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10篇

[关键词]数量与结构；“资源经济”；“人口红利”；环境倒“U”型曲线；“常量人口”；“零和游戏”；层级和尺度；优先性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

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

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同志们：

市政府决定召开这次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通报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有关情况，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确保全面完成今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指标任务，努力提高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化水平。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市人口计生委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既到各县区进行了督查调研，又深入各部门进行了沟通衔接，希望大家认真领会会议精神，抓好贯彻落实。

刚才，市人口委演示汇报了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成果，市人口委主任同志通报了当前工作进展情况，15个责任单位也提供了书面交流材料。总体来看，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单位顾全大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市政府是充分肯定的。下面，围绕进一步做好全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再上新的台阶，我强调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围绕“为什么要统筹”，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统筹”的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形势下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创新，其重要意义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认识，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计划生育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来说，我觉得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落实基本国策之所系。人口问题是我们国家发展中的最大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就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到现在没有变，在落实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经历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阶段后，现在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从全省的情况看，2005年11月25日起施行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取消了生育二孩的间隔要求，完善了再婚家庭的生育政策。这些生育政策的适度调整是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政策与需求的适当调节，并不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2011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基本点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摘要：现阶段，我国只存在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和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此外，劳动供给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既有消极的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应当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一、引言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二、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现状

抓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胸怀全局，服务民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一、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变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基础。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子孙后代，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调控人口数量是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前提。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总的来看，近年来低生育水平总体稳定，但政策内生育水平有所上升，造成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社会资源的阶段性短缺，影响改善民生的进程。再者，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保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把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8左右。因此，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确保在国家财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家庭幸福，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城乡出生缺陷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全国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直接影响上百万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和长期发展。

封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很低的。拿我国来说，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每年仅递增0.1%。鸦片战争后，人口增长也很缓慢，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全国人口从四亿一千二百余万增到五亿四千余万，净增约一亿三千万，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26%（这里和后文列举的旧中国各个时期的人口数字，都不精确，也不全可比。但借它们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大致趋势还是可以的。）。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作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则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如果把解放后30年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余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也就是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也算进去，可以说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第五级台阶了。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我国的人口问题曾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建国初期缺乏科学预测和论证的鼓励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的总人口二十多年中剧增了一倍有奇。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所实施的强势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口增长起了强有力的的遏制作用，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经从50年代的人均5至6个孩子降至目前的人均1.7个，但总体来说，新的世纪里我国人口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1）人口数量居高不下。2005年1月6日，我国宣布总人口数达到13亿，现在每年仍然要净增800多万人口；（2）人口质量不容乐观；（3）老龄化问题困扰重重；（4）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

这些难题使得未来几十年中，我国的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庄子在他的寓言《庖丁解牛》中，将牛身上筋骨交错的地方称为“族”，这是宰牛过程中最为困难和关键的步骤，“族”的部分解决了，其它部分就会迎刃而解。人口工作中也有其“族”，纵观人口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个“族”正是女性教育。

一、女性教育——人口工作之“族”

之所以称女性教育为人口工作之“族”，是因为女性教育对于我国的人口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女性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工作的成败。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争取女性教育权是当今各国平衡人口和人权的共同选择

妇女是人类社会必要的“一半”，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马克思在1868年致友人路·库格曼的信中深刻地、幽默地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也曾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妇女组织及其支持者为妇女争取到了各种各样的权利，如男女同工同酬、普及教育、贫民救济、缩短工作时间、分娩抚养补助、妇女参政议政等等。在这些权利中，政治权是最显象的，教育权是最基本的。

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记载这些记载是历代封建政府的统计数字，很不精确；各朝疆域不同，各时期的人口数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们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化的大致趋势还是可以的。），就会发现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