshipsandpersonalrelationshipsbetweencivilsubjectswithequalstatus,thatis,betweencitizens,betweenlegal-personsandbetweencitizensandlegalpersons”(注：/cnlaw/reference/codes/civil/civilcode.htm。)。把中文的法条与其英译比较，可以发现，译者把“人身关系”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如果承认该词是“人身关系”的恰当对译，(注：这里隐含的前提是：我们的先辈在继受西方法时把西文中的personalrelationship翻译成了“人身关系”。现在，我们把中文的法律译成西文时，再把“人身关系”回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我们实在在这一词组中找不出“身份”的词素，(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在Personalrelationship的后面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要素。中文的“平等主体”被译成了Subjectwithequalstatus，回译过来是“具有同等身份的主体”。)这个英文词组的意思可以是“人格关系”、“人的关系”，甚至也可以是“人身关系”，但它是另外意义上的“人身关系”。这种另类的“人身关系”中的“身”有两种用法。其一，作为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衬词，置于“人”之后陪衬“人”，并不增加词义，如“人身尊严”(Personaldignity)、“人身自由”(Personalfreedom)等法律术语中的“身”就是这样的，把它们翻成“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亦无不可；其二，在“人”后面加“身”，有把特定语境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属性限定在肉体方面的作用，例如，“人身伤害”(Personalinjury)就是对人的身体的伤害，“人身保险”(Personalinsurance)就是针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伤害保的险，“人身不可侵犯”(Personalinviolability)是对不得伤害他人身体之告诫。(注：就所有这些包含Personal的词素的术语的英文形式以及汉译，参见彭金瑞等编译：《简明英汉法律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26页。)而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人身关系”，指“人们基于彼此的人格和身份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是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合称”，(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此处的“身”，并非衬词或指“身体”，而是指“身份”，它要么被理解为“亲属关系”，(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甚至除此之外还包括继承关系(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要么被理解为“自然人在团体或者社会体系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要么被理解为“一个人或团体被置放的相较于其他人或团体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地位”，(注：彭万林：《民法学》(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但这样的“身”的词素并不存在于Personalrelationships的表达中。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第一，民法到底是调整人格关系还是人身关系?因为personalrelationship的直译应该是“人格关系”或“人的关系”，而不是“人身关系”；第二，如果民法确实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调整“人身关系”，那么，“身”的因素是如何进入的?它与“人格”的因素的关系如何?第三，在“人身关系”的表达中，“人”是什么?“身”又是什么?

所谓人身依附关系，这里指上级决定下属的前程命运，下属则把个人前程命运寄托在上级身上的一种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存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严重危害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一

早在19**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具体表现和危害主要是：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惟上崇上心理。有的领导干部恃权傲物，对下属颐指气使，稍不遂心就横加指责。而一些下属慑于个人的前程命运捏在领导手中，往往对上级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于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荡然无存，不少个“贾桂”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这种上下级之间人格精神上的实际不平等，造成了上级和下属心灵的畸变和扭曲。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在有些地方，“班长”“一言堂”已成自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凭着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践踏。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拉帮结派。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有些人置党内、班子内、队伍内的团结于不顾，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比工作比靠山，甚至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跻身一些人的小圈圈。于是，一些地方“利益团队”产生，小团体里的恩师门生、铁杆哥们关系代替了党的原则，队伍里、班子内拉帮结派。

一、受益人的概念及其类型

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3款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①和我国《保险法》第21条相比，这一概念有更多的优点。第一，明确指出受益人领受保险金的时间-被保险人死亡时，无论是在意外伤害保险中还是在健康、人寿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死亡，才发生保险金向第三人给付的问题，也只有此时，受益人才有权领受。第二，明确指出受益人请求保险金的条件。我国《保险法》第21条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受益人对保险金的请求权至始存在。事实不是这样的，只有满足被保险人死亡、受益人指定合法等条件，受益人才拥有保险金的请求权。第三，美国法中引人保单持有人的概念，而我国保险法只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指定。这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有关。但应当看到，人身保险的保单具有现金价值且期限较长，其间会出现保单转让、质押等情况。虽然我国保险法未有相关规定，但依保险行业的发展规律，终有一天会发生保单的转让或质押等情形。这种情况下引人保单拥有人的概念是必要的。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受益人定义为“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是合理的。

对于受益人的分类，中外诸多法学家都有自己的见解，站在我国保险立法的角度，有学者将受益人分为指定受益人和法定受益人。②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对受益人做出如下分类：

依保单拥有人是否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之标准，将受益人分为可变更受益人和不可变更受益人。可变更受益人是指保单中保留了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保单拥有人可依自己的意愿变更受益时所指定的受益人。不可变更受益人指保单中未保留变更受益人权利，保单拥有不可以任意变更受益人时所指定的受益人。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很多，首先，人身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保单拥有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变化，如夫妻关系的变化。而可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然后，受益人与保单拥有人关系密切性决定了他可能代替保单拥有人付保费或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因而不可变更受益人即体现了此时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而且两类不同受益人所拥有的对保险金的权利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在指定变更受益人时的要求亦不同。下文将作细致分析。

