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原则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苗连营吴礼宁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什么是内政？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这个问题应当从主权说起。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所谓对内的最高权，即内政的权力，凡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家，均有权自行决定。

什什么又是人权？人权又属不属于内政？所谓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思想。

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鉴于几千万人死于战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被法西斯残酷践踏，各国对人权问题开始予以深刻地关注，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世界和平、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至此人权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第一次被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联合国宪章》中，宪章明确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拘束”，并在第一条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对人权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被认为“除了追求和平联合国再也没有比实现人权更重大的目标了。”

摘要：在联合国的宪章和序言及相关的条款中尊重人权虽有多处提起，但未成为宪章基本原则的范围，同时国际社会对人权的理解存有争议，尊重人权一直未被认可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国际法的变迁以及人权事业的不断演进，尊重人权正在渐渐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主要从尊重人权原则的内涵以及中国判断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出发，论述尊重人权原则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关系。

关键词：尊重人权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正式接管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整套班子，并担负起后者的所有职能和责任。人们希望人权理事会有效地履行职责，鼓舞全球范围内通过保护人权和自由去创造美好的和谐世界。

一、尊重人权原则的基本内涵

“人权”是一个含义丰富多变的概念。卡塞茨认为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应当主张“不践踏或不侵害”，我认为此认识有其可取处当然也有弊端，他认识的局限性注定尊重人权原则只能是一种国家社会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同时忽略了“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说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从语词上看，人权由人（human）和权利（rights）两要素组成。据此，可以认为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根据并不在于法律的赋予，它先于法律而存在，法律并不创造人权而只是表述人权。可见，人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权利，二是强调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所以“人权概念是由权利和人道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两者的融合”。“尊重”要求国家不得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国家还应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人权发展。

死刑改革———人权保障原则之破冰之作

死刑是一种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可以肯定的是，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人权日益彰显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下，死刑的废除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截至2009年4月30日，世界上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司法实践中废止了死刑的适用，在法律上规定死刑实践中适用死刑的国家仅为59个［8］。我国新旧刑法均规定了死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有68个，这与我国宪法中的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相悖，阻碍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犯罪的死刑罪名，增加了对于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规定，这是自97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第一次作出削减死刑罪名的的立法举措，从而使我国的死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是对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最有力的诠释，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可谓是我国人权保障原则的破冰之作。﹙一﹚死刑改革对人权原则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的改革涉及到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在死刑改革方面，增加了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除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以外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将原有不适用死刑的特殊群体﹙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从两类扩大至三类。这既符合我国矜老恤幼的传统，也符合国际社会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趋势。自西周开始，就有80周岁以上老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9］。经过以后各代的发展，到唐朝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并且分段式的老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9］。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老年人的犯罪作出了从宽的规定。例如《蒙古刑法典》第53条第4款规定：“60周岁以上的人和犯罪时未满16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第2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10］《墨西哥刑法典》规定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不适用死刑。俄罗斯、蒙古等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11］。《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公约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不得适用死刑，但各国可以根据实际国情有所调整。这些都为我国对老年人犯罪有条件地保留适用死刑提供了依据。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对于老年人原则上免死的规定，在限制死刑适用和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意义深远。分则在死刑改革方面，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19.1%。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另一类是非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虽然此次修正案取消的死刑罪名多是司法实践中备而少用的犯罪，但这毕竟标志着限制和废止死刑的主张正式进入立法层面。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死刑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刑法修正案﹙八﹚》在我国死刑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厚重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12］。《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死刑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原则的破冰之作，其法治的进步作用不容忽视。﹙二﹚宪法人权原则对死刑改革之推进《刑法修正案﹙八﹚》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统一死刑适用标准，提高死刑案件质量，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数量，而且明确表明了我国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刑法改革方向，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死刑制度虽然有上述诸多改革或者改进，但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相比，我国仍然死刑过多，与国际社会限制和废止死刑的趋势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应当审时度势，在死刑改革的路径上作出积极的选择。对于死刑改革路径，我们面临着三种选择：立法改革路径，司法改革路径以及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笔者主张采取“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这是因为：一方面，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能在根本上为死刑的限制与减少乃至最终废止提供基础性支持和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能够更加便捷地实际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并贯彻和支持死刑的立法改革。当然，归根结底，死刑的最终废止还要取决于立法的改革。根据“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在死刑立法改革方面，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下几个方面：﹙1﹚从刑法总则上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需要对刑法典总则第48条第1款中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具体内涵予以明确，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对于立法规定的年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在立法上应当将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年龄予以适度的降低，以更好地实现对老年人区别对待的宽宥。为了进一步体现对特殊建体的宽宥，可以考虑规定对哺乳婴儿的妇女、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不得适用死刑。﹙2﹚从刑法分则上继续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3﹚建立死刑赦免制度，明确规定赦免的条件和程序，允许被判处死刑者在一定条件下申请赦免死刑。在死刑的司法改革方面，笔者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1﹚对非暴力犯罪尽量不适用死刑，使这些死刑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成为虚置条文，在事实上废止这些犯罪的死刑。﹙2﹚对暴力犯罪的死刑，主要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使这些犯罪的死刑立即执行逐渐成为备而少用的条款。这是当前贯彻少杀政策精神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法律依据是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该规定应完整准确的予以解读。﹙3﹚对于严重刑事案件，在减少适用死刑或者扩大适用死缓适用的情况下，应当严格控制减刑、假释的适用，适当延长犯罪人的服刑期限，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4﹚严格对具体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证据标准，杜绝适用死刑的冤案、错案。

