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护范文10篇

一、我们享有并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仅限于人身权或财产权吗？（从动物性权利走向人权）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不难看出，在我国，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涉及到公民的大量的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中第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结社自由是不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大大限制了司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种类，使原本更重要的许多宪法性权利都没能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得到保护。从现行法律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只是停留在对公民的“动物性权利”或“植物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动物或植物的人身权或其价值同样也是受到人类法律的保护的，例如，禁止捕杀大熊猫、大象等，禁止乱砍、乱伐森林等。可见，我国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规定上。当然，从齐玉苓案件之后，法院的实际审判已经越来越重视宪法，越来越重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又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宪法性权利的新案件。

二、宪法一定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来实施吗？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太原则无法具体实施，需要由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现在人权入宪，宪法岂不更加原则了吗？人权当然也就更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实施，那宪法写进人权仅仅是个象征意义，宪法对人权的实现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这种传统观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并非宪法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有的内容往往是禁止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我们不走出这一误区，人权的宪法保护就会化为乌有。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眼于我国人权的宪法保护中的四个误区，对这四个误区分别进行了剖析，从而得出结论，我们的人权不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宪法的有些人权内容是禁止立法的，宪法不一定都需要法律加以具体化才能实施；有法律不一定要依法律，因为法律有可能是违宪的或侵犯人权的；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依据宪法保护人权，因为宪法的目的不在于惩罚公民，而在于限制权力，维护人权，在这方面，宪法可以起到定性的作用。走出这几个观念上的误区，对于实施我国宪法修正案所增加的人权内容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法律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的第24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自此，人权也就从一个纯属学术的概念进入到了1982年宪法中的法的概念，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宪法中的人权得到保护，为了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们还要克服一些目前普遍存在着的一些理论误区，否则，人权即便写在了宪法里也只能是字面意义上的人权。

一、我们享有并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仅限于人身权或财产权吗？（从动物性权利走向人权）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本文作者：付大鹏工作单位：广东培正学院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在今天,人应当享有人权的结论已经得到普遍承认。联合国5世界人权宣言6明确宣布:每一个人都享有本宣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权从本质上要求所有人在享有权利上一律平等,因为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都是一样的。离开了人权,人就是卑微的、不平等的,他就无法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而人权就是泛指社会中人们按照人的本质和尊严应该享有的、体现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各种权利。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一、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价值

对于宪政中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我国学者李步云教授认为: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以保障人权为主要宗旨的民主政治。¹郭道辉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而美国学者丹莱夫则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º可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认为宪政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本文认为,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才是宪政首要价值和终极追求。第一,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纵观资本主义宪政史,不管是美国式的民定宪法,还是英国式的钦定宪法,都是以争取人权为目标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平等自由等观念,也成为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确立宪政的精神动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把人权法律化,以防止人权被侵犯和践踏,而人权法律化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人权,宪法因此就成为保障人权斗争的产物。第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权的内容,进而保障和实现人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划分国家机关的权力,二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和保障措施。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宪法规定的人权内容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第三,人权保护可以作为判断宪法善恶的标准。人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也是现代法律的人道主义基础。人们可以根据人权的精神来判断宪法的善与恶。宪法可能体现人类普遍的公平与正义,也可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的理性的表现。人们对宪法有某种寄托和幻想,期望宪法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如果宪法不考虑人的生命、自由等最基本价值要求,不体现一定的人权精神,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它不仅违反人性和道德,而且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不足

(一)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我国宪法缺乏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我国传统宪政理念中,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性,将政府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看作是政府对国家应承担的职责而不是对公民应履行的义务。人们习惯于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定位为单向权利结构模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权利结构模式,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纵向的管理)服从关系。加之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意识的长期不良影响,公民的权益在受到政府权力的侵害时难以得到法律的救济。(二)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便不能享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事实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规定,不应仅仅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扩展: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在实践中,我们只注重宪法条款所赋予的权利,而依照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三)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范围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如果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随意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惩处。宪法条文过于原则化,使其极易被权力享有者滥用,成为各种违宪行为的保护伞。因此,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得到及时救济,就不仅要在宪法中以明确的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还应通过其他的法律来使公民的权利具体化。(四)我国宪法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宪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面对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宪法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专门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后果是使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护的最终价值难以实现。

