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范文10篇

权利保障是法律的核心问题，它已成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论及的首要问题。因此，税收法律活动中，如何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已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税收征管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如何加强纳税服务，更新服务理念，全方位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好地实现税收征管目标，已成为税收征管部门的必要工作。而在具体纳税服务中，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对确立纳税服务新理念、完善纳税服务新体系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2001年4月，我国重新修订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明确了为纳税人服务的目标，依法确立了税收征纳的平等关系。2002年9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又将纳税人的权利进一步明确化，使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得以落实。《税收征管法》和《实施细则》的颁布实施，为纳税人权利保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转变，更新服务观念，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强调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不应仅限于简单的口号，而应从法律视角去探讨它，以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加快依法治税的进程。

我国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已将税收征管的新理念——纳税服务纳入法律轨道，这使纳税人权利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纳税服务的核心——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无论是在人们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践运用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当务之急是依法进一步确立纳税人的权益，并落于实处。

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的权利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一切法律的依据。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确立了纳税人权利的原则规定，就会使税法及相关的法律文件中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更具权威性，这是建立纳税人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根本点，从而实现纳税人的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平等和一致，强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

二、出台专门的权利保障法律

纳税人权利保护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管理取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纳税服务中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实现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纳税人保护法案、宣言和手册。如：美国于1988年制定了《纳税人权利法案》，加拿大于1985年通过了《纳税人权利宣言》，英国于1986年制定了《纳税人权利宪章》等等，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虽然在《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对纳税人的权利作出了规定，但与先进国家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至今没有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一些重要的纳税人的权利，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原则还没有在法律上作出规定，依法行政口号不能落到实处。因此，建议国家出台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法律，这样不仅便于征纳双方从法律角度去掌握其享有的权益，而且能更好地执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工作，使纳税服务更上一个台阶。

一、人权司法保障的概念

人权的司法保障，顾名思义，是指用司法途径来保障个人的权利，除了保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免遭他人的侵害，或权利被他人侵害后，对侵害人进行处分外，还要防止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比如在司法活动中要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司法途径保障人权的范围较为广泛，但人们总是可以有许多方式来解决纠纷，比如双方谈判、行政机关的调解等，诉诸法院仍是万不得已的最后的方式。在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剥夺公民的财产权益、自由乃至生命，众所周知的是，非经正当的程序和适用正确的法律不得剥夺公民的上述权益。诉讼参与人会基于此种理念获得一些权利，国家需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这些权利，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的历史进程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问世。它的颁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打开了大门，奠定了基础，意味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迈向了新的阶段。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树立了正确的方向，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紧接着，1982年我国的第四部宪法就顺应时代的呼声应运而生。1982年宪法不仅直接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还规定了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保护本地方公民权利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让本地公民更加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他们的人权。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公民人权的保障。在人权立法方面，无论是法律种类，还是法律数量，都创下了几十年间的新高。到现在，我国人权方面的法律规范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但实事求是地讲，已经在慢慢地形成体系。

三、我国公民人权的司法保障的新发展

想要更好地实现人权的司法保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作为纲领，加强了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我国人权的保障构建好法律基础。(一)完善刑事、行政等公共领域的立法。首先，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确立少杀慎杀的原则，切实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将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增加了一个，就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法，也进行了修改，具体来说，对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限制没有以前那么严格和苛刻，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相应变大，加大对行政诉讼案件的法院执行力度。(二)健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修改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与劳动者相关的法律，加大力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工作、生活中的各项合法权益;修改食品安全法，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者的惩罚力度;落实开放二胎的政策，鼓励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修改教育法，对乡村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缩小城乡教育的差异性，更好地保障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全面修订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与民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例。修改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例，加大了经营者存在欺诈时的赔偿责任，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此次的报告上，就特别对特定群体权利保障加强、完善了相应的立法。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具体、有效地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在遭受暴力时的合法权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收买方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将收买者的收买行为统一纳入刑事责任的追究范围。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权保障事无巨细，不断努力完善保护各类人士的合法权益的制度，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三）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权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坚决避免与杜绝权力的泛化和滥用，避免与杜绝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那些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执法工作，更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不允许超越。全体公安民警都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倡导公安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尊重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过去，有的公安民警把“刑讯逼供”、“冷硬横推拖”、“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单纯视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漠然处之、麻木不仁。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遵行宪法的高度，重新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些不尊重甚至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创新管理机制

