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范文10篇

摘要：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对具体国际条约的具体分析。就国际人权法来说，由于国际人权条约的法理学基础是自然法学，国际法上的人权根本上是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因此，国际人权条约对缔约国的国内法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法条约执行体系中也显示出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的特点。然而，在具体的国际政治架构中，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是：在世界政治、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情形下，国内法的权威性与绝对性相对减弱，人权的国际干预增加，经济手段将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人权法干预手段。

关健词：国际法；国内法；人权条约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难点，它不仅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主体等国际法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与法律的一般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某个具体条约的具体分析，即某个具体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可能与另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在范围与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1同时也更离不开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很大方面制约着国际法的效力。纯粹的理论领域的讨论虽然是必须的，但会流于空洞，不但脱离了国际法的文本，也脱离了现实国际社会。本文试图从国际法一个分支———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际入手，讨论在具体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

一、国内法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任意而非强制的

现代人权思想诞生于18世纪西欧的“启蒙时代”。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由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采用了“人权”的字眼，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宣言》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还列出各种主要的人权，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然而，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天赋人权转化为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18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与之平等的人权的。人权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是相对衰落了。

尽管有关人权的个别领域、个别问题在此之后也有所成就，但人权问题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心，并且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世界人权宣言》及随后的两个人权公约也应运而生。

摘要：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法律渊源、内容、保护对象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2]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3]

国际人权法，国内教科书通常称之为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处理保护受国际保证的个人和团体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处理促进这些权利发展的法律。主要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自决权，防止歧视，惩治危害人类罪行，保护被拘禁人、难民、无国籍人、外国人，妇女及儿童权利等[1].人权观念源于17、18世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最早提出人权概念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民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独立革命通过的《独立宣言》标志着人权从思想观念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此后，人权只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如保护少数人、禁止奴隶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2].人权扩展到国际领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二战的产物之一，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联合国。1945年6月26日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无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信念…”。《联合国宪章》第1章第3条规定“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55条规定，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第56条规定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措施，即“各会员国承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因此，以《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等三大人权宪章为基石的国际人权法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在当今世界，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人权法也同样成为法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这方面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和普及，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但是要想在浩如烟海而又杂乱无章的信息海洋中准确、迅速地找到所需资料，并非易事。本文拟对因特网上的有关国际人权法的网站（主要是英文网站）作一简要介绍，以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导航。本文评价网站的标准是：（1）可获深层次免费有价值的法律信息；（2）用户界面友好，易于检索和浏览；（3）更新及时；（4）具有大量相关主题的有效链接和导航。本人在对因特网上有关人权的网站进行访问分析以后，参照有关资料特别是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3]的基础上而精心挑选声名卓著之网站，介绍给读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西方国家一般将法律文献资源分为两种：一次文献（或称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4].原始文献通常指由国家强制执行而被记载下来的有关人们行为规范的规则，这里专指人权法庭或各国法院的报告、决定以及政治文件（包括条约、公约、报告、法律等），主要为国际性人权机构和区域性人权机构颁布的人权文件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二次文献通常指对法律原则的讨论和分析，是解释性和分析性法律文献，这里专指专著、专著中的有关论文、法律报刊上的文章、工具书等。本人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一、原始文献（primarysources）

（一）国际性人权机构-联合国（UnitedNations）

无庸置疑，联合国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其包含的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人权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德黑兰宣言（《德黑兰宣言》），自决权利（《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等），防止歧视（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包括种族灭绝罪行（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婚姻、家庭以及儿童与青年（如《儿童权利公约》），国籍、无国籍状态、庇护、难民和非公民（如《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等。联合国主要是依靠其设置的一系列人权机构来达到维护人权的目的的。这些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成立的人权机构（Charter-basedbodies），包括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并依据投票多数通过原则采取行动；一类是基于某一具体条约而成立的人权机构（Treaty-basedbodies），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以监督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情况，只适用于签定该条约的国家和地区并根据多数人意见一致原则[5].

