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范文10篇

一、人权入宪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人权发展经受过历史性挫折。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公民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人称它为政府领导型的模式，或者有人称之为政党领导型的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公民的权利不稳定，这极不利于我国公民对权利的真正享有。政策性的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造成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人权人宪无疑指明了法律的未来走向，法律的权利本位特点得到了加强，这将会固定并实现法律品性的转变。法律具备独立的品格，不过多地依赖于政治。

政治调控和法律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法律应以人权作为维度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规定。立法以人权为度，加强了法律的中立性，法律的技术性凸现出来。法治不单纯是一种“统治立法”，它不仅是法律的至上性，最高权威性，具有连续性，程序性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本必须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国家权力在不断地，逐渐地向社会让出地盘，由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发展到国家向社会分权。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法律符合法治目标：要求加强了自身的特征，而人权入宪为法的自身提供了源泉，从而使法律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动力和源泉。

国家权力与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法的实行有赖于全社会，全体民众的支持。法不应只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和社会自卫的武器。因此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

摘要：我国由于历史等因素导致我国法学界对人权研究的起步晚，起点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远远落后于国际人权。而当今21世纪的中国，在依法治国战略下、WTO体制下研究和发展人权在我国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整个人类人权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语；人权民权法治WTO体制

引言：当我此时在敲动键盘时，我还在怀疑我究竟能不能写好这篇文章。毕竟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一个理论和一个现实并存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战略目标。因此我国的众多学者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较权威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却又最容易顺着别人的思潮走，在众多的观点中很难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论点。这也就使得在众多的学术理论中，我常常感到彷徨、感到迷茫。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中国人权史是客观的；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中国加入WTO后将使中国人权有新的发展生机，面临新的挑战。但我又坚信中国人权在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下将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正文：

一中国人权

至于人权，Humanrights就是说人类的权利，是所有人类成员均有权享受的权利。从古希腊时期起，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发展，完善。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人权意识存在差异，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权的普遍性。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我文章这里要讲的中国人权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人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有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人权思潮兴起的比较晚，又由于中国一系列自身因素使的人权在中国变得更加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人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其内容较西方人权广泛，更具有普遍性，是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的实实在在的权利。这相对西方国家的人权更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真正意义的人权。

一、我们享有并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仅限于人身权或财产权吗？（从动物性权利走向人权）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不难看出，在我国，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涉及到公民的大量的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中第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结社自由是不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大大限制了司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种类，使原本更重要的许多宪法性权利都没能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得到保护。从现行法律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只是停留在对公民的“动物性权利”或“植物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动物或植物的人身权或其价值同样也是受到人类法律的保护的，例如，禁止捕杀大熊猫、大象等，禁止乱砍、乱伐森林等。可见，我国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规定上。当然，从齐玉苓案件之后，法院的实际审判已经越来越重视宪法，越来越重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又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宪法性权利的新案件。

二、宪法一定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来实施吗？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太原则无法具体实施，需要由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现在人权入宪，宪法岂不更加原则了吗？人权当然也就更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实施，那宪法写进人权仅仅是个象征意义，宪法对人权的实现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这种传统观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并非宪法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有的内容往往是禁止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我们不走出这一误区，人权的宪法保护就会化为乌有。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1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3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4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5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本文作者：张旭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

人权问题是现代世界各国广泛瞩目的热点之一。从国内角度说,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并运用宪法、刑法等法律手段对人权予以保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并付之实践;从国际角度说,人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各种保护人权的国际性组织纷纷建立,有关保护人权的国际性法律文献相继出现,人权原则也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很显然,作为国际法的刑法方面与国内刑法的涉外方面汇集而成的国际刑法,也必然接受人权的影响和洗礼。从20世纪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这已经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但怎样认识国际刑法中的人权涵义、人权评断标准及人权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则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对国际刑法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关系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因此,对人权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刑法中人权涵义的界定