1、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宪法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方式。

当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但是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又有一定的区别：司法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主要依据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宪法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根本性依据，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司法机关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此，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宪法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手段，它在人权保护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2、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人权意识的逐步强烈，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逐步重视，我国法律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公平、公正的善法的制度框架内，依法行政才能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

有资料表明，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的占了八成以上。更主要的是行政执法具有明显的侵益性特征。实践中行政执法出现执法不作为、不按程序执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等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行政执法侵权占据行政侵权的主要部分。行政执法随时可能侵犯相对人的权利。无疑，要充分保障公民人权，就必须深入开展依法行政。尽管近年来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群众抱怨过多、颇有微词的依然是行政执法问题，城管、计划生育执法就是明显的一个例证。

多年来，计划生育执法过程中，的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引起了广泛批评、激化了干群矛盾的强制拆房、关押对象户亲人、强制引流产、强制收缴财物抵社会抚养费等，并由此催生了计划生育“七不准”的公布实施。在这些现象逐渐消失时，基层又出现了执法人员收钱放生的违法现象。为什么计划生育工作很难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要求和初衷来执行呢？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基层行政执法中这种违反国家政策、侵犯公民人权行为的出现？

在许多有关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问题的分析文章中，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责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不好。他们认为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中走了样，主要原因是基层人员素质低。例如有文章说：“个别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在工作中有法不依、弄虚作假、乱收费、乱罚款、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不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和冲突，致使违法侵权的计划生育具体行政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的存在，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影响了计划生育的正常开展，同时给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我想，有谁认真的去考虑过政策为什么会走了样，难道基层人员的素质真的很低吗？低到不知道怎样是遵守政策，怎样是违反了政策吗？抑或是他们的素质低到不知道违反政策要受行政处分甚或担法律责任吗？连最基本的遵法、守法以有利于自己——最起码可以不犯错误都不知道的工作人员的素质的确太可怕，指责当然应该。只是笔者在想：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逐渐规范化，无论如何，基层工作人员多少也是参加了录用考试，闯过了几道关才获得了工作机会。虽说难免有个别人是靠关系的，但也是有硬杠杠（诸如大专学历等）卡着的，也不是任人唯亲，不论良莠与否都可以进来的。既然如此，基层人员素质太低以至于知法、执法、犯法甚或连违法的后果都不知晓的可能性就排除在外。

一般而言，人的行动有两个出发点：一为名或利；一为职责所在，不得已。那末是什么让他们知法而不守法、或者说是不严格的守法执法的呢？是为名或利吗？据我所了解，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付出和收入极其不成比例。计划生育执法工作中的冲突是得罪人甚至是对于执法人员有人身危险的工作，如果说他们关押人员，扣押东西得到了好处，那就是：名是骂名，利是那没有保障的工资。至今为止，笔者家乡的计划生育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依然没有保障。他们的其他福利待遇如“三保”“五保”（诸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一律为零。而他们辛辛苦苦工作所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还是要靠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来兑现，收上来就发工资，收不上抚养费就拖欠、扣工资，甚至直接的惩罚就是：别来上班了，何时完成收款任务何时来上班。

本文作者：董桂红工作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所达到的一种状态,一般表现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形态。法律属于制度文明,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刑法对社会文明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刑法的改革和完善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和里程碑。而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一,则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那么刑法改革如何体现对人权的保障呢?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刑法改革的文明化体现人权保障