联合国有关人权方面资料的最重要的来源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网站（URL：www.unhchr.ch）。该网站涵盖了联合国有关人权事务的所有信息，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语言，是研究联合国人权文件和信息的最佳选择。在Charter-basedBodiesDatabase和TreatyBodiesDatabase两大数据库中可以查找上述两类联合国人权机构颁布的文件，如工作文件（workingdocuments）、记录摘要（Summaryrecords）、会议报告（Thesessionalreports）等。还可以从SiteMap网页www.unhchr.ch/map.htm上，可以检索人权机构（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经社文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条约监督机构以及其它相关的联合国机构）、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它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人权专题（OHCHR颁布的有关人权专题的文件并且按英文字母A-Z顺序排列表）以及出版物、联合国有关会议和活动、国际人权（有关人权的国际合作、区域性战略和各国索引）等。还可查询人权文件全部目录表和新闻。但搜索方式比较简单，缺乏有效的检索指南。该网站也可以从联合国主页中进入。

本文作者：刘安华工作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

和谐社会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近年来，我国农民人权及其保障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人权的保障程度在整体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应该享有的人权诸如劳动保护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自由迁徙权等，要么被忽视，要么没有与别的阶层一样被法律进行同等保护。我国农民人权保障之所以存在不足，其主要根源是法治的缺失。加强农民人权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的推动。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明确性、利导性、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性等特性,决定了它能比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效地实现调控现代社会关系的优势和价值。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保护农民人权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国外的经验看，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三农”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三农”立法和严格执法司法，注重法治治农手段，促进和保障了“三农”良性发展。因此，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完善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

一、完善农民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

一个国家和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同国家和社会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差别。在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例如美国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团体，日本则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农协联盟。这些组织都向其成员提供经济、教育服务。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是谋求有利的立法，通过与立法人员的联系来谋求符合自己意愿的立法。在立法上对农村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关键在于利益表达。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中国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机构，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具体形式，导致农民参政能力弱化，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忽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益逐渐失落，面对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农民难以抗衡，权利不断受到伤害。外国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以农民自治为主体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着手组织农会或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通过这类农民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反映农民的要求与心声，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和对话，用制度方式消解社会矛盾，避免酿成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从而使农民在权利保护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二、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立法保障机制

要真正地实现人权保护，立法是前提，人权没有变成可执行的法律，人权保护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1]必须从立法层面上以公平、正义的理念去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宪法保障。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保障农民人权的终极选择。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明确规定了迁徙自由的权利。现在世界各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土地、选举、迁徙、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尽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契机,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宪法依据。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取消对户口迁徙进行行政审批，要将户口行政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使“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只具有统计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迁移方式，形成国家立法规范、社会经济调控、个人自主选择的迁徙调控新格局，将居住和迁徙权纳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迁。作为人权保障的宪法，在内容上应该突出对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在平等权方面，更应当明确加以规定，以改变目前农民平等权欠缺的状况。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平等保护、禁止歧视的内容详细而明确，我们在宪法中应加以借鉴吸收，把平等权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在法律上还农民以真正平等的权利。其次，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我国的立法结构按从高到低的层次分别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如果与高层次的相抵触，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无论何时都需遵守最高规范，与宪法相抵触者必须被确认为无效。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世纪，我们的立法部门决不应再制定出类似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之类削减公民权利的法律来。被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积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至少不能克减公民的宪法权利。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要求立法要以农民人权为本位，切实保护农民人权。保护农民权利的立法应包括农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涉及农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要尽快填补农民人权立法空白,提高立法层次，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加强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农业问题、土地问题、承包经营问题、土地流失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农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等方面有关农民人权保护内容的立法，应明确地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赋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权利，尽快形成一个保障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治管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生产经营，在生活上达到稳定有序、安居乐业的法律体系。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发展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战国时名士豫让“庶人国士论”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国君以国士的态度待我，我以国士态度回报他；国君以庶人态度看待我，我以庶人态度回报他；国君视我如走卒，我视国君如匹夫，豫让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来谈人权，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时髦的，这说明人权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只不过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才赋予人权的不同涵义。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权另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与时俱进、随时代变化、不断赋予人权以全新意蕴，具有极大的弹力性。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所以先民主张“民以食为天”。《诗经》上也把“民可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状态，孟子主张“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到了孟德斯鸩、洛克时代，对人权的理解不仅仅限于生存权，提出主权在民，天赋予人权，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来看待人权。人格尊严、自由、平等之类的内容充实到人权概念之中，丰富了人权的内涵，使得人权内容被赋予灵性，变得鲜活起来。从地域范围来看，人权的口号已跨越了国境，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种族灭绝罪、海盗罪、恐怖罪已成为世界公敌。