人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说,一个现代人应当享有的诸多权利,均应涵盖其中。正因为如此,人权往往被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上解释和运用。例如,从人权的使用上看,有的强调人权里的个性自由和政治权利,有的则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有的将人权当作客观存在于一切民族和文化中的通用的低度原则,有的则将人权作为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人权的种类上看,有从性质上划分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有从主体上划分的个人权利、集体权利、民族权利,也有从保障方式上划分的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从人权的存在形态上看,可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从人权界定的根据上则包含国际、国内立法中确定的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和站在人性、自然的角度认识的人生与俱来的天赋人权。¹很显然,国际刑法不能将众多性质互异、程度有别的人权解释不加区分地吸收进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国际刑法对人权的运用应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从国际刑法的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宗旨及其实现途径来看,国际刑法与人权的联系主要有二:一是国际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机能,即通过对国际犯罪的惩处,保护人类的各种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二是国际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机能,即国际刑法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因其种族、宗教、国籍、信仰、性别等原因受到追诉和惩罚,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得到公正的处理和人道主义待遇。由于国际刑法的保护机能是通过适用国际刑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涉及的面很广,与国内及国际其他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基本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侧重在对人权的保障机能的认识和理解。从这样的认识基点出发,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在法律意义上使用,指那些在国际、国内法律规范中加以规定,并且与惩处国际犯罪和实现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直接相关的人权保护内容。在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都有许多关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难免带有“阶级色彩、地域色彩和文化色彩”,但在承认人享有和满足某种符合人道精神的利益和需要的权利,并通过设立、配置或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上是共同的。º可以说,正是人类对于自身基本权利问题的相互认同程度不断加深,人权原则才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原则走进国际政治、法律领域,成为诸多国际一26-性法律文献所规范的内容。笔者认为,在众多而广泛的人权内容中,可以成为国际刑法领域的人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l)平等权。平等是人类自然的权利,也是人权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普遍的做人的资格,当然不会有人权。因此,人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就首先成为人权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首先在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人权的国际性文献《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明确,其后为国际人权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文献进一步发扬。平等权意味着人人平等地享受一切权利,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出生或其他身份特征受到歧视。(2)自由权。自由权是其他人权得以存在的另一基石。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其他人权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要求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基本自由也成为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中一项基本原则。自由权主要指人生而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不得任意侵扰个人的私生活;不得干涉思想、信念及宗教的自由;不得任意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需要指出,保护人的自由权虽然是一项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但不意味着人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这一点在国际性人权文献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宪章》中均有明确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基于保护公共安全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对自由权加以一定的限制在各国学者中也成为共识。»可见国际刑法中的自由权是相对的自由权。(3)生命权。生命权是人的生存权利。人人皆享有天赋之生存权,目前已经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国际刑法自然也要承认人权与国际刑法人所享有的这一权利。但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可否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能否将剥夺生命作为一种惩罚犯罪的手段,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肯定论者认为,生命权是人所享有的一种绝对权利,不得基于任何理由予以剥夺。即使是依法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也是反理性、反人道的。否定论者则认为,生命权不是一种绝对权,对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是人伦道义、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类发展的更高境界来说,从人权的基本精神来说,生命权应属于一种绝对权。然而,生命权是否应当视为绝对权与生命权在现阶段能否视为绝对权是两回事。从目前的国际现状看,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悬殊,价值取向各异,对死刑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国际刑法在现阶段还只能将生命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利予以接受。如果在现有的历史阶段,不顾国际现状硬将生命权视为一项绝对权,势必给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徒增困难。事实上,国际人权公约中也从现实出发,没有将生命权绝对化,只是要求各个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严格限定死刑的适用范围,并确保被判死刑者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可见,将国际刑法中的生命权理解为一项相对权,既符合国际社会现状,也有足够的法律依据。(4)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人权在根本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支持的权利。因此,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成为其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确认了这一要求,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禁止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奴役或被要求从事强制劳动;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待遇。从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的侧重点来说,其更强调被剥夺自由的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对待,其固有的人格尊严也应受到尊重。这里,被剥夺自由的人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受刑人,也包括在引渡、诉讼移管等国际刑事合作中被限制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不仅规定在各国内刑法、刑事诉讼法中,而且体现在许多国际性法律文献中,如1955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73年《关于侦查、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1984年《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这些文献中不仅详细规定了被剥夺自由的人在住宿、日常生活、医疗设施、处罚及在监所内应享有的待遇,而且特别强调禁止酷刑、残无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可以说,保障被剥夺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在国际刑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是从法律程序上对‘’被告人”人权设立的另一保护屏障。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不仅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法律效能的需要。随着人权法的发展和人权运动的高涨,体现在各国内法律中的公正审判权也走进国际法,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许多国际性法律文献,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均作了明确规定。公正审判首先要求司法独立。为促进并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而没有任何歧视,联合国第7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其中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人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其次,公正审判权要求被告人在国际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各项应该享有的权利。被告人及被判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保障,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几乎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人权保护问题进人国际领域后,国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应同触犯国内法的被告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在国际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被告享有听证权、出示证据权、向证人发问权、获得冤案赔偿权、最后陈述权以及判决宣告后的上诉、申诉权也就成为当然的要求。笔者认为,要保证案件获得公正审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国际刑法当然要承认这些权利,并在诉讼过程中将相关权利保障落到实处。