在法学界中，有关“民法”的具体概念始终存在争议，但是就其核心本质来说，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民法主要用来规范、调整各个平等的民事主体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法律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第二条中，以民法的主体对象、根本任务为出发点，将民法定义为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自然人、相关非法组织等认识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包含了形式上的“民法典”，也包括具体的民事法律，同时其他法律中的民事法律相关规范也包含其中。可见，民法来自道德规范，又高于道德规范，是一种以国家强制为根本，规范社会生活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法律范畴。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调整的基本法律，是一种文明法，既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对社会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的判决。从民法的社会范畴调整来看，民法归属于实体范围而并非程序法；从民法的应用范围来看，民法归属于国内法而并非国家法；从民法的法律效力来看，民法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平等主体，归属于普通法而并非特别法。

一、民法与人权保护

民法作为一部自治法，体现了“私权神圣”的根本原则。所谓私权，主要指人的民事权利，是人所享有的权利，即基本人权。应该认识到，“私权神圣”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私权的天然性。“私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尤其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个人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之外，对维护国家权益、民族权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一个人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那么他就处于私欲生活中，是市民、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如果一个人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就应该抛除私欲，活动于公众领域，是公民、是政治国家的一份子；②私权内容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但同时也给私权人提供更多权利空间；③私权之所以具有神圣的地位，主要由于自然人的人格神圣以及所有权的神圣。民法行使的宗旨在于确定人的法律关系，并对此进行保护。这一保护的条件为：认识到人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奠定法律基础；同时承认人拥有的用于交往的物质基础，即财产。这是人权主体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也是私权神圣的核心所在；[1]④私权的可救济性。在民法中，有关人权的保护，也表现为救济制度。给予当事人适当的救济权，确定更为可靠、方便的程序，以备行使救济权。这种安排就是依靠权利人的自身力量来实行自救，同时许可权利人也可通过国家救助，行使救济权利，完成公力救济。可见，对于私权的尊重，已经成为人们良知中的共识，也是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私权既是文化现象的根源，也是民法文化的神韵。私权最神圣的中心思想表现为“私权自治”。所谓的“私权自治”主要为私法范畴中，由当事人自发决定其行为，确定如何参与市民生活，同时不受到任何非法干扰。私权自治观念来自于理想主义的自由思想。例如，康德认为，自由是一个纯粹性的理性概念，在理论哲学领域具有自由超验的特征。而卢梭认为，人自从生下来就是自由的。自由，已经成为人作为自己的主人的前提，既具备与生俱来的特征，同时也不得放弃。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即人类权利与义务。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一切，是不会获得任何补偿。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进步，如果以牺牲自由权利来换取社会与经济的进步，必然影响了真正价值的发挥。民法处于市民社会大环境中，追求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拥有的自由权利，这也正是市民社会对法律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私领域的不二法则。私权政治的核心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利，有权依据自身的判断来决定行动。只有在人们自己的意识中开展活动，所作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自由。具体来说，在人权问题上，彻底摆脱了封建人身关系对人类的束缚，更注重人格独立、人格平等，摒弃人格依附，真正获得人性的解放与人身自由，将人格尊严深入人心，推动人类文明的大跨步，为充分保障人权提供法律保障。[3]在财产关系方面，让人们能够自由处置私有财产，自主参与各项经济活动，促进营业交易和贸易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减少公权在经济关系领域的入侵，避免出现官商勾结、权力腐败。但也要认识到，私权自治并非绝对的自由，必须受到权利禁止滥用的制约。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他人利益，不得任意侵害他人利益，一切行动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只有将个人自由与平等原则相结合，才能确保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平等做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其限度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在我国，私权自治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担负市民社会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奠定私权自治、意思自治在我国私法领域的坚定地位。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法律方面缺乏私法的相关经验，因此强调私权自治的私法基础理论地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价值。