特殊群体从宽———人权保障原则之应有之义

对于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照顾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增加规定了许多从宽处罚的制度，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人权保障，彰显了刑法区别对待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特殊群体从宽处罚的规定对人权原则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宽处罚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了减轻一般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本条规定可知，对于老年人犯罪，在适用从宽处罚规定时，除应满足年龄这一绝对条件外，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力度还因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老年人故意犯罪的，是否从宽处罚法官应根据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所造成的后果等进行综合的判断。这条规定同老年人原则上免除死刑的适用一样，都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人权。2.扩大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将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一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根据本条规定可知，在同时具备宣告缓刑的条件下，对于一般的犯罪人是“可以”宣告适用缓刑，对于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应当”宣告缓刑，这从实质上来说是扩大了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本条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规定，体现了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精神。3.增加了未成年人不成立累犯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累犯，在立法上存在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是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如法国、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有这样的规定；第二种是只要是未成年时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累犯的“前罪”。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构成累犯，俄罗斯、泰国等国采取这样的规定。第三种是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埃及等国采取这样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并无关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且累犯不适用缓刑和假释，这与刑法典所体现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13］。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的适用对象范围，是十分合理的。因未成年人犯罪较成年人犯罪有很大不同，犯罪动机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突发性，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健全，有很大的可塑性，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后使其顺利复归社会对于其本人和社会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4.附条件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刑法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而是针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所有人。前科报告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因受过刑事处罚而被贴上“标签”，在升学、复学、就业中被歧视，产生消极的报复社会的心里。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轻罪免除报告的制度。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巩固教育改造成果，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二﹚人权原则指导下特殊群体从宽处罚制度之完善《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特殊群体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现代刑法的发展理念，是对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诠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的规定尚有差距，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1.扩大特殊群体从宽处罚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仅包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范围相对狭窄。笔者认为，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有必要考虑规定将哺乳婴儿的妇女、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纳入特殊群体的范围，因为这些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较之一般人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将这些群体纳入特殊群体的范围，不仅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普遍做一致，也与相关的国际公约规定相吻合，更有利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则。2.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从宽制度。首先，应当适度降低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限制，以更好地实现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宥处罚。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0周岁，女性为72周岁，考虑到老年人生理特点以及再犯可能性等因素，结合我国的平均年龄，有必要将我国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设置为70周岁，以真正体现对于老年人的区别对待。其次，从保障人权角度考虑，应当适当放宽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积极促进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和家庭。第三，增加老年人不构成累犯的制度。《刑法修正案﹙八﹚》仅规定了未成年人不成立累犯，而没有规定老年人不成立累犯。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增加老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以更好的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第四，丰富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处罚措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当尽量避免适用监禁刑，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实施周末拘禁、劳动赔偿令、限制进入令等，形成有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改造体系。第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仍显保守，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在以后无论是否再次犯罪，均要履行前科报告义务，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在社会化。为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完全免除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设置专章规定“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进一步完善我国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