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关于尊重保护人权以及防止惩治侵害人权行为的原则和制度，它主要是由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条约组成的，人权的实施途径主要是通过国内法实施的。国际人权条约一经国家签订，根据条约必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人权法就对内国具有约束力，因而国际人权法在一定程度也就促进对内国的人权保护，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人权观念、人权意识必将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渗透到各内国，对内国的人权法制建设，人权观念提升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我国历来主张重义务、轻权利、强奉献、弱报酬的国度，在历史上尽管不时迸发出不少人权的思想火花，但基本上是没有人权的国度。是一个权利意识，主张体意识受到严重束缚的民族，女性的权利更是如此。女子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礼教，遵守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闺训，要遵守女儿经，在婚姻关系上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妇女只能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七出三不去，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而女子基本上无婚姻自由权可言。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尽管深深相爱，但最多只能演绎一场爱情悲剧。同时在中国古代女子也无教育权可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上学读书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城读书，也只是少女对学堂生活的一种幢景。尽管历史也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但她们也只能以伪装成男子的身份来行使权利：花木兰代父从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名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性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与弱者联系在一起的。尼采这个疯子有句名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活脱脱是描写我国古代夫权主义者，可以说：从政治、家庭、社会角度看，中国古代妇女都是无权利、无地位、无人权可言。

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妇女的权利从家庭到社会，政治权利得到极大的解放。随着我国加入世界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妇女的权利更是得到极大的提升，女士优先已成为一些社交场合的最基本的礼貌习惯。《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更是对我国妇女权利的张扬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妇女儿童条例》、《婚姻法》、《劳动法》、《宪法》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家庭权利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从政治权利上看，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我国政坛上女省长、女部长、女国务委员已不是新鲜事。许多男性一统天下的传统职业中，女性已占了半边天：如法律这种职业，从历史上看从来都是由男子控制的（神明裁判中的女巫除外），女法官、女律师已在法坛上独领风骚。2002年《女报》一只消息很是令人注目：湖南省怀化市中级法院八女竞职六女成功。娄底市检察院11名女性当科长，桑植县检察院10名女性6名领导。从经济地位上看：许多妇女已成为职业女性，经济上独立、生活上自主、人格上自尊。白领丽人更是成为经理阶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我国婚姻法更是对妇女权利进行细微的保护。《婚姻法》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十五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四十五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值得令人称道的是辽宁省各县市公安局已普遍建立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对干警进行反家庭暴力培训（《中青报》2002年4月12日）。进一步加强对妇女儿童的保护。

与世界接轨，主要是在法律制度上与世界法制接轨，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社会的人权观念、人权立法，必将对我国妇女权利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诉讼权的体现就是民众能感受到法律与解决诉讼的法院的存在，并且能够利用它。诉讼权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由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卡佩莱蒂所倡导的“接近正义运动”，标志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国际化。在这场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公民的诉讼权。国外诉讼权的研究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司法保障制度。对于中国来说，这似乎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特别对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对于诉讼权的研究，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没有理由予以忽视，因为就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言，不管司法程序打造如何，如果公民无法迅速、有效地行使诉讼权，那么，立法者和法学家的诸多努力都将枉费。

公民权利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诉讼权的历史进程

所谓诉讼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即司法保护请求权。具体而言，公民诉讼权表现为各种类型诉讼中的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等。总而言之，凡属要求启动或参加司法救济程序进行裁判之权利，均属公民诉讼权。

在人类历史上，诉讼权的确立有一个演进过程。早在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即“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judexsineactore），换言之，不可禁止当事人做原告。基于这一从“自然的”或“超时空永恒的”自然法中推导而得出的古老原则，我们发现：即使在观念较为混沌的状态下，诉讼权已经有了其原始的模型。实际上，英国人的“自然正义”观念的两大本体涵义——人人都有为自己的案件寻求平等保护的权利和不应由自己来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的原则（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同样纳入了诉讼权的内容。从1215年《大宪章》（MagnaCarta）第39条的明确规定“不经贵族依据法律审判，自由民不受拘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公权、放逐、伤害”可以看到，虽然《大宪章》的本体意义在于遏制国王的权力滥用和保护民众平等接受法律保护，但包含了民众享有请求和接受国家裁判权这一类似诉讼权的涵义。