二、民法对人权保护的应用现状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法律领域的要求日益提高。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人文主义和人权保护问题，但是由于民法中有关人权保护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保护的现状表现如下：

一、我们享有并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仅限于人身权或财产权吗？（从动物性权利走向人权）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不难看出，在我国，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涉及到公民的大量的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中第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结社自由是不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大大限制了司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种类，使原本更重要的许多宪法性权利都没能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得到保护。从现行法律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只是停留在对公民的“动物性权利”或“植物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动物或植物的人身权或其价值同样也是受到人类法律的保护的，例如，禁止捕杀大熊猫、大象等，禁止乱砍、乱伐森林等。可见，我国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规定上。当然，从齐玉苓案件之后，法院的实际审判已经越来越重视宪法，越来越重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又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宪法性权利的新案件。

二、宪法一定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来实施吗？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太原则无法具体实施，需要由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现在人权入宪，宪法岂不更加原则了吗？人权当然也就更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实施，那宪法写进人权仅仅是个象征意义，宪法对人权的实现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这种传统观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并非宪法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有的内容往往是禁止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我们不走出这一误区，人权的宪法保护就会化为乌有。

摘要:引渡制度是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是各主权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保障。“死刑不引渡”作为一项国际通认的引渡原则，对推进人权保护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司法合作已是必然，各国在坚持“死刑不引渡”的基础上打击犯罪且保障人权也是必然。

关键词:引渡;死刑不引渡;人权;人权保护

一、国际通行引渡规则

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是主权国家以对逃亡犯罪人实行刑事管辖权为目的，而将被限制于自国内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延伸到他国领域内的国家行为。它具体是指国家根据条约或基于其他理由把在其境内而被别国指控或判定犯罪的人，应该国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国际上各国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签署的有关引渡的国际公约，如1990《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二是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如2005年签订的《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三是主权国家国内法关于引渡制度的规定。伴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引渡原则，其中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专门原则、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是主要的引渡原则。

二、死刑不引渡原则与人权保护

国家间通过缔结双边或者多边引渡条约，将国家引渡外逃犯罪人的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对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安全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犯罪人的人权保障成了一大挑战，可以说，现代犯罪人引渡的根本问题是国家主权的扩张和逃亡犯罪人人权保护之间的对立关系如何调整的问题。(一)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确立。18世纪以前，死刑并没有成为引渡的限制条件。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道主义思想开始提出并得到了刑法学家们的极力主张，但是真正立法上废除死刑则开始于19世纪中叶。1847年，美国密歇根州首开废除死刑先河。而后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废除死刑运动的高潮，但到二战以后，人权的内容日益丰富，被告人、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也提到人权讨论中来。(二)死刑不引渡原则的依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盛名、自由与人身安全。”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侮辱性的待遇或者刑罚。”因此，可以说《世界人权宣言》是死刑不引渡原则确立的重要的法的依据。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等均规定了生命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绝对不可任意剥夺的基本人权。以上人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均可被视为是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法理依据。(三)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表现形式。鉴于对人权的保护，“死刑不引渡原则”便应运而生，目前已被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载入其引渡法或者是明确规定于双边引渡条约中。前者如1981年《瑞士联邦国际刑事协助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后者如《泰美引渡条约》第6条的规定。目前，有关引渡问题的国际公约中，“死刑不引渡原则”也成为了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以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的规定最具代表性。

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快速地蔓延于全球，人类对药品的需求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而由于对药品实施专利权的保护，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力购买治疗疾病所需的基本药品，这与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保护显得格格不入。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权和作为人权的生命健康权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在协调二者的关系上，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新药品的研发是关键。

