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范文10篇

同志们：

为从源头上提升我国人口素质，保障千百万父母一生的幸福和家庭的安康，自今年年初起,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国家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组织开展了“尊重生命尊重爱”---婚前医学检查宣传普及教育活动。我市相关单位也先后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宣传教育活动方案，各成员单位在市妇儿工委的带领下，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今天，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市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举行的婚前医学检查知识抢答赛活动，目的就是宣传婚前医学检查，营造自觉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社会新风。刚才,来自分宜县、渝水区等6个代表队的队员参加了激烈的角逐,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体参赛人员和取得好成绩的单位、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项工作付出辛勤汗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和各条战线上的妇女儿童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婚前医学检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缺陷、预防先天性疾病的一道重要防线。同时，也是保障每一对新婚夫妻未来幸福的前提和基础。自20*年新《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以来，不再强制规定婚检，把是否婚检的权利交给了当事人，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婚检不重要，也不是“取消”了婚检。但遗憾的是，人们对婚检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全市乃至全省婚检率的直线下降，先天性缺陷婴儿的出生率随之上升，据省卫生厅统计，我省20*年婚前医学检查的疾病检出率达8.98％，其中指定传染病占29.42％，严重遗传性疾病占0.5％，有关精神病占0.3％。20*年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2.12‰，推算全年出生缺陷新生儿达5000人，相当于全省每天约有15个新生缺陷婴儿降生。残疾儿童、精神病患儿的降生，不仅给婚姻和家庭带来巨大不幸，而且给国家造成巨大社会负担，制约我国未来人口素质的提高。

因此，加大婚检宣传教育十分重要。在改进婚检、婚姻登记工作的同时，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力度，对有关科学知识展开大范围的宣传、教育、普及活动。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婚前医学检查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的重要性，把本次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纳入工作日程。各级妇儿工委、相关职能部门及群众团体，要切实加强对婚检知识宣传教育普及工作的领导，把这项宣传教育普及活动作为推动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具体行动，促进纲要中“提高婚前医学检查率”目标的落实。要把这一活动作为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的重要工作来抓。结合本部门职能做好责任分解，做到统一策划、统一部署、统一督办，共同推进。牵头单位一定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使这项活动既要有声势，又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各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婚检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及时报道出去，在社会上叫响；要开辟专栏，深入宣传开展婚前医学检查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要通过刊登婚检知识竞赛试题，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思考、辅导和喜闻乐见的参与形式。各级妇儿工委、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群众团体要结合本系统工作的实际，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研讨会、组织群众参加婚检知识竞赛、设立咨询站、组织医务人员为群众宣讲、咨询答疑等形式，广泛开展婚检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形成个人重视、家庭关心、社会关注的良好氛围，掀起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积极参与的热潮。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摘要：

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hasenteredthe21stcentury.Thenewcentruryisfullofnewcompetitionsandchallenges,Globalintegration,WTO…Inthissituation,thepopulationqulitybecameanimportantfactorforonecountrytowininkeenworldcompetition.Soit''''snecessaryforustolearnpresentChinesepopulationqualitystatusandthemethodsofimprovingChinesepopulationquality.

关键词：

中国人口素质现状提高人口素质

摘要：

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hasenteredthe21stcentury.Thenewcentruryisfullofnewcompetitionsandchallenges,Globalintegration,WTO…Inthissituation,thepopulationqulitybecameanimportantfactorforonecountrytowininkeenworldcompetition.Soit''''snecessaryforustolearnpresentChinesepopulationqualitystatusandthemethodsofimprovingChinesepopulationquality.

关键词：

中国人口素质现状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的纵向比较(图1)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呈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图2)却表明我国的人口素质在世界的排位呈现出波动的趋势，这不得不使本文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其影响程度又如何？应该说这一问题的分析对指导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素质的涵义

关于人口素质涵义的讨论，学术界有许多观点，但本文同意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中把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看成是同一个概念的观点[1]，不再做专门的区分。

1.对人口素质内涵的认识

我国对人口素质内涵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早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把人口素质定义为“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这与《人口学词典》中的定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2]是一致的。而梁中堂教授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穆光宗则定义：“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还有吴忠观在《人口科学辞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认为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3]。