刑法作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律,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财产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从古至今,不同国家的刑法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调整刑罚对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影响。1.古代刑罚的报应论与功利论观点报应论的刑罚观点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攻击与报复,攻击是犯罪的前身,而报复则是刑罚的原始表现,刑罚的原则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报复本能。报应论的观点就体现这种报复思想。从道义来看,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他人的尊重并尊重他人,如果单单把犯罪的人看做应使变成无害的有害动物,或者以儆戒和矫正为刑罚的目的,他就得不到这种尊重。功利论的刑罚观点:刑罚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必然为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服务,因此,刑罚的存在一方面恢复被破坏的秩序,另一方面在于追求一定的功利效果。功利论刑罚观点的目的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功利论关注的是犯相同之罪的罪犯所受刑罚痛苦的相同、相同之罪的罪犯之间的平等。所以这种观点主张的罪行相称思想以对公民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保护为内涵。2.近现代的刑罚正义观点由于受到了来自犯罪日趋严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近现代国家统治者急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近现代的刑罚正义观点应运而生,表明其所关注的刑罚正义在于社会整体的普遍自由与平等。这种刑罚观念称刑罚的目的在于防卫社会,而只有针对不同的犯罪人采取不同的处罚才能防卫社会,保护社会正义不被侵犯。他们按犯罪人是否具有天生特质及主观恶性程度将犯罪人分类,根据犯罪人的不同而给予的处罚不同。强调了处罚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一致,加强个别预防以保护社会公众的普遍自由。这种刑罚观念为有效的防卫社会也注重了对犯罪人的救治,对犯罪人的处罚可以看作是救治性的处罚,这种救治性的处罚虽然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刑罚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这可以看作是向人权保障的进步。

二、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体现人权保障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从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由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刑法要想不落伍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必须适应这种结构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与调整。刑法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要完成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1.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对市民的尊重、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便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刑法的宽容度对市民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的容忍度也会逐渐提高,属于政治国家由刑法调整的领域也可能转由民法调整。把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是蓄意的,行为人也不是危险的偶犯或“假罪犯”即正常人仅仅因为过失或轻率而为的危害结果轻微的重罪、轻罪和违法行为从刑法典中删除,而将它们只当作民事违法行为处理。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2.刑法的民法化刑法的民法化即有些原来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转化为民事行为。有些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直接转化为一般民事行为。在处理民刑法律冲突时,确立了民事优先原则。即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和债权优先原则。同时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民事责任的色彩。刑事责任属于公法责任,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私法责任以功利性为基础和特征,与私法责任相适应的是补偿形式的法律后果;公法责任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与公法责任相适应的是处罚形式的法律后果。三、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体现人权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979年7月1日才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施行。中国的刑法改革始于80年代初。而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是我国现行的刑法典。由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尚处计划经济的时代,而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国际环境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也开始出现新的格局,所以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刚一施行便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原刑法规范均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中国立法机关对原刑法规范进行了全面改革,于1997年3月14日公布、1997年10月1日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典)。中国现行的新刑法典在保障人权方面有许多重大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确立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刑事法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精神,具有指导、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与规则。我国1997年新刑法典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以及“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化,昭示了法律的精神、方向和要求,从而为刑事法治强化人权保障创造了立法的基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在于: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公正,从而使犯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合理的剥夺、限制与保护,使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合理的刑法保护。新刑法确立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必然会促进刑法的人权保障。2.刑罚的惩罚性有所淡化一是关于死刑的立法更加完善。重刑主义思想是复仇报应观念的反映,过分崇尚和依赖死刑,则必然会使法律失去正义性和合理性,从而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文明与进步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甚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逐渐废除死刑,这些已经深入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二是对犯罪主体的区别对待。犯罪主体通过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进而对刑罚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从宽、从严适用刑罚或者是限制刑种的适用。如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明确限定,还有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些在我国新刑法典中都得到了体现。三是刑事责任中带有更多的民事色彩,包括:以财产为实现载体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大幅度扩大和强化适用。1979年刑法仅有20个罚金条文,1997年新刑法则增加了140多个罚金条文和15个援引罚金条款;当惩罚与补偿的实现相冲突时,新刑法的价值取向是补偿。刑法在改革与发展中体现出保障人权的理念,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文章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人权意识的增强，国家和公民都越来越重视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和实施人权，因此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详细分析了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总结了有关观念、立法、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宪法救济体制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宪法；救济