关键词:人权；知识产权；药品专利权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全球化的慢慢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于全球，从而使得人类的身体健康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近年来，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全球每年有数以千万的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药品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品的价格可以单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及时治疗某一特定的疾病。所以，在防止和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公共健康事务的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国内的医疗卫生体制较为完备，各种疾病容易及时得到控制。同时，在治疗和药品开发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使得发达国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导致其人民无力购买一些必需的药品。而造成药品价格昂贵的原因往往与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对药品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真正实现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传统的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人作为个体与生具有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的权利等；新的人权观则认为，人只有在民族的自主生存条件下和社会的发展中才能真正享有人权，因此，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也成为当代人权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论人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之下的，它都不应受到时间或者地域的限制。

一、人权

所谓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在各国宪法上有不同的用语，一般而言，英美宪法学者倾向于称其为“人权”(HumanRights)，以表明它们是人所固有的权利；德国的宪法学者则习惯称其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Grundrechte)；日本学者则习惯将其称为“人权”或“基本人权”；而我国宪法学者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用语，称为“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人权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将那些具有最高地位、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在被赋予最高规范效力的宪法规范中予以确认和表达，加以保障与实施的一些权利，强调它们作为人类所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性质。

从人类生存意义上来说，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最基本的人身权利。生命权是指公民依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生命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或过失剥夺他人生命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公民在自己的生命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健康权是指公民依法保护其身体组织完整、维护正常生理功能的权利。健康权的基本内容有: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在我国，公民的健康权不受侵犯是绝对，只要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一定是违法的；第二，公民在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其实，生命权、健康权属于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所谓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是指人为了生存而应享有的权利。在人类的所有需求欲望中，对于生存的渴求是其最本能的欲望，所以，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生存的权利始终是人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首先应当得到肯定与保障的权利。对于生存而言，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既是其自然形式，也是其前提条件，而我们通常认为至关重要的财产权则是生存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因此，在人权理念刚进人人类的思维中时，人类首先主要确立的便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韩大元先生在其主编的《外国宪法》中，谈及法国宪法时，说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可以根据它们与国家的关系类型来分类。借鉴叶林耐克的理论，第一类权利属于‘消极状态’的权利，是‘自由权’，可称之为‘防卫性权利’；第二类属于‘积极状态’的权利，反映了个人参与国家的运作过程，可称之为‘参与权’；第三类权利要求国家作出肯定的行动，属于‘肯定状态’的权利，可称之为‘权利债券’；第四类权利非常重要，指的是要求国家予以担保的那些权利，可称之为‘权利保障权’；最后，作为权利的基础，‘平等权’寻求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全体个人，并且国家应保证每个人将得到平等对待。”而他所说的“权利债券”便包括已被法律承认的健康权。

论文关键词:人权;知识产权;药品专利权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快速地蔓延于全球，人类对药品的需求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而由于对药品实施专利权的保护，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力购买治疗疾病所需的基本药品，这与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保护显得格格不入。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权和作为人权的生命健康权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在协调二者的关系上，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新药品的研发是关键。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全球化的慢慢推进、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各种传染性疾病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于全球，从而使得人类的身体健康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近年来，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全球每年有数以千万的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药品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品的价格可以单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及时治疗某一特定的疾病。所以，在防止和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公共健康事务的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国内的医疗卫生体制较为完备，各种疾病容易及时得到控制。同时，在治疗和药品开发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使得发达国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其处理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导致其人民无力购买一些必需的药品。而造成药品价格昂贵的原因往往与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对药品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真正实现国际社会所大力提倡的人权?传统的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人作为个体与生具有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的权利等;新的人权观则认为，人只有在民族的自主生存条件下和社会的发展中才能真正享有人权，因此，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也成为当代人权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论人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之下的，它都不应受到时间或者地域的限制。