二、国际刑法中人权地位的思考

人权保护是现代法的机能之一。国际刑法作为现代法之一,承认人权,并对人权予以保护,乃是当然结论。但是,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应居于什么地位?则很少有人进行专门探讨。但从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中仍可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总的说来,对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1)人权是国际刑法中的第三元。这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刑事领域的基本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在“国家对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增加了享有权利的相关个人。此时,个人已不再被认为是无权的、国家刑事合作指向的客体,其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具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在国际犯罪的追诉过程中,个人作为享有权利的主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可以被视为国际刑法中的第三元。¼这种主张虽把人权保护提到了与国家权利并列的高度,但其并没有•28•进一步说明人权究竟怎样在国际刑法中发挥作用,也没有说明当人权与国家行使刑事管辖义务发生冲突时,谁具有优先权。(2)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主张,人权保护没有国界,其作为当代国际刑法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中高于一切,是国际法所承认和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法律权利。相对有关国内法和刑事司法互助条约而言,尊重基本人权具有优先适用权。如唐纳德.K.皮诺高夫和玛莎.V.J.克朗指出:“一些人权规范在国际刑法中拥有特别优先地位,因为它们是作为宪法性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被接受”。这种观点在西方被广泛地接受。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性公约中也体现了这一主张。如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规定,当被请求国认为被引渡人将在请求国遭受酷刑,被请求国通常不予引渡。欧洲人权法院近期的一些判例也充分反映出尊重人权为当代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部分。»(3)人权应服从国家主权和遏制犯罪的需要。这种观点认为,在适用国际刑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基本权利的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干预,但只要这种影响和干预是依据法律,并追求合法目的,就是公正的、必要的。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同日益增长的国际犯罪作斗争并维护一国主权的需要。¾在他们看来,没有国家主权和独立,就不会有人权。如果片面强调人权保护,势必影响同国际犯罪斗争的有效性,并使得国际刑法适用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应该说,二战之后,人权被引入国际刑法领域,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助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从各个方面对国际刑法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因此,国际刑法毫无疑问应给人权以一席之地,而且应将人权作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际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会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及有关个人的个人权利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国际刑法中的人权考虑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人权保护与国家利益及惩治、防范国际犯罪的需要之间的均衡。从一般意义而言,人权保护与运用国际刑法惩治犯罪并不矛盾,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一方面,国际刑法在人权保护的推动下得以不断发展。对人权的关注与保护是国际刑法在二战后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肆意践踏基本人权、灭绝种族的暴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用刑事手段制裁反人道行为的强烈要求,并促使国际刑法在40、5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同样,将人权考虑注人引渡及其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也使得国际刑法在新的方向上前进。另一方面,人权借助国际刑法得到更全面、更实际的保护。国际刑法始终把保护人权作为自己重要的调整内容,其中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禁止奴隶制度、禁止买卖妇女和儿童,禁止酷刑,保障被剥夺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特种囚犯的人权保护等等规定,都不外是实现人权这个目标。不仅如此,国际刑法还以其程序方面的规定提供了实现人权保护的途径。这样,人的生存权、平等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等应有权利就成为法定权利,而且借助于国际刑法规范而变成现实。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人权保护与适用国际刑法惩治国际犯罪亦可能发生冲突。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如“不断增加的保护人权的观念正在大大减弱国际刑法的效能’,¿;“如果将人权引进引渡程序可能会给引渡的实施增加许多困难”À。的确,在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有时会面临保护人权还是承担国际刑法应该履行的义务的两难选择。优先考虑人权保护,必然会影响国际刑法效能,不利于国际共同利益的保护;而只考虑国际共同利益的保护,又会带来侵犯人权的危险,不尽符合当代法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因此,忽视人权保护或忽视国际共同利益的防卫均欠妥当。笔者认为,在国际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人权保护问题,但应该把人权保护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而不能过分强调和夸大人权的作用。为了避免一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或借保护人权之名不履行国际义务,也为了减少人权保护可能带来的国际刑法适用上的困难,应该把人权保护逐步纳人法律调整的体系中,即在对国际犯罪行使追诉权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过程中,应保护什么种类、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的人权以及在国际刑法适用时具体保护人权的措施都明确纳人国际刑法规范,使人权保护的内容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部分。将人权保护内容融于国际刑法规范之后,就没有必要在适用国际刑法过程中再特别考虑人权问题。这样,通过对国际刑法的适用,可以同时达到保护人权和防卫国际共同利益的目的。