自然法观念的起伏盛衰并未带来诉讼权的湮灭，相反，由于“近代立宪主义”以及“法律实定化”，诉讼权得到发展。正如日本学者小林直树教授论述的那样：“近代宪法之价值体系，乃由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RightsGrundrechte）所构成。因此近代立宪主义本身就是保障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原理。”由此，诉讼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被诸多推进立宪主义的国家规定于宪法。最具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5条和第6条规定了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7条规定了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当然，其它一些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民众接受法院裁判的诉讼权，在此不一一细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国家特别是战败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在这种契机下，随着立宪化的第二次浪潮（学者称之为“现代立宪主义”），基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保障人权不受到权力的恣肆侵犯以及政治基于民意等理念，诉讼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战前和战后宪法的比较可说明这一点：日本二战前宪法仅仅规定了相当模糊的裁判请求权和请愿权，而行政机关在民众请愿的问题上享有“施惠于民”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受限甚多。二战后新宪法草拟者深知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其权利规定形同空文。由此，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也包含了对民众诉讼权的保障，比如新宪法第32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对结社自由的法律保护以及对限制结社自由的法律条件的细化，极大地发展了有关结社自由的人权理论。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一项对公约第十一条项下权利的限制是符合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规定的正当限制，则它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必须与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所确立的某种合法目标相一致，并且是“民主社会所必须的”限制，即必须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且在程度上与所追求的目标相当。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所规定的例外情况必须作严格解释[1].

一项“由法律规定的”措施不仅必须具有国内法上的根据，而且国内法必须足够明确且易于理解并达到能使个人在具体的情况下对某种行为的后果做出合理预见的程度[2].这里国内法律可以包括判例法[3]、职业规则[4]和国会制定的法令[5].对一个足够“明确和易于理解的”法律来说，个人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必要，这种对行为的控制可以建立在适当的建议上。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形成一种观点即法律规则不可能达到绝对明确的程度，尤其是在易受社会主流观念变化影响的领域[6]，因此，自由裁量权也可能会构成争议措施的合法基础[7].自由裁量的范围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充分明确地限定，以保护个人不被任意地干涉[8].法国的CourdeCassation曾对法国律师界的特别规则作出解释，认为该特别规则包括尊重司法机构的义务，欧洲法院认为这种解释是足够明确的，可以算作是公约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法律规定”[9].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在众议院对北爱尔兰地区的示威进行限制所作的公开陈述与公约的可预见性要求相一致[10].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表面上很原则的、未加任何限制的条件通过行政声明或管理者的陈述使之与公约所要求的可预见性一致，因为法律规定对个人对行为控制的明确指导作用比相关指示的来源更重要。欧洲人权法院总是接受满足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所规定的一种合法目的要求的措施。欧洲人权法院在决定一项措施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要的措施时，都会适当考虑该限制措施或干预措施的适用是否正当的问题，该措施是否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以及是否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当，通常一项措施可能会有一个或几个”合法目标“[11].

在考虑各国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德国公务员来说，国家安全的概念似乎宽泛到了足以涵盖“政治上忠诚的义务”，要求他们与相关机关认为反对德国宪法的团体和运动组织断绝关系[12].国家安全的概念当然也涵盖了对国家统一或社会的威胁；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主张，土耳其政府是依照保护国家安全的合法目标而解散共产党的[13].

意在对违法行为[14]进行处罚的措施、预防犯罪或防止事变所造成骚乱的措施是具有合法目的的措施。律师专业团体对参加示威的律师在示威期间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做出过激行为而作出的纪律处分被认定为具有防止骚乱的合法目标[15].相似地，对未获批准的示威组织者予以逮捕并且对拒绝离开者予以驱散是为了追求防止骚乱与预防犯罪的合法目标[16].在Pendragonv.UnitedKingdom[17]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英国警察局根据1986年《公共秩序法》（已修订）14A的规定一个为期4天，禁止在巨石柱4英里半径范围内进行任何非法（trespassory）集会的命令，并不违反公约第十一条（当然也没有违反公约第九条和第十条）。欧洲人权委员会注意到了此前一年纪念碑前发生骚乱的程度。比较有争议的是，当局拒绝为促进母亲事业的协会注册被认定为具有防止犯罪的合法目标，法国法律认为遗弃孩子是犯罪[18].拒绝为一个志在推动为合法使用大麻进行立法的协会予以注册，被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为具有保护社会健康和社会道德的合法目标[19].

