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发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苗连营吴礼宁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在人权系统中，发展权是一项崭新的权利，最初是由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协会开幕式上提出的。而它作为一种人权规范和人权制度被正式确认，集中地记载于1979年和1986年联大先后通过的《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发展权利宣言》这两个国际性法律文件中。但是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人权文化的影响，发展权仍然是当代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存在严重分歧和尖锐对立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人权法高度深入开展对发展权的研究。

一、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所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即与发展相联系，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从根本上讲，发展权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作为发展进程的主体，应当是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如此，全人类都应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发展负有责任，并应为发展而促进和保护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换言之，每个个人和所有民族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权参与、享受并为之作出贡献。唯有如此，在这种发展中，全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实现。

二、发展权是国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

发展权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据此原则，当然享有发展权。但是发展权也是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国家在享有发展权的同时，应当担负现实发展权的义务。换言之，发展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统一。《汉城宣言》指出，作为国际公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发展权，意味着各国彼此合作，基于对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关于建立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共同理解，制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发展权是使人权与各国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法律努力，旨在创设个人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尊重，旨在促使国家通过有关行为责任或效果责任严格遵守其有关人权的承诺。因此，发展权应视为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

三、发展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

[摘要]：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写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种修改是必要而合理的，修改后的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关键词]：宪法修改，人权，发展

现行宪法1982年通过后，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这些修正案从最广义上说都与人权有关，因为宪法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权，宪法一切条款的设计从最根本意义上说都是围绕人权而展开的。本文不在上述意义上对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进行全面论述，只对与人权有关的宪法修正案条款从宪法修改与中国人权渐进发展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简单分析。本文分析人权发展不限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直接条款，还包括宪法修正案31个条款中与人权有关的15个经济人权条款。

一、宪法修正案直接人权条款-人权范围的极大扩张

1、权利-基本权利-人权

如果把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粗线条划分的话，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humanrights）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比较严格。虽然宪法的修改从宏观上来说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本文从宪法修改过程中对人权的发展这一方面来说，对人权规定的不断完善是很有必要的。现行宪法1982年通过后，历经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这些修正案都与人权有关，因为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宪法一切条款的设计从最根本意义上说都是围绕人权而展开的。

一、人权概念

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从宪法上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人权的保障问题。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影响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规定。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二、我国人权发展历程

（一）民国时期的人权保障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比较严格。虽然宪法的修改从宏观上来说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本文从宪法修改过程中对人权的发展这一方面来说，对人权规定的不断完善是很有必要的。

现行宪法1982年通过后，历经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这些修正案都与人权有关，因为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宪法一切条款的设计从最根本意义上说都是围绕人权而展开的。

一、人权概念

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从宪法上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人权的保障问题。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影响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规定。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从权利到人权的过程。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标志性宪法文件是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100年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权利条款，法国出现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可见，在宪法产生早期只有权利的概念，没有明显的人权字样。列宁概括了宪法权利时代的特征，他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他是从宪法根本目的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句宪法学者常常引用的话，揭示了宪法的精髓，即宪法的核心是权利。

二、我国人权发展历程

1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三峡工程建设是我国政府和人民为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重大基础性项目，处理和解决好三峡移民问题则是保障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及工程综合效益充分发挥的重要工作。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实质和意义，就是通过大力实施开发性移民方针，依法移民，使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的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顺利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搬迁安置目标，实现库区可持续发展。

2三峡移民人权保护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我国政府根据国情和三峡库区实际，紧紧抓住移民生存权、发展权开展人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得到移民认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三峡移民人权实证研究课题组对库区秭归、巫山、奉节、云阳、万州5个移民大县（区）以及3个移民外迁安置县共计15个乡镇960户1155名城乡移民的实地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抽样调查），拥护工程建设的占92．3％，对移民工作表示满意的占67．1％。

2.1坚持依法移民，保护三峡移民合法权益

国务院颁发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明确规定：“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保障三峡工程建设，促进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峡工程建设，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统筹使用移民资金，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妥善安置移民，使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为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国家根据库区实际，先后制定了移民规划、计划、资金、价差、统计、审计、稽察、工程质量、企业迁建、文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对口支援、水库管理等14个方面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库区各级政府也相继制定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实施办法》、《移民搬迁安置实施办法》、《移民外迁安置实施办法》等法规政策，从而使三峡移民建设和移民人权保护有法可依，规范管理，有效地保护了移民合法权益。

摘要：“要切实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全面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如今公正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而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二十一世纪，人权已受到空前的尊重和更好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工作的重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应有的权利，对此，笔者将就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在司法活动中如何保障人权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尊重和保障人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一，人权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人权的实现是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其范围与丰富其内容。在古代，人就应当享有各种权利，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享有的实际权利是很少的，那时候也只能有“朦胧的”人权意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此后，它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的人权，其内容主要是人身人格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与自由，它的诞生与确立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和推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主要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国际集体人权，它已为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所确认。

今天，《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内容，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权“两公约”也已经分别得到14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和签署。这些人权文书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充分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其主要内容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遵守和努力促其实现的共同标准。

新华网北京10月19日电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在回答法新社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已经还将继续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刘敬民说，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作了重要阐述。2001年7月13日，北京奥申委在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时也曾经讲过，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刘敬民认为，奥运会筹备工作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奥运会筹备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北京市民生活的城市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北京在奥运会筹备工作中十分注意发挥各界人士的作用，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和口号等各种评选，以及奥运会场馆设计方案的选择，都广泛征集了社会的意见。

刘敬民同时指出，北京奥组委几乎每半年都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调整和改进工作。《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颁布，履行了北京在申办过程中的承诺。

刘敬民说，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将伴随整个中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也将得到有力地促进和保障。

中新网10月19日电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今天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

有国外记者提问：在星期一胡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提出要在中国进一步加强民主和人权。我想问的是，筹办北京奥运会对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方面将发挥什么作用？

刘敬民回答说：“如同您所知道的，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作了重要阐述。2001年，当时的奥申委在7月13日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他认为，奥运会筹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刚才谈到，在筹备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北京市民所生活的城市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我们在奥运会筹备工作当中十分注意发挥各界人士的作用，像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和口号等各种评选，包括选择奥运会场馆的设计，都广泛征集了社会的意见。同时，我们几乎在每半年都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根据人民的意愿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还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履行了我们在申办过程当中的承诺。

他最后表示：“因此，我认为，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伴随整个中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是得到了有力地促进和保障。”(据十七大新闻中心网站直播内容整理)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及世界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等重大人权理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架构，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一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围绕人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谬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价值取向、首要任务以及人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和途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的人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人权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和研究人权问题。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权只能是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坚持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讨论人权，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85年6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权观，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人权的阶级属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也就根本不会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然权利”。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平等的人权。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往往享有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之所以否认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极力夸大人权的自然属性，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权观，目的是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特权而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所谓的“天赋人权”规定为资产阶级可以实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特权的经济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区别于资本主义人权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权上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