一、引言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对人权的保障也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但是还存在这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给政府的实施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本文作者：彭辅顺工作单位：湖南大学法学院

现代社会是公众、社团乃至国家追求利益的高风险社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犯罪也随之产生或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1—10月，中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增长，达到530万件，增幅在10%以上。［1］显然，中国控制犯罪正面临严峻形势，用刑法控制犯罪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但是，法学家耶林曾指出:“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2］因此用刑法控制犯罪需要慎重。然而，在控制犯罪的急功近利心态下，刑罚权的扩张很容易受追捧，而人权保障却容易被忽视。①然而，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机能，也是我国履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万万不可忽视。因此，刑法应当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并通过这种利益平衡，来取得最大的刑法效益。

一、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

人类社会是以利益为原动力的社会。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的全部社会劳动都莫不与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有关，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也都莫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3］因此，“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4］刑法也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保护的过程中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现代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和目的。可以说，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基本的利益诉求。刑法保护法益是通过用刑法确认刑罚权、控制犯罪实现的。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法益，即保护人们的生活利益。［5］刑法上的法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6］因此，刑法控制犯罪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利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等均属于国家利益。自从有国家以来，国家利益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7］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秩序，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如果不运用刑法对犯罪进行控制，国家政权就会面临危机，国家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危险或障碍。因此，运用刑法控制犯罪是国家立法者首要的利益诉求。第二，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社会利益的诉求。社会利益是“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8］是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东西。“社会利益具体包括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信任、公众健康、公众福利、公众善良习俗、自然资源与环境，等等。”［9］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活动，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秩序有益于人们，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10］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11］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而刑罚则是控制此种侵害的工具。因此国家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并对之进行刑罚处罚，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意义。第三，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诉求。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均有自身的利益。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人格尊严等均是个人的重大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均有可能在他人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侵害，因而需要法律调整和保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对侵害这些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对个人利益的有力保护。此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健康、自然资源与环境等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的统一等对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刑法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也是在间接地保护个人利益。［12］现代刑法不仅是法益保护法，而且是人权保障法。［13］刑法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即刑法具有“透过犯罪与刑罚之法定，而保障国民之权利，限制刑罚权恣意发动之机能”。申言之，就社会公众而言，如果没有适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享有不受刑罚权干涉之自由。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也享有不逾越法定范围而受科处过当刑罚之权利。［14］具体说，刑法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表现在:首先是要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来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15］自由是个人发展的基础，是个人利益的重要内容。但是，个人自由既可能受到他人犯罪行为侵害，也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刑罚权的侵害。这就需要通过刑法对犯罪与刑罚进行法定，规制国家刑罚权，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次还要保障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有罪的人理当依法受到刑事制裁。但是，有罪的人也有自己正当的利益，这就是:获得公正追诉和裁判，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而刑法通过对犯罪与刑罚的法定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有利于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罚，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最后，通过保障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刑法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能够形成和保持社会的正义观念，培养和坚定国民对刑法的忠诚，树立和维护刑法的权威，减少因刑事司法的非正义性而导致的国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怨恨，这些最终都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和延续的。简言之，刑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