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施加限制的例子包括：强制出租车司机加入为出租司机设立的汽车协会[20]、禁止敏感的政治示威[21]、针对某些政党颁发禁令[22]、雇员是与雇主目标相背的政党积极分子情况下的雇佣合同终止、关注移民福利的基金会[23]、当局拒绝为一个与现存协会名称相似的工会注册[24]、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进行限制等。

对一项“民主社会所必需的限制”来说，它必须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这个条件[25]，并且其严厉程度必须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26].可以证明对公约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任何权利进行正当限制的“必要性”或“社会的紧迫需求”的唯一类型就是与“民主社会”价值相一致的限制。民主是与公约相一致的唯一政治模式[27].为了满足上述标准，当局必须提出与干预“相关且充分的”理由，并且还要证明干预的程度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相称。Sidiropoulosv.Greece[28]一案是个与组建社团权利相关的案件，虽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国家有权使自己确信，社团的目标和行动与立法所确立的规则相一致……国家可以与公约义务相一致的方式实现该项权利，而且应接受公约机构的审查……公约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例外必须加以严格解释，只有令人信服的强制性原因才能证明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的正当性。在决定是否存在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段意义上的必要性时，国家只享有有限的自主权，该项自主权的行使会受到欧洲的严格监督，包括所适用的法律和判决（包括由独立法院作出的判决）”。当欧洲人权法院进行审查时，其任务不是以自己的观点来代替相关国家机关的决定，而是要依据公约第十一条对相关国家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权法院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探知被控告的国家是否合理、谨慎且诚信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欧洲人权法院必须要从整个案件的情况来考察受指控的干预行为，并决定这种干预是否与其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称以及相关国家机构给出的理由是否“相关、充分”。如此，欧洲人权法院必须使自己确信国家机关适用了与公约第十一条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一致的标准，因此，其决定是在对相关事实进行合理评价的基础上作出的[29].多元主义、宽容与心胸开阔是“民主社会”的特点[30].YoungJamesandWebsterv.UnitedKingdom是一个与只雇用某个工会会员的商店（或工厂）协议相关的案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尽管个人利益有时必须服从于团体利益，但民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多数观点必须总是占主导地位；必须达到一种平衡即少数人的利益得到公平、适当地对待，并且要避免任何对主导地位的滥用。因此，只有极少的几个同事赞同申请人的观点这一事实……并不是决定性的（不论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须）。”

摘要：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法律渊源、内容、保护对象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区别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国际公法的两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是一套由条约或习惯确立的国际规则，专门解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直接产生的人道问题。它保护那些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财产，限制武装冲突各方自行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国际人权法即人权的国际保护，一般是指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人道主义法是派生于战争法的法律。而人权法是构成和平法重要部分的法律，优先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是从这两种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还在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作用和根本宗旨都是在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在历史和法律构成方面的渊源不同

国际人道法先于国际人权法而产生，如若以国际条约或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标志的话，则和平时期的人权要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也就是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则要长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战争法是国际法中最为悠久的部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它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要条约渊源是《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条约渊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灭种公约》（1948年），《消除种族歧视公约》（1965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1979年），《禁止酷刑公约》（1984年）以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主要的地区性条约包括：《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0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1年）。

摘要：人权问题具有两重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人权问题的客观性是指人权现象的客观性，人权问题的主观性是指人权意识的主观性。人权现象是人权意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权意识是人权现象在意识领域中的映像。人权现象具有客观性，但有些人权现象也具有主观性；人权意识具有主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人权与人权概念是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中的核心问题，二者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是对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进行法哲学分析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人权问题,客观性,主观性,法哲学