一、人权

所谓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在各国宪法上有不同的用语，一般而言，英美宪法学者倾向于称其为“人权”(HumanRights)，以表明它们是人所固有的权利;德国的宪法学者则习惯称其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Grundrechte);日本学者则习惯将其称为“人权”或“基本人权”;而我国宪法学者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用语，称为“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人权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将那些具有最高地位、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在被赋予最高规范效力的宪法规范中予以确认和表达，加以保障与实施的一些权利，强调它们作为人类所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性质。

从人类生存意义上来说，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最基本的人身权利。生命权是指公民依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生命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或过失剥夺他人生命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公民在自己的生命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健康权是指公民依法保护其身体组织完整、维护正常生理功能的权利。健康权的基本内容有:第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在我国，公民的健康权不受侵犯是绝对，只要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一定是违法的;第二，公民在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非法侵害时，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依法控告。其实，生命权、健康权属于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所谓生存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是指人为了生存而应享有的权利。在人类的所有需求欲望中，对于生存的渴求是其最本能的欲望，所以，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生存的权利始终是人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首先应当得到肯定与保障的权利。对于生存而言，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既是其自然形式，也是其前提条件，而我们通常认为至关重要的财产权则是生存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因此，在人权理念刚进人人类的思维中时，人类首先主要确立的便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韩大元先生在其主编的《外国宪法》中，谈及法国宪法时，说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可以根据它们与国家的关系类型来分类。借鉴叶林耐克的理论，第一类权利属于‘消极状态’的权利，是‘自由权’，可称之为‘防卫性权利’;第二类属于‘积极状态’的权利，反映了个人参与国家的运作过程，可称之为‘参与权’;第三类权利要求国家作出肯定的行动，属于‘肯定状态’的权利，可称之为‘权利债券’;第四类权利非常重要，指的是要求国家予以担保的那些权利，可称之为‘权利保障权’;最后，作为权利的基础，‘平等权’寻求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全体个人，并且国家应保证每个人将得到平等对待。”而他所说的“权利债券”便包括已被法律承认的健康权。

「摘要」人权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本文力求在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所构建的权利、权力的矛盾综合体中，在刑事法视域内探讨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条件：司法权介入的刑事执行权运行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权利的平衡，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相对对等状态，进而保证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矛盾综合体的良性发展，最终保障受刑人人权。

「关键词」受刑人人权，刑事执行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

刑事法视域内的受刑人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的五大主题即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五大权利群是一个互相交融、彼此支持与实现的整体，因此做为刑罚权对公民权利限制的产物，受刑人人权不可能是从整体权利减去部分权利而得的权利差，而是一种有着特殊性的权利群。该权利群由作为公民的受刑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以及基于矫正的需要所授予受刑人的权利两部分组成，就前者而言其在外延上必然小于整体权利。在以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为主要矛盾的综合体中，如何保障涉系基本人权的受刑人人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主体与受刑人人权主体地位的强烈对抗性致使权力活动很难受到权利的制约，仅仅依靠矛盾体自身因素的力量实现受刑人人权保护几近奢望，因而有必要引入法律监督权作为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构建的矛盾综合体体外存在的介入因素，依正当程序纠正该矛盾体的失衡，进而成为其中之必要要素。