二、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

人类社会是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不同利益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利益冲突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现代社会，利益冲突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刑法中存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极”，而这两极存在着如下对立，其利益冲突必然存在:首先，二者的目的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而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特别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法侵犯。因此，如果过于强调和重视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有可能忽视或削弱人权保障，从而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如果过于强调人权保障，就有可能会削弱法益保护，影响刑法控制犯罪目的的充分实现。其次，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是通过利用、行使国家刑罚权来惩治和预防犯罪从而保护法益的。而刑法保障人权则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受到刑罚权的非法侵犯的。显然，一方面要限制刑罚权的行使，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刑罚权。而要限制刑罚权，就有可能不能充分利用刑罚权，削弱刑罚权的行使;要充分利用刑罚权，就有可能使限制刑罚权行使难达目的，所以，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到刑法适用的整个过程中。第一，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之中。立法是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是法治国家中的人们寻求利益保护的依据。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是多元主体利益的立法，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立法中，从而形成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刑法立法也是如此。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在刑法立法中表现为:一方面，刑法要控制犯罪，就要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种种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划定犯罪圈的范围，为认定和惩处犯罪提供司法标准，而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实际上是设定国民行为的禁区，确定国民自由的边界。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越大，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小;反之，犯罪圈的范围越小，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大，这样，刑法控制犯罪中的犯罪圈大小与保障人权中的国民自由度形成了直接的对立:任何一方的“开疆扩土”都会导致“此长彼消”的现象:当控制犯罪的目标凌驾于保障自由的目标之上时，国民自由的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反之，国民自由的空间则有扩张的机会。另一方面，刑法不但是规定犯罪之法，更是刑罚之法，只有用刑罚来对付犯罪，才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对付犯罪的刑罚方法越严厉，犯罪人的权益受剥夺就越严重，这样，刑法处罚犯罪的力度与犯罪人的权益被剥夺程度也形成了直接的利益对立:任何一方的有利，都是另一方的不利。因此，刑法立法中，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均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二，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解释之中。刑法用语的多义性、概括性、模糊性等特征使刑法的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刑法解释具有“实际地参与犯罪圈划定，有细化犯罪构成标准和统一司法判断尺度的功能”，［16］它一方面同刑法所要保护的各种法益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又同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发生关联。［17］由于刑法解释同不同主体的利益具有相关性，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就会在刑法解释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中表现出来。例如，对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解释，如果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就会扩大犯罪圈的范围，刑罚权的适用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张，这可能会对控制犯罪带来好处或利益，但同时却对国民自由、权利产生了本来不该有的限制，且直接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否，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反之，如果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缩小犯罪圈的范围，从而刑罚权的适用得到了节制，被告人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但同时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对不涉及犯罪构成要件、但涉及对犯罪人处罚宽严的刑法解释，如果是对有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不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好处;反之，如果是对不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有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三，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罪刑裁量之中。罪刑裁量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定罪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对边缘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所谓边缘刑事案件，是指处于犯罪圈的边缘上，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可以认定为犯罪也可以不认定为犯罪的刑事案件。犯罪圈的存在决定了边缘刑事案件不可避免。边缘刑事案件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具有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对于一种行为的定性，存在着定罪与不定罪两种可能性。例如，我国刑法中有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为构成要件的情节犯，到底什么是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法律没有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缺乏有权解释作为适用刑法依据的情况下，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法官倾向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就会选择定罪，这可能有利于通过定罪来惩处和威慑此类危害行为，实现控制犯罪的目标，但同时相对缩小了个人自由空间，不利于保障人权;反之，如果法官选择做非罪处理，就有利于保障人权，但同时不利于控制犯罪。在量刑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量刑轻重上。如果法官量刑过重，虽然有利于利用重刑来惩罚和威慑此种犯罪，从而控制此种犯罪的发展态势，但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不利;反之，如果法官量刑过轻，虽然有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但却不利于通过发挥刑罚应有的功能来控制此种犯罪，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第四，这种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刑罚执行之中。刑罚执行是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能够产生惩罚和威慑犯罪的效果，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但刑罚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保障人权问题。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减刑、假释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罪犯的制度，但是，由于减刑、假释的适用需要具备刑法规定的条件，而在条件规定不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适用减刑、假释宽严的选择问题，从而出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假释要以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为实质条件，但刑法用语对之表述较为模糊，如何认定这一实质条件，直接关系到罪犯能否被假释，如果标准过严，有的罪犯就得不到假释，就会对罪犯不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罪犯再犯有利;反之，如果标准过宽，就会有较多的罪犯得到假释，可以说这对罪犯有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其再犯不利，因为在罪犯悔改表现不足、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罪犯提前结束教育改造，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危害社会，侵害法益。所以，假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