人权问题具有两重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人权问题的客观性是指人权现象的客观性，人权问题的主观性是指人权意识的主观性。由于学者们对人权问题的客观性与人权问题的主观性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致使当前的人权问题研究存在不少困惑，且这种困惑已经直接影响到人权的制度化建设。因此，本文对人权问题的客观性与人权问题的主观性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希望对人权基础理论构建有所裨益。

一

在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中，人权现象是否客观存在在人权法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权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权现象涉及到人、人权及人权法等诸种现象，是这些现象的统称。人客观存在，是人权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离开了人则人权现象不复存在。目前，人权现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人的客观性，主要在于对人权、人权法的客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人权的客观性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如有学者认为他是把“人权作为概念而不是作为现象和事实来研究”、“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主体的主体性概念”。[1]从存在与意识的角度来讲，该种表述是将人权视为意识范畴的，而非将人权视为现象客观存在。[2]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人权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如人权“不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存在于种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3]在人权问题中对人权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不同人权法哲学的形成。因为人权究竟是精神对客观世界提出的要求，还是客观世界本身，不但会导致人们对人权的本质、人权意识的来源及人权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决定人权问题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人权意识内涵广泛，主要是指人权的理论观念，包括人权理论、人权心理、人权情感、人权的感性认识等等。[4]人权问题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属于人权意识的范畴。如对人、人权及人权法的探求及认识过程本身就是人权意识不断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加深，人权现象的客观性才得以不断地被求证。但当人们谈及人权问题的同时，又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将人权问题意识化，这使得对人权客观性的求证存在被意识化的潜在威胁。因此，如何通过全面论述人权意识的内涵，认识、阐明人权现象的客观存在，展现人权的固有品质，总是人权研究中必须谨慎对待的。

从法哲学的角度和意义上如何看“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的性质及其关系，是法学界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哲学界对“社会存在”这一重要概念和范畴的内容作了不科学的界定，把它狭窄地理解为仅仅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发展变化的原理，同“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个本应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问题混为一谈，就不仅在哲学界造成了混乱，而且也引起了法学界与其它社会科学界的混乱。[5]我们应当注意到，人权意识并非来自所谓的经济基础或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人权现象。人权现象与人权意识是存在与意识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它们之间是“第一性”与“第二性”、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人权现象决定人权意识，人权意识又反作用于人权现象。人权现象的物质性，不是指人权存在对物质经济条件的绝对依赖，而在于它不以人权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人权意识的内容来源于人权现象，是人权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人权现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着人权意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权现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决定着人权意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和演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但一点也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人类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人权现象不同于自然界的特点是它的自觉性、能动性，而这种“自觉性”、“能动性”并没有否定它自身的“客观性”，即它是独立于人权法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的人权意识认识和反映的客观对象。

在国际法上承担法律责任者主要是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传统国际法上的责任主要是指，国家因为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是，引起国家责任的国际不法行为一般都是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它们首先是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其次必须是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另外，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换言之，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就要向该国承担国家责任。那么，本文所要探讨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不是国际不法行为呢?国家是否要为此承担国家责任呢?国家责任的形式是什么呢?国家责任又将如何承担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由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先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谈起。

一、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

与在国内法上相同，在国际法上如果违反了法律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承担责任者主要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称为“国家责任”。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习惯国际法规则或不履行条约义务，它就违反了国际法并因此被认为是做出了国际不法行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是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确定、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国家责任如何实施的国际法律制度。[2]国家责任制度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它关系到国际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这一关键问题。但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主要解决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产生的由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这种一国对另一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因国际不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的国家责任和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刑事责任。前者可能在国家违反了它承担的条约义务结果对他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在外国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发生。后者一般发生在一国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3]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新问题：国家对于侵犯其本国国民人权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呢?可以肯定地说，自从国际法体系中产生了国际人权法这个分支，国家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的问题就不再是纯属国家国内管辖事项了。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担尊重其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如果违背了这些义务就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整个国际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正在发生着人们难以预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的出现结束了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的历史，对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国际法还主要是调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律。无论是依照国际习惯法规则还是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与一个国家享有的国际权利相对应的是另一个国家的国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它的国际义务，受害的一方一般是另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受害的一方，即受害国，可以援引违背国际义务国的责任。[4]在国际法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害国都有权援引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另一国的国家责任。国际法就是通过这种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相互制约来加以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