二、受益人的指定

受益人的指定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谁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第二，如何指定受益人。我国《保险法》对第二个问题未涉及。第一个问题的具体规定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予以分别阐述。

摘要：《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则不受投保人制约。出于防范道德风险的需要对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进行限制是合理而必要的。被保险人对受益人不受限制地指定和变更权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应对《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应只能由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后行使；被保险人只应享有对合同的同意权及对这种同意的撤销权；被保险人撤销同意的，按投保人解除合同处理。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与变更，道德风险防范，合同的同意权和撤销权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金享有请求权的人。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给付可分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和身故保险金给付。由于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险种的条款中均规定，被保险人生存条件下的保险金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本人，并拒绝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因此，保险实务中的受益人一般意义上仅是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上述规定中关于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该条的规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投保人和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则是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指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请求，并填写投保单，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既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也可以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投保时(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在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上，投保人可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保险金的受益人；二是为他人的利益，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诚然，在以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投保时，投保人无论是以自己还是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都必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保险法》第61条和第63条中又同时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可以自行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并且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并给实务操作埋下了隐患。

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仅是以关系人的身份出现。合同内容的变更，理应由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进行。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前提下的变更受益人权利，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只需通知保险人即可。而被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这一主体资格。被保险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欲对其受益人进行变更，只应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要求，予以变更。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双方法律行为，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因此，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是投保人和保险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过程，与其他合同的订立一样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步骤。

一、人身保险合同要约之方式

1.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是人身保险合同要约的一般形式

投保单它是由投保人填写的，向保险人提出投保要求的一种正式单证，投保人只能在投保单所限制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主观要求。现实中，人身保险交易都由保险中介人完成，签发保险单的保险人与购买寿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并不直接联系，因此，投保单成为他们之间交易信息的承载工

具。人身保险投保单并非千篇一律，各保险人有选择的余地。但应包括以下这些最基本的内容:①有关险种的具体事项;②有关被保险人的详细情况;③保险人应向投保人陈述的事实。

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都以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为要约，作为要约，投保单的内容就不能仅仅表达投保人购买寿险的愿意，其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这样才能使保险人有作出承诺的可能，否则只能构成要约邀请。但投保单作为要约的法律效力与一般要约不同，一般要约对被要约人没有约束力，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承诺、反要约或拒绝，或对其置之不理，但投保单却要求作为被要约人的保险人在合理时间内对其进行处置，并及时通知投保人。否则，保险人可能因此而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投保人在填具投保单的同时，交付了保险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摘要：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必须积极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求做到条款简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加大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和业务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力度;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情况,要积极的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保险事业,从而保障我国广大农村百姓的利益,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保险产品创新

一、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现状

第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养老保险有极强的需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改变人们消费及储蓄结构,提升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为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开展留下广阔空间。此外,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各种慢性病高发的群体,这不仅对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弱化,老年人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护理类的险种,将拥有广阔市场。

第二,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农民养老观念的变化,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第三,特殊农民群体的人身保险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民离开相依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对养老保险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希望既能解决当前人口的养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为有限土地补偿费用寻找一个资金经营者,它可保证资金高效运行,能实现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团体不记名地分享经营利益。失地农民也急需健康保险,以满足医疗保障需求。第四,农户对保单质押贷款的需求。当前的正规金融安排不支持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金融。从实践层面的反映来看,多功能的养老金账户,尤其是能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提供灵活贷款支持的养老金账户,深受农民欢迎。新疆呼图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经验为保险业提供了较好的启示。

二、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各寿险公司，****保监局：

小额人身保险是一类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人身保险产品的总称，具有保费低廉、保障适度、保单通俗、核保理赔简单等特点，是小额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在广大农村，单纯依靠提供小额信贷和储蓄工具这些金融支持手段还不足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印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农村人口缺乏保险保障的实际情况，以多种形式在农村地区引入小额保险业务，取得了较快发展，成为解决农村人口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引起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用小额人身保险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服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保险业积极发挥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农村的保险覆盖面还很有限，尤其是农村低收入人群的保险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各界对保险业服务低收入人群的认识不断深化，保险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对保险服务低收入人群在服务网络、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这些都为我国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积极发展小额人身保险，对于有效服务“三农”、满足广大低收入农民保险保障需求、扩大保险覆盖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积极贯彻落实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农村小额保险又好又快发展，我会制定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现印发你们。请具备条件的寿险公司积极参与试点工作。试点公司和试点地区保监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强组织领导，积极采取措施，搞好宣传动员，推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

特此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