摘要：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改善民主，扩大民生，保障人权的内容。总书记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体现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我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人权的平等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在阐述了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了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列宁曾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其中“A--”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前后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直到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才首次将“人权”一词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旧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国对人权问题更加重视，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加强。我国人权保障法律问题的涵摄面广阔，不仅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中有着明确规定，而且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诸多重要的部门法中均有所体现，因而必须运用一种跨部门法、综合性的思维对人权保障法律问题进行全方位梳理论析。

一、宪法人权保障与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

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人权保障是宪法的核心。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刑法由于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其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总览宪法学界、刑法学界学者关涉人权保障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它们更多地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角度着眼分析论证人权问题的，而没有从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的角度分析论证人权保障问题，由此使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宪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缺无导致宪法中所规定的诸种人权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宪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这是由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内涵、范围及保障方式等在宪法运行实践中往往需要有权机关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以此因应具体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处于一种虚置化的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实现。舍此而外，必须警醒的问题是，由于通说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2］。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的形式，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而人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违宪审查制度。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形同虚设，难以真正发挥管控国家公权力的实际作用，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宪法中人权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二)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首先，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在刑法中的地位突显不足。体现在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并未有“人权”一词的规定，即便在《刑法》第1条“立法宗旨”中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但刑法文本中更多体现的是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不是人权保障的功能。此外，刑事司法中也经常出现侵犯犯罪人人权的现象，譬如近几年来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死罪改判无罪的冤假错案就经常被媒体报刊所关注与报道，此时的刑法似乎并未突显其“犯罪人大宪章”的功能。其次，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对其所规定的一些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刑法“对公众权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而必须具有更强的确定性，这样才能明确人们行动自由的边界”［3］。尽管在现行刑法中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规范，例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我国《刑法》仅仅规定了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而对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的规定较少，保护力度不足。固然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当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刑法也不能伤害、侵犯到宪法中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最后，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可能会出离宪法。如刑法中对于终身监禁刑的设置是一种自行增加刑罚种类的行为，它将终身监禁刑强加在贪污犯罪人身上，且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差别性对待，对于其他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的犯罪人而言，难以体现宪法中的平等保障人权原则。