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是刑事执行过程中的一对范畴，二者既相互制约，又功能互补，刑事执行权的方法与目的意义最终立足于受刑人人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由道德因素所决定的人权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因子，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形成新的观念，并时刻不停的冲击着旧有框架的限制。由国家一致决定的公民权利却是被动的、稳定的，因此静态地观察受刑人人权时，我们应着眼于罪犯的公民权利，动态的研究罪犯人权时，我们必须从罪犯的人权入手。[1]人权框架下的受刑人人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矫治受刑人而赋予其的特殊权利，二是受刑人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前者由于矫正受刑人的需要而赋予主体，是由能够为同时代法律文化所容忍的行刑思想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后者则基于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受刑人作为公民依然具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主体资格而当然享有的。由于刑事执行主体的职责首先是伸张法律正义和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教育和改造受刑人并剥夺其再犯能力，加之我国法制传统对于受刑人身份的仇视，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实际上就处于与裸权利无异的状态。从权利自身的完善来看，促使这种应然权利状态下的裸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受刑人特有权利体系的充实完善来实现，主要从基于对受刑人人身的限制而享有的实体权利考察；二是通过有效的救济，即受刑人诉权的相应配置来实现。两种路径都应以刑事执行权的质与量为本位进行构建。对于罪犯特有权利体系而言，法定的受刑人主要权利包括享受教育权，劳动方面的权利，通信权及会见权，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权，奖励和释放方面的权利等。[2]这些权利有其特殊内涵，如生命健康权主要是指国家从衣着、食物、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等基本生活方面予以保障，是受刑人特殊人身状态下赋予该权利的特殊含义。对于上述权利，刑事执行机关负有实施积极行为的义务以保障受刑人能切实享受，同时，受刑人人权规定着刑事执行权运行的任务和范围，是对刑事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尽管由于受刑人人身特殊状态带来了其行为能力的弱化，但受刑人人权对刑事执行权的制约仍是十分重要，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受刑人人身的特殊状态，外界救济对于几近封闭状态下行使的刑事执行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除了借助其他公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外，受刑人人权自身的意义更显重要。

受刑人诉权对于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呼吁宜建立以受刑人特有权利为中心，以受刑人诉权为外围保护性权利的权利体系。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人诉权可以归类为对减刑、假释等刑事制度适用不服提出申诉的诉权以及对于行刑机关如监狱等做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权利两种权利。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性质决定了其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司法权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刑事执行权相对于司法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刑罚的裁判与执行必须实行分离。事实上，司法权作为一种终极裁判权，对于涉及主体利益的各种关系进行超然、中立的裁判，也就是说司法权行使的模式以利益相对的两方主体存在为前提。由于报复刑观念的存在，受刑人因其犯罪行为而承担的相应刑事法律责任必然具有强烈的制裁色彩，这具体表现为对其各项自由的剥夺、限制，而在刑事执行权运行过程中，我们很难将行刑主体与受刑人摆在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权利、权力关系的失调，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主体尚未享有实然的体系化权利，那么很难奢求在追求报复轻视矫治的刑罚思想指导下，对于作为社会和谐秩序破坏者的受刑人的权利能有何等周全的保护。另一方面，从程序法的角度看，我们试图找到通过增加受刑人在刑事程序法上的相对优势权利来平衡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人权。然而，无论从报复刑之刑罚目的还是从矫治刑之刑罚目的来看，受刑人改造必然要求对受刑人人权、自由的限制，以使犯罪人的精神和肉体承受相应的痛苦，以实现刑罚的制裁性。因此笔者认为，受刑人人权作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限制不应包括对其诉权的限制，即受刑人的诉权并非相对于一般公民的诉权受到限制，而是受刑人享有另一性质的诉权，受刑人诉权于一般公民诉权具有质的不同，即使有某一过渡性标准作为参照，也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只能在构建受刑人诉权体系时因受刑人拥有的实体权利劣于一般公民而为达到权利与权力的整体平衡赋予该诉权体系全新的要素和结构方式，该种体系要素及其结构方式从质上讲应主要考虑是否可以与作为其强制力量的刑事执行权相抗衡，从量上讲应把受刑人的实体权利作为一个基本参数。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于受刑人这一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者的仇视以及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长期占据着立法者与行刑者的思想，权利意识淡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受刑人诉权制度保障受刑人有可能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受刑人除应对于有罪判决或者涉及其他制裁的判决不服可以申诉外，还应赋予其在受到严格管束、禁闭、缓刑、减刑、假释、各种社会化执行的撤销等等具体方面拥有广泛的申辩权。鉴于减刑制度适用的广泛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人权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内涵，从受刑人人权保护的视角完善减刑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刑罚惩罚与改造功能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更要注重受刑人改造过程中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的对等性，应赋予受刑人对狱内考核及行政奖惩提出申辩权、申请复核权、异议权等。首先，受刑人应对自身及监所内其他服刑人员的减刑程序运作享有知情权，进而亦应享有作为其衍生权利的减刑异议权，即在分监区向全体受刑人公布上报减刑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在人民法院做出减刑裁定前的公示阶段有权对同监区一起改造的其他受刑人的减刑适用问题提出异议。其次，减刑实质是对刑罚的变更，与法院最初的裁判在性质上无异。因此，宜对被裁定减刑受刑人规定上诉权，并对该上诉方式和上诉期限在减刑裁定书中予以体现。再次，我国新刑法中有对“应当减刑”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符合法律关于应当减刑的相关规定而并无其他有权机关启动减刑程序的情形下，应赋予受刑人启动应当减刑程序的权利。受刑人诉权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化的过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应注重自身的全面性和细致性，从后者来看又以加强减刑、假释制度研究，保障受刑人在减刑、假释等对于所判刑罚具有实质变更的行刑过程中所凸现的权利为重。