一、中加在人权的概念和适应范围之差异

（一）人权的概念或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权的论述往往是解构性的批判性的，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人权虚伪性的一面，同时主张为实现真正的普遍的人权保障而奋斗，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实现人权的最高境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实现真正的普遍的人权保障的前提条件。

美国伦理学家A.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指一种狭义的权利，即主张权。这种权利的结构可以理解为：A由于Y而对B有X的权利。

著名的法学家东南大学李步云教授认为：“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中央党校林喆教授给人权下的定义是；“人权是指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

[摘要]：近年来，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频频亮相，积极发挥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阐述了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含义，探析了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维护和保障人权、提供信息、游说政府、促进国际法的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组织作用影响

一、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内涵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者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们的国际联合体”。

联合国给非政府人权组织下的定义是：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权利的手段，为个人或集体受害者起诉，或支持受害者这样做，作出人权呼吁，监督、调查和报告各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使用可靠的公共程序来提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通过游说来影响与侵犯人权的国家有关的政府外交政策，动员利益集团和建立人权标准。

西方学者认为：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利的私立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五个基本特征。

本文作者：苗连营吴礼宁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基本人权是一个值得思考和需要探索的问题。它既是人权体系的基干部分，又是近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民主宪政的脊梁，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价值和功能。科学界定基本人权，探索其内容的演讲规律，发掘其价值与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基本人权的界定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人权的权利内容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根据人权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价值与功能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何谓基本人权？不少同志认为基本人权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也即法定权利，而基本人权首先是一种应有权利，具有不由实在法所授予，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的价值。基本人权能否载于宪法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取决于立宪者的权利意识水平及人权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一般认为，基本人权的权利内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基本人权只指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广义上的基本人权不仅包括上述四大类权利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