二、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原因分析

人权保障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关涉宪法层面上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由刑法等部门法来具体落实和体现宪法的价值理念，应当给予它们发挥各自作用且充分互动的空间，才能完整达致人权保障的目标。(一)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含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十余部部门法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该法律体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其中，宪法位于法律体系这一金字塔的顶端，奠定并搭建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各部门法制定的依据与基础;各部门法都以宪法为引领，围绕并遵从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对社会秩序加以更为细致的规范，且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再次重申了宪法对于部门法的统领作用，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需要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具体到人权保障领域，也需要宪法与刑法的共同规制，宪法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精神应当被贯穿于整个刑事立法之中。宪法与刑法之间能够进行联动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两者的价值诉求一致。宪法在其法律文本中明确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了规定。刑法在第1条中也明确规定立法宗旨是保护人民，两者之间以人权保障为纽带被紧密联结起来了。尽管宪法规定的是一国之根本政治、经济制度，而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总和，表面看似不同，不过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共同的立法宗旨与价值诉求。宪法通过对一国国家机关的权力分配作出规定，划清了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界限，以防范公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刑法通过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各类罪刑规范，对国家刑罚权等公权力进行规制，以避免司法机关肆意侵犯人权，目的亦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与刑法皆以对权利的规制为主要内容，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理念，没有人权的宪法或者没有人权的刑法均会失去赖以存在的价值。其次，两者所属的法律体系一致。宪法与刑法均为人权法律体系网之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法谚云，法官适用一个法条，就是适用整个法律体系。对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需要将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定纳入一个统一的范畴进行整体研究，将人权保障问题放置在整个法律秩序下进行研究。现在存在一种部门法脱离宪法的现象，譬如包括刑法在内的一些部门法，在制定、解释、修改法律的时候，只考虑该部门法的价值倾向，却从不考虑宪法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意躲避宪法对刑法的“干预”，这种做法类似故步自封，是不可取的，部门法需要回归至宪法。“人权的宪法保障不是孤立的，必须同加强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相结合。以宪法为龙头、以部门法为有机环节，才能建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完整体系。”［4］(二)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宪法的适用是指宪法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宪法适用是宪法制定到宪法实现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体现宪法精神、宪法效用的过程。“我国宪法适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主要的适用方式是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和监督宪法实施。如果考虑到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属于传统的立法权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适用宪法的职权分解为两部分，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5］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之一，宪法规范如同其他部门法规范一样也需要落于实处。不过从学理上而言，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之不完善的。首先，我国宪法的监督适用机制包涵两种，即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虽然它们规定于现行宪法中，不过迄今为止这两种机制的实施程序法均未出台，导致实践中宪法解释机制与宪法监督机制几乎处于缺位状况。就其他各国而言，宪法的适用其实还包括宪法司法适用机制和违宪审查机制，不过这两种机制并未被我国宪法所采纳，甚至目前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司法、司法制度等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6］，因而监督适用、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机制的统统缺位使得宪法对刑法的规范和制约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在这些宪法适用机制缺位的状况下，只有拓展剩下的唯一的立法适用路径了，即通过完善、细化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来贯彻落实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与人权保障规范。其次，宪法规范一方面具备最高权威性、最高效力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所规范的均是国家重大制度与事项，因而也带有更多的宏观性与抽象性，这就需要通过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与修法来加以细致化、具体化。宪法精神具有一种天然的向下扩张、向下流动的传导力与驱动力，天然的需要与各个部门法相联结。在各个部门法中，宪法尤其与刑法结合紧密，表现在近现代宪法的起源和发展通常是从确立刑事法治原则开始的;刑法的维护需要宪政基础的支持与支撑，需要宪法的保驾护航，需要与宪法紧密联结，生动反映宪法的变化，并以部门法的形式丰富着宪法的内涵。人权尽管已经在宪法中得以明确规定，但这并不等同于人权就实现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就能够受到法律制裁了。一方面，人权的实现是反映在个案中的，需要各个部门法尤其是刑法的配合与协调;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中会出现新型人权问题，需要部门法尤其是刑法配合宪法加以解决。因而只有在宪法与刑法有效联结与互动的状态下，在刑法制定和修改时充分考虑人权保障精神，在刑法中不断完善人权保障的条款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人权保障问题。(三)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需要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当今世界各国在加强人权保障方面积极沟通并建立联系，签署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许多国际人权文书以加强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我46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融入世界潮流，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达到25项，其中涵盖联合国九项核心人权公约中的七项，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我国以实际行动反映了政府加强人权保障力度的决心和勇气，不过这些国际人权公约中亦有不少内容涉及刑事法律，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必然会产生与我国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问题。对于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相一致的地方，则直接适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就可以保证我国对于国际公约履行义务的遵守;但是对于那些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不相一致甚至是严重冲突的地方，我国又应如何承担保证该部分条约规范在国内的履行责任呢?譬如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第5款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等，这些规定与我国目前的国内刑法关于死刑罪名与死刑刑罚的规定均存在冲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比较棘手，因为国际公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在我国国内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一方面，按照国际法上“条约必须信守”的一般原则，我国作为上述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须承担保证公约在国内得以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存在不一致之处，是择一适用，还是逐渐修改国内法条至统一适用，便成两难选择。从法学理论上而言，国际人权公约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且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须承担履行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但是从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实践来看，目前未曾出现过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条款的情形。较为妥当合适的方式便是将这些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诸多关涉刑事犯罪内容的条款在我国进行转化适用，即通过转化为相应的国内刑事法，将其中的人权条约的精神体现于国内刑事法的制定与修改中，而这一转化过程只能是通过加强宪法与刑法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才能完成与实现。

三、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路径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