「摘要」人权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本文力求在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所构建的权利、权力的矛盾综合体中，在刑事法视域内探讨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条件：司法权介入的刑事执行权运行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权利的平衡，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相对对等状态，进而保证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矛盾综合体的良性发展，最终保障受刑人人权。

「关键词」受刑人人权，刑事执行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

刑事法视域内的受刑人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的五大主题即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五大权利群是一个互相交融、彼此支持与实现的整体，因此做为刑罚权对公民权利限制的产物，受刑人人权不可能是从整体权利减去部分权利而得的权利差，而是一种有着特殊性的权利群。该权利群由作为公民的受刑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以及基于矫正的需要所授予受刑人的权利两部分组成，就前者而言其在外延上必然小于整体权利。在以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为主要矛盾的综合体中，如何保障涉系基本人权的受刑人人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主体与受刑人人权主体地位的强烈对抗性致使权力活动很难受到权利的制约，仅仅依靠矛盾体自身因素的力量实现受刑人人权保护几近奢望，因而有必要引入法律监督权作为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构建的矛盾综合体体外存在的介入因素，依正当程序纠正该矛盾体的失衡，进而成为其中之必要要素。

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是刑事执行过程中的一对范畴，二者既相互制约，又功能互补，刑事执行权的方法与目的意义最终立足于受刑人人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由道德因素所决定的人权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因子，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形成新的观念，并时刻不停的冲击着旧有框架的限制。由国家一致决定的公民权利却是被动的、稳定的，因此静态地观察受刑人人权时，我们应着眼于罪犯的公民权利，动态的研究罪犯人权时，我们必须从罪犯的人权入手。[1]人权框架下的受刑人人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矫治受刑人而赋予其的特殊权利，二是受刑人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前者由于矫正受刑人的需要而赋予主体，是由能够为同时代法律文化所容忍的行刑思想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后者则基于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受刑人作为公民依然具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主体资格而当然享有的。由于刑事执行主体的职责首先是伸张法律正义和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教育和改造受刑人并剥夺其再犯能力，加之我国法制传统对于受刑人身份的仇视，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实际上就处于与裸权利无异的状态。从权利自身的完善来看，促使这种应然权利状态下的裸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受刑人特有权利体系的充实完善来实现，主要从基于对受刑人人身的限制而享有的实体权利考察；二是通过有效的救济，即受刑人诉权的相应配置来实现。两种路径都应以刑事执行权的质与量为本位进行构建。对于罪犯特有权利体系而言，法定的受刑人主要权利包括享受教育权，劳动方面的权利，通信权及会见权，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权，奖励和释放方面的权利等。[2]这些权利有其特殊内涵，如生命健康权主要是指国家从衣着、食物、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等基本生活方面予以保障，是受刑人特殊人身状态下赋予该权利的特殊含义。对于上述权利，刑事执行机关负有实施积极行为的义务以保障受刑人能切实享受，同时，受刑人人权规定着刑事执行权运行的任务和范围，是对刑事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尽管由于受刑人人身特殊状态带来了其行为能力的弱化，但受刑人人权对刑事执行权的制约仍是十分重要，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受刑人人身的特殊状态，外界救济对于几近封闭状态下行使的刑事执行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除了借助其他公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外，受刑人人权自身的意义更显重要。