以上关于人口素质内涵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是局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而没有全面的、准确的概括出人口素质的真正涵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据本文的研究视角，将人口素质定义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是用于描述先天自然因素和后天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具有生理和心理基本特征的状态的范畴。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

1979年，邓小平总设计师首次用"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1997年，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明确目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等。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的美好前景，指出到2020年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

多年来，我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仍有不少指标与目标值的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也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完成目标难度很大，稳定增长缺乏牢固基础；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技术创新能力欠强；扩大就业和收入分配调整难度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发展中面临着人口资源硬约束的严峻挑战。

二、人口素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影响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及其目标确定的原则，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的16项指标。其中：第七项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第八项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与人口素质息息相关。其具体目标性指标包括：期望寿命75～79岁，婴儿死亡率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0.5‰，孕产妇死亡率12/10万，残障流行率14.5‰，肥胖症成人(儿童)比例5%，精神病发病率0.5‰。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18类25个指标中，有8个指标与人口发展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出生缺陷发生率特别是农村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且直接影响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是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强化农村“三优”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随着我国计生工作的深入开展，优生、优育、优教已经成为每个父母、每个家庭乃至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优生、优育、优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在我国10亿农村人口的大国里，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就要强化优生、优育、优教，迅速改变农村人口素质较低的状况。

一、突出“四个结合”，强化“三优”教育

1、把开展“三优”教育与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相结合。要在贫困的农村中开展“三优”教育，关键就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首先是开设扫盲班，教农村妇女读书识字，先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然后再进行基本的“三优”知识教育，如妇女孕期卫生与优生保健知识等。其次是开设夜校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第三是开设文化补习班，对农村妇女进行必要的文化补习的同时，也适当讲授新生儿的喂养、婴幼儿早期教育注意事项、儿童常见病的家庭护理及预防等“三优”教育知识，从而使广大农村群众既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加深了对“三优”教育的理解与提高。

2、把开展“三优”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在农村尤其是贫困的山区农村，大部分农民既是文盲又是法盲，他们不知道<<婚姻法>>，更不知道有<<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因此，贫困山区农村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比较突出。开展“三优”教育要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利用图片展览、标语口号、宣传车等宣传方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与“三优”教育、共同提高“三优”知识与法制知识，让广大农民做“三优”教育的促进派。

3、把开展“三优”教育与计生工作相结合，据“四普”资料显示，全国文盲半文盲的农村育龄妇女，平均生育胎次为大学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2.62倍。可见，文化素质越低，多胎率就越高，计生工作离不开“三优”教育。在开展声势浩大的计生宣传工作中，利用新婚学校、婚育学校等形式讲授节育、避孕、胎教等计生知识的同时，也要不失时机进行“三优”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增长“三优”知识。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一、对用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忧虑