社区矫正入刑———人权保障原则之价值选择

社区矫正是相对于监狱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依法在社区中监督、改造和帮扶犯罪人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14］。与监禁刑相比，社区矫正可以有效的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和人道性，因此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我国刑法。社区矫正制度与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理念相契合，是刑法在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博弈之间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一﹚社区矫正入刑对人权原则的回应传统的监狱矫正模式把犯人带出正常的社会而置于异常社会，却希冀他们在释放后能适应社会、顺利地驾驭社会，这显然是一种悖论［15］。作为死刑和肉刑的替代刑，监禁刑设立之初，体现了人类刑罚观的进步，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监禁刑之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监禁刑虽然被赋予多种看起来正当合理的理由和目标，如：惩罚功能、威慑功能、改造犯罪人功能等。但是，监禁刑的本质是违背人性，不符合刑罚人道精神的。因为监禁刑是以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执行方法，其执行的方式决定了监禁刑的不人道性。其不人道性主要体现在其剥夺人的行动自由、剥夺异性关系、剥夺人的自主性、使罪犯丧失安全感、使罪犯丧失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16］。监狱学的研究表明，监禁刑并非是惩罚和矫正犯罪的良方。特别是二战后，各国的犯罪率呈上升的趋势，监狱的人口不断增多，以美国为例，截至2008年底，美国的监狱人口总数已达到229万人，根据美国Pew中心2008年的报告，1%的成年美国人处于监狱或者看守所之中［17］。因此，监禁改造的效果也越来越值得反思。监狱行刑容易造成犯罪人之间的犯罪感染，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就曾作出过这样的论断：“监狱是犯罪的学校，特别是结伙犯罪﹙associatedcrime﹚的学校，而这类犯罪是所有犯罪中最危险的犯罪［18］。监狱会使犯罪人与社会脱离，被打上“罪犯”的标签，不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并且长期的监狱服刑，也会对犯罪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损害，上述这些变化必然会对犯罪人出狱后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监狱矫治后，犯罪人又从新犯罪的并不在少数①。同时监狱的正常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都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相对于监禁刑，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罚有利于避免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司法效率，节约社会成本，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各国加大了对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据统计，2000年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对象﹙缓刑和假释﹚在全部被判刑者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加拿大80%，澳大利亚80%，新加坡76%，法国72%，英国55%，日本46%；韩国46%，俄罗斯45%［19］。我国自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工作成绩斐然。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2，243人，累计解除矫正481，861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0，382人［20］。根据2011年3月的数据显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21］。很多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满时表示，社区矫正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了感恩，因此他们决心不再违法犯罪，积极回报社会。而且社区矫正也节约了大量的改造成本，截至2006年底，社区矫正共节约改造成本17多亿元［22］。鉴于社区矫正在改造犯罪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在刑法中加以规定，即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宣告缓刑以及假释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和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应当说，社区矫正是对刑罚的人道精神与刑罚经济原则的体现和贯彻。﹙二﹚人权原则指导下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社区矫正的入刑对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效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需完善。首先，社区矫正的国家立法有待完善。目前，我国仅在《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中对社区矫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两高”、“两部”2012年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的具体执行方式进行了细化，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社区矫正活动需要调整的关系复杂多样，上述规定难以应对复杂的形势。世界上社区矫正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是通过专门的刑事执行法或者单行的社区矫正法规对社区矫正作出规定，如德国的《刑罚执行法》、加拿大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我国香港地区的《社会服务令法案》等。迄今为止，我国并未制定专门的法律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全面细致的规定，使得我国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办法位阶较低，不利于社区矫正的顺利开展。其次，社区矫正的经费保障制度亟需完善。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工作，完善的经费保障制度是社区矫正顺利开展的前提。在社区矫正制度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以美国为例，社区矫正的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划拨，另外一部分源于民间的资金支持［23］。健全的经费保障制度、公民的广泛参与，使得美国社区矫正的成功率较高。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制度，为有效解决负责社区矫正具体执行工作的司法所的经费问题，笔者建议，应当逐步建立“以政府划拨资金为主、以社会捐助资金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体制。再次，亟需构建专业的社区矫正执行队伍。“徒法不足以自行”。执行人员对于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社区矫正的专职人员必须具备法律执行者的专业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所以在社区矫正制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社区矫正专职人员的学历层次都很高。以美国为例，社区矫正的专职人员要求具有本科学历，其中一部分社区矫正的专职人员具有硕士以上的学历［24］。截至2010年底，我国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约占80%以上［25］，这样的学历层次很难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司法所存在的专职干部队伍不稳定、无执法资格等一系列问题，直接阻碍着社区矫正的执行效果。因此，我国应尽快构建专业的社区矫正执行队伍，通过公务员选拔考试挑选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并且要明确专职社工、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及权利义务、建立科学的选拔和考核机制，以调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结语《刑法修正案﹙八﹚》有关刑罚结构的调整，对完善我国的刑事处罚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刑罚结构的调整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减少死刑的数量仍显不足，加重生刑等规定呈现出一定的重刑主义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刑法修正案﹙八﹚》所体现出来的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历次刑法修正案之最，积极推动了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化、人道化的进程，在彰显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方面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论文关键词］尊重人权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