受刑人诉权对于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呼吁宜建立以受刑人特有权利为中心，以受刑人诉权为外围保护性权利的权利体系。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人诉权可以归类为对减刑、假释等刑事制度适用不服提出申诉的诉权以及对于行刑机关如监狱等做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权利两种权利。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性质决定了其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司法权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刑事执行权相对于司法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刑罚的裁判与执行必须实行分离。事实上，司法权作为一种终极裁判权，对于涉及主体利益的各种关系进行超然、中立的裁判，也就是说司法权行使的模式以利益相对的两方主体存在为前提。由于报复刑观念的存在，受刑人因其犯罪行为而承担的相应刑事法律责任必然具有强烈的制裁色彩，这具体表现为对其各项自由的剥夺、限制，而在刑事执行权运行过程中，我们很难将行刑主体与受刑人摆在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权利、权力关系的失调，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主体尚未享有实然的体系化权利，那么很难奢求在追求报复轻视矫治的刑罚思想指导下，对于作为社会和谐秩序破坏者的受刑人的权利能有何等周全的保护。另一方面，从程序法的角度看，我们试图找到通过增加受刑人在刑事程序法上的相对优势权利来平衡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人权。然而，无论从报复刑之刑罚目的还是从矫治刑之刑罚目的来看，受刑人改造必然要求对受刑人人权、自由的限制，以使犯罪人的精神和肉体承受相应的痛苦，以实现刑罚的制裁性。因此笔者认为，受刑人人权作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限制不应包括对其诉权的限制，即受刑人的诉权并非相对于一般公民的诉权受到限制，而是受刑人享有另一性质的诉权，受刑人诉权于一般公民诉权具有质的不同，即使有某一过渡性标准作为参照，也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只能在构建受刑人诉权体系时因受刑人拥有的实体权利劣于一般公民而为达到权利与权力的整体平衡赋予该诉权体系全新的要素和结构方式，该种体系要素及其结构方式从质上讲应主要考虑是否可以与作为其强制力量的刑事执行权相抗衡，从量上讲应把受刑人的实体权利作为一个基本参数。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于受刑人这一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者的仇视以及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长期占据着立法者与行刑者的思想，权利意识淡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受刑人诉权制度保障受刑人有可能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受刑人除应对于有罪判决或者涉及其他制裁的判决不服可以申诉外，还应赋予其在受到严格管束、禁闭、缓刑、减刑、假释、各种社会化执行的撤销等等具体方面拥有广泛的申辩权。鉴于减刑制度适用的广泛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人权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内涵，从受刑人人权保护的视角完善减刑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刑罚惩罚与改造功能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更要注重受刑人改造过程中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的对等性，应赋予受刑人对狱内考核及行政奖惩提出申辩权、申请复核权、异议权等。首先，受刑人应对自身及监所内其他服刑人员的减刑程序运作享有知情权，进而亦应享有作为其衍生权利的减刑异议权，即在分监区向全体受刑人公布上报减刑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在人民法院做出减刑裁定前的公示阶段有权对同监区一起改造的其他受刑人的减刑适用问题提出异议。其次，减刑实质是对刑罚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