应该肯定，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十分必要。因为人权内容尽管繁多，但绝不能等量齐观。在人权体系中，基本人权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于人和公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内在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人权。它具有繁衍、派生其他权利的功能，是权利体系的中轴，权利体系的内容充实和形式发展都以基本人权的轴心为起始。基本人权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它说明了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并着重予以保障的是基本人权。近代各立宪国家均以基本人权作为宪法的一项不可更改的基本功原则。无论各国对人权的看法多么不一致，在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是有可能并且就应该取得共识的。“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申张的“基本人权”是一个世界信念的宣告条款。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保障“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宗旨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一系列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共同签署某些国际人权条约，共同谴责或制裁某此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基本人权业已成为熔铸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基本人权的权利形态呈现为三种类型：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种权利形态源于不同的界定方法。1、从价值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按其本质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与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怀和社会本质所决定，而不由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所决定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增损或取缔的，而且是确证和评价法律和政治权力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的根据。2、从规范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只有载于宪法表现为公民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最佳保障，法定权利对于“应有权利”来说，是一种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规范化基本人权；3、从社会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是一种实有权利。因为实践证明，真正关键问题并非人权是否得到伦理道德的认可，也不是它能否在法律上得到规定，而是它能否在实际上得到承认和保证。只有当人们真正地享有权利时，它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上述三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应有权利的分析触及了基本人权权利形态的实质内容，回答了人权权利形态的逻辑前提，只有存在人的“应有权利”，才会推导出如何去保障它的问题。法定权利的分析肯定了基本人权存在的有效现实形式，基本人权的法制化不啻是它实现的最有效方法。人类法制史表明，对法制的践踏总是与对人权的摧残相伴而产生，但法定权利的形式脱离不了应有权利的实质。否认“应有权利”的存在，法定权利就失去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导向，有可能排斥基本人权所蕴涵的理想价值成分，导致对人权扩展的歪曲。因为法律亦可规定反人权的内容，历史上的“恶法”即如此，奴隶主对奴隶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是来自奴隶制法的规定。西方学者哈特指责纳粹德国的法律时声称“这是法，但它太邪恶而无法遵守”。总之，法定权利应以实现应有权利为目标，背离应有权利的法定权利就会步入人权的反面。实有权利的分析具有可贵的实践意义，它理智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基本人权作出完备规定绝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就完美无缺、十分优越了，它肯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法定权利转为实有权利的广度与深度。基本人权的实现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一“人权”概念之发展及其意涵

“人权”（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都付诸阙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人权”与“权利”这两个词汇都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透过翻译而引进的。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这种说法似乎为一般人、甚至不少学者所接受。但是这种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它把问题过分简化了。这种说法之不当，可由以下的事实看出来：直到中世纪结束，在西方的主要语言中并未出现明确地表示现代“权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强调中西文化之对比：“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但是他同时指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色是近代的产物，其形成是由于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动。

“权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权”的概念就出现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大致同意：“人权”的概念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有关“人权”的第一份正式文献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权”这个字眼，而且也对“人权”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阐述，对“人权”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暴行，“人权”概念进一步被提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成为普遍的要求。在《联合国宪章》里，人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宪章》的前言便强调“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其第一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会员国“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联合国宪章》对人权的内容并未作具体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见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东西冷战刚开始的历史背景下拟定的，故仍不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过，大体而言，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以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人权观，也试图将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也叁与了此一《宣言》的草拟过程，并且将儒家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为了反映儒家的价值观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与学者批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它仅代表西方的价值观，恐非持平之论。

随后，联合国以公约与宣言的形式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这三种公约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权”之说。此说最初由法国法学家瓦萨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广为学者所采用。瓦萨克将“人权”概念的发展区分为三代：第一代人权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涉及所谓的“连属权”（solidarityright）。他将这三代“人权”概念分别对应于法国大革命时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当地译为“博爱”）三个口号。大体而言，第一代人权着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个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第二代人权着重于在实质上为个人自由之实现提供基本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开始勃兴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代人权则着重于集体人权，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资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对资源共享、健康、生态平衡、灾害救济等的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三代的人权分别称为“第一世界的人权”、“第二世界的人权”与“第三世界的人权”。经过这三代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内涵可说包罗万象，远非十八世纪西方的人权论者所能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