［论文内容摘要］在联合国的宪章和序言及相关的条款中尊重人权虽有多处提起，但未成为宪章基本原则的范围，同时国际社会对人权的理解存有争议，尊重人权一直未被认可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国际法的变迁以及人权事业的不断演进，尊重人权正在渐渐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主要从尊重人权原则的内涵以及中国判断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出发，论述尊重人权原则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正式接管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整套班子，并担负起后者的所有职能和责任。人们希望人权理事会有效地履行职责，鼓舞全球范围内通过保护人权和自由去创造美好的和谐世界。

一、尊重人权原则的基本内涵

“人权”是一个含义丰富多变的概念。卡塞茨认为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应当主张“不践踏或不侵害”①，我认为此认识有其可取处当然也有弊端，他认识的局限性注定尊重人权原则只能是一种国家社会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同时忽略了“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说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从语词上看，人权由人（human）和权利（rights）两要素组成。据此，可以认为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根据并不在于法律的赋予，它先于法律而存在，法律并不创造人权而只是表述人权。可见，人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权利，二是强调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所以“人权概念是由权利和人道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两者的融合”②。“尊重”要求国家不得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国家还应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人权发展。

[内容提要]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违背当代国际法，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关键词]国家主权，国际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道主义干涉

一。主权与人权的理论概念

（一）主权与国家主权。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1577年，法国学者博丹（JeanBodin，1540－1596）在其发表的《论共和国》（另译为《国家六论》）一书中，对“主权”这一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博丹认为，主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神法、自然法以及万国公法的约束。（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即一个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之外的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2）我国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3）直至现代，国际法及其理论一再重申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主权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不容否定或贬低。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主权的，称为主权国家，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时消亡。主权也是国家区别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否认或贬低主权，就是否认或贬低国家；否定或贬低主权，就是主张霸权。主权的根本属性就是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本文从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入手，逐步分析两者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即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但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两者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不可将两者对立开来，并提出正确对待人权与主权的方法。

［关键词］人权，国家主权

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概念

人权，“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①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破坏，国际社会才对人权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国际社会才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单一议题人权条约以及区域性人权条约等确认人权。但是，基本人权并不属于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它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只有国家的立法才能规定，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因此人权问题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由此可见，人权具有两个属性：国内性和国际性②，但主要属性是国内性。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③。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包括：（1）国家安全权，即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2）国家政治权，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3）国家经济发展权，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4）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国际主权原则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例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

二、人权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的关系

在人权系统中，发展权是一项崭新的权利，最初是由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协会开幕式上提出的。而它作为一种人权规范和人权制度被正式确认，集中地记载于1979年和1986年联大先后通过的《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发展权利宣言》这两个国际性法律文件中。但是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人权文化的影响，发展权仍然是当代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存在严重分歧和尖锐对立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人权法高度深入开展对发展权的研究。

一、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所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即与发展相联系，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从根本上讲，发展权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作为发展进程的主体，应当是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如此，全人类都应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发展负有责任，并应为发展而促进和保护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换言之，每个个人和所有民族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权参与、享受并为之作出贡献。唯有如此，在这种发展中，全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实现。

二、发展权是国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

发展权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据此原则，当然享有发展权。但是发展权也是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国家在享有发展权的同时，应当担负现实发展权的义务。换言之，发展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统一。《汉城宣言》指出，作为国际公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发展权，意味着各国彼此合作，基于对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关于建立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共同理解，制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发展权是使人权与各国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法律努力，旨在创设个人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尊重，旨在促使国家通过有关行为责任或效果责任严格遵守其有关人权的承诺。因此，发展权应视为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

三、发展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本文从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入手,逐步分析两者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即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但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两者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不可将两者对立开来，并提出正确对待人权与主权的方法。

［关键词］人权国家主权

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概念

人权，“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①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破坏，国际社会才对人权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国际社会才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单一议题人权条约以及区域性人权条约等确认人权。但是，基本人权并不属于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它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只有国家的立法才能规定，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因此人权问题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由此可见，人权具有两个属性：国内性和国际性②，但主要属性是国内性。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③。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包括：(1)国家安全权，即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2)国家政治权，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3)国家经济发展权，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4)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国际主权原则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例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

二、人权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的关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本文从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入手,逐步分析两者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即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但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两者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不可将两者对立开来，并提出正确对待人权与主权的方法。

［关键词］人权国家主权

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概念

人权，“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①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破坏，国际社会才对人权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国际社会才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单一议题人权条约以及区域性人权条约等确认人权。但是，基本人权并不属于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它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只有国家的立法才能规定，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因此人权问题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由此可见，人权具有两个属性：国内性和国际性②，但主要属性是国内性。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③。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包括：(1)国家安全权，即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2)国家政治权，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3)国家经济发展权，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4)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国际主权原则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例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

二、人权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