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对人的创造力的培养和智慧潜能的发掘特别关注，而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的论断又使国际社会加倍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些人开始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一种旨在开发胎儿智力潜能，提高出生人口智力素质的新式胎教。据称，这种胎教是在国外对胎儿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它主要采用同胎儿谈话、教胎儿学乐谱、认字母、做算术等对胎儿直接施教的方法来提高胎儿的智商，使胎儿由愚变慧，出生后个个都是“天才儿”，因此可以称之为“智力胎教”、“直接胎教”或“子教式胎教”。它的倡导者们认为，实施这种胎教，可以优化我们民族的素质，为国家也为家庭培养出智力优秀的下一代，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有效途径，应当取得社会的认可和得到长足的发展[1]。然而功能和效果如此美好的新式胎教，在它的原产地却未能被推广和为社会所接受，从提出至今20多年来，在西方也只有几个人写了几本关于胎教能提高胎儿智力的体会的小册子，几个热衷此道的私人医生在其诊所里办了几次“胎儿大学”，实际情况是“言者谆谆，信者寥寥”。但是，它却园内开花园外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热了起来，并正在不断升温，其触角已经伸到包括教育、生育在内的广大社会领域，介绍的文籍、磁带陆续出版，“胎儿学校”也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年轻夫妇在领取生育证明时，还被硬性规定要购买胎敦磁带和资料。眼下，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奇特功能已被说得神乎其神，宣传者们介绍说，美国一对夫妇的4个女儿接受了智力胎教，结果个个出生后都不同凡响，智商高达160，全被列入全美5%的高智商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天才儿”[2]；中国一男孩实行了胎教，出生后2岁就能用英、汉语对话，4岁能解初中数学难题，5岁就上了大学少年班，智商高达190[3](P15)。这种诱惑对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庭显然是不可抵挡的，于是许多青年夫妇如痴如迷，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按其教导每天对着肚子放音乐、颂诗文和与胎儿对活，以祈求生一个智力超群的孩子。而今，这股新式胎教之风迎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可谓已经刮遍了神州大地。然而，分折表明，这种神奇的胎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是违背胎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它所施予的智力教育，由于超越了胎儿的心理发育水平，根本不可能为胎儿所接受；相反，不停地同胎儿对话，教胎儿学习社会文化知识，频频地刺激胎儿运动，则可能会打乱从动物到人类无数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破坏胎儿作为自然实体所应有的胎内环境秩序，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像当今人类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水旱风沙灾害，遭到报复一佯，在出生人口素质上留下我们尚不可觉知的隐患，贻害整个民族，这是每个关注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可不虑的。比如，现今在学龄儿童中发病率高达3%，令医学专家、心理专家都十分棘手的“儿童多动症”，虽然病因至今扑朔迷离，但医学已经肯定，它是儿童神经系统在发育中获得的疾病，对此，我们是否应联想到它会与胎儿在宫内受到了类似于新式胎教之类的过量的或不当的刺激这一因素有关呢？再比如，我们是否应对那些关于不当胎教引起胎儿致残的报导进行思考[4]，因而审慎地对各种胎教的科学性进行区别呢？固然，我们不应当因害怕自然界的报复简单地臣服于自然规律而在保证胎儿健康生长发育上无所作为，但这种作为又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新式胎教对胎儿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甚至连相应的动物实验报告都没有，只以少数个体经验描述和神奇传闻为依据就将其“理论”和方法四处推行包含着极大危险，因而是十分令人担忧的。面对现在和未来胎儿的身心发展安全，换言之，面对着民族未来人口素质，我们吁请新式胎教的倡导者和整个社会要慎重行事，要记取许多因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规律而导致灾难的教训。

其实，胎教之说，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我国传统的胎教与上述新式胎教不同，它不主张对胎儿直接施教去干扰胎儿的自然发育程序，而是强调孕妇要注重营养、调适情绪、加强自身修养、预防疾病感染、减少外界环境伤害等以避免间接损害胎儿发育，这实为一种“母教式胎教”或“间接胎教”。经验和现代科学都证明，传统胎教在剔除封建思想糟粕后，其主要内容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二、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儿心理发展规律

智力胎教要通过对胎儿进行智力教育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第一个依据是国外的研究发现“胎儿已经具有了灵敏的感觉”，“具有令人吃惊的听觉、记忆和理解能力”，同时还“出现了或讨厌或喜欢或快乐和恐惧等情绪”，“与婴幼儿、儿童、成人的心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可以进行宫内学习”[4]，应当对其施行智力胎教。提出这种依据是源于对胎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不了解。

1.胎儿不具备思维和理解能力。心理学的研究告诉人们，人与动物虽然都有心理活动，比如就连蚯蚓这样的低等动物也具有感觉这佯的初级心理，但是，哪怕是高等哺乳动物乃至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人的心理，因为他们都不能像人一样具有思维，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所以思维或思维活动是人类突出的，使自己和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人类的心理活动方面说，如感觉、知觉、情绪、动作等本身，都基本上和动物共有，并不比动物（主要指高级动物）高出多少，甚至还有不及的地方，只有思维，在胚芽以上发展水平的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5](P42-43)。胎儿只有简单的感觉，其心理发展连知觉水平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会具有思维。胎儿心理还同动物心理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事实上尚不具备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心理。所以，思维能力的有无，就使胎儿与儿童和成人心理不仅存在着量的，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智力胎教论者过于拔高胎儿的认知心理水平，认为胎儿也具有了“理解能力”，能听懂妈妈念的诗文，读的外语，这有悖于心理学的常识。没有思维能力的胎儿是无法领会、理解以思想观念形式传授给他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妈妈读的诗文，讲的故事对他们都只能是一些具有一定强度、频率等物理特性而毫无社会意义的声音刺激，于提高胎儿高智力素质决计